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五四運動是一場成功的受國運動，本人不敢苟同。所謂「愛國運動」，即是以維護國家利益為主要目的而發起的運動。而五四運動是由於北洋政府先後與日本簽訂「廿一條」及「山東換文」，承認日本在山東所有利益，危害中國主權。及後於巴黎和會上，國際表明山東所有歸於日本，激發北京大學學生強烈不滿，以「外爭國權，內取國賊」為號，發起大規模示威，以之逼使北洋政府罷免當時交通總長曹汝霖、貨幣局總裁陸宗輿及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拒簽巴黎和約，藉此維護中國主權。雖然該場運動表面上似是成功保護中國利益，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現從政治、社會、外交、思想四方面評論如下：

政治方面，五四運動失敗處有三：

其一，國以法律為治國依據，若國法受到破壞，則可令全國秩序大亂，人民生活亦受重大影響。而北京大學學生煽動全國，進行大規模示威，又率眾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等暴力、野蠻行為，又發動罷課逼使北洋政府釋放所有學生。學生行為是視國法如無物，任意破壞建築、傷害政府高官。此乃縱容惡行、破壞法紀，實在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又豈能為成功的愛國運動呢?

其二，被罷三名官員皆曾赴日留學，習新式教育，為袁世凱與段祺瑞所重用，如陸宗輿任總統府財政顧問，後又多次派往與日本交涉、曹汝霖派與日本簽訂廿一條，後為段祺瑞內閣財政總長、章宗祥則派陪同唐紹儀派與革命黨議和，是為政治、經濟人才方被袁、段二人重用。當時中國正急需大量人才，進行改革，富國富民。況且三人只是受段祺瑞指示，學生無視事件元兇，作出衝動行為，令到政府白白流失三名政經人才，在在危及國家利益，何愛國之有?

其三，中國代表顧維鈞雖於巴黎和國上拒簽，但山東問題仍然懸而不決。至1922年，華盛頓會議上終將山東歸還中國，但實際上膠濟鐵路仍持於日本手中，山東權益實未歸回中國，又何成功之有?

外交方面，中國學生的憤慨、激動終使顧維鈞等人拒簽巴黎和約，表面上是向國際明示中國不滿與宣洩主權，拒受國際操控，是中國國際地位自1842年起第一次提升。然而，於日後軍閥混戰證明並非如此。直、奉、皖系三大軍閥皆依附列強，而列強又視中國為螻蟻，屢次阻礙中國統一，如國軍北伐將畢時，日本於「濟南慘案」屠殺中國外交官員蔡公時等人，此乃蔑視中國外交及其主權，又何謂地位提升呢?

誠然，中國於1922年華盛頓會議上受到各國尊重，九國公約中表明各國需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的確是五四運動之後，外交上的勝利。然而，這不足為證，論據有二：就英國而言，其一直沒有遵從公約，歸還香港給中國，此其一。於清末時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未於公約簽訂後廢除，以正尊重中國主權之條款，此其二。

另外，於社會秩序上，中國學生發動大規模罷課示威，影響全國各大城市，如上海，由工人罷市、罷工，京漢、京奉鐵路罷駛，以聲援學生運動。於1919年5月4日始至6月12日，全國皆處於混亂當中，生產停頓，遊行示威未曾間斷，單以上海已有六至七萬工人參與其中，軍警前後拘留不下於千人。從此可見，五四運動引發一連串影響，致使全國秩序大亂，過月罷工更令經濟上蒙受損失。加上於勞師動眾後，「外爭國權」目的仍未達到，就先危害國家，豈是成功的愛國運動呢?

五四運動中，學者皆以其促使「新文化運動」為一大成功，大開民智，使中國教育踏入新紀元。不過，事實上又是否如此?本人則不以為然。

新文化運動是由五四運動所促使，此是無可厚非。其中有言陳獨秀大力提倡民主與科學，大受青年歡迎；又「反封建思想」打破中國思想之迂腐，不再受到局限。然而，當民主與科學為學生、人民接納之時，軍閥政府又是否不再獨裁與暴政呢?中國民主政制又有否因之產生呢?事實是沒有的，就算至1927年國民政府、1949年的中共政權還是至今，民主一直沒有實現在中國，人民仍甘於人治，而且傳統貪污「文化」從未改善，更變本加厲，那可算是思想的一大突破嗎？

禮樂是一國之本，政治法律是一國之末。亡國是各世代都有的，惟有德者居之。國常亡，但是民族不能亡。所實行的事，不能違背民族文化，否則自取滅亡。制禮作樂是聖賢的事，我國的民族文化是「志道，據德，依仁，游藝」。

日本沒有內亂，所以可以久安。我國現今的人不明事理，五四運動是滅亡民族文化，今人還在提倡五四精神。五四運動，開始是為愛國而發起，後來為有心人利用，變質了，變成消滅固有文化，演成大禍，今日仍在自毀文化。

文化的根本絕不可變，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都是文化的根本。

我對江青的第一印象來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上小學的我在家鄉雅安市中心的一個櫥窗里看見展示的連衣裙被宣稱為由“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設計和提倡。不久，一位小夥伴驚詫地告訴我“粉碎了四人幫”，其中有我們剛哀悼過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老婆江青。接着我就讀的小學也被迫開展對“四人幫”的大批判。我當然不知如何下筆，於是，請大哥代勞交差了事。

女演員時期的江青（網絡圖片／看中國配圖）

80年，審判“四人幫”時，我得以從電視上目睹被告席上的老婦拒不認罪的場面。身為中學生的我不懂審判之意義，不知我也會唱的紅色樣板戲由江青一手“抓起”，更無法相信這位沒女性特徵的被告居然曾是女明星，因為江青被指控在三十年代與另一位女明星王瑩（1915—74）爭演《賽金花》不成便懷恨在心並借文革之機將其迫害致死。

晚年時期的江青，此為被列為”四人幫”時，受審的畫面。（網絡圖片／看中國配圖）

一直到我學成卻歸不了國後，在科隆大學的東亞系圖書館裡查閱中國和中共史料時才發現江青（1914—91）其實是被五四“新文化”毒害的“新女性”。

中華文化順乎人性將人際關係分為五倫，定出五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從三字經到四書五經，從《紅樓夢》到《三國演義》，從《李慧娘》到《趙氏孤兒》等經典文藝無一不宣揚“仁義禮智信”、“溫良公儉讓”等倫理和善惡必報的天理。在中國正統文化中，婚姻是終身大事，有一套相關的禮儀，講究門當戶對，明媒正娶，結婚時要先拜天地，再拜父母，然後才夫妻對拜……在父母主導下締結了美滿婚姻的兒女數不勝數，比如宋朝的李清照和當代的林徽音。然而魯迅等五四“旗手”由於懦弱，成了寡母的犧牲品，便把自己的私怨，發泄為對中華文化的不滿。他們號召“打倒孔家店”，提倡五四“新文化”，傳播“人是猴子變來的”所謂西方科學。挪威劇作家易卜生和其話劇《玩偶世家》也被他們利用來反中國傳統。可惜再好的精神食物到了這批五四人的筆下都變了質。

魯迅《傷逝》（1925年）的男女主角也讀易卜生，敢於私自同居，但很快男主角便嫌棄女主角。女主角被父親領回家死後，男主角為此悔恨而作《傷逝》，並在末尾表示“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然而，娜拉的可貴之處在於她無私地為丈夫排憂解難，在發現丈夫說謊、意識到自己是其玩偶後，敢於離家出走。就是說真誠善良勇敢是易卜生精神或曰娜拉精神，與虛偽奸詐怯懦的魯迅精神背道而馳。

1927年起，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終於開始着手清除共產國際的邪惡勢力，畢竟共產主義在歐美都像恐怖主義一樣遭到各國政府圍剿。中共利用國民黨統治下的言論和結社自由，暗中滲透中國文藝界，千方百計發表和公演鼓吹階級鬥爭、貧富對立的赤色文藝作品，大肆赤化缺乏教養、不信神佛，不滿現實的“新青年”。為此，中共在三十年代還特意成立以魯迅為代表的左聯等由中共秘密操縱的各種民間文化組織，讓國民黨當局防不勝防，難以對付。

如果說，魯迅在二十年代不離婚，卻和學生許廣平同居，為社會公德所不齒，還像《傷逝》中的男女主角因不明媒正娶，而私自結合得承受各方壓力的話，那麼，江青長大成人時，魯迅們已為她營造出可以隨便與異性同居的五四“新文化”。

正是在這種名為反“封建”實為反道德的“新文化”的慫恿下，俞珊才敢違背大家閨秀的美德，投身於左翼文藝運動而成為最早的“紅星”之一。在“吶喊聲”中長大的江青於33年因與俞珊的弟弟同居而入黨。這對“新青年”對着紅旗發誓，要把生命獻給共產恐怖事業時都只有19歲。

五四“新文化”中產生的“紅星”

在中共筆杆子的哄抬和吹捧下，15歲就被誘騙入黨的王瑩和江青都在緋聞中成了“閃閃的紅星”。江青還曾“飾演”娜拉，也曾棄家而去，害得痴情的唐納兩次自殺未遂。然而當江青在37年到達中共在蘇共的操縱下通過武裝暴動割據的蘇區後，不過一年便成為毛澤東的玩偶。

從各方面的史料來看，在裡通外國的“蘇維埃政權”下江青不成為玩偶，似乎沒有出路。發表《三八節有感》為女性鳴不平而遭打壓的丁玲（1904—86）就是一個佐證。

比江青大十歲並比她早到延安的丁玲也曾得到毛澤東的“青睞”。丁玲位居毛澤東公開為之題過詞的三女之首。丁玲被稱為文小姐與武將軍，楊開慧是驕楊，而江青則被喻為仙人洞。丁玲15歲時就參加了席捲全國的五四運動。她在與瞿秋白同居的女友影響下抗拒包辦婚姻而到上海、北京等地追求“新生活”。像別的“新青年”一樣，丁玲也是”魯迅迷“，並因此在1925年寫信向他求助。魯迅沒有幫她，但”魯迅迷“胡也頻卻對丁玲一見鍾情，兩人很快私自同居。

年輕時的丁玲（網絡圖片／看中國配圖）

1928年左右，丁玲發表可以看作《上海寶貝》之先驅的《莎菲女士的日記》。與此同時，丁玲對地下黨員馮雪峰一見鍾情。難怪熟悉丁玲的沈從文（1902—88）認為她受“肉體與情魔”一類影片影響。胡也頻則被魯迅和馮雪峰赤化，投身恐怖活動，招致殺身之禍，成為魯迅筆下的“左聯五烈士”。

被慾火和怒火燒得頭腦發昏的丁玲則於1932年正式投身共產“革命”，並與另一地下黨員馮達同居。在他們的“革命”活動被發現後，國民黨試圖感化丁玲這位赤色作家，將他們與世隔絕。當丁、馮在軟禁中過著悠閑的夫妻生活時，馮雪峰、沈從文等各方人士積極“營救”，發表文章紀念丁玲，抨擊政府，讓國民黨失去不少民心。36年，丁玲被釋放後，拋棄馮達，投奔被正人君子視為匪區的“革命根據地”。

投奔“革命根據地”的丁玲（網絡圖片／看中國配圖）

丁玲反感中共領導人比如瞿秋白等對待妻子的“封建氣味”，不當玩偶，要當紅軍。豈知紅軍乃中共領導的打家劫舍的流氓無產者隊伍。果然在蘇區不過幾年，“文小姐”便在殘酷的革命鬥爭中變成一個皮膚粗躁、身材矮胖、聲音洪亮、健談豪飲，煙癮很大，讓記者難以相信是女性匪首！並且她也像男性匪首一樣，與一位比她小二十歲的下級結成革命伴侶！幸好她是毛澤東的“文小姐”，否則，丁玲也會像另一位“魯迅迷”王實味（1906—47）等別的書獃子一樣，因自由言論受到酷刑折磨並被處死。

而甘當玩偶的江青雖然也穿上了軍裝，並時常被毛澤東當著侍從的面用“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剝削階級作風”等中共術語加以訓斥，但戰爭年代的江青則依然保持了女性的魅力，直到中共奪取政權後被新的玩偶取代而成為黨性的代表。

江青、王瑩和丁玲等一系列紅星堪稱為中共顛覆中華民國的紅色娘子軍。王瑩還與共特謝和賡,於1942年以留學的名義被派往美國，為中共統戰，騙取了包括賽珍珠等反共作家在內的各界要人的信任。一直到54年底他們的假面具才被美國有關部門揭穿，並因此入獄，於55年被用來交換因抗共援韓而落入中共手中的美軍士兵。

這些本來追求自我解放的女性因為忘了傳統道德，都在“新文化”的誘導下，迷上共產黨員而投身共產“革命”。她們中有的為中共出賣肉體，比如奉命做楊虎城之妾；有的為中共出賣人格，比如奉命當日本漢奸；有的向中共出賣親友；比如奉命當中共特務。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無論是誰，不管他是否能意識到，只要他違背了天理人倫，便會受到應有的懲罰。因而這批“新女性”到頭來多失去了自我，女性和頭腦。江青在公審時表示她是毛的一隻狗，毛讓她咬誰她就咬誰並最終以自殺結束此生。丁玲在1955年就被打成反黨份子，在被殘酷地迫害了近三十年後，還相信共產黨，感謝毛澤東。不過當她在彌留之際時，卻想起了佛，並想當然的以為自己會成佛。這位曾獲得斯大林文學獎的中共筆杆子,不知她今生的所作所為不導致其下地獄就不錯了！

江青和丁玲還有一個共同點，老來都試圖掩飾自己“性解放”。文革時，知道江青底細的人全部為此遭到迫害。其中王瑩在謝和賡被打成右派後，便開始坐冷板凳，文革時則開始坐牢，並被害死在牢中。丁玲則在復出後，不去找整治她的幫凶周揚算帳，卻把矛頭指向幫過她的舊友沈從文。明眼人一看就知，是因為這位老好人在丁玲當年被軟禁時曾真實地記述了他眼中的女作家和其“革命”伴侶，並表達了對共產革命和赤色文藝的反感。沈從文在49年大陸淪陷時自殺未遂，從此被迫改造思想，在中共的暴政下苟且偷生。

與丁玲、沈從文同鄉的謝冰瑩（1906—2000）則比他們幸運。

謝冰瑩出身在家中有藏書樓的書香門第，“平生崇孔孟，守拙歸田園”是謝家的祖訓。然而在五四“新文化”的影響下，謝冰瑩抗拒包辦婚姻，爭取男女平等，因而成為黃埔軍校的第一批女生和北伐戰爭中罕見的女兵。1928年，謝冰瑩以《從軍日記》登上文壇後，也和一中共地下黨員同居。

好在謝冰瑩在抗日戰爭時期幸會一位“抗戰丈夫”，他用愛感化了這位本屬紅色娘子軍的女兵，與之組建了“女尊男卑”的家庭，並於48年隨妻去了台灣。

謝冰瑩晚年否認自己曾是左聯成員，但有文章透露丁玲當眾講過謝冰瑩為左聯效勞的事迹，而且她在魯迅死亡時，當即抱病草書祭文《紀念魯迅先生》，此文與中共用來抹黑中華民國、吹捧魯迅的宣傳品區別不大。最好笑的是謝冰瑩居然在文中稱：在魯迅的文章里，從來找不出“消極”、“幻滅”的字眼，魯迅的思想始終是一貫的反帝反封建。就是說，謝冰瑩即使不是左聯成員，也是一位魯迅迷。否則，她就會發現魯迅和郭沫若乃一丘之貉，都是“才子”加流氓！

當丁玲在高抬魯迅的紅色中國被勞改、被囚禁、被批鬥時，謝冰瑩得以在祭祀孔子的中華民國當教授，搞寫作，供佛像。謝冰瑩在1956年經歷了神跡後皈依佛門，並發表過不少相關作品，比如《金山活佛神異錄》序。謝冰瑩的好友蘇雪林（1899—1999）則在1925年就成了天主徒，曾翻譯過天主教聖女的自傳《一朵小白花》。這兩位文壇長青樹都是台灣懷鄉文學的名筆。她倆的著述也向我們透露了49年前大陸的真實情況，其中包括中共偶像魯迅和郭沫若的惡劣行徑。

郭沫若像魯迅一樣讓原配獨守空房，自己則在外引誘像他們一樣不守傳統道德的“新女性”。可悲的於立忱（1912—37）也像許廣平一樣與有婦之夫偷情。然而當這位女記者懷了孕後，郭沫若卻不願像他在追求新歡時承諾地那樣，離開與他同居多年並有孩子的日本女人。在於立忱打胎並自殺後，郭沫若無恥地發表文章，試圖嫁禍於郁達夫。更可恥的是，他居然借悼念之情勾搭上死者妹妹於立群（1916—79）並為此拋棄了那位不聽父母勸告的日本女人及其孩子們。於氏姐妹栽在同一個流氓手上並雙雙以自殺結束生命真乃舉世罕見！中國歷史上出過不聽父母勸告而與浪蕩才子私奔的卓文君。但卓文君不僅有識英才的慧眼，還有在司馬相如“心花”時作《白頭吟》令其翻然悔悟的天賦。沒有慧眼和天賦的女人當以於氏姐妹為戒！

《一江春水向東流》是中共地下黨員在國民政府治下拍攝的紅色電影的經典，為中共獲取民心、顛覆中華民國立下了不可估量的功勞。可惜觀眾們不知片中男主角那樣的負心漢非毛澤東或郭沫若等中共匪首莫屬。而陳立夫兄弟和判處毛澤民死刑的國民黨高官多是崇尚中華文化的有識之士，即使是蔣介石也在和宋美齡結婚後，與之白頭偕老。不過，不知珍惜中華民國而認賊作父的鄭君里和白楊等紅色文藝人無一例外地遭到報應，鄭君里甚至慘死在牢中。

中共被迫給大陸同胞鬆綁後，謝冰瑩的部分作品也得以在大陸出版。但作者不曾回大陸，畢竟她能獲知中共的罪惡，更何況她和前夫生的女兒，於1966年在大陸因母親在台灣父親是右派而被迫自殺。

在大陸時我只知謝冰心，出國後才知被中共取締的謝冰瑩等別的女作家。把冰心與她的同代女作家一比，就能看到她的幼稚與淺薄，也因此她能被中共統戰，被周恩來夫婦騙一輩子。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胡適(右)、唐德剛合影。（圖／遠流提供）

五四這場推行白話文運動──尤其是以白話文為中小學「教育工具」這一點──其建設性和破壞性究竟孰輕孰重，最好還是讓在這個運動影響最重的時期受中小學教育的過來人，來現身說法。因為他們是這場「教育實驗」中的「實驗豚鼠」（guinea pig）。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是禍是福，親身感受，最為真切。

筆者不敏，便生在「禍福身受」這一輩之中。所以近年來個人論胡之作雖然已寫了數十萬字，久思擱筆，然在劉紹唐先生和一些嚴肅批評指教的前輩、平輩和晚輩讀者們的鼓勵之下，稍有管見，仍不敢藏拙，也是這個道理。

請先從個人親身的感受說起：

筆者本人便是當年在「新學制」之下受教育的「小學生」之一。不幸我是個鄉下孩子。那時最近的「國民小學」距我家也在十里之外。上不了公立小學，就只好留在家裡，在祖父延師設立的「改良私塾」上學。由塾師分授英、漢、算三門功課。

先祖原是位「革命黨」，後來又是陳獨秀的好友和崇拜者。因而他在家中一旦當政，便把祖宗遺留的封建稱呼、磕頭儀式，全部豁免。可是他對我們這個「改良私塾」裡的「漢文」一課的教學卻十分「反動」：他規定我們要背誦短篇的古文選讀，作文也以文言為主，不許用白話。

啟蒙之後，筆者便在這個改良私塾之內，被「改良」了有七八年之久。我們的「漢文」也就從「床前明月光」，一直背誦到「若稽古帝堯」。最後連《左傳選粹》到《史記菁華錄》也能整本的背。那些故事都有趣而易解。我的同班「同學」，除了兩三位「實在念不進去」的表姊表弟之外，大多數的孩子，均不以為苦。最後在家中長輩的「物質刺激」之下，竟然也主動地讀起《通鑑》、《文選》等「大部頭」書來。

在我們十二歲的那一年春天，家人為要送我們投考初中，乃把我和兩位同年的表兄送入附近一所小學，插班入六年級下學期，以便取得一張「小學文憑」。

這所小學是兩位留美鄉紳籌款設立的。全校一半是新建的西式樓房，操場上「足籃排網」一應俱全，校舍內「圖書館」、「實驗室」也應有盡有。筆者等三個土孩子初入此「洋學堂」，真是眼花繚亂，自慚土氣薰人。

我記得我們小學之中國語班所用的教材，便是適之先生所說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我清楚地記得，我所上的第一堂國語課，便是一位黃慰先老師教的，有關「早晨和雄雞」的「白話詩」。那首詩的開頭幾句，似乎是這樣的：

喔喔喔，白月照黑屋……

喔喔喔，只聽富人笑，哪聞窮人哭……

喔喔喔……

喔喔喔……

那時表兄和我雖然都已經能背誦全篇〈項羽本紀〉，但是上國語班時，我們三人還是和其他「六年級」同學一起大喔而特喔。

在我們這個「畢業班」樓下那一間便是「初小一年級班」。他們的國語課，我也還記得幾句：

叮噹叮，上午八點鐘──了！

我們上學去。

叮噹叮，下午三點鐘──了！

我們放學回。

那時的小學生們念國語還有朗誦的習慣。所以早晨上「晨課」，晚間上「自習」，只聽全樓上下幾十個孩子們，一邊「喔喔喔……」，一邊「叮噹叮……」好不熱鬧！

小學畢業後，表兄和我又考進當地的初中。我記得初一國文班上也有一篇，大概是胡適之先生北大裡「成熟的學生」所翻譯的，俄國盲詩人「艾羅先珂」所寫的〈時光老人〉。我也記得其中幾句像是：

時光老人，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

無必要，莫奔跑……

表兄和我，又在這國文班上，「滴答、滴答」了一學年。

學齡兒童在十二三歲的時候，實是他們本能上記憶力最強的時期，真是所謂出口成誦。要一個受教育的青年能接受一點中、西文學和文化遺產，這個時候實在是他們的黃金時代──尤其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學習與研讀。這時如果能熟讀一點古典文學名著，實在是很容易的事──至少一大部分兒童是可以接受的，這也是他們一生將來受用不盡的訓練。這個黃金時代一過去，便再也學不好了。

如果我們把一些智力上能夠接受這些寶貴文化遺產的學齡兒童們的黃金時代，給「喔喔喔」或「叮噹叮」，叮噹去了，豈不是太可惜了嗎？

胡適之先生他們當年搞「革命」，非過正，不能矯枉，原是可以理解的。加以他們又都是一批高高在上的「決策人」，原不知「民間疾苦」。在他們大旗之下受教育的孩子們將來是「禍」是「福」，不是他們可以想像出來的。本來一個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的成效如何，也不是應該可以從想像中得出的，它只有在長期實踐之中，才能找出真正的答案。

另外胡適之先生還有一條他沒有完全「證實」的「假設」，那就是文言文已經「全死」，它絕對不可與白話文在同一本教科書中「並存」。這句話是當時歐美留學生以夷比夏、想當然耳的老說法，因為在歐洲古「希臘文」、「拉丁文」確已「全死」。那些古文字原是當年希臘、羅馬「公民」和「士大夫」所通用的語言。可是後來希臘、羅馬不但亡了國，甚至亡了社稷。代之而起的卻是千百萬入侵的「蠻夷」（現代西歐白人的老祖宗）。原先那小撮希臘、羅馬的「公民」，早已自歷史上煙消雲散。入侵的蠻夷自有他們的蠻夷鴃舌之音。他們最後偷用一點希臘、拉丁字母就夠了（現在越南、菲律賓還不是如此？）。可是日子久了，方言進步了，夠用了，他們也就不再用希臘、拉丁這些死文字的「外國話」（foreign language）了。

我國的文言文是一種一脈相承、本國本土產生的應用文字。它和語體是有血肉難分的關係，它不是像希臘文、拉丁文那種「全死」的「外國文字」。孔老夫子在兩千五百年前發了脾氣，罵人「老而不死是為賊！」現在人民罵那些該死不死、禍國殃民的老頭子，用的還不是這一句嗎？你說它是文言呢？還是白話呢？

一千多年來，全國人民雅俗共賞的唐詩宋詞，什麼「床前明月光」、「清明時節雨紛紛」、「車如流水馬如龍」……是死文字呢？還是活文字呢？

寫長篇小說，當然以白話文最為適宜。但是那些以淺顯文言所寫的《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和《聊齋誌異》也有幾十年乃至於幾百年的暢銷的歷史。蘇曼殊的小說也多半是以淺近的文言寫的。那時的中學生幾乎是人手一冊，絕對是一部「暢銷書」（best seller）。以文言而寫暢銷書，這至少證明文言並未「全死」。

至於敘事文、紀錄文、政論文等等的寫作，則淺近的文言反往往比「純白話」更為生動有力！筆者幼年即時常聽到祖父的「清客」朋友們說要指導我們孩子們寫「報紙文」。及長讀各大報社論，才逐漸領悟什麼叫作「報紙文」。抗戰期間最具影響力的《大公報》，我們一日不讀就若有所失。如不敏記憶無訛，則抗戰八年中的「大公報社論」，就沒有一篇是用「純白話」寫的。能寫出那樣撼搖四億同胞心靈的「文體」，你能說它是「死文字」，不能做公共關係的媒介（public medium）？

總之每個國家都有其特有的文化傳統，和語言文字的特徵。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吸收他人之精華，剔除自己之糟粕，原是義無反顧的；但是我們斷然不可，因為洋人怎樣，我們一定也要怎樣。

洋人語文一致的道理，便是他們的傳統上沒有產生過像我們那樣簡捷的文言。為什麼因為他們沒有，我們也就一定要搞掉我們自己的極有效率的大眾傳播工具呢？在海外久居的中國知識分子都知道，我們如要舉行個英語（或其他歐美語）講演，我們可先把講稿寫好，由女祕書打得整整齊齊，然後上台照本宣讀，宣讀之後的「講稿」便立刻可付印出版。

中文講演可就不行了。講中文實在不能把每個字都在講稿上寫出來。寫出來了的講稿，也不應該不加刪減，便全部付印出版。這實在不是因為我們「口語」（spoken language）囉囉囌，而是我們的「紀錄文」（language for record; written language）太簡潔。捨簡潔而就囉囌，那算得是「進步」或「現代化」嗎？

近三十年來老實說，真正在執行胡老師囉囉囌囌的「純白話」的教導的，不是旁人，正是清算胡適最積極的中國共產黨。不信且拜讀拜讀他們的什麼「人大」、「黨大」的文件。蒼天！一位報告員上台，一報告便是四五個小時。然後「的、了、嗎、呀」地一個字一個字記錄下來。這篇王大娘裹腳布然後又一字不易的，發下去要全國人民學習。我們真要發個狠，把它讀掉，天乎！這哪裡是篇中文。它念起來彆彆扭扭，簡直是一篇蹩腳的俄文翻譯。

中共的作家們，太相信毛澤東的老師胡適之了，結果迷胡不化，把我們中國美好的語言傳統，弄成個那樣不堪一讀的、不三不四的東西！

胡先生告訴我：「共產黨裡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毛澤東「寫得最好」的原因便是「我的學生毛澤東」沒有完全遵從他「老師」指導的緣故。

（摘自《五四新文化》，近日由遠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