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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貼】傲慢與偏見:明末清初中國與西洋的畸形關係  (http://buddhanet.idv.tw/aspboard/dispbbs.asp?boardid=12&id=17427)

--  作者:凡夫俗子
--  發表時間:2009/5/23 上午 02:19:01
--  【轉貼】傲慢與偏見:明末清初中國與西洋的畸形關係
回顧雙方面的關係是不愉快的。
  
中國文明在大黑暗時代之前,遠超過西洋。十三世紀馬可孛羅眼中,中國簡直遍地黃金。可是十四世紀明政府採取愚民政策,大黑暗時代開始,對所有的外來文化深閉固拒,中國遂跟西洋隔絕,遠落在西洋之後。
  
歐洲在十五世紀發生劇烈變化,西班牙發現新大陸,葡萄牙發現繞道非洲好望角到達印度的航線。各國商人和基督教傳教士陸續向東方發展,葡萄牙商船隊於十六世紀一○年代一五一七年,抵達廣州。六十年後的八○年代一五八○年,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抵達澳門,並於一五八三年,進入較為接近腹地的肇慶(廣東肇慶)傳教。
  
因為隔絕太久的緣故,中國人對外國,尤其是歐洲,可以說一無所知。當利瑪竇於十六世紀最後一年(一五九九)到達北京,求見當時斷頭政治皇帝朱翊鈞時,政府高級官員在記載典章制度的會典書籍上,查不出有義大利這個地方,就堅決否認世界上有義大利的存在,幸而會典上載有大西洋國,於是利瑪竇只好承認他就是大西洋國的人民。
  
葡萄牙商船隊在中國有很好的收穫,初次到廣州四十年後的十六世紀六○年代一五六三年,明政府把荒涼的小小澳門半島,劃給葡萄牙,作為西洋各國商人的居留地。但澳門太過於狹小了,顯然無法成為商業中心,他們要求進入南中國第一大港兼第一大都市廣州。清政府直到十七世紀收復台灣,不再受海上威脅之後,才於十七世紀八○年代一六八五年,開放廣州作為商埠。葡萄牙、英國、法國、荷蘭、西班牙的商船隊和商人,洶湧而至。不過這時候的中國已非馬可孛羅時代的中國,西洋也非馬可孛羅時代的西洋,東方和西方互不相識,互不了解,各懷著跟對方相異的觀念和相異的價值標準。
  
對於西洋的通商貿易,中國所表現的是一種憐恤的態度。中國始終是一個農業社會,一切自給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外國的產品。尤其是一些鄰國的文化程度相當落後,面積人口又小又少,中國不僅是萬王之王的天朝上國,而且也是物產豐富的世界中心。所以中國沒有西洋那種因小國林立而產生的狹隘的國家觀念,更沒有西洋那種因同樣因素而產生的貿易觀念。只有對藩屬國和進貢國,中國必須負起宗主國的責任,才准許他們前來中國貿易。如果他們對中國有重大的冒犯或拒絕中國的要求,好像不肯交出中國的逃犯之類,中國即停止貿易,作為一種懲罰,這懲罰通常都會使對方屈服。
  
中國對西洋的白種人,有一種離奇的印象──猶如白種人對中國人有一種離奇的印象一樣。雖然中國人也曾有一小部份見過歐洲人,並跟他們打過交道做過生意,但這少數人並不能改變大多數人的意見,上自皇帝和統治階級士大夫,下到小巷子擺地攤的窮苦小民,他們都堅信西洋人是一個沒有文化的野蠻民族,鼻子特別巨大,皮膚像死人一樣的蒼白,長著貓一樣奇怪顏色的眼睛,鬍子跟眉毛都是紅色的,腳長有三十五公分(一尺二寸),而且身上發出一種奇臭。這種長相已夠使中國人驚駭失措了,更可怕的事還有:英國王位竟可以由女兒繼承,女王逝世後,再由女王的子女繼承,這種改姓亂統的現象,使一向提倡忠於一姓,提倡宗法正統的傳統士大夫,認為英國顯然是無父無君的蠻夷之邦。而法國國王長髮披肩,常常烹食兒童,顯然是一個女扮男裝的活妖精。俄國女皇更糟,經常更換情夫,幾個月或一年,就把情夫砍頭,再換一個接替,也屬於人妖之類。根據這些認定,中國悲哀的發現,西洋人跟犬羊沒有分別,具有犬羊特有的性格,不知道禮義廉恥仁義道德是何物。
  
在上述認定的基礎上,中國人更進一步的認定西洋人既然有犬羊的本質,他們又以牛奶作飲料,證明他們非吃牛奶、酪漿就不能維持生命。牛奶、酪漿不容易消化,膠結在肚子裡,必須吃大黃和大量飲茶,才能使它化解。假如幾個月不吃的話,雙目就會失明,腸胃就會壅塞。所以西洋人宴客時,最貴重的食品,莫過於大黃,即令最貧苦的人家,也都在胸前掛一小口袋大黃,時常用舌頭去舐一舐,或用鼻子去嗅一嗅。而大黃和茶葉,只有中國才出產,因之,野蠻的西洋人,必須依賴中國。中國只要拒絕通商,那就是說:中國只要拒絕賣給他們大黃茶葉,就能立即致那些西洋鬼子於死命。
  
最初,西洋商人對東方龐然大物的中國,深懷敬畏,奉命唯謹,並不在乎做出低三下四喪失尊嚴的事。以跪拜禮來說,這個在以後不斷因它而鬧僵的最尊敬的禮節,西洋人開始時完全順從。十七世紀三○年代一六三七年,英國貿易團代表約翰威特,到了當時還沒有闢為商埠的廣州,就用雙膝著地的跪拜禮,晉見中國官員。五○年代一六五五年,荷蘭使節戈義爾,晉見中國皇帝福臨,也行三跪九叩重禮。上世紀(十八)二○年代一七二七年,葡萄牙使節亞勒散,晉見中國皇帝胤禛,同樣下跪。不僅如此,西洋人自己不爭氣,他們互相排擠,互相使用醜陋的手段,向中國官員打小報告,甚至誣陷傾害對方,目的只在博取中國的歡心,以謀取多賺幾個錢。中國官員高高在上,當然也無法把他們瞧得起。
  
廣州既闢為商埠,西洋商人獲准進入廣州,中國稱他們為「夷商」,對他們有很多限制,諸如:夷商必須住在他們自己的「商館」之內,不准跟中國人接觸,一切由中國商人組織的「洋行」(代理店)代理。夷商把貨物全部交給洋行,由洋行付給貨款。
  
──這仍是古老的傳統制度,回溯十六世紀激起倭寇事件的「市舶司」,對「洋行」就可有一個概念。不過市舶司是政府經營,洋行是商人經營。
  
上世紀(十八)五○年代一七五九年,中國清政府頒佈了一項對西洋商人的管制條例,有左列重要規定:
  
一、夷商每年五月到十月,才可到廣州貿易,過期就要回國或回澳門。
  
二、夷商在貿易期間,必須住在商館之內,不准攜帶武器,不准僱用中國僕婦。
  
三、夷婦不准進廣州。
  
四、在貿易期間,夷商每月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才可到公園遊玩。
  
五、夷商不准坐轎。
  
六、夷商不准直接晉見中國官員,有所請求時,應寫妥呈文請洋行代轉。
  
七、夷商不准到街上購買東西,不准探聽物價,不准買中國書籍。
  
這個條例顯示出自十四世紀到本世紀(十九)約五百年之久,中國對西洋的畸形觀念,和商業上的畸形關係。所謂畸形觀念和關係,這是二十世紀的觀點,在當時的中國,卻認為十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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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凡夫俗子
--  發表時間:2010/9/30 上午 08:59:49
--  【轉貼】清廷禁教的原因

康熙末年到雍正、乾隆统治時期,清政府實行禁教和閉關政策基本上是一致性的,原因也是多重而複雜的。除了板主所說的原因外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直以來,耶穌會士力主將天主教「中國化」,允許教徒保留祖宗靈位,對於士人祭孔、祀祖甚為包容。然此舉遭羅馬教廷反對。然康熙帝認為祭祖祀孔與天主教的教義無衝突,不服的教士可離開中國。在康熙五十六年,除耶穌會會士外,所有教士全部被逐。然天主教﹙包括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已走上絕路。

從上而下的傳教方法,是耶穌會受到清廷排斥的主因。他們結交名士、官紳、士大夫入手,然後由有影響力的士人、皇族向下傳教,傳教效果甚為快捷。然而,由上而下的傳教方式容易使耶穌會成為中央權力鬥爭的一分子,被人反對。康熙初年的湯若望事件與雍正禁教,正是因為耶穌會過分參與權力鬥爭所致。

耶穌會的另一個傳教方法是借科技說教,以實用技能﹙用於戰爭、天文曆法等﹚取得居留權及士人的敬佩,可見其對象是知識分子。可是,實用技能一旦失去利用價值,耶穌會就有被取締的可能。如火炮傳至後期,對清廷的戰爭用處不多,其存在價值不大。而大體上,中國的曆法也不用大修,舊有的曆法已非常完備,修改地方較少。所以,此時的耶穌會已無存在價值,對中國的影響漸微。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一道聖旨從京城傳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廣州一地外,停止廈門、寧波等港口的對外貿易,這就是所謂的「一口通商」政策。

這一命令,標誌著清政府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閉關鎖國」的根本原因基於保護傳統文化。事實上是對本國國民的愚民政策。保障本地經濟發展,免受外來力量的影響。清朝封建統治時期經濟上自給自足,不依靠同時也很抵制外來商品。國防安全的出發,防止中外反清勢力的聯繫和西方殖民主義的滲透。以免有間諜盜取本國資料。清朝政府對自己經濟和政治實力的過分盲目自大。

维護國家安全當然是清政府禁教和閉關的重要考虑,但是根本原因還在於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封閉的社會環境所導致的文化上的無知、自大和排外。

即使主張學習西學的開明统治者康熙,也主要是從维護皇權和大一统出發,將學習的内容嚴格限制在自然科學的範疇内,表明他内心仍然只把西學看作维護统治的工具。到了見識與魄力遠不如康熙的雍正和乾隆时期,因為與羅馬教廷的矛盾,而採取禁教關閉、中斷中西交流的措施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  作者:凡夫俗子
--  發表時間:2020/8/2 上午 11: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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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凡夫俗子
--  發表時間:2021/2/22 上午 01:22:32
--  【轉貼】清朝的廣州十三行,為何沒能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這樣的貿易寡頭
十八世紀中葉,英國對華貿易量超過了歐洲其他國家對華貿易量的總和,其中廣州十三行和英國東印度公司依靠壟斷貿易權,扮演了重要角色。後者獨占中國的茶瓷貿易近70年,成為當時知名的貿易寡頭,反觀前者,經營日漸式微,淪為附庸。究其原因,令人唏噓。


先天不足

有需求就有市場,只是東西方建立貿易關係的出發點是完全不同的。18世紀,中國的茶葉、瓷器、生絲和絲織品等商品暢銷歐洲。1600年12月31日,英國成立了東印度公司,旨在支持本國商人與他國商人展開商業競爭,此後的258年間,公司鑄造貨幣、組織軍隊、發動戰爭、建立殖民地,藉此達到壟斷貿易的目的。

與英國不遺餘力扶持東印度公司相比,清政府的態度很「超然」。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清政府宣布保留廣州作為對外貿易港口,指定廣州十三行作為唯一對外貿易的壟斷商業組織,主要從事「其外洋販來貨物及出海貿易貨物分為行稅」。


十三行並不是單指十三家洋行,數量時有變化,最多時達26家,最少時只有4家,一般維持在十多家左右。它最大特徵就是具有官商性質,在享受貿易壟斷權的同時,還接受清政府強加的稽查稅收、擔保外商、約束洋番等行政職能。


清政府對中國商人的經濟利益不屑一顧。軍機大臣慶桂認為十三行和外商錙銖必較,有失「天朝」德威,「更恐總散各商,倚官恃勢,串通一氣,尤難保無壟斷居奇,賤買貴賣,苦累夷人之弊。」在「加惠遠人,撫育四夷」的朝貢貿易思維主導下,十三行只是通過對外貿易賺取利潤的工具,還是抵擋海外貿易衝擊中國市場的滯緩器。東印度公司的「主動擴張」和十三行的「消極防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成立之初,十三行明顯底氣不足。


組織鬆散

不同的經商策略,催生各異的組織結構。東印度公司的成功離不開出色的頂層設計。它由女王伊莉莎白一世、貴族、政客和商人等217人投資68373英鎊成立。女王規定公司為「有限責任公司」。東印度公司成為世界上最早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


出於保護投資人的目的,女王還授予公司特許狀,承認它在好望角以東和麥哲倫海峽以西的貿易壟斷權。特許狀規定董事長由股東選舉產生,董事會和股東會相互制衡,彼此約束。這一模式意味著股東是公司名義上最高權力人,股東盈利是公司的最高準則。


反觀十三行,以家族企業為主,分散經營,自行其是,壓價競爭。1720年,16家行商歃血為盟,試圖建立協調配合、價格一致、避免競爭的公會。不過,行商之間沒有歸屬感,外商也滿懷敵視,公會數次興廢,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

另外,公會沒有統一的財政權和經營權,運作模式類似於鬆散的行會組織,無法真正制約和助力行商的經營。1813年,粵海關監督德慶在奏疏中指出:「而不肖疲商於夷船進口時,每有私向夷人私定貨價,情願貴買賤賣,只圖目前多攬夷貨,不顧日後虧損。」行商的不正當競爭與公會行約中「各行商應對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議價,其有單獨行為者應受處罰」的規定背道而馳。十三行家族式的組織結構,不利於自身的壯大,也不利於行商整體的發展。


經營乏術

面對多變的市場,應該積極調整經營模式,占據競爭優勢。1775年到1795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中,出口貨物和白銀3150萬兩,進口貨值達5660萬兩,貿易逆差達2510萬兩。為了彌補赤字,東印度公司以轉口貿易、以貨易貨、匯兌金融等方式,極力縮小貿易虧損。

1820年,公司默許向華輸入印度產的棉花和鴉片,並且逐漸占據貿易主流。在清政府明令禁止鴉片的情況下,東印度公司陽奉陰違,仍然慫恿散商從事鴉片走私。鴉片的泛濫,促使雙方貿易迅速失衡,東印度公司逐漸扭轉頹勢,中英貿易由順差變為逆差。

值得一提的是東印度公司還掌握著一支軍隊。1750年,公司軍隊只能3000多人,此後迅速增長,1763年到1805年,軍隊規模擴大了8倍。據當時的《英國衛報》報導,公司軍隊擁有26萬人,數量是英國皇家軍隊的兩倍。這支軍隊和葡萄牙、荷蘭、法國等爭奪殖民地,經驗豐富,戰績顯著。



受重農抑商思想的影響,清政府對十三行防範大於保護,政治重於經濟,而且名目繁多的巨額捐輸,拖累了十三行的經營。1773年至1835年,十三行累計單獨捐銀多達460萬兩。此外,官府在十三行實施「保商」制度,一邊為外商作保,另一邊行商互保。「夷船到粵,不論公司港腳船隻,均有保商。如有漏稅等事,按例罰出」。清政府對十三行始終保持戒備之心,要想讓它享受與東印度公司類似的特權,無異於痴人說夢。

十三行在經營中,購銷時間長、清償能力弱,暴露出資金不足的弱點,只得採取收取預付款的方式維持經營。《劍橋中國史》剖析:「從英商得錢(預付款)愈多,行商在下一年度要提供的茶或絲的份額愈大,而拋售那些原本就沒人願意要的毛織品,又會損害行商的清償能力。到頭來,結果只能是行商越來越依賴東印度公司。」1771年到1839年,37家破產行商中,資金鍊斷裂有20家,占54%。呆板的經商模式,十三行如陷泥潭,難以自撥。



時局變化

鴉片戰爭的爆發,掐斷了十三行的生命線。1840年,英國藉口林則徐虎門銷煙,組成了47艘戰艦和4000名軍人的遠征軍,公然發動戰爭。遠征軍橫行東南沿海,頻挫清軍。1842年,清朝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條約規定:「凡大英商民在粵貿易, 向例全歸額設行商承辦, 今大皇帝准以嗣後不必仍照同例, 凡有英商等赴各國貿易者, 無論與何商交易, 均聽其便。」十三行喪失了壟斷地位,徹底退出了和東印度公司競爭的舞台。

十三行是清政府應對海外貿易的產物,貢獻了清朝年稅收總額的40%。不過,清政府以稅收、攤派、勒索、捐輸等名義,破壞十三行「造血功能」,同時,在貿易糾紛中,清政府厚此薄彼,保護外商,打壓行商,造成十三行「失血過多」。最終,積重難返的十三行「雙拳」難敵東印度公司的「四手」。事實證明,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最有效手段,東印度公司明顯做得更加到位合理。



參考資料:

【1】張 麗 《廣州十三行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基於對外貿易政策和官商關係的視角》

【2】姜 朋 《廣東十三行的運行和管理》

【3】吳建雍 《從廣東十三行看清政府對外貿易的壟斷》

【4】潘 毅 《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歷史啟示》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v5qyoba.html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22/10/5 上午 09:39:03編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