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江華

出大事了。1931年11月10日，「九一八」事變爆發不久，溥儀英文教師、英國在威海租借地的末代總督莊士敦，在上海出席太平洋會議後，前往南京。他在南京接到一個緊急通知，民國政府財政部長、代理外交部長宋子文要見他。接見中，宋子文告訴莊士敦，溥儀處於危險中，希望莊士敦前往天津，勸說溥儀不要去東北投靠日本人。

對於宋子文這番苦口婆心的規勸，莊士敦並沒有領情，而是一口回絕。

莊士敦的拒絕，是目睹遜清皇室討要優待歲費的辛酸往事後的反應。在他所著的《紫禁城的黃昏》中，他就寫道：「皇室卑躬屈膝地乞求民國政府，付給它已過期的本應分期償付的津貼，因而一再將自己置於屈辱和可恥的境地。」

民國所撥優待費不及四成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等接受《清室優待條件》，同意清帝溥儀退位，政權讓渡於民國政府。《清室優待條件》第二款規定：「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歲用四百萬兩，俟改鑄新幣後，改為四百萬圓。此款由中華民國撥用。」

但除民國元年外，民國政府實際上從未按時、足額撥解過優待歲費。其總體撥付情況，1920年3月17日，遜清皇室總管內務府大臣世續在給民國總統徐世昌的信中說：「自民國二年（1913年）以來，優待歲費財政部每年所撥，僅及十之五六。」世續於1921年病逝。根據筆者的統計，如果將此後的4年計算入內，從1912年至1924年，民國政府的實際支付率不及四成。

《清內務府檔案文獻彙編》收錄了1916年至1920年間遜清皇室內務府寫給民國總統、財政總長、財政部等請撥優待歲費的公函底稿。根據這些檔案，至1916年5月，民國政府所欠的歲費已達601.8萬餘兩。1916年6月，袁世凱去世後，撥款狀況更趨惡化，以至於遜清皇室內務府1918年10月19日在給民國財政總長張岱杉等人的信中訴苦：「累年積欠為數竟逾千萬」。

據統計，從1912年至1924年這13年間，民國政府應撥給遜清皇室優待歲費5200（兩）元，而所欠的優待歲費為3198萬餘兩（元），欠付率為61.5%。也就是說，民國政府的撥付率只有38.5%，不及四成。

更有甚者，財政部所撥付的並非全為白銀或銀元，還搭放債券、紙幣、國庫券等。總管內務府大臣紹英，在1920年5月7日的日記中就抱怨：「（財政部）以債票一半、國庫券一半歸還（舊欠）」。內務府也於同年3月寫信告訴總統徐世昌，財政部用紙幣支付歲費，而由於民國政府信用不佳，以致紙幣只能打折兌現，「輾轉剝削，每月所得較應得之數不過十之二三」。

袁世凱、馮國璋、徐世昌的「提款機」

民國政府拖欠優待歲費，一個重要原因是民初政府收入有限而支出浩繁，財政極為艱窘。曾為《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的莫理循寫道：「袁世凱北京政府1913年前六個月的財政收入為5100萬元，而財政支出卻多達16800萬元，虧缺11700萬元。」袁世凱時期曾擔任過財政部次長、國務總理的梁士詒也曾說過：「至民國二年（1913年）度預算案，……不敷者為15376萬餘元。」

從1912年到1924年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府，短短13年，先後更替了6任總統：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黎元洪和曹錕。袁世凱時期，由於武力足以統轄各省，地方解款得以恢復，中央財政情況稍好。袁世凱去世後，直系、皖系、奉系軍閥割據，中央基本失去了對各省控制，不但各省解款無望，而且中央專款也多被截留。雪上加霜，內戰頻仍，阻礙了全國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從1912年至1922年間，各軍閥之間的內戰達179次之多，使得地方解款更少、中央財政日益竭蹶。

辛亥革命誕生了中華民國，清朝皇帝宣統帝溥儀於1912年2月12日頒布《宣統帝退位詔書》，大清帝國宣告結束。

檔案表明，儘管民國政府拖欠著巨額優待歲費，但包括袁世凱乃至後來的馮國璋、徐世昌，都把遜清皇室當作自己的「提款機」。

1921年3月，北洋政府整理內國公債，規定每100元民國元年公債票換40元整理公債六厘新債票。這次整理，就涉及到遜清皇室手中所持有的「愛國公債」和「特種債票」。這些債票，是清帝退位前，隆裕太后拿出宮中內帑白銀161萬兩、黃金16萬兩作為軍餉，向袁世凱內閣開支而換來的。袁世凱當上總統後，換成了「民國元年公債」。至於具體數額，據1920年6月內務府給總統徐世昌、總理靳雲鵬的公函，高達1016萬元。

專家研究表明，由於發行基金不穩，民國元年公債的還本、付息情況成為整個北洋政府時期最為糟糕的公債之一。通過到處挪借，利息總算能勉強支付，但自1913年發行後到1921年初從未還本。發行或出售價格均在四折以內，至於已領過兩三次利息的債票，更是低至二折以內。

袁世凱執政期間，民國政府應付給遜清皇室的公債利息已高達「三百六十餘萬元之多」。袁政府在同意將愛國公債等換成民國元年公債的同時，要求遜清皇室免除三百六十多萬的利息。無奈之下，遜清皇室只好忍痛答應，「以犧牲已往或可保存將來」。

未料僅僅過了幾年，民國政府即出爾反爾，要將這批公債按每100元舊票換40元新票的比率折換。果真如此，遜清皇室手中的千萬元民國公債票只能換到400萬元新債票。此前已無奈被扣掉了360萬元的利息，如今無端又被砍掉600萬元、換成價值未定的400萬元債票。一來一去，遜清皇室損失近千萬元，切實成了袁世凱的「提款機」。難怪世續等在信中向徐世昌哀告：「輾轉虧耗損失，幾至無餘……無論皇室不能堪此痛苦。」

袁世凱之外，馮國璋、徐世昌也無不如此。《紹英日記》1918年5月12日記載，馮國璋曾向遜清皇室借款300萬元。馮國璋藉此巨款，是為了競選總統，與段祺瑞所組織的「安福系」相抗衡，最終是否歸還就不得而知。

據溥儀《我的前半生》，徐世昌也曾向皇室借款，以競選民國大總統。「馮國璋任總統時，內務府大臣世續讓徐世昌拿走了票面總額值三百六十萬的優字愛國公債券……徐世昌能當上總統，這筆活動經費起了一定作用。」

為保全優待歲費竟遭議員敲詐

《清室優待條件》是遜清皇室獲取民國經費的基礎性文件，一旦廢除，其所享有的政治、經濟特權將蕩然無存。為了充分保護其利益，幾乎與清帝遜位同時，內務府開始運作「《清室優待條件》入憲」之事。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實行帝制。稱帝之前，袁世凱與遜清皇室作交易。清室表示擁護袁世凱稱帝，聲明：「推戴今大總統為中華民國大皇帝……凡我皇室極表贊成。」袁世凱承諾將優待條件寫入憲法，於當年冬天親筆在《清室優待條件》文本上寫下一段跋語：「先朝政權，未能保全，僅留尊號，至今耿耿。所有優待條件各節，無論何時斷乎不許變更，容當列入憲法。袁世凱志，乙卯孟冬。」

袁世凱很快於1916年6月6日去世，「優待條件」入憲一事因此擱置。袁世凱死後，儘管馮國璋、徐世昌等繼任大總統都曾先後表示維持優待條件，但由於軍閥割據、政局不穩，皇室更缺乏安全感，推動「優待條件」入憲的意願更為迫切。

事與願違，1917年7月的張勳復辟給廢止「優待條件」提供了口實，到1922年更是達到一個高潮。據《紹英日記》，僅這年9月至1923年1月，就有議員李燮陽、鄧元彭、李純修、張書元提出取消優待條件，其中李燮陽的提案竟有37人聯署。為此，遜清內務府一方面多次開會，「議定設法勸阻緩提議案，以便設法維持」，一方面賄賂曹錕、吳佩孚、京畿司令王懷慶等，「托其關照也」。

更有甚者，為了保住《清室優待條件》，遜清皇室還被議員敲詐。《紹英日記》1922年10月6日記載，陸軍中將蔣雁行曾聯合議員，以不提議取消優待條件為交換，要求遜清皇室支付150萬元。「蔣雁行鉤結議員，欲詐取皇室銀款，有給款一百五十萬元，可不提議取銷優待之語。」

堂堂皇室，為了保住優待歲費等，竟然慘遭勒索，難免令人有「昔為刀俎，今為魚肉」之慨。

千方百計討好民國要人

為了融洽與民國政府的關係，遜清皇室採取過「和親」政策，先後提出同袁世凱、徐世昌兩任總統聯姻。據《醇親王載灃日記》，1915年11月30日，世續就代表遜清皇室前去向袁世凱提親，迎娶袁之女兒為皇后。為了籠絡遜清皇室以支持其稱帝，袁世凱同意聯姻，同時又採取了緩兵之計，表示等自己稱帝之後再辦。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在全國一片反對聲中，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凱在憂懼交加中因膀胱結石加重而去世。如此，這樁各懷目的、各取所需的政治婚姻才未實現。

1918年9月，徐世昌當選民國總統。徐世昌與清室關係親近，據其日記，清室對其賞賜前後高達數百次，僅1911年一年就達到35次，他也在日記中詳細記載了每一次賞賜的物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當選總統之後，他曾有意向遜帝溥儀請示是否可以出任。其9月15日日記寫道：「本擬具折請旨是否准其擔任，世中堂（指世續）以為不必具折，代為面奏。」

為了「親上加親」，1921年6月20日，總管內務府大臣紹英陪醇親王載灃前去拜訪徐世昌，提議溥儀與徐世昌的女兒聯姻。有「水晶狐狸」之稱、八面玲瓏的徐世昌以聯姻後反不利於替清室運作為由，婉言謝絕。徐世昌的解釋，得到載灃的理解。出於為尊者諱，關於此事，徐世昌在當天日記中只寫了「醇親王來談」五個字，對求婚隻字不提。

袁世凱、徐世昌等曾為前清重臣，還知道給予遜清皇室相應的尊重。而對於曹錕、張作霖等前清低品級官員而言，對清室的感戴就沒有那麼強烈了。

1923年10月，曹錕通過賄選當上了總統。清室聞知，馬上拍電報祝賀。陰曆十月二十是曹錕的生日，清室又趕忙送去無量壽佛一龕等四色禮物作為壽禮，但曹錕無動於衷。無奈之下，清室只得精心挑選出乾隆哥窯瓷、嘉靖青花白地瓷等珍貴古物送去賄賂。曹錕收下後這才對清室表示，一定要認真履行優待條件，盡力保護清室。但風雲變幻，1924年10月，曹錕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兵敗，不得已宣布辭職，並被囚禁於中南海，保護清室自然也無從談起了。

1918年，張作霖出任東三省巡閱使。對於這位土匪出身、不按常理出牌的新興軍閥，遜清皇室自然不敢怠慢，當年12月準備賜其匾額。未料，張作霖並不感興趣。1918年12月9日，紹英趁出席張作霖宴請之機轉達皇室意願，張作霖的回答竟然是「已有人說與過，予已推辭，日後再說罷」。之後再次勸說，張作霖還是不給面子。難怪《紹英日記》整理者張劍評論道：「昔日令人感激涕零的浩蕩皇恩，今天在很多人看來只是一種無足輕重的點綴，令人感慨系之。」

甚至像清帝遜位時僅為總兵、1920年出任京畿衛戍司令的王懷慶，清室也不得不加以籠絡。紫竹院本是清朝帝後前往頤和園時中途休息的行宮，清帝退位後，為了緩解經費困難，曾於1920年出租部分房屋，每月可得租金洋三百元。1924年6月，遜清皇室為了討好京畿衛戍司令王懷慶，依靠王的勢力來保護自己，竟把紫竹院行宮送給王懷慶作為私產。

卑躬屈膝討要優待歲費

翻閱《清內務府檔案文獻彙編》《紹英日記》等檔案史料及當時的報刊雜誌，遜清皇室討要優待歲費的無力感、屈辱感和挫敗感，撲面而來。

1912年到1924年的遜清皇室，可以說充滿了無力感。1920年三四月間，民國政府國務會議提出，「以民國八年公債及國庫券各半」支付所拖欠的民國優待歲費。民國政府債票和國庫券形同廢紙，「得之，宛如獲石」。果真如此，遜清皇室的損失正如其內務府所說的「此中損失之巨，何止倍蓰」。於是，內務府趕忙於4月24日致信總統徐世昌，表示「萬難承認」，希望「按照原定條件，仍以歲支四百萬兩計算撥付」。

民國政府於1914年2月實施改兩為元。按照《清室優待條件》，實施改兩為元之前的積欠，確實應該按兩發放。但5月7日，民國政府財政部還是通知遜清皇室，所欠的優待歲費將由財政部「發給無利國庫證券一半、八年七厘公債票一半」，今後的優待歲費則按照銀元撥發。這表明，民國方面並未採納遜清皇室方面的意見。

民國初期的北京政府，不僅總統、總理更換頻繁，財政總長的更換也如走馬燈。1920年8月是周自齊，1921年7月改為高凌霨，到了12月份就變成了張岱杉。每一位新總長甚至是財政次長上任，內務府都會發去致賀信函，懇請其按月發放優待歲費。保存至今的《清內務府檔案文獻彙編》中，「嗣後仍請按月源源接濟，無任盼禱」、「務請鼎力維持，俾得按月接濟」之類的話語隨處可見。民國政府撥款之後，不管多少，遜清皇室還得去信致謝。

翻閱《清內務府檔案文獻彙編》可以發現：遜清皇室內務府所請撥之款，民國政府幾乎沒有一次能如數發放，而且討要過程幾近屈辱。

1917年1月，財政部給了遜清皇室一張十萬元的銀行支票。等皇室去向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兌換時，銀行方面表示「未奉到部令、不能墊付」。無奈之下，內務府只好又給財政部寫信，懇求其「速飭中、交兩銀行將前發之支票十萬元照數撥給」。

1918年1月，民國政府拖欠歲費「已逾六百萬兩之巨」、遜清皇室「困難情形，已達極點」。遜清皇室只好去信財政部，懇求無論如何為難也請迅速籌撥一百萬圓以濟急需，但財政部只給了40萬元。

1924年，溥儀被趕出紫禁城後，優待歲費由原來的400萬元大幅縮減至50萬元。即使如此，民國政府首次發放時只給了8400元，僅相當於應發的兩成。難怪一向膽小謹慎的紹英憤怒之下表示要拒領。

這樣的輕慢，在清帝退位之前幾乎是不可想像。這樣的輕慢，在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看來，不啻於一種屈辱：「皇室卑躬屈膝地乞求民國政府，付給它已過期的本應分期償付的津貼，因而一再將自己置於屈辱和可恥的境地。」

坦率而言，遜清皇室財政艱窘，也有皇室方面花費浩繁的原因。據溥儀《我的前半生》之統計，1924年11月出宮前，宮中「每年開支都在三百六十萬兩上下」。《清內務府檔案文獻彙編》等檔案表明，皇室每年僅三節（端午節、中秋節、年節）用銀即高達一百多萬兩。1924年在民國未撥任何經費的情況下，7月20日，溥儀買汽車則「用洋八千六百元」，8月15日為捐賑款又要兩萬元，以致一向忠心耿耿的紹英在日記中抱怨「要款無度，應付為艱」。

由於財政困窘，1922年11月的溥儀大婚費用一減再減，最終用款為銀29.1萬餘元。不到30萬元的開銷，與花費了1100萬兩白銀的同治婚禮和花費了550萬兩白銀的光緒婚禮相比，實有雲泥之別。就是這29萬餘元中，有19.6萬元來自徐世昌、黎元洪、那桐、張作霖等人的私人捐獻，民國政府所撥不過10萬元。

遜清皇室討要優待歲費的辛酸往事，無疑給遜帝溥儀留下深刻印象。1924年11月5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派軍隊強令溥儀搬離紫禁城。遜清皇室雖四處哀告，但終無力回天。這樣的挫敗感，無疑深深刺痛了年僅十八歲、正值血氣方剛的溥儀。偽滿初年，溥儀在長春向英國記者解釋他出任偽滿洲國執政的原因時說：「就個人的理由來講，我是為了對於民國政府的違約做個親身的證據而來到了滿洲。」

辛酸往事最終致皇室與民國決裂

1928年，震驚中外的東陵事件爆發。國民革命軍第6軍團第12軍軍長孫殿英，公然命令所部盜掘了位於清東陵的乾隆裕陵和慈禧定陵，將陪葬珠寶等洗劫一空。孫殿英此舉，無疑違反了民國政府1912年和1924年兩次作出的「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民國酌設衛兵妥為保護」的承諾。

消息傳來，溥儀所受的刺激比他自己「被驅逐出宮時還嚴重」。他發誓「不報此仇，便不是愛新覺羅的子孫」。之後，清室和遺老們分別向蔣介石和平津衛戍司令閻錫山及各報館發出通電，要求懲辦孫殿英，要求當局賠修陵墓，但民國政府最終未予處理。

民國政府的諸般舉動，也最終導致遜清皇室與其決裂。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東三省，密謀扶持溥儀建立傀儡政權。意識到事件嚴重性的民國政府，趕忙派國民黨監察院委員高友唐專門到天津，勸說溥儀放棄與日本合作，並許以恢復《清室優待條件》、照約撥付優待費等條件。

溥儀斷然拒絕，冷笑說：「國民政府早幹什麼去了？優待條件廢了多少年，孫殿英瀆犯了我的祖陵，連管也沒有管，現在是怕我出去丟蔣介石他們的人吧，這才想起來優待，我這個人是不受什麼優待的！」與此同時，張學良、宋子文等民國要人，還紛紛接見莊士敦，希望莊士敦勸說溥儀放棄去滿洲的計劃。但出於對民國政府的不信任，莊士敦拒絕幫忙。

溥儀與日本合作出賣國家利益之行徑，自然不值得稱道；而民國政府未能如約撥付優待歲費的舉措，同樣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