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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門正式名稱為承恩門，是清代城門建築，為台北府城的正門。 報系資料圖

  北門對我來說始終是一種異樣的存在。

年幼時初次經過北門，只見一座灰撲撲的古老城門被空中和平面數條車道包夾交錯，景象著實詭異。高架橋距離城門好近，真所謂間不容髮──事實上高架橋啟用十多年後，橋身真的因為長期震動而逐漸擠壓北門，公車上的乘客彷彿伸出手就能觸摸到簷角。

開始對台灣歷史產生興趣之後，閱讀文獻時屢屢驚嘆於北門身世之奇絕，儘管如此，站在現場卻從來未能有所感應，只有說不出的失落。

北門就是這樣一個奇怪的古蹟：看得見卻無法親近。知道那裡面承載著極厚重的歷史訊息卻什麼也讀不出來。默然矗立似發召喚，又無時無刻不被拉高引擎轉速全力過彎的各路公車和洶洶進城的車龍給沖散。

而這也正是「歷史」在台灣社會的處境，總在鋪天蓋地的侵逼夾縫中孤立著，或者被任意塗抹油彩張掛標語，其底蘊豐足珍貴，姿態卻無比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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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從設置府治（1875）、知府自竹塹移駐台北（1879）、第一次規畫城址（1881）、重畫城址興工（1882）到最後竣工（1884），前後歷時十年之久。

建城過程周折如此，反映著當時台灣社會的複雜實況。

第一個大問題是：城址應該設在開發較早的艋舺，還是後來居上的大稻埕？這不僅需考量城市後續的發展潛力，也牽涉到泉州三邑人和同安人的競爭關係。眾所周知，同安人是在「頂下郊拚」械鬥落敗被趕出艋舺，只好到大稻埕另起爐灶，台灣開港後歡迎洋商、發展茶業，反而在短短二十餘年間一躍超前。但艋舺畢竟經過百年經營，實力仍在，城址一事要是沒弄好，官民不諧，往後也就難求政通人和。因此官府索性把城蓋在兩市街之間的空地上，互不得罪，還可以將彼此連成一氣。

其次，官府並沒有充足的築城經費，必須向民間富戶攤派勸捐。建城費用總共四十二萬餘元，官方的如意算盤是先從板橋仕紳林維源口袋裡挖出十萬，並責成府治下的新竹、宜蘭、淡水等地富戶跟進。但林維源和大稻埕仕紳陳霞林因為世仇而皆不願在捐輸金額上妥協，林維源稱病不出，大打拖延戰術，陳霞林則推說等林維源開出數目再來跟隨，他們背後乃是延續百年以上「漳泉分類」的恩怨歧見。最終是因為中法戰爭的炮火打到家門口了，才按以往的捐納舊例攤派完成。

不僅官民之間充滿矛盾，官府本身也爭鬥不休。城址最初是由福建巡撫岑毓英親自渡海履勘規畫，卻被接手執行的台灣兵備道（當時台灣最高行政官員）劉璈轉了座向。原始設計的城池中軸對準北極星，而素習「巒頭派」堪輿學的劉璈則大膽而獨斷地推翻長官成議，將中軸改向七星山頂，作為背後的依靠。當時城內主要街道和部分衙署已預先築好，城牆卻硬生生向北北東偏斜，使得市街和城牆之間形成斜角。

劉璈的變更設計不僅讓城內面積縮小，還增加兩萬元經費，也與官場人情不合。而他的風水理論未能使清王朝治下的台北城丕基永固，他自己後來也被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鬥垮，遭流放黑龍江而死，這其中牽涉到湘軍與淮軍之間的長期鬥爭，一言難盡。

話說回頭。拉遠來看台北城的興建，更能見出台灣南北重心的移動，以及國際情勢牽動台灣的歷史軌跡。

台灣河川都是荒溪，不利舟楫，只有淡水河系能通航運，將整個台北盆地串連成一經濟體。1860年台灣開港，數年後茶樹便在盆地周邊山坡廣泛種植開來，大稻埕製茶業蓬勃發展。台灣茶價格低廉、香氣濃郁，以「福爾摩沙烏龍茶」品牌行銷海外，主打美國市場，大受歡迎。茶葉出口金額逐年上升至全台出口貿易額的五到六成，而台灣貿易稅又多於田賦，使台北一躍而成台灣經濟重心之所在。

台灣建省時，省城台灣府設於橋孜圖（今台中市），以便居中聯絡南北。新設的台北府治也曾有設在竹塹之議。但台北盆地的重要性已然無可取代，因此劉銘傳始終以台北為駐地，後任的巡撫邵友濂更乾脆奏請將省城從台灣府（台中）移到台北，實際上一直擔負省城功能的台北才終於獲得應有的名分。而這已是奏請建省十年後的1894年，也就是甲午戰爭爆發的那一年，隔年台灣即被割讓給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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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銘傳是李鴻章麾下「淮軍」頭號大將，在平定太平天國過程中厥功甚偉，二十六歲當上綠營武職最高的直隸提督，三十二歲封一等男爵。中法戰起時他正賦閒在野，朝廷命其前往台灣督辦軍務，但年近五十、當了大半輩子武將的劉銘傳不屑再當欽差大臣，渴望出任封疆大吏以證明自己有出將入相之材。朝廷只好為他「加巡撫銜」，這才請得動他出來辦事。

法軍退去之後，台灣建省，劉銘傳順勢扶正為首任福建台灣巡撫，果然立即大刀闊斧推動各項新政，讓沉寂兩百年的台灣治理一下子熱鬧轟動起來。

表面上劉銘傳的政策是以軍事為主，他也以國防這頂大帽子向朝廷大肆請款，實際上許多措施卻在扶植台灣產業。譬如以傳遞軍情為由拉通福州和台北間的電報線，電信總局卻設在大稻埕建昌街，方便茶商第一時間得知美國茶市行情。又不惜全額挪用省城（台中）建築經費以鋪鐵路、購輪船等，意在將茶葉出口運輸從外國輪船公司手中搶下來。

當時台北火車站就設在北門外與大稻埕接壤之處，另有支線直通西側的機器局（今塔城街一帶）。機器局製造槍砲子彈，後來還增添鑄幣、維修鐵路等多重功能，是台灣第一個現代工廠，以及現代工業的起點。

巡撫衙門、布政使司衙門和台北府衙等官署集中在城內西北角。這樣一來，從北門可到大稻埕，出西門則可通艋舺，便於官民往來。也因此，正對著城門的北門街（今博愛路）和西門街（今衡陽路）也就成為城內重要幹道，鋪設石板和卵石，並且裝設路燈，走在時代之先。

城外有從淡水河邊開鑿引入的水道，作為護城河。北門邊的「河溝頭」設有碼頭，岸上蓋了一座接官亭，凡有朝廷諭旨或新官上任都在此處接待。北門的正式名稱「承恩門」就是朝拜北京帝闕皇恩之意。

至此，以北門為中心的台北城內外，可說是劉銘傳新政的一大輻輳。在他銳意經營下，台北迅速地繁華熱鬧起來。

縱而觀之，劉銘傳確實頗有開創大局的雄心，對台北的發展尤其有一番宏圖，新政幾乎全在本地經營。但武夫出身的他畢竟太過操切，幾大事業同時並舉，藩庫債台高築，結果大多半途而廢，甚至激發民變和原住民反抗事件，接任的邵友濂只能逐一裁減以休養生息、平穩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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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建城不過十年便遭遇甲午戰爭、台灣割日。1895年日軍接收台灣，台人成立台灣民主國抵抗，總統唐景崧卻旋即逃亡，台北城內陷於混亂。大稻埕商人決定迎接日軍恢復治安，由辜顯榮前往導引。日軍抵達北門外時，一名農婦陳法架設竹梯為其開門，日軍遂由北門進城。煞費苦心興建的台北城，在乙未戰爭中只扮演了一名安靜的觀眾。

日本殖民初期，北門一帶依然重要。和鐵道關係密切的台北郵便局設置在城門旁，擔負聯絡全島重任的鐵道部也在機器局舊址上昂然矗立。城內為日本人集中的地區，大稻埕則有「本島人市街」之稱，兩者在北門一帶交會。當時最著名、號稱能辦五百人宴會的西洋料理屋「台灣樓」就在北門街上，也許與此不無關係。

然而城市發展的軸線已然開始翻轉。

日本本土在台灣東北方，因此每個城市的神社都儘量建在東邊或北邊的山丘上。皇權朝拜的方向轉變，台北前往圓山台灣神社的敕使街道由東三線道向北延伸（今中山北路），北門遂失去了政治上的入口地位。

淡水河無法提供輪船航運，台北的主要交通由河運轉為陸運，並隨著人口增加向盆地內部開展。城牆拆除後設置了寬敞的三線道路，台北車站東移改建，鐵道路線重新規畫，在北門邊上轉了個大彎向南，從此不再從大稻埕通往新莊，而是改經萬華通往板橋。

城內的清代官衙、寺廟被日人拆除一空，1911年風災後市區改建，選擇了西門街（今衡陽路）、府前街（今重慶南路）和府後街（今館前路）進行現代化商業街的造街工程，而同為城內幹道的北門街則獨遭冷落。

北門不再是出入城市內外的重要通道，更失去了城牆和原本守衛的城內官署，只能徬徨獨立。鐵道從它身旁逼切而過，呼嘯的火車像是嘲弄著它的不合時宜。更有甚者，其甕城上的「巖疆鎖鑰」橫額還被移作總督官邸涼亭的礎石，讓達官貴客們閒遊笑談時坐踏其上，輕賤前朝孱弱、吹噓帝國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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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台北都會蓬勃發展，市區車水馬龍，跨越淡水河的交通需求也十分龐大，於是在1978年築成北門圓環高架道路，以供車輛跨越鐵道，並銜接1982年完工的忠孝橋。原本即已黯淡光彩、矮身於老城舊街的北門，從此更被高架橋霸道地壓迫了三十八年之久。

但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正是這欺負人的高架橋，意外地保住了北門的本來面貌。1966年，台北的舊城門群年久失修，屋瓦剝落、木材腐朽嚴重，省政府以「整頓市容配合觀光需要」為由撥款兩百七十萬元整修。

負責的工程師黃寶瑜自謂「耗盡了心思，付出了最大的力量」修飾城樓。他拆除碉樓式的上層閩南木構，參考無數書籍圖片改建成「北方宮殿式」。為求建築穩固，在數尺深的地基灌入鋼筋水泥、抽換老舊石塊、選用最耐久的磚瓦，並在外觀油彩上增刷一層透明塑膠漆以為保護。他當時說：「五年之內，三座城樓的外觀，將是瑰麗奪目的。」

這番豪語今日聽來卻令人無比痛心，毫無古蹟保存觀念下的「整修」，將幾座城門徹底改頭換面，成為一場文化資產的浩劫。

當時被「整」的三座城門是東門、南門和小南門，西門則是在日本殖民初期就已經拆除。至於北門，因為政府已有興建高架道路的計畫，準備拆除，也就不白費力氣整建。十年後高架橋動工，古蹟保存意識已較為抬頭，在經過一番爭議之後北門獲得保留，高架橋扭動身軀繞行而過，儘管委屈，北門畢竟僥倖逃過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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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適逢台北建城一百二十周年，三芝福成宮的金面媽祖神像在台北市長及市府官員迎接下，自北門進入舊城區，並與北市十三間宮廟媽祖會香遶境。這尊媽祖原是清代台北天后宮奉祀的神像，日人拆除廟宇後被堆放在倉庫，後經三芝區長偶然發現，申請供奉獲准，遂由其迎回供奉至今。

清代台北城的遺緒至今所剩無幾，金面媽回鑾使人們得以與失落的古城在精神上重新對面，別具意義。而孤立街口百年，已無任何交通功能的北門，在此際成為遠遊神明和當代人群進入古台北城的唯一通路。

2016年春節，北門圓環高架橋拆除。那幾日非常晴朗，天空難得呈現漂亮的蔚藍色，映襯著溫煦冬陽下的朱紅城門，十分美麗。圍觀人群指點笑談、拍照上傳，北門重新擁有了完整的天空，也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與生活中。

站在博愛路──昔日的北門街上張望，高架橋的拆除不僅將北門從拘禁中釋放出來，也讓整個歷史區塊豁然開朗。

環繞在北門周邊的台北郵局（2013年修復）、撫台街洋樓（2008年修復）、鐵道部（預定2016年修復）和三井倉庫等歷史建築一時皆明白起來。這些建築物的集中並非偶然，而是北門昔日樞紐地位的見證，如今終能再次對望無礙，宏闊的街口更回復了幾分昔年吞吐山河的氣概。往北稍走，可以接上近年歷史意象經營得十分精采的大稻埕街區。往南進入老城區，博愛路和衡陽路上的街屋立面也出乎意外的多。

古蹟重見天日，四周的歷史建築也像地層剖面中不同時代的化石般熱鬧對話。老城門在空間裡的位置對了，我們就能看見時間，也能看見城市的身世源流。

我見北門多嫵媚，料北門見我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