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皇帝諭令福建、廣東兩省推行漢民族共同語(舊稱“官話”)。俞正燮《癸巳存稿》之“官話”條載:“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鞏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准送試。”另外,《清稗類鈔》、《南海縣誌》等文獻也記載了雍正“推普”上諭的具體內容,文字稍有出入,但文意一致。

一個把滿語視為國語和民族標誌的滿族皇帝此時卻破天荒地下了一道推行漢語普通話的上諭,其政治背景是雍正獲取民心、整頓吏治、加強專制、重塑帝王形象的需要,是適應滿族漢化,官話流行,語言文化融合趨勢的結果,是清朝前幾任統治者對漢語語言規範措施的繼承和發展,是加強東南邊陲統治的措施之一。本文重在分析其執行結果的影響和啟示。

從結果看,雍正的“推普”上諭並沒有收到應有的效果。上諭頒佈後,閩粵二省的各個郡縣普遍建立了正音書院,教授官話,凡是走讀書、考試、當官之路的讀書人都要懂得官話。兩省的鄉試要求考生必須掌握官話,有時學政還要親自面試學生官話,甚至一度規定,不會講說官話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雍正的“推普”上諭不可謂沒有遠見,“推普”措施似乎不可謂不力,然而收效甚微。據清末探花商衍鎏說:“初時甚為認真,無如地方官悉視為不急之務,日久皆就頹廢,至嘉慶、道光時,福建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 廣東則更無聞矣。”(見同治繼修《南海縣誌》)

甚至到辛亥革命後,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前兩廣優級師範學堂)還鬧出這樣的笑話:“外省教習以不諳方言,教授不便解職去,自是本校各科教習,悉鄉先生矣。”(屈大均《廣東新語•貨語•珠》)足見其“推普”工作並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這是何故?

把“推普”附屬於政治活動和政治手段,這是不成功的根本原因。雖然不可否認推廣共同的語言有助於政治的穩定和國家的統一,但“推普”更多的是一項語言的社會運動,它有其不依附於政治的獨立性和自身的規律,當屬於文化的性質,僅用政治手段來干預語言是難以達到預期效果的。雍正沒有分析語言自身運動、發展、普及的規律,不是在對多種語言對峙中“官音” 將統一天下語音發展趨勢的準確判斷基礎之上,從而頒發“推普”上諭加以推波助瀾,因而這項語言運動背後缺乏正確的理論基礎;他不是在對閩粵地區方言方音調查的基礎上有的放矢,實行真正的正音,因而即使上諭後的措施再有力也難以收到實質性的效果;他看到的是鄉音的隔閡給統治帶來的不便,而沒深入分析鄉音的隔閡給廣大群眾現在或將來帶來的不便,因而“推普”缺乏普及性,“推普”措施缺乏永久性。

作為一項加強皇權的政治手段,“推普”活動只局限于官員和欲走仕途的人群,與廣大的普通老百姓相去甚遠。正音書院一度把《聖諭廣訓》作為教材,與其說正音,不如說是思想控制。也正因為如此,官員們對雍正政治的倦怠和憎惡便轉而表現在對官話學習的態度上。上諭頒發初時官員們甚為認真,但後來越來越不重視。再者,一朝天子一朝臣,雍正短暫的政治生命結束,繼任者並沒有把這項看似有遠見的“推普”工作繼承下來。

雍正無法改變以滿語為“國語”的基本語言國策,這對“推普”工作產生了巨大的反作用力。

滿族統治者從發跡的那一刻起,就鑄造建立封建大一統王朝和維護滿族民族個性和民族特徵的強權方針。1644年入關,清王朝把滿語、滿文列為官方使用的法定語言文字,新進的翰苑名臣都要學習滿語滿文,上朝必用滿語,軍事訓練只准講滿語,同時也允許漢語蒙語等存在,實行的是以滿語為標準語的多語言政策。整個清朝前期,滿文的使用非常普遍,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構在辦理政務時,多用滿文書寫。人們在向皇帝彙報情況時,為獲取好感,滿族官員自不用說,漢族官員有時也用滿語,漢人滿化的例子不勝枚舉,說滿語的漢人特別是官員不在少數,連外國人也用滿語交流。比如從西方來華的傳教士,他們出入宮廷,向康熙用滿語講授西方的天文、醫學、數學等知識,借滿翻譯的漢文典籍研究中國古代史。

清定都北京後,滿語被定為國語。儘管可和漢字並行使用,但可以說從天命到乾隆七朝,一朝比一朝重視滿語,而非真正重視漢語。他們除了為統治為數巨大的漢人而在有些地方推行漢語外,在他們內心深處,是對漢語的排斥和對滿語統治地位的維護。即使雍正本人,他在“推普”過程中也是內心充滿矛盾的,一方面要保證滿語的“國語”地位,另一方面又要推行“官話”,顯然對滿語作為國語中心地位的強調和維護對官話的推行產生了反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