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時候的理想，不但沒有實現，反而成為一個更遙遠更遙遠的夢。」
願 華叔在天之靈安息...

下文節綠自司徒華2010年撰文《香港家書》我從六十一年去看「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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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89年至目前這二十一年，經濟雖然繼續有所發展，但出現了這樣的情況：金權結合；貪污比89年嚴重千倍萬倍，由上至下幾乎無官不貪，貪污款額以億計；道德淪亡、敗壞猖獗；貧富懸殊，弱勢社群飽受欺凌壓榨；雖然沒有大規模的公開血腥鎮壓，但異見人士、維權人士等，受到嚴密監控、被拘捕、判罪入獄。

「六四」是一個發展轉折的重要關鍵。假如當年接受了「平等對話」和「反官倒」的要求，到今天，經歷二十一年，不但經濟發展得更好，民主政治也有所發展。「六四」使黨內的開明健康力量受到整肅，失去了制衡力量，這是今天有負面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我為甚麼堅持「毋忘六四」、「平反六四」，就是基於上述的認識和了解，期望中華民族由此走上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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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華本人曾在有線電視第四集《大江東去》專輯訪問中，形容「六四」事件是人類史上最黑暗的時間，亦令他看清共產黨的真面目，用坦克車和機關槍對待手無寸鐵的學生與人民，「中共核心，是權力第一，對所有侵權的人，格殺勿論，」自「六四」以後，他對中共完全不抱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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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敗後，司徒華從鄉下回到香港繼續學業，1947年就讀油麻地官立學校，據《大江東去》一書披露，司徒華在該校開始接觸具中共背景的《學生文叢》月刊，認識了共產黨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曾認定那是救國出路。

 與中共的關係

生於戰亂的司徒華年輕時曾嚮往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由中共地下黨人廖一原介紹下，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該團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前身。同時參與成立「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後來改名為學友社。[22]1958年，司徒華雖然在幹事會改選中被排擠出學友社的領導層，但仍在其他有中國共產黨背景的團體中做義務工作，例如在《兒童報》擔任編輯。據司徒華自傳披露、其胞妹司徒嬋剖述，司徒華向曾在學友社與他意見不合的歐陽成潮主動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結果被拒 ，令他感被騙及遺棄，內心十分難受[23]。曾有過加入共產黨的意願的司徒華，在其去世後2011年7月出版的自傳《大江東去》中透露，年青時深受左傾思想的影響，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帶領中國走向繁榮昌盛的希望。直至1980年代，還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與中國中央政府保持密切聯繫，直到1989年發生學生民主運動和六四事件中共血腥鎮壓學生和民運人士後，司徒華才與中共徹底決裂。與他共事多年的一些香港民主派人士稱，司徒華從來沒有對他們說過自己這段歷史。有評論認為他不講出來，可能怕會引起很多誤會和爭論。[24]

1989年的「六四事件」可謂是司徒華與中共決裂的導火線，「六四」促使司徒華領導創建了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其主要綱領包括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根據司徒華回憶錄所描述，1949年中共建政後，他聽到「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便會滿含熱淚，彷彿看見康莊大道，但「從批判《武訓傳》、胡風事件，到反右、廬山會議，連綿不絶的政治鬥爭，使人難以信服的事情層出不窮」，他身邊曾回國升學或參加建設學友社的朋友，除了不明不白死掉，絶大部分都跑回香港。面對這些事情，司徒華表示，少年時候的理想，不但沒有實現，反而成為一個更遙遠更遙遠的夢。司徒華強調，他愛國、愛同胞；但愛國並不等於愛黨，也不等於愛一個政權，更聲稱：「我的終極目標，是要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司徒華表示寫回憶錄的念頭始於1996年，他跟親屬講述自己的心路歷程，並做了錄音，由家人整理。[25]

參與「黃雀行動」

1989年，中共血腥鎮壓民運，「六四事件」後大肆搜捕民運人士。司徒華等人創立的支聯會發起一個代號名為「黃雀行動」的拯救行動。司徒華生前接受訪談時透露，「黃雀行動」營救的民運人士達數百人，其中他親手所救的就是民運領袖吾爾開希和柴玲，支聯會單單為救前者便用了六十萬元。司徒華又暗示，能救出這麼多民運人士，其中一個原因是國內官吏貪污，及民運人士得到海內外支持。[29]黃雀行動的細節極度敏感，許多涉及的人物、細節，多年來一直沒有曝光。司徒華生前表示準備在撰寫的回憶錄中，披露八九民運時協助中國學運領袖和民運人士外逃的黃雀行動部份內容，同時也會透露他與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許家屯交往的情況[30]。

被拒回中國

香港居民往返內地需要使用類似護照的回鄉證，但是大約有30名民主派人士或被北京視為異見人士，名列不得領取回鄉證的名單上，其中就有司徒華、李柱銘、劉慧卿等民主派人士。司徒華的回鄉證在天安門事件後，回國的時候在內地邊檢被沒收吊銷。1995年、1999年他兩次希望能領回鄉證，均遭到拒絕[31]。2010年，得悉司徒華患上末期肺癌，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等建制派人士稱協助其發還回鄉證，被司徒華指是假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