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明史的人都清楚，在明代的政府架構中，有一個言官體系。言官由御史與給事中兩部分組成，御史供職於都察院，是朝廷的耳目；在都察院之外，還有一個與六部 (吏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戶部)相對應的建言、評價與監察系統，叫六科，給事中就供職於六科。言官的官階不高，但職責重要而神聖，其中首要職責是「規諫君主」，對皇帝與內閣有一定的制約作用。

    按說，嘉靖帝是不會太討厭言官的，畢竟這是明朝以來的長期設置和習慣做法。到底是什麼事情讓他對言官體系有了極為強烈的反感與牴觸呢？

    事情需要從嘉靖帝即位後說起。嘉靖帝繼位之初，下詔廢除了武宗時的弊政，誅殺了佞臣錢寧、江彬等，使朝政為之一新，但不久後爆發的「大議禮之爭」（明朝最著名的政治事件），讓嘉靖帝感觸很深、感慨極大。

　　早在嘉靖皇帝由藩邸進京的時候，未即位的嘉靖皇帝與朝臣們就迎接的禮儀發生了爭執，結果以朝臣的妥協告終，緊接著，嘉靖皇帝的生母進京，又發生了類似的事情，最後朝臣又做了讓步。

　　這兩件事可是說是議禮之爭的導火索，從嘉靖皇帝主觀來講，他從外藩即皇帝位，對朝廷的舊臣並不十分信任，而且他不希望以過繼給孝宗皇帝當養子的身份來入繼大統，因此他要求追封自己的親生父親為皇帝，這一點標榜尊崇先師孔子禮教的大臣們是無法同意的，眾大臣表現的空前團結，反對的奏章壓的世宗喘不過氣來，就在世宗準備讓步的時候，一個叫張璁的人站了出來，幫了嘉靖皇帝一個忙，他寫了一篇文章，為嘉靖皇帝追封自己的父母找了許多理論依據，而且引經據典批駁了群臣的觀點，嘉靖皇帝看後深受鼓舞，張璁也得以加官進爵，成為議禮派的首領（當時的反對大臣們稱為護禮派）。 

    朝中出現了議禮派與護禮派的對立，由於嘉靖皇帝的支持，議禮派的隊伍也在不斷擴大，雙方的鬥爭也日趨激烈，經過幾回合的你來我往，終於爆發了「血濺左順門」事件。由於議禮派逐漸佔據上風，護禮派群臣決定集體向皇帝進諫，於是包括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人，給事中二十一人，御使三十人等共二百餘人的龐大隊伍，集體跪在左順門外，哭聲，喊聲震天，嘉靖皇帝派人將為首的幾為大臣押入監獄，群臣情緒更加激憤，左順門前出現騷動，世宗皇帝殺心頓起，將一百三十四人逮捕，八十六人待罪，一時間錦衣衛從四面八方圍來，左順門前血跡斑斑。左順門事件以皇帝的勝利，護禮諸臣的失敗告終，嘉靖帝終於如願地將父親追尊為睿宗，並將神主入太廟，躋在武宗朱厚照之上。這次事件致使許多正直的大臣或死或引退，而佞臣卻乘機竊取了朝政大權，使弊政重興。通過這件事，嘉靖皇帝不僅實現了追封自己父親為皇帝的願望，而且樹立了新皇的威信，開始了他的專制統治。

    從此，嘉靖帝不再喜歡言官們的過多參與和直接諫言。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天空出現彗星，俗稱掃帚星，嘉靖帝就下詔求直言，有位南京御史叫馮恩的，直言上疏，說天空出現了掃帚星，是不祥之兆，原因是朝廷出現了三顆掃帚星，這三顆不祥之星就是內閣大學士張璁、方獻夫與右都御史汪宏，要想除去天上的掃帚星，必須先除朝廷的掃帚星。嘉靖帝看後勃然大怒，就下令將他逮捕關入詔獄，差一點死於廷杖，最後將他發配到廣東雷州，六年後才遇赦回歸鄉里。1567年，嘉靖死去，明穆宗即位，他才得以平反昭雪，這時他已是年過七十的老人了

   馮恩直言帶來了八年的牢獄與流放生活，同朝有位言官進諫卻帶來了長達十八年的牢獄之災。此人名叫沈束(1514—1581)，浙江會稽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任禮科給事中，時年31歲。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率大軍進犯大同，沈束上書嘉靖皇帝，指責嚴嵩，說：「今當事之臣，任意予奪，冒濫或悻蒙，忠勤反捐棄，這何以鼓勵士氣，激發軍心？」其措詞並不激烈，但觸犯了嘉靖對俺答首鼠兩端、戰和不定的對策，於是，嘉靖將他交都察院與刑部定罪，都察院御史聞淵、屠僑說他上疏有點輕狂，並無其他心腸，嘉靖心中惱怒，剝奪了聞淵與屠僑的俸祿，將沈束投入詔獄。不久，刑部上奏說他只是奏事不實，並無大錯，應該復職。大凡皇帝都有很強的剛愎心理，都要維護其「聖斷」的正確性，不會承認有錯，更不會自行糾錯，嘉靖也是如此。「三司」越是為沈束說公道話，嘉靖對他的處罰就層層加碼，越來越重，沈束受了廷杖之刑，關在詔獄之中。

    馮恩被投入詔獄後，他的妻子吳氏從松江府上海縣來到京城，到大理寺擊鼓鳴冤，他的兒子才十三歲，居然跪在午門外，要替父代死，這一舉動也使得嘉靖左右為難。明代詔獄不管囚犯的飲食，一日三餐都要家屬送去，沈束的妻子張氏也來到北京，還帶著沈束還沒有圓房的小妾潘氏，倆人寄居在北京的旅館裡，以紡紗織布供丈夫衣食，沈束坐牢十八年，妻妾倆人送牢飯十八年。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大權相嚴嵩撤職，沈束服刑從36歲到了54歲，張氏覺得冤案有了轉機，就上書嘉靖皇帝，請求替夫服刑，法司也表同情，代為請示，但嘉靖不許。後來，一個偶然的際遇使得沈束得以出獄，原來嘉靖將他關入獄中，還命令獄卒將他每天的語言飲食報告給他，稱之謂「監帖」，嘉靖四十四年，一天一隻喜鵲在監獄窗口叫個不停，沈束漫不經心地說了一句：「難道罪人也有喜事嗎？」獄卒將這句話當作「監帖」送到嘉靖面前，嘉靖聽了心有所動，這時正值戶部有個司務叫何以尚的，上疏救海瑞，嘉靖見疏大怒，將他關入詔獄，而將沈束釋放了出來。沈束回到家中，其父已死，兩月後，嘉靖也死去，他的小妾潘氏當初是為了給沈家生下子嗣而娶進門的，由張氏帶到北京時年約二十，而沈束獲釋時，已經四十上下尚未圓房。

    嘉靖帝對事事進諫的言官極為仇恨，多次用廷杖對付持不同政見的言官。在「大禮議」事件中，他用廷杖對付靜坐哭諫的言官，一次打死十七人，罷官流放的多達二百多人，但血案並沒有遏制進諫之風。「大禮議」事件過後不到兩年，又發生了言官彈劾武定侯郭勳與李福達狼狽為奸的事件，他用罷官流放來對付言官，被流放的官員多達四十餘人，但這也沒有遏制進諫之風。到了嘉靖中期，犯顏進諫者仍是前赴後繼，難以遏止，其中最為出名的就是太僕卿楊最與御史楊爵。楊最不同意嘉靖給自己放假二年求長生不老之藥，而被關入詔獄，還遭廷杖重打，六十廷杖還未打完，就當場斃命。還有一位御史叫楊爵，當楊最被廷杖當場打死時，他悲憤交加，一氣呵成《隆治道疏》，痛析天下危亂之因，痛陳朝政時弊，嘉靖見後愈加惱怒，密令錦衣衛將他逮捕入獄，用酷刑審訊，朝臣敬其忠烈，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鉉上疏營救，又遭重杖重擊而死，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才被釋放出來，這時他被關入獄中長達八年。

    把言官用廷杖打死或流放荒蠻地區，朝臣自有議論，史家還要秉筆直書，傳給後人，皇帝畢竟要背惡名。嘉靖改用新的一招，就是用長期監禁來遏制言官，沈束成了這種惡政的犧牲品，他不明不白地關在獄中長達十八年。但是，長期監禁也沒有遏制言路，沒有使言官望而生畏，到了嘉靖晚年，還出現了一個準備好棺材以死進諫的官員，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海瑞。

    嘉靖帝打壓打擊言官的行徑有很多，就不一一敘述了。以上事例已經足夠說明他討厭言官到了何種地步。我們不論他的想法是否合情合理，起碼他的行為很偏激、很過度。對本身具有良好作用的言官制度來說是極具毀滅性的損害。

    古人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就是說民意民生是統治者最需要最應當看重的因素。當一位國家領導者，堵塞民意訴求，禁止民意發表，民情就無法真正瞭解，民生就無法真正顧及。這樣的國家就距離沒落滅亡不遠了。無數的歷史事實都證明了這點。僅以明朝為例，嘉靖帝之後的幾代皇帝，不就是在走上了下坡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