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 又被稱為「包青天」， 以其剛正不阿， 清廉公正的為官風格被傳揚了千年。 這位古代大法官是怎樣看待「地震」這一自然現象的？

《包拯集校注》中第64篇「論地震」如是說： 「臣近聞登州地震山摧， 今又鎮陽， 雄州五月朔日地震， 北京， 貝州諸處蝗蝻蟲生， 皆天意先事示變， 必不虛發也。 謹按《漢書・五行志》曰： 『地之戒莫重於震動』謂地者陰也， 法當安靜。 今乃越陰之職， 專陽之政， 其異孰甚焉。 又夷狄者， 中國之陰也， 今震於陰長之月， 臣恐四夷有謀中國者。 且雄州控扼北鄙， 登州密邇東夷， 今繼以地震山摧， 不可不深思而預備之也……況災變之作， 未有無其應者， 惟陛下特留聖意。 」

包拯的這篇《論地震》中至少包含了三個信息： 一是地震， 蝗蟲自然災害是某種「天意先事示變」， 二是各種災害相應的人事變化「未有無其應者」「必不虛發也」， 三是人間君主應「深思而預備」或能免除災害應驗的更大人禍。

需要指出的是包拯的這篇《論地震》是收錄在他給皇帝的奏議集《包拯奏議》當中， 那麼既然是給皇帝看的奏議， 其嚴肅性就不言而喻了。 事實上古代無論是君主還是臣子， 老百姓都是把這種「災異遣告說」視為如四時變化， 晝夜更替一般信實的規律的， 絕不是現代那些被無神論洗腦了的人們眼中的「迷信」。 對這一說法歷代史書都有專門的篇章──《五行志》來認真記錄下來， 足見古人對此學說的肯定性。 最早官方將其作為信史記載收錄的時期是漢朝， 董仲舒在將儒學復興同時也將上古時期流傳下來的《春秋》公羊學中的「天人感應」「災異遣告」說發揚並承繼下來。

董仲舒說： 「孔子作《春秋》， 上揆之天道， 下質諸人情， 參之於古， 考之於今。 故《春秋》之所譏， 災害之所加也； 《春秋》之所惡， 怪異之所施也。 書邦家之過， 康災異之變。 」他認為天人相類相通， 天的賞罰是依據人類行為好壞而施。 他指出天分別用符瑞和災異對統治者顯示讚賞和譴責， 用以指導人世間的活動。 其中他又特別強調災異的警懼作用， 認為自然界的災害變異， 是為政者的錯誤所導致， 「天地之物， 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 小者謂之災， 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 災者， 天之譴也； 異者， 天之威也。 譴之而不知， 乃畏之以威。 凡災異之本， 盡生於國家之失。 國家之失乃始萌芽， 而天出災異以遺告之； 譴告之而不知變， 乃見怪異以驚駭之； 驚駭之尚不見畏恐， 其殃咎乃至。 以此見天意之仁， 而不欲陷人也。 」

(《必仁且智》) 「國家將有失敗之道， 而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 不知自省， 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 而傷敗乃至。 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自非大無道之世者， 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 」(《漢書•董仲舒傳》)極力強調統治者須承天意而施政， 否則就要受到天的譴告和懲罰。

董仲舒還認為各種不同的天災還對應不同的事， 不同的天災反映了不同的政治之失， 也就需採取不同的補救措施， 比如──

日食： 陰侵陽， 人君驕溢未明， 為陰所侵。 帝王自責不能治育群生， 吏不稱職， 所謂「男教不修， 陽事不得， 則日為之蝕」。 其措施為君懷謙虛， 下賢受諫， 位有德， 褒有志。

地震： 地為大臣之位， 當載安萬民， 懷藏物類。 地震昭示臣有貳心， 政權不穩。 帝王自責不能附遠安民。 其措施為舉賢良方正， 罷擾民之事。

火災： 人君貪財， 賦斂民取民貨。 帝王自責不治， 過失甚大， 而群臣又未肯極言過失。 其措施為舉廉直之士， 大赦天下。

久旱： 人君不能澤惠下民， 則蝗蟲害谷。 帝王自責不德不明。 其措施為宥謫罰， 行寬大， 惠兆民， 勞功吏， 賜鰥寡， 廩不足。

日無光： 國有讒佞， 朝有殘臣， 混亂朝綱， 禍害黎民。 其措施為遠佞諂， 近忠直， 修經典， 習聖人之道， 舉賢良方正。

他指出災異之變在形式上表現為天意對統治者的譴告， 統治者如能對災異譴告作出積極反應， 改善治政， 就會感應上天， 變災異為禎祥， 否則必將亡國失政， 基於這種體認， 漢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每每借災異而要求帝王下「罪己詔」。 這種傳統一直流傳到清朝， 也就有了前文提到的包拯上奏論地震的史話。 事實上這也是古代統治者敬畏天道， 為政求德的傳統， 可不像如今社會宣傳下的封建君主有多麼獨裁專制。

流傳了幾千年的傳統自有它的道理， 如今這些年天災不斷， 再結合如今的社會的狀況──社會誠信缺失， 官僚貪污腐敗， 弱勢團體遭受不公迫害， 自然環境受污染破壞……難道還不足以讓我們警惕深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