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張作錦】 2010.09.16 03:24 am 
 

「外交就是用最優雅的辭令說出最骯髒的事情。」這是美國著名作家戈登堡在上世紀三○年代說過的話。不過他說錯了，至少不完全對，因為中國和中國人蔣經國曾被人「用最骯髒的話說出最骯髒的事情」。

二次大戰後期，美、英為促蘇聯及早對日出兵，密簽《雅爾達協定》出賣中國的外蒙古和東北利益給蘇聯。1945年夏，宋子文率蔣經國赴莫斯科談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事，雙方僵持，蔣介石電令蔣經國以私人身分訪史大林。蔣經國在俄長大，諳俄語，通俄情，且為中國領導人之子，原盼史大林或可通融。

史大林問蔣經國：「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它獨立？」蔣經國說：「您應當諒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趕走，東北、台灣還沒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說我們『出賣國土』，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併給俄國。」

史大林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中國既然「沒有這個力量」，再說「廢話」也沒用，只好在「友好」條約上簽字。

大家別罵史大林蠻橫霸道，他「言行一致」倒是有點「真小人」的本色。其實舉世各國，誰不把自己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說到這裡，大家會立刻想到曾任英國首相多年的伯麥斯頓在議會講過的經典名言：「我們沒有永遠的盟友，我們沒有永遠的敵人，永恆不變的只有我們的利益。」

別認為這只是英國的貪婪，「文化大國」法國總統戴高樂也說過相同的話：「名副其實的國家沒有朋友，只有利益。」

也許有人想，歐洲「帝國主義」者大抵類此，我們的好朋友、民主國家「五好學生」美國不會這樣，那就聽聽甘迺迪怎麼說的：「我們必須意識到，所有國家都根據自身的利益決定政策。」這是他1963年九月在鹽湖城演講時的一段話。十一月他遇刺身亡，他的後任把越南炸得天翻地覆，在美軍死亡5.8萬人，受傷30.4萬人之後，基於美國的利益，還是棄南越而去。現在為了對抗中國，美越又成了盟友。

可見，追求國家利益，是普世價值和通則，而利益來自力量。當清朝末季和共和肇始，面對列強的堅船利砲和日本的肆虐侵陵，國脈民命之不保，自然談不上國家利益。

今天在台灣，遙望對岸，不管把它看成「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中國的一部分」，還是「兄弟之邦」，或是「一邊一國」，它都是個「龐然大物」。我們要經濟雙贏也罷，要和平共處也罷，要在將來統一或獨立也罷，都要自己撐得起、站得住，爭取演化時間，等待和創造有利於台灣的兩岸環境。

這需要力量。我們有嗎？

台灣島上的人除了沒有相互開槍之外，「內戰」已打了二十年了。我們只聽到「不行」、「反對」，只看到「怒目」、「揮拳」，從未看到大家和平理性的討論過像國家前途這類的問題。不僅ＥＣＦＡ困難重重，連建一條路，設一個廠，修一本教科書，都弄得焦頭爛額，曠日廢時。我們的社會整天是震耳欲聾的「發言盈庭」，但有幾句不是「廢話」？這能創造什麼「力量」？

史大林當年對蔣經國的警告，是說給在大陸的中華民國聽的。但對今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好像仍然有用。

【2010/09/16 聯合報】@ http://udn.com/
 

【聯合報╱王健壯】

2011.03.06 03:04 am
 

台菲關係因台嫌遣陸風波而生變，但很少人記得，在兩國尚有邦交的上個世紀，「中菲」關係也曾因「華犯遣台」爭議而一度陷入谷底。

一九五○至七○年代，菲律賓是亞洲富有強國之一，一九五三年，菲國國民所得為一八八美元，台灣只有五十美元；一九六五年，菲國已達四百美元，台灣則為二二○美元。由於兩國國力差距如此之大，當年每逢外交爭議談判，菲方總是強勢壓人，妥協讓步的始終是「中方」。

從五○年代到七○年代，兩國之間有三件華犯遣配案受到國際矚目，一是洪祖鉤劫機案，二是華犯遣配案，三是于長城與于長庚兄弟遣台受審案。

洪祖鉤是旅菲僑生，一九五二年槍傷女友後劫持菲航客機，企圖逃亡至廈門，飛航途中他又槍殺駕駛與空服員兩人，但在飛經台灣海峽上空時，被台灣空軍攔截迫降金門。

洪祖鉤雖有中華民國國籍，但因其犯罪地點在菲國境內與菲航客機上，菲國要求將他引渡回馬尼拉接受審判。洪祖鉤雖被判處無期徒刑，但其後經菲國總統特赦，並限令遣配台灣；洪於一九五九年來台，後來又因潛返菲國被捕而再度入獄。

于氏兄弟案發生在一九七○年。于長城與于長庚均是菲國土生土長華僑，他們辦的《商報》被菲國當局視為親共之左派報紙，台北國民黨當局也對他們「為匪宣傳」恨之入骨。七○年五月，菲國政府以「刊載有利共黨消息，煽動學潮，顛覆菲國政府」等罪名逮捕于氏兄弟，並接受台灣的引渡要求，以專機將他們遣返台灣。

由於于氏兄弟是知名報人，他們的案子在接受警總軍事法庭審判時，備受國際矚目，軍事法庭也因國際壓力，最後僅以兩年與三年的感化教育判處于氏兄弟，但這個案件在當時卻重創中華民國政府的國際形象。

跟台嫌遣陸案更具相關性的案件，應是一九五九年的華犯遣台案。當時菲國當局決定將一批觸犯煙毒、搶劫、詐欺等罪行的華犯遣送台灣，但台北的「中方」卻不接受，菲方雖曾一度以廢止中菲友好條約要脅，但「中方」只允諾有條件接受少數個案，讓談判陷入僵局。

菲國外交部為報復「中方」，因而通令菲國駐亞洲十一國使館，停止簽發華人訪菲之商務、觀光、醫療、應聘與探親的五項簽證，總統賈西亞也派特使來台施壓。經過一個多月的談判，「中方」最後被迫讓步，簽署遣僑協議備忘錄，承認菲方有遣配華犯的權力，菲方也同時解除五項簽證的禁令。從一九五九到一九七五年兩國斷交為止，菲方共遣返了三百六十多名華犯來台。

但五十年風水輪流轉，台灣國民所得現在已近兩萬美元，菲律賓卻不滿兩千美元；過去菲國有錢人常雇用華傭、台勞，現在台灣卻雇用了將近十萬名菲勞，他們每年匯回國內的金額也高達十億美元；而且，台灣不但是菲律賓第六大貿易夥伴，也是第七大外資來源；國力逆轉至此，也難怪在上個世紀華犯遣台談判中始終居於弱勢的「中方」，在這次台嫌遣陸談判中卻搖身一變成了強勢的「台方」。

台嫌遣陸與華犯遣台的案情雖不盡相同，兩國外交談判的條件也今昔有別，但上個世紀的那段歷史卻不該被忘記，兩國政府除了要彼此對話外，其實更該跟歷史對話。

【2011/03/06 聯合報】@ http://udn.com/

民視 更新日期:「2011/03/25 10:01」

最近在網路上廣為流傳一個畫面，內容是日本富士電視台，介紹各國前來日本救援的人數，其他國家都用國旗標示，只有台灣用日本動漫人物灣娘來代替，網友看了很生氣，我們找到真實畫面，發現另有蹊蹺，究竟怎麼一回事，民視的獨家報導。

日本富士電視台整理各國赴日救難隊情況，左下角顯示台灣有28個人，等等，再仔細看，有沒有覺得哪裡怪怪的?沒有錯，就連日本觀光客都知道台灣國旗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怎麼變成卡通啦，放大來看，長髮披肩，身穿旗袍，她是誰呀?哦~這可是日本動漫界的台灣代表「灣娘」是也!

灣娘取代台灣國旗，這不是富士電視台的獨門創意，原版應該是這樣，台灣國旗位置一片空白，台灣網友氣不過，搞kuso，乾脆把心目中，代表台灣的灣娘key上去。拍謝拍謝，日本觀光客看了也嚇了一大跳，不想因為這個國旗爭議，打壞台日友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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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NM3KID-EUVM

【聯合報╱記者周美惠／台北報導】 2011.05.06 03:1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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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一任外交總長陸徵祥。
圖／公視提供

從外交官到神父，中華民國第一任外交總長陸徵祥傳奇的一生是「弱國外交」的代表。他生前背負「賣國賊」罵名，但當代史學界、外交界重新評價他的是非功過，紛紛為陸徵祥叫屈。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以戰勝國之姿參加巴黎和會，卻被視為三等國，有關日本歸還山東半島的要求，在中日廿一條交涉時，陸徵祥等人力抗列強未果。

隨後掀起「五四運動」，陸徵祥背負「賣國賊」的強大壓力，曾經寫道「我好像是看到了我自己的喪禮，我聽到了自己的安魂曲」。

公視「世紀旋風」系列，今晚將播映公視自行拍攝的陸徵祥紀錄片。

政大歷史系教授唐啟華認為，陸徵祥是舊式傳統外交官與新一代外交官之間的新舊交替的人物。他在國家積弱不振、列強蠶食鯨吞的艱困局勢下主掌外交事務，是弱國外交的代表性人物，一般人對他多為負面印象。但他在弱國情勢下，已盡力而為，大大降低了國家損失。

此一紀錄片中，令唐啟華印象最深刻的是，採訪團隊親赴陸徵祥在比利時的修道院，尋訪故人及直接到陸的房間找到陸徵祥夫人培德女士的老照片，以及比利時壯觀的華工公墓群。

唐啟華認為，全片呈現陸徵祥人性化的一面，而非教科書的刻板印象。

青島科技大學副教授石建國在受訪時也說，以中國當年的處境，誰去談判都不可能成功。陸徵祥可以說是替國家背負了歷史的罪責。

陸徵祥在巴黎和會後黯然辭職，隨比利時籍妻子培德返比利時。中年面臨喪妻之慟。五十五歲時，他進入愛妻在比利時家鄉的修道院，跟年齡只有十幾、廿歲的修道士一同修道。雖然如此，他仍發揮影響力。盧森堡駐台北辦事處處長閔子雍說，比利時是第一個歸還租界的列強，即是受陸徵祥影響。

【2011/05/06 聯合報】@ http://udn.com/
 

2021-07-15 04:11 聯合報 / 張作錦

美國和中國大陸兩強相爭，台灣處在夾縫中，左支右絀，很多人感嘆國家沒有力量，只能俯仰由人。甚至在新冠疫情肆虐下，還被譏為「疫苗乞丐」。

在歷次民調中，台灣居民一直推崇故總統蔣經國。但是可能很少人知道，蔣經國曾被蘇聯領導人史大林當面斥責，指他「說廢話」。因為「國家沒有力量」，那樣的羞辱，蔣經國也只能隱忍。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英美為求蘇聯對日參戰，在雅爾達密約中出賣中國外蒙古與東北的利益予蘇聯。羅斯福向史大林保證，中國一定會同意，因為他知道中國無力反抗。

我國政府被迫與蘇聯在莫斯科商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談判進行了兩次，首次為1945年6月30日至7月13日，由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負責；第二次為7月30日至8月14日，由行政院長宋子文偕外交部長王世杰同往，蔣經國是代表團團員之一。

宋辭兼外長的原因，《王世杰日記手稿本》有清楚記載。7月25日記蔣委員長與他的談話：

「蔣先生說：『子文因中蘇談判涉及承認外蒙戰後獨立之事，頗畏負責。其所以先行返渝，亦正為此。』由此可見，子文之意，在覓人與之共同負擔此次對蘇談判結論之責任。」

宋希望王繼任外長，蔣亦屬意王。王世杰先是不願，後不得已願在宋完成中蘇談判後接任，後又讓步願即接任而不同去莫斯科，均未獲同意。王7月30日接外長，仍作「最後掙扎」。8月1日日記寫道：

「今晨予與子文談赴莫斯科事，彼謂將來中蘇約文應由予簽字。予謂可否由彼我共同簽字，彼謂不可。但云，如蘇方由史大林簽字，則彼可簽字。蘇方自將由其外長莫洛托夫簽字。」

依據國際慣例，事後也證明，是由莫洛托夫簽字。

王世杰並不是想不到簽約的後果，在赴莫斯科途中，8月1日的日記說：

「予一生來從未感覺責任之重大有如此者。此行結果無論如何，在國人輿論及歷史家評斷，總不免有若干非議。」

宋、王均居高位，宋之臨陣退卻，王之躊躇不前，雖或不無可議，但亦足見當時人對歷史之敬畏，與今之某些官員「身後是非誰管得」的「勇氣」，大不同矣！

蔣經國後來在《我的父親》這本書裡，對談判過程有詳細描述：

「史大林拿一張紙向宋院長面前一擲，態度傲慢，舉動下流；隨著說：『你看過這個東西沒有？』宋院長一看，知道是雅爾達協定，回答說：『我只知道大概的內容。』史大林又強調說：『你談問題，是可以的，但只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這是羅斯福簽過字的。』」

羅斯福可簽字出賣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利益，今日凡視美國為可靠友人者，能不慎前車之鑑乎？

中蘇條約談判陷入僵局，蔣委員長電令蔣經國以私人身分見史大林。蔣經國在俄長大，諳俄語，通俄情，且為中國領導人之子，原盼史大林或可通融。

史大林問蔣經國：

「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它獨立？」

蔣經國說：

「您應當諒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趕走，東北、台灣還沒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說我們『出賣國土』，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併給俄國。」

史大林說：

「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們國家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們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中國既然「沒有這個力量」，再說「廢話」也沒有用，只好在「友好」條約上簽字。

國共兩黨在大陸此消彼長，終致政權易手，原因固不止一端，但1946年蘇聯從中國撤退時，支持和援助中共掌握了東北人力和物力的資源，因而打敗國民政府，應為重要原因。中共建國，更不掩飾的「一面倒」向蘇聯。

中華民國遷台，蘇聯在聯合國仍圖趕盡殺絕，一方面要以中共取代國府的席次，再方面又擬牽外蒙古入會。台北當局衡量情勢，決主動出擊，打算在聯合國控訴蘇聯違反中蘇友好條約。

以當時的國際情勢，國家處境，提出這樣重大的外交政策，自然需要謹慎。1948年秋天，聯合國第三屆大會在巴黎召開，我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即乘機和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密商此事，馬歇爾除表示要徵求國務院專家意見之外，也懷疑中華民國能提出充分證據，若引來蘇聯的報復，美國恐得不償失。蔣廷黻也與其他友好國家的代表洽商，幾乎沒有人對此事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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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的蔣廷黻。（圖╱取自網路）

於是大批的外交檔案，從台北送到紐約，經過蔣廷黻仔細研究，覺得中華民國有充分的證據及足夠的理由向聯合國控告蘇聯違約。他在卷帙浩繁的檔案裡整理出十個專案，認為是鐵證如山。

1.蘇俄軍隊進了東北以後，拆遷工廠運回蘇聯，破壞工礦設備，違反了締約國戰後應彼此給予一切可能經濟援助的約定。

2.蘇俄曾阻止中華民國經由大連進兵東北。

3.蘇俄曾在營口給予共軍首先占領的便利。

4.俄軍把持東北鐵路，妨礙國軍運輸軍隊及物資。

5.俄軍把持東北的飛機場，妨礙國軍空運。

6.俄軍把日本軍隊投降以後所交出的器械轉給中共。

7.俄軍阻礙中華民國政府在東北就地編組保安隊，反而協助中共收編偽軍，壯大了共軍。

8.俄軍曾派技術人員及日韓軍人直接上前線幫助共軍作戰。

9.俄軍撤退時不事前通知中華民國政府退出的確切期限與程序，以致國軍無法接防，而共軍則常因先得俄軍退出的消息，能先進占沿鐵路線的要點。

10.北京中共政府一成立，蘇俄即予承認。

蔣廷黻舉證之後，還說：

「中蘇條約，名為友好同盟，實際是蘇俄侵略中國的工具，因為蘇俄違約的行為都是侵略行動。以友好之名，行侵略之實，這是從帝俄到蘇聯一貫的外交手段。」

在控蘇案主文中，除了指出蘇俄在東北的罪行外，還指出蘇俄在外蒙古、新疆、唐努烏梁海等地的侵略行為。此外並附列表舉出蘇軍在瀋陽、長春、哈爾濱等地搶劫、殺人、放火、姦淫的案件共計455件。這些罪行都有實證。

政府準備在1949年9月召開的第四屆聯合國大會提出控蘇案，蔣廷黻事前曾與一些友邦國家代表作非正式協商，沒有一個國家答應支持我們。

控蘇案提出，蘇聯代表維辛斯基說這個提案是由美國指使的。其實美國代表傑賽普代表國務院是反對中國提案的。他與蔣廷黻是舊識，過去同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所讀書，事前曾私下力勸蔣廷黻打消此案，並警告如果中國堅持提出，則美國在聯合國辯論時將會唱反調。蔣廷黻答說，蘇聯代表維辛斯基一再引用白皮書來攻擊中國政府，如果美國願意與蘇聯站在同一陣線，那也只能「悉聽尊便」。

由美國的態度，可見蔣代表孤軍奮戰之一斑。

中華民國政府於艱難險阻中，在1949年9月22日向聯合國提出控蘇案，蔣廷黻向大會申訴理由，講了兩小時四十五分鐘，是中華民國代表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最長的一次。1952年2月1日聯合國通過505號決議，標題是「蘇聯違反1945年8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以致威脅中華民國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及遠東和平案」。全文是：

大會認為聯合國首要目標之一，在「創造適當環境，俾克維持正義，尊重由條約與國際法其他淵源而起之義務」。

查中華民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曾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締結友好同盟條約，內除其他事項外，並規定：

（a）締約國「同意在依照彼此尊重主權及領土完整與不干涉對方內政之原則下，共同密切友好合作」。

（b）「蘇聯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

查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自日本投降後對中國國民政府在東三省（滿洲）恢復中國主權之努力，始終橫加阻撓，並以軍事及經濟上之援助給與中國共產黨以反叛中國國民政府。

爰斷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就其自日本投降後對中國之關係而言，實未履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簽訂之友好同盟條約。

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第三六九次全體會議。

本案之通過，對我國有兩項重要意義：

一、阻止中共進入聯合國，維護並延續我國席位二十餘年。

二、立法院隨後廢止《中蘇友好條約》，不再承認外蒙古獨立，在法理上使國家領土重歸完整。

蔣廷黻是位歷史學家，清華大學著名史學教授，且曾任駐蘇大使多年，他談蘇俄問題，比俄國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和維辛斯基等人還要嫻熟。這還是餘事，更重要的是他的機智與涵養。

有一次他的對手咆哮會場，對中華民國以惡言粗語相向。辱罵蔣廷黻是「僵屍」，是「垃圾堆裡的蛆蟲」，但蔣氏不急不忙的回應，根據聯合國會議紀錄，他是這樣說的：

「我很容易用蘇聯代表罵我同樣的聲調和字眼來反罵他。但我要避免這樣做法，因為這是不合中國關於尊嚴、說話分寸和禮貌的概念的。倘若我用同樣的語言來反罵，我的國人就會驚奇，怎麼於參加聯合國工作八年之後，我竟變成了一個野蠻人了？」

這段軼事很動人。但是看看今天的台灣，蔣廷黻的同胞都是文明人，不野蠻了嗎？數數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學術界、新聞界以及社會各方所謂菁英人士，有多少品格低下、行為鄙俗、言詞粗魯者？風俗之厚薄，能繫於這些人身教言教的垂範嗎？

至於中國大陸與蘇聯的關係，也是分分合合，大陸先是一面倒向蘇聯，然後鬧翻，蘇俄專家全面撤走，中共自力更生，造出了核子彈，經過「改革開放」，又弄出個強國來。2002年兩國簽訂《中俄睦鄰友好互助條約》，今年20年期滿，美國總統拜登和蘇俄總統普丁6月15日在日內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議中見面，拜登一反常態，稱讚普丁「睿智、堅強」，是「值得尊敬的對手」，其「聯俄制中」之意溢於言表。但6月28日習近平「應約」與普丁視訊通話，把《中俄睦鄰友好互助條約》再延期5年，其反制意味亦不言自明。這就是國家的力量。正如老牌帝國主義者英國人所說的，英國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但沒有力量，哪來的利益？

我們不免要問：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力量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