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天朝上國總需要「萬國來朝」捧著，中央王朝一般也並不是一定要用武力來征服遠方，特別在武力無效的情況下，趙光義選擇「用文明」說服他們。於是雍熙三年，他放棄了對遼和交趾的征服戰略，第二年，他派出了八名內侍宦官，分成四組，攜帶空名詔書前往南海各國「勾招進奉」。

所謂勾招進奉，乃是邀請海外各地首領前來「進貢」，此舉實與後世朱棣派鄭和下西洋略同，但趙光義比朱棣務實太多，他這支下南洋的船隊，只是攜帶著空白詔書和少許的賞賜，走到一個國家，便在詔書上寫上名字，給當地國王以「封賞」，然後就要求對方「進貢」，這成本實在太低，低到了史官對此事只需一筆便帶過的程度。

這樣低成本的外事活動有效麼？

非常有效。雖然史官並沒有專門說這次下南洋的成果，但莆家龍（爪哇島）、蒲端（菲律賓）、單馬令（泰國洛坤地區）、賓同隴（越南潘朗）、三麻蘭（索馬里）、注擎（南印度）、西天竺（西印度）都在這次「下南洋」後不久，開始來中國「入貢」。

這些國家前來「入貢」並非是因為真的懾服於宋帝國的霸權，而是中原王朝對周邊的國家有著天然的吸引力，只要告訴他們這片大地上又有了和平，自然會有人前來。根據以往經驗，只要來入貢就可以獲得大筆的財富作為回報，而多數剛剛進入文明社會的首領，對這筆財富自然不會放過，對他們而言，朝貢只是穩賺生意的另一種寫法。

趙光義大概是懂這些朝貢者的心思，他派出的使團雖沒有攜帶許多賞賜，但卻有博買「香藥、犀牙、珍珠、龍腦」等海外特產的任務。可以想見，這個使團給所到之處傳達出了誘人的利好信息。

大批購買海外特產、招待朝貢使臣，聽起來是賠本賺吆喝的事兒，似乎不夠務實？其實宋帝國的皇帝有自己的算盤。早在太平興國七年（982年），進貢來的香藥已經堆滿了京城倉庫，皇帝全家可著動用也用不完，於是香藥庫使高唐、張遜建議，由官方出售這些積壓貢品。趙光義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做起了專賣生意，結果第一年就盈利三十萬貫，而後利潤額每年上漲，直到穩定在五十萬貫。所以趙光義命人去博賣特產，並非是要賠本賺吆喝，而是賺錢賺朝貢。

不過，這並不是一本萬利之事。《宋史》中記載了一件事：端拱元年（988年），趙光義派出使臣呂端和呂祐前往高麗，兩人出發前，先從皇帝的小金庫中借取五百貫的本錢，等到達高麗完成公事後，採買貨物回來出售，還了皇帝的本錢，剩下的就是自己的貼己了。誰知他們回來的路上遭遇風暴，貨物幾乎全部沉入大海，發財不成的呂端面臨破產的危機，但趙光義聽取詳細匯報後豁免了他們的債務　—　五百貫對他而言確實不值一提，何況兩位使臣也是運氣不佳。

不過此事引起了他的思考：按成文規定，普通百姓不允許出海貿易，甚至不能直接與外來的「番客」貿易，但海外貿易的利潤極大，私自「下海」的不在少數。這種規定似乎太利官不利民。於是端拱二年（989年），趙光義下令解除海禁，要求「商旅出海外藩國販易者」，只需在兩浙市舶司（宋朝管理外貿的機構）備案個人信息，並由市舶司官員發券　—　大宋的商務護照，即可出海。至道元年（ 995年）他又勸諭百官「食祿之家，不許與民爭利」，嚴禁官員及其親屬參與海外貿易。

這兩道政令敲定了日後宋王朝國際貿易的基本基調：鼓勵民間海外貿易，減少官員、官府與民爭利的機會。

為敦促市舶司發展海外貿易，宋代的一些皇帝會將海外貿易是否興旺作為官員的政績考核因素。宋真宗初期，廣州市舶司生意清冷，廣州知州馬亮立即大規模招商引貨，結果第二年就吸引到了各國的客商，真宗因此專門遣使為馬亮賜宴。而後來的宋神宗將這種鼓勵措施進一步升格，他規定廣州、泉州的市舶司每完成一百萬兩乳香的收購工作，就官升一級。

朝廷這麼重視，地方官自然積極工作。宋代人航海靠季風，所以每到起風的時節，各市舶司的官員就要大擺筵席，請海商們好吃好喝，提醒他們該準備出發做生意了，而後還要舉行盛大的祈風儀式，祝海商們一路順風順水，大發利是。

海商們本就勤勞，又得到朝廷如此支持，所以北起朝鮮半島，南至爪哇群島，西達非洲索馬里、桑給巴爾，大海中活躍的都是宋商的身影。務實的宋帝國開啟了中國大航海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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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遺產 《復活清明上河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