歷史風雲版（Life論壇）-【轉貼】地理決定文明[佛網Life論壇]

十五世紀後，隨著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新興資產階級開始向海外大肆掠奪和擴張。從十五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西方殖民主義各國經歷了兩個半世紀的海上爭霸戰。伴隨著西方殖民者數百年不斷的彼此廝殺和瘋狂掠奪，在世界歷史上產生兩個明顯的結果，一是西方的海權觀念不斷強化，即“誰控制了海洋，誰就能統治世界”；二是他們的戰船和火炮技術不斷改進，因此海上的軍事實力日漸增強。如果說，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遠古時期，汪洋大海還是人類難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但到十六世紀以後，東西海路大開，原來的海洋天塹也就逐步變為了入侵者的通道。

而反觀中國，至封建社會末期的明清時期，朝野上下的海權意識、海洋經濟觀念仍十分薄弱。明清兩朝所推行的中外朝貢貿易，其政治色彩遠大於經濟利益，清代，中國的海權觀念依然淡薄，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月，《中英虎門條約》中規定，英國軍艦有進泊中國通商口岸之權。這一不平等條款，並不是像《中英南京條約》那樣，是在英軍的炮口下簽訂的，而是不諳國際法的晚清政府，用本屬於自己的領海主權，拿來與英國使臣商量，結果被英人騙取了在華通商口岸的駐軍權（其他各國援引最惠國待遇，亦同樣享受之），以致後來中國所有的沿江、沿海通商口岸，都成為無法設防的城市。這一嚴重侵奪中國主權的不平等條款，直到1943年，才與片面的最惠國待遇和領事裁判權一起，被徹底廢除。

從宏觀的社會結構來考察，受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制約，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中國逐步形成一個：以土地為命脈的農本經濟、以儒家為獨尊的傳統文化、以皇權為核心的集權體制、以宗族宗法為特色的基層社會。一句話，傳統中國的特點是農業的、儒家的、政治的、宗法的和大一統的。這幾種因素整合的結果，使中國傳統社會中的重農抑商、重文輕武、社稷為重、邊檄為輕的觀念十分突出；整個官僚政治體制完全是治內的，缺乏一個對外制約、對外聯絡、對外開發的系統結構；整個社會缺乏走向海洋、開發和利用海洋的動力。如清代不設遠洋海軍，只有近海和長江水師，主要是巡防江河、海口，緝捕海盜，兵制等同于內地的陸軍。另外，中國歷史上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的長期征戰，也造成中原統治集團以大海為屏障，“歷代備邊，多在西北”的戰略格局，而這對西方列強來說，中國萬里海疆不啻是有海無軍，有海無防。所以十六世紀初葉，早期來華的葡萄牙特使曾揚言：“只要從麻六甲派出10艘船，便足以輕易地控制整個中國沿海”。乾隆五十八年（1793），來華訪問的英國馬戈爾尼使團，看到中國的帆船和兵器，與二百年前沒有什麼變化，亦狂妄地認為：“只需幾艘三桅戰艦，就能摧毀大清帝國的海岸艦隊，並斷絕中國從海南島到北直隸灣的航運。”

從海疆政策上來看，十七世紀中葉，即明清之際，歷史本已進入了“世界性歷史”的大交往時代，中國的海上力量已然落後於西方國家，但在西力大潮的衝擊下，為維護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明清統治者的閉關自守政策卻日趨強化。如清承明制，先是為剿滅鄭成功集團，順治十二年（1655）清廷厲行海禁，“不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接著順治十八年（1661），清廷又發佈遷界令，凡沿海居民內遷30裡（海南島亦不例外），“片板不許下水，粒貨不許越疆”。康熙統一臺灣後，雖然展界開海，允許沿海商民對外貿易，但海禁政策卻不稍鬆懈，如“海洋出入之禁”、“貨物出洋之禁”、“海船製造之禁”，以及限制與防範臺灣的一系列治台政策等。雍正即位後，將康熙晚年的禁教政策推向高潮，除極少數外國傳教士留在京師效力外，其他絕大多數傳教士均被趕至澳門或廣州，原有的教堂全被改為他用。乾隆在繼承乃父對外限防政策的同時，二十二年（1757）正月，又將原來對外貿易的四口通商，變為只允許廣州一口對歐美各國貿易。嘉慶、道光朝以後，清廷愈加強化對外商的管理，不斷制定各種防範“夷人”的章程，這種愈演愈烈的閉關自守政策，雖然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資本主義的侵略，但它卻徹底阻斷了中西文化的交往，錯過了向西方學習的歷史機會，最終拉大了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形成了近代中國落後挨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