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下觀里，大清朝是“中國”。可在世界觀里，地球是圓的，“中國”在哪里？

　　《大清一統志》里的“天下”，在世界地圖上，被經緯度瓜分了，“中國”不再居天下中央，而是同世界各國一樣，被限定在經緯度里。在經緯度的世界里，産生了地緣政治，國與國之間的邊界，不是大喝一聲“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就能確定的，要坐下來算。

　　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何況無算乎！”在天下觀里自慰的清王朝，在世界觀里卻無算。

　　到了晚清，西洋潮來，清之應對，遠不如明，乾隆帝不如萬曆帝，林則徐不如徐光啓，張之洞“中體西用”，何如徐光啓“中西會通”？

　　洪鈞在歐洲呆了三年，混得比郭嵩燾好多了。他知道，像郭嵩燾那樣，向西方學習，那是自討苦吃。還在德國時，他就開始研究元史。為此，他還專門請了一位比利時人，幫他翻譯史料。囘國以後，官場應酬之餘，他就著手寫《元史釋文證補》。

　　為什麽要花這麽大的力氣來研究元史呢？這里面有政治。元以異族入主中原，清亦如此，以元史為正統，還是為異端？牽涉到對大清朝怎麽看。

　　清初經略西北，然其抱負，卻非緣起於漢唐，而是來自元史。因此，朝廷提倡研究元史，大凡有點天下觀抱負的人，都要懂得西北地理。當年，林則徐“睜眼看世界”，在天下觀里看，看不慣。可他在西北找到了感覺，翻譯世界地理，名曰《四洲志》。“四洲”乃佛家語，以此翻譯，又使世界回到天下觀里。“四洲”有如四方，有四方必有中央，以此類推，有“四洲”亦當有“中州”。何謂“中州”？自然以“中國”為“中州”，以“中國”為神州。

　　他把未竟之稿，托付魏源，而將未竟之業，托付給左宗棠。

他看好湖湘人物，以為將來天下，要湖湘文化擔待。後來，魏源編著《海國圖志》，用天下觀寫世界地理，左宗棠西征，坐實了西北地理。可惜了西征，半路而止，其豐功偉績，還是不如元史。

　　在新疆伊犁之西，科布爾之南的帕米爾一帶，中俄之疆界，久不分明。洪鈞講西北輿地之學，最弄不明白的便是這里，不能言其究竟。

　　出使俄國時，有人拿出一張中俄國界圖來，山川道路，條列分明，他喜出望外，以為找到了劃分邊界的證據，當即出重金，買下地圖。請人譯成中文，在德國柏林印書局刻印，報送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也很高興，以為找到了劃分中俄邊界的憑證。誰知俄國人在國界圖上，對帕米爾高原一帶做了手腳，他沒有看出來，因而鑄成大錯。他像蔣幹盜書一樣，偷偷摸摸的行徑，送了他一命。

　　他回國後，在總理衙門行走，有一天，英國公使來了。氣沖沖問道：何以好端端的，要割地數百里給俄國？

　　他不知所雲。後經英國公使解釋，才知俄欲以帕米爾南窺印度，與英衝突。英方認為，如帕米爾仍屬中國，形成緩沖，俄就不能南下。

　　總理衙門奉命，查明了原因，就向俄國公使提出抗議。
不料，俄公使却取出那張洪鈞譯制的“中俄交界圖”，正是在那份地圖上，帕米爾被劃入了俄國疆界。他又氣又惱，羞憤交加，病倒了。

　　晚清政治，有兩大笑柄，一是張佩綸好談兵，卻聞戰逃命。另一就是這位洪鈞，自詡西北地理，卻找不到“北”在哪里。

　　可滿朝文武，又有幾人知道帕米爾高原的經緯度？誰知勘定國界，最終要劃分經緯度呢？經緯度上略微偏移，在地面上一劃就是幾百公里。就算洪鈞上了俄國人的當，可朝廷呢？那麽多飽學之士，誰又能發現圖上有錯誤？如果不拿這張國界圖，朝廷還真不知要拿出怎樣的疆輿圖。大家都罵他糊塗，可罵他的人里面，有幾人真的清楚？

　　明朝人是看世界的，利瑪竇來時，就帶來了世界地圖，還教會了明朝人怎樣劃分經緯度。緯度，中國人早就懂了，而經度，是利瑪竇教的。

　　誰知，到了清朝，這些都成了亡國的經驗教訓，被統治者忘了。本來大清朝在《大清一統志》里高枕無憂，可沒想到，還是中了夷人的招。

　　薛福成是明白人。洪鈞從德國回來時，他剛好要去英國，出任駐英國公使。他在稿本上有一段話，說清楚了帕米爾高原上那塊地的經緯度。

　　他說那塊地，緯度“自赤道北緯三十六度四十五公分起，三十九度四十五分止”；而經度“居京師西四十度五十三分起，至四十七度零八分止”。在地上勘出來，有縱三百公里，橫四百六十餘公里的面積。

　　當時，熟知洋務者，除了曾紀澤已死，就是這個能說清帕米爾高原之地經緯度的薛福成。而洪鈞辦外交，不過是以西北地理，來濫竽充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