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辛亥革命雖為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出於中國“異族”統治的形勢﹐為爭取盡可能多的群眾支持和參加革命﹐實際上主要是在“反滿”的旗幟下發動起來的。因各革命團體無不以“反滿”相號召﹕第一﹐同盟會成立前的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皆以“反滿”為革命的主要目標。第二﹐同盟會也以“反滿”為自己的三民主義綱領的主要內容。清廷漢族官僚､主憲派､地主及買辦階級的代表人物在武昌起義後紛紛應時加入革命陣營﹐使清廷迅速覆亡﹐也是因辛亥革命“反滿”。“反滿”對辛亥革命的影響具有二重性﹐利弊兼具﹐既是清廷迅速覆亡的重要原因﹐又是辛亥革命不徹底的重要原因。但總的來說﹐還是利大於弊﹐不失為成功的鬥爭策略。

　　關鍵詞﹕反滿﹔辛亥革命﹔二重性

眾所周知﹐辛亥革命是一場很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封建勢力沒有受到應有的打擊﹐在民國仍然掌握政權﹐民主共和制度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雖掛著“民國”的招牌﹐實行的卻是封建專制統治﹐“平均地權”的綱領並沒有實施﹐封建土地所有制沒有收到觸動﹐沒有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除障礙。為何不徹底﹖學術界多從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加以分析﹐認為客觀上是由於強大的帝國主義侵華勢力與強大的封建買辦勢力相互勾結起來共同鎮壓革命﹐其力量遠遠大於革命力量﹔主觀上是由於領導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擠壓中艱難成長起來的﹐經濟上的力量十分弱小﹐又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割不斷聯繫﹐存在著自身不可克服的軟弱性。筆者認為﹐這樣分析確有其合理性﹐能使人把握根本﹐但若不結合其綱領來分析﹐畢竟不能使人明了革命方略的利弊得失﹐太籠統､抽象﹐不夠深入､具體﹔辛亥革命是在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同盟會的領導下進行的﹐只有結合其綱領加以分析﹐才能使人對辛亥革命不徹底的原因有一個深入而具體的認識﹐明了革命方略的利弊得失。但學術界結合其綱領來分析的反而不多﹐對作為革命綱領重要內容的“反滿”的影響和作用的認識也過於簡單﹐對其二重性認識不足。 筆者認為﹐辛亥革命雖為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出於中國“異族”統治的形勢﹐為爭取盡可能多的群眾支持和參加革命﹐實際上主要是在“反滿”的旗幟下發動起來的﹐“反滿”對辛亥革命的影響具有二重性﹐利弊兼具﹐既是清廷迅速覆亡的重要原因﹐又是辛亥革命不徹底的重要原因。

一､辛亥革命主要是在“反滿”的旗幟下發動起來的

辛亥革命雖然是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三民主義為綱領﹐但出於中國“異族”統治的形勢﹐為爭取盡可能多的群眾支持和參加革命﹐實際上主要是在“反滿”的旗幟下發動起來的。這是因為﹕統治中國的清朝政府﹐是由被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看作“異族”的滿族來統治的﹐漢族佔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在中國歷史上又長期居於統治地位﹐在清朝卻處於被統治的地位﹐對原先被稱為“夷狄”､“韃虜”的滿族俯首稱臣﹐一直心有不甘﹐總想恢復漢族人的河山。革命﹐若要推翻帝制﹐實行民主共和﹐長期受儒家文化影響和帝王統治的廣大群眾往往會認為是大逆不道﹐不予響應﹔但若要“反滿”﹐恢復漢族人的河山﹐則便紛紛響應﹐即便不予響應﹐也是擔心失敗而受禍﹐並非心中不願。故各革命團體無不以“反滿”相號召。這主要表現為兩點﹕第一﹐同盟會成立前的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皆以“反滿”為革命的主要目標。如﹐孫中山成立的興中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誓詞﹔ 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成立的華興會以“驅除韃虜﹐復興中華”為口號﹔呂大森､劉靜庵､張難先等成立的科學補習所﹐以“革命排滿”為宗旨﹔蔡元培､陶成章､章炳麟等成立的光復會﹐以“光復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為宗旨。第二﹐同盟會也以“反滿”為自己的三民主義綱領的主要內容。同盟會的綱領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後孫中山又把它闡釋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即三民主義。其中的民族主義就是“驅除撻虜﹐恢復中華”﹐即就是要推翻滿清政權﹐恢復漢族河山。三民主義中﹐“反滿”的民族主義為同盟會中所有派別所接受﹐但對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很多人卻持保留態度。原華興會的某些人本來就出生於大地主家庭﹐他們接受民族､民權主義﹐卻反對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被人稱為“二民主義者”﹐原光復會中有些人強調“反滿”﹐對其他問題不感興趣﹐被人譏笑為“一民主義者”。因此﹐可以說﹐同盟會的三民主義綱領中﹐“反滿”是為人所普遍接受的內容﹐是將同盟會統一起來的基礎﹐是同盟會綱領中頭等重要的內容。清廷漢族官僚､立憲派､地主和買辦階級代表人物﹐在武昌起義後紛紛應時加入革命陣營﹐導致清廷迅速覆亡﹐也是因辛亥革命“反滿”。

二､“反滿”對辛亥革命的影響具有二重性

“反滿”對辛亥革命的影響具有二重性﹐利弊兼具﹐既是清廷迅速覆亡的重要原因﹐又是辛亥革命不徹底的重要原因。 “反滿”﹐一方面動員社會力量廣泛投入反清陣營﹐導致清廷在武昌起義後迅速覆亡﹐對辛亥革命產生了有利影響﹐但另一方面﹐它也衝淡了辛亥革命建立民主政治､發展資本主義的任務﹐導致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對辛亥革命造成了不利影響。現分利弊兩個方面﹐對其對辛亥革命的影響作一初步分析。

（一）利﹕是導致清廷迅速覆亡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是由同盟會領導的﹐是由武昌起義發端而推翻清政府的。但同盟會手中並沒有掌握強大的 武裝﹐武昌起義的規模也並不大﹐根本無法和太平天國相比。太平天國擁有一支久經沙場､能征慣戰的龐大軍隊﹐人多勢眾﹐金天起義時即有會眾1萬多人[1](p82)﹐極盛時期兵力逾百萬﹐勢力波及18個省區﹐堅持鬥爭達14年之久﹔ 而參加武昌起義的新軍﹐開始只工程第八營幾十人﹐後增加到五營[1](p591)﹐人數不足千人﹐起義後軍權落入原新軍協統黎元洪手中﹐革命黨人手中並沒有多少真正屬於自己的武裝﹐軍事上根本沒有推翻清政府的實力。但歷史結局卻正好相反﹐太平天國堅持14年之後卻被清廷鎮壓下去﹐辛亥革命在武昌起義後僅歷4個多月即將統治中國達268年之久的清王朝推翻。為何會造成這種出人意料的結局呢?這和辛亥革命以“反滿”為主要目標有密切關係。大家知道﹐漢族是中國的主體民族﹐自然便要求有主體民族的地位和權力﹐但清王朝是由滿族建立的政權﹐漢人地位低下﹐在政權中處於從屬地位﹐不能掌握實權（按清朝官制﹐各部門官員往往滿漢並設﹐如內閣設大學士4人﹐滿漢各二﹐協辦大學士2人﹐滿漢各一﹐各部尚書也滿漢各一﹐但掌握實權的總是滿族官員。）﹐更不能掌握軍政大權﹐且入仕與升遷要比滿人困難得多（漢人入仕必經科考方為正途﹐但滿人無需科考﹐可通過捐筆帖式､襲蔭等多種途徑入仕﹐升遷也較易。）﹐故時刻都有恢復漢族河山﹐由漢人掌握天下大權的企望。這樣﹐那些清廷漢族官僚､立憲派及地主､買辦階級的代表人物雖並不主張民主共和﹐發展資本主義﹐但也和清廷有矛盾﹐不盡心為清廷效力﹐武昌起義前即通過支持立憲等活動希圖限制滿官權力﹐增大漢官權力﹐武昌起義後﹐紛紛應時加入反清陣營﹐使清廷處於孤立無援之境﹐被迫宣布退位。如﹐立憲派即是一個典型例子。立憲派的代表人物﹐多是有科舉功名的人物﹐如張謇為1894年殿試狀元﹐湯壽潛､湯化龍､譚延闓為進士﹐鄭孝肯為舉人[2](p71)。他們雖不主張民主共和﹐但也盼望漢人掌權﹐故他們熱衷於搞君主立憲﹐企望實行君主立憲後﹐由漢人出任內閣總理大臣﹐掌握朝政大權。為此﹐他們曾於1910年1月､6月､10月三次派代表赴京請願﹐要求縮短“預備立憲”期限﹐速開國會﹐成立責任內閣﹐但卻受到清廷壓制﹐尤其1911年5月﹐由立憲派乾呼萬喚而成立的內閣﹐竟是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的“皇族內閣”﹐13名閣員中﹐滿族佔8人﹐其中皇族7人﹐蒙古族1人﹐漢族僅佔4人[2](p570)﹐與立憲派由漢人出任總理大臣､掌握朝政大權的意圖南轅北轍。故和清廷的關係陷於破裂﹐武昌起義後﹐其控制的浙江､安徽､廣西等省紛紛宣布獨立﹐大大加速了清廷的覆亡。另一典型例子就是清廷漢族官僚。他們因在政權中處於從屬地位﹐不能掌握實權﹐出仕與升遷遠比滿族困難得多﹐故也和清廷有矛盾。武昌起義前﹐他們﹐如直隸總督袁世凱､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等[2](p72)﹐為改變滿族大臣把持朝政的局面﹐紛紛表示贊成立憲﹐支持立憲派的活動﹐立憲派1910年10月的第三次請願竟爭取到17個省督扶聯銜入奏[2](p72)﹔武昌起義後﹐不少人加入倒清陣營。如江蘇巡撫程德全在武昌起義後﹐不去鎮壓起義﹐反而宣布江蘇獨立。袁世凱為清廷中的漢人權貴﹐曾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統率北洋新軍。但也和清廷有矛盾﹐1905年曾主張君主立憲﹐1908年被攝政王載灃以“足疾”為名罷免。武昌起義後﹐他不是應清廷之召﹐速速“赴難”﹐而是以種種借口和清廷討價還價﹐以謀取清廷大權。出任內閣總理大臣後﹐也不為清廷真心效力﹐而是玩弄兩面派手法﹐以清廷壓革命﹐又以革命壓清廷﹐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以謀取臨時大總統之職﹐掌握國家最高統治權。終迫清廷接受優待條件﹐正式宣布退位。統治中國達268年之久的滿清王朝終告覆滅。

（二）弊﹕是辛亥革命不徹底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本應打倒地主階級﹐建立民主政治﹐發展資本主義﹐但清亡後建立的中華民國﹐實際是由代表地主､買辦階級的軍閥掌權﹐實行專制統治而不實行民主政治﹐仍然維持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不平均地權﹐積極發展資本主義。也就是說﹐封建勢力並沒有被真正打倒﹐共和民主制度並沒有真正建立﹐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並沒有掃除﹐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並沒有真正完成﹐辛亥革命很不徹底。為何會造成這種局面?這和辛亥革命以“反滿”為主要革命目標有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本應以追求民主共和､發展資本主義為主要目標﹐但在中國“異族”統治的形勢下﹐辛亥革命實際變成了以“反滿”為主要目標的民族革命。廣大漢族人士﹐包括清廷漢族官僚､立憲派､地主和買辦階級的代表人物﹐武昌起義後紛紛加入革命陣營﹐只是為了傾覆滿清政權﹐恢復漢族河山﹐而不是為了實行民主共和﹐發展資本主義。這些人在推翻滿清政權的鬥爭中確實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那麼以功定賞﹐在中華民國各級政權中自然要佔居重要地位﹐掌握相當大的權力。最典型的便是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因逼清帝退位有功﹐先是取代孫中山而成為臨時大總統﹐繼又作正式大總統﹐掌握了中華民國的最高統治權。其權力絲毫不亞於滿清皇帝﹐最後竟欲帝制自為﹐作中華帝國的皇帝。在南京臨時政府中﹐這些人也佔居重要職位﹐如原江蘇巡撫程德全因較早宣布獨立有功﹐任內務總長﹔1894年殿試狀元､原江蘇諮議局長張謇任實業總長﹔原清朝進士浙江諮議局長湯壽潛任交通總長﹔原清廷外交高官伍廷芳任司法總長﹔被革命黨人槍逼而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的原清軍新軍協統梨元洪﹐因有武昌“首義之功”而出任臨時政府的副總統[1](p608)。袁世凱之後的歷屆中央政府也都是由代表地主､買辦階級的軍閥當政﹐民族資產階級從未在中央政府中掌握過實權。如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時的南北妥協的第一任唐紹儀內閣﹐雖名為“同盟會中心內閣”﹐但軍事､內政､財政､外交等大權完全被袁世凱集團所控制﹐同盟會只得了司法､教育､農林､工商幾個閒曹[1](p632) ﹐唐紹儀內閣後的歷屆內閣﹐便更鮮有革命黨人入閣。這些清廷官僚､立憲派､地主及買辦階級的代表人物﹐本應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對象﹐但因辛亥革命以“反滿”為主要目標﹐他們也為漢人﹐也反滿﹐在倒清鬥爭中立有功勳﹐故而成了革命的功臣﹐在革命後掌握了中華民國的軍政大權。他們並不代表資產階級﹐缺乏民主意識﹐飽藏擴權獨裁知心﹐當然不會去真正實行民主共和﹐而是打著民主共和的招牌﹐行封建專制之實。他們本身就是大土地佔有者﹐很少投資工商業﹐發展資本主義利難及己﹐實行“平均地權”卻會損害他們的利益﹐為免損己利﹐不僅在他們掌權時﹐不可能實行“平均地權”﹐積極發展資本主義﹐而且由於他們的制約﹐即使南京臨時政府也沒有發佈執行“平均地權”的法令。這樣﹐便造成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

總之﹐“反滿”對辛亥革命的影響具有二重性﹐利弊兼具﹐既是清廷迅速覆亡的重要原因﹐又是辛亥革命不徹底的重要原因。不過﹐總的來說﹐“反滿”對辛亥革命的影響還是利大於弊﹐不失為資產階級革命派一項成功的鬥爭策略。因為傾覆滿清政權在當時畢竟是第一位的革命任務﹐是進行社會根本性變革的前提﹔如不推翻滿清政權﹐就不可能對社會進行根本性變革。“異族”統治實際是為當時的資產階級革命提供了一種良好的社會條件﹐使資產階級革命派能夠比較容易地調動起社會力量加入反對封建專制政府的鬥爭﹔可以設想﹐如當時統治中國的是一個漢族王朝﹐那麼就很難使大量漢族官僚､漢族地主加入革命陣營﹐大大增加革命的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