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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公元1872年8月12日)，上海港。一艘輪船啟錨了。船上30名統一着裝的中國幼童向碼頭上送行的親人揮手惜別，分外惹人注意。他們中很多人連縣城都沒去過，但現在即將遠行，目的地是傳說中的美國。

被曾國藩稱為“中華創始之舉，古來未有之事”的官派學生留洋活動，至此拉開了序幕。對這個有着悠久文明，向來把異國篾視為“夷”的國家來說，邁出這一步並不容易。

幼童與美國的相遇

清政府送學生留洋，何以選擇美國?

首先不能不說，在對華交往中，美國是當時西方列強里不良記錄最少的國家，清廷對美國有一種信任感。

其次要談到“蒲安臣條約”。蒲安臣於1861年至1867年擔任美國駐華公使，任內因主張對中國採取合作政策，並調停了中外多起外交紛爭，成為第一個對清政府具有重大影響的外國公使，離任後還被清政府聘為出使大臣，委託他代表中國政府訪問歐美。1868年7月28日，在赴美訪問中，蒲安臣與美國國務卿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款”，世稱“蒲安臣條約”。條約規定，兩國公民有居住、入學互惠權利。中國派遣留學生赴美學習即奠基於此。

最後應該歸功於“畢業於美國第一等之大學校”的第一個中國人容閎(容閎的事迹下文還要詳述)。因其畢業於耶魯大學，熟悉美國情形，又是幼童留美事業的主要促成者之一，清政府把官派學生留洋的地點定在美國，也便在情理之中。

容閎在第一批學生出發前，先行赴美安排一切。他特訪了母校耶魯大學的校長波特，波特建議，將30名幼童每兩三人分成一組，寄居於美國家庭之中，所有提供膳宿的家庭，一切費用均由中國政府按期照值給付，這樣可使幼童學習英文的效率大大提高。容閎欣然接受了這一提議。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影響到幼童及整個幼童留美事業命運的建議。當聽說中國幼童將寄居於美國家庭時，在任的美國駐華公使十分興奮，打電報給國務卿說：“如果我們人民能夠給予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則我們在中國的利益將有更大的實惠，遠比增派我們的軍艦來此為佳!”

美國人民沒有讓他們的駐華公使失望。據美國人勒法吉所著的《中國幼童留美史》記載，“有120個美國家庭願意接待兩名幼童，合計可接待240名，可是年抵達的幼童僅30名”，“而所有熱烈響應的，全是背景優良的家庭”。美國人民發自內心的熱誠，從當地教育局長給那些接待中國幼童家庭的一封信中可見端倪。在信中，局長提醒家庭教師們，“當於慈愛之中，仍寓嚴整之意”，“應於每日酌留四刻，以便幼童專心溫心中國文字”，“華生尤須令知保身之道，須令其時常浴沐。遇有天變，務必躲避風寒……”可謂關切備至。

幼童抵達康州哈德福城時，容閎親自迎接他們。不久，幼童就分配到康州河谷兩岸的美國家庭中。幼童與美國的相遇留下了許多趣事。一位幼童後來撰文回憶：

“我很幸運地被分配到一位慈祥的太太家，她趕着馬車來接我們。當我被介紹給她時，她擁抱我並吻我。她的動作使其他同學均大笑，更使我臉紅。當然，我沒說出我的尷尬。可能自襁褓以後，這是我首次被人親吻。”

當第一個星期天來臨時，主人要他們去“主日學校”，幼童們只聽懂“學校”二字，便立刻收拾書包，以為上學的日子正式來臨了，但到了之後，才發現“主日學校”就是教堂。兩位幼童立刻由教堂奪門而出，直跑回住處，把自己關在房間中再不肯出來。

中國幼童與美國、美國文明相遇了。磨合才剛剛開始。

三個關鍵人物：容閎，曾國藩，李鴻章

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前，林則徐開始“睜眼看世界”，到1872年派出幼童留學，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表明中國對西方的認識在逐步加深，儘管為此也付出了驚人的代價。

讚揚這一進步必須記住三個關鍵人物：容閎，曾國藩，李鴻章。

容閎，號純甫，1828年生於廣東香山縣南屏鄉，他的家與澳門僅相距四英里。澳門是西方人最早在中國辦學的地方。容閎七歲時隨父親到澳門，進入外國人辦的學校讀書。1847年，在經過一番波折後赴美，在別人的資助下於1854年從耶魯大學畢業。他在回憶錄《我在美國和在中國生活的追憶》(舊譯《西學東漸記》)中說：“整個大學階段，尤其是最後一年，中國的可悲境況經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學的最後一年即將結束以前，我心裡也計劃好了將來所要做的事情。我決定使中國的下一輩人享受與我同樣的教育。如此，通過西方教育，中國將得以復興，變成一個開明、富強的國家。”懷揣這一目標，容閎於1855年回到了正處於“洪楊之亂”中的故國。他在廣州目睹了清廷官員一次大屠殺，震驚之餘轉而在感情上傾向於打着宗教旗號的太平軍，不久即到太平軍的佔領區進行考察。考察的結果使他斷定，太平軍不可能給苦難中國帶來新的東西。

容閎改造中國政治的夢想破滅，但改造中國教育的夢想卻開始顯露曙光。因為他遇上了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他先後向曾國藩建議：建一座西洋式的機器廠;選派青年出洋留學。

第一個建議實施很快，結出的碩果就是著名的江南製造局，第二個建議則頗讓人躊躇。晚清時代的中國人在吃過苦頭後，可以向西方借鑒技術以為我用，但要其承認西方文化也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則至難。1870年爆發的“天津教案”產生了意外的作用，它使有眼光的大臣意識到，中西隔膜太深將導致巨大的災難。一手辦理天津教案的曾國藩和其他大臣一起，聯名向總理衙門上奏，呈報了容閎關於選派學生留洋的建議。

曾國藩是容閎最為景仰的中國人。在後者眼中，前者“作為一位政治家和愛國者，他的人品遠遠超過他的同僚”，其偉大“在於他的偉大品德——純真而不自私的愛國主義精神，具有深思遠慮的政治頭腦和為官清正”。而與曾相比，公認繼承曾氏衣缽的李鴻章就顯得遜色多了。容閎認為，李鴻章“作為一個管理國家的官員，其才能遠不及曾國藩;作為一個愛國者和政治家而論，他的品德更是經不起公正無私的歷史的檢驗。”

論個人品格的純正，李不如曾，這個評價大致不錯。但必須指出，李鴻章仍然是促成幼童留美的關鍵人物之一。李鴻章的為官之道比曾國藩玲瓏，容閎對中國特有的官場藝術不熟悉，極易誤解，後來留美幼童被撤回，容閎在其回憶錄中指責李鴻章，這也是原因之一。

從現有資料可以看出，李鴻章對幼童出洋一事極為熱心。1871年5月，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寫道，“威使(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詢及派幼童出洋，甚以為然。謂須選二十歲內外，通習中國文義者，到洋後專習洋學，乃易會通，十年可成。若華洋書兼肄，恐致兩誤。渠頗通華學，此語似有閱歷。”當時，提議官派學生留學的大臣們，知道守舊勢力的強大，為了避免阻力，要求出洋之幼童兼習中西文字，英國公使一下子就看出了不妥，認為既出洋，就該“專習洋學，乃易會通”，若中西兼修，“恐致兩誤”。李鴻章也深以為然，但他只能於私信中表露，而在給朝廷的奏摺中，卻不得不說，對幼童需“隨時課以中國文藝，俾識立身大節，可冀成有用之才”。這就是做官，沒有官場歷練的容閎哪裡知道呢?

哪怕政府出錢，也沒人願去美國

按照清廷計劃，在美國成立“幼童出洋肄業局”，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業滬局”，後者負責在國內甄選12歲至15歲的幼童，進“預備學校”學習，訓練合格後再派赴美國。計劃派遣四批，總計預算銀120萬兩。

沒想到，計劃剛一開始就在幼童招選這一環節上遇到了很大困難。當時風氣未開，學習西學為人鄙視，到國外讀書更是前所未聞，雖然所有費用由政府支付，但願意送兒子出洋的家長也寥寥無幾。

另外，在“天津教案”這場由“謠言揭開的文明衝突的序幕”之後，普通百姓對外國人仍有強烈的猜疑，一些聳人聽聞的傳聞依然在相對閉塞的地方流傳，使中國的家長們莫名驚懼。一位留美幼童後來回憶說：

“當我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有一天，一位官員來到村裡，拜訪各住戶，看哪一家父母願意把自己的兒子送到國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負責一切費用。有的人申請了，可是後來當地人散布流言，說西方野蠻人，會把他們的兒子活活地剝皮，再把狗皮接種到他們身上，當怪物展覽賺錢，因此報名的人又撤銷。”

由於第一批留學生未能滿額，容閎又不辭勞苦，親自到香港，由英國政府設立的學校中挑選了幾個比較優秀的學生補充。總算湊足了第一批30人。

自1872年(同治十一年)起，至1875年止，中國共派出四批幼童計120名，最幼者10歲，最長者16歲，平均年齡12歲。以籍貫論，廣東84名，江蘇20名，浙江9名，福建4名，安徽2名，山東1名(此據台灣學者高宗魯之統計)。但無一皇室貴胄的幼童應募，一個政權欲倡導的事情，權貴們卻不響應，會給其他社會階層何種聯想?

從這個籍貫的分布，也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各地不同的開放程度。敢於“吃螃蟹”，送兒子到異邦求學者，多為廣東、江浙這些沿海城市的家庭，他們或有家人、親友與洋人共事，或與西人有過較多接觸。如當時上海有名的買辦商人唐廷樞，就樂於送自己兒子出洋留學。後來在中國非常著名的鐵路工程師、廣東南海人詹天佑，他的留學則緣於一位在香港做事的鄰居的大力鼓動。詹父本希望兒子將來走科舉正途，猶豫不決，這位見過世面的鄰居再三勸說，並以將女兒許嫁作為保證，詹父才下定決心。

家長送幼童出洋，都必須親筆“具結”，並畫押，即向政府作出一種免責的法律保證。詹天佑的傳記中收錄了這份“保證書”：

“茲有子天佑，情願送赴憲局(幼童出洋肄業局)帶往花旗國(晚清時對美國的稱呼)肄業學習機藝，回來之日，聽從差遣，不得在外國逗留。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童男詹天佑，年十二歲，身中，面圓白，……”

後面還要開列祖宗三代本名，儼然是一紙賣身文書。

第一批招選到的幼童首先在上海預備學校集中，經過半年的培訓後，於1872年8月，由上海登船赴美。於是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當1872年首批幼童赴美之際，中美外交關係尚未正常化，美國在中國派有公使，常駐北京，而中國在外卻無使節。以幼童出洋肄業局正、副委員名義，常駐美國康州哈德福城，負責管理幼童事宜的分別是刑部候補主事陳蘭彬和容閎。1874年，李鴻章撥款美金四萬三千元，授權容閎在哈德福城建造寬敞的三層樓房一座，可同時容納幼童出洋肄業局的所有職員、教師和75名學生，餐廳、廚房、宿舍及浴室俱備，作為幼童肄業局永久性的駐美總部，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駐外常設機構。

讓陳蘭彬、容閎出任肄業局的正副委員，出於曾國藩、李鴻章這兩位重臣的薦舉。陳氏雖仕途不順，卻是科舉的優勝者，曾點過翰林，他和容閎搭檔又壓後者一頭，有一點“中西合璧”、以中為主的味道，這可以少給保守派以攻擊的口實。李鴻章在致總署的信中說：“蓋以純甫(容閎字‘純甫’)熟諳西事，才幹較優;荔秋(陳蘭彬字‘荔秋’)老成端謹，中學較深，欲使相濟為用也。”

“相濟為用”四字頗能透露曾、李之苦心，然而事實之發展竟大謬不然。

“他生來只習慣於看到壓抑的青春”

青少年接受新事物、融入新環境是最快的。

關於留美幼童的學習和生活，後來成為卓越工程師的幼童溫秉忠1923年曾在一篇演講辭中回憶：“第二天，容閎先生分配他們給來自各地的美國老師。老師帶他們回去。在以後留美的歲月中，這些美國老師負起教養監護的責任。每一個美國老師家庭負責兩個或四個幼童。英文合格的幼童直接送入美國學校，不合格的在老師家接受個別補習，做入學的準備。最初，幼童均穿長袍馬褂，並且結着辮子，使美國人當他們是女孩。……為了減少困擾，數月以後，幼童向‘出洋肄業局’委員呈准改穿美式服裝。當時幼童平均不及十五歲，對新生活適應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國的觀念及理想。……中國幼童們與一同食宿的美國家庭及中學、大學同學們，均建立了深厚之友誼。……美國老師及監護人那種家長式的愛護，使幼童們久久銘感不忘。”

幼童“美國化”的速度驚人，不僅要求改裝，有的甚至希望剪掉被清廷視為忠君愛國象徵的辮子，有的還加入了基督教。怎樣應對這種趨勢，肄業局委員陳蘭彬和後任委員吳嘉善，與副委員容閎針鋒相對：容閎理解、同情幼童，陳、吳則斥之為數典忘祖。

雙方之分歧，容閎有詳盡回憶：

“我力爭為留學生作一些一勞永逸的安排，和解決一些必要的問題，例如學生的學費和個人費用;他們在假期中的費用;學生服的更換;參加寄宿家庭的祈禱;參加主日學校或去教堂;戶外運動和體育鍛煉等。……陳蘭彬和學生之間經常發生矛盾，我只能充當和事佬兒，為他們從中調解，同時我也總是為學生們的一切合理要求辯護。在這種情況下，我即使不引起陳對我的痛恨，至少也使他非常不快。他有生以來，直到這次赴美國之前，從未離國門一步。他完全按照他的中國標準來衡量一切事物和人，尤其是對這些學生。……

像陳蘭彬這樣一個人，他生來只習慣於看到被壓抑的青春，不能發揮的活力和獨立精神，以及不能把真誠坦率形之於外的舉止。因此他對目前這些留學生的行為不能不感到奇怪，而且認為都是大逆不道的行徑。這些學生到新英格蘭以後，一旦解除了他們心靈上的沉重壓抑和約束，當然會因為得到自由而欣喜苦狂。”

“生來只習慣於看到壓抑的青春”的人，還不止陳蘭彬一人。

繼任肄業局委員的吳嘉善，這位同樣出身翰林的老爺，視留美幼童與國內私塾的學生無異，不料幼童們在其接見時，均不行跪拜禮，頓時大怒：小小年紀便目無尊長，這還了得?且不說現在還沒有成材，即使學業有成也不能為中國所用!立即上奏要求將幼童撤回。

國內攻擊幼童事業的聲音也一直沒有消歇過。光緒六年十一月(公元1880年12月)，一位叫李文彬的御史上了一個摺子，彈劾留美幼童，“多入耶穌教門，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志’等語。……或習為遊戲，或流入異教，非徒無益，反致有損，關係實非淺鮮”。

總理衙門接連聽到對留美幼童事業不利的聲音，開始徵求重臣及相關人士之意見，有的主張全撤，有的主張半撤半留，有的主張整頓。而主張全撤者佔據主流，尤其是藉助幼童留美事業擺脫仕途不順，登上駐華盛頓全權公使高位的陳蘭彬，給了這項事業最後一擊。他在奏摺中說：“外洋風俗，流弊多端，各學生腹少儒書，德性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惡習，即便竭力整頓，亦覺防範難周，亟應將該局裁撤。”總理衙門即據陳蘭彬之奏，作出了“將出洋學生一律調回”的決定。

這一決定讓所有關心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人深為失望。由耶魯大學校長波特執筆，美國多位文化名人聯名給總理衙門寫了一封信，力請中國政府收回成命。當時因華人勞工問題，美國國內興起排華浪潮，這些名人盛讚幼童的行為，“使許多無知者和不懷好意的人對中國的偏見逐漸消失，而代之以稱讚。”包括美國前總統格蘭特也積極遊說，但均未能讓清廷改變決定。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七月，中國幼童奉命輟學撤退回國。當幼童由美國撤回時，全體幼童中，只有詹天佑等兩人大學畢業。誠如溫秉忠所言：“大多數再過一兩年即可畢業，中途荒廢學業，令人悲憤異常。”

好不容易邁出一步的腳又收了回來，誰該為此負責?

按照容閎的意見，首當其衝者是陳蘭彬和吳嘉善。他在回憶錄中憤怒地指責陳蘭彬是“對任何事都不敢負責任的膽小怕事的懦夫”，而吳嘉善則應該“送進瘋人院或低能者教養所”;其次則是在朝中位高權重、又是幼童留美事業主持人的李鴻章。容閎批評李鴻章“不曾挺身而出為學生說話，反而站到保守派一方，同意招回留學生。”

後來的研究者基本都沿襲了容閎的觀點，無論是撰《劍橋晚清史》的西方漢學家還是大陸學者，在他們筆下，陳蘭彬、吳嘉善卑鄙而自私，而李鴻章則首鼠兩端。細按史料，這種說法頗值商榷。陳蘭彬、吳嘉善並非頑固不化的人物，像吳嘉善還是個“精研數理”、撰有《算數二十一種》的數學家，從史料中也沒有發現他們在道德上有多麼嚴重的污點。而李鴻章在風波中的言行，置身異域的容閎哪能了解得十分真切呢?

以李鴻章的認識水平，他內心並不贊同將幼童全部撤回。光緒七年(1881年)正月，李鴻章還曾特地電告吳嘉善勿急於帶幼童回國。同年二月，朝中撤回幼童的呼聲甚高，他又函告總理衙門，說幼童“早歲出洋，其沾染洋習或所難免;子登(吳嘉善字“子登”)繩之過嚴，致滋鑿柄，遂以為悉數可撤，未免近於固執”，認為“十年以來，用費已數十萬，一旦付之東流，亦非政體”，並謂美前總統和駐華公使均函告留美學生頗有長進，“半途中輟殊屬可惜“，建議幼童“已入大書院(大學)者可留美卒業，聰穎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漸撤回”。我們只能說李鴻章面對保守派的巨大壓力，不夠堅決，硬要說他見風使舵無疑並不公正。

容閎先生不愧為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但與他對立的一面，如陳蘭彬、吳嘉善，也並非就是卑污小人，雙方的對立主要還是緣于思想觀念的歧異。要而言之，在怎樣改造中國使之儘快現代化的問題上，容閎主張“全盤西化”的路徑，而在當時這純屬異端。其實，不僅是容閎不滿的陳蘭彬、吳嘉善、李鴻章，就是容閎景仰的曾國藩，在這個問題上恐怕也不會站在他的一邊。

幼童歸國後的命運

赴美120名幼童中，於1882年返華者計94名。其餘或因犯規，或因品學欠佳，或因剪辮入教早已遣返，也有幾位違令不歸，而長居美國。

回到彷彿陌生的祖國，幼童們有點迷茫，也滿懷期待，但很快就陷入了沮喪。

後來服務於中國外交界的幼童黃開甲，把他回國之初的遭遇，透露給了他在美國寄住的一位女士。信中說：

“人潮環繞，但卻不見一個親友。沒有歡迎的微笑來接待我們這失望的一群。……到中國‘海關監督’辦事處，卻僱用獨輪車來裝載我們，行動真遲緩。我們還被暴露在驚奇、嘲笑的人群中，令人難堪。……為防我們逃脫，特由一隊中國水兵押送我們去上海道台衙門後面的‘格致書院’。……這所書院關閉十年，當你踏進門檻，立刻霉氣撲鼻，夜間，潮氣由地上磚縫中冉冉升起，使我們衣衫盡濕。”

清廷關於是否撤回幼童曾經開展討論，但對於撤回的幼童，怎樣助其完成學業，及分配工作等事宜，卻沒有擬定任何辦法。作為直隸總督，又在大興實業急需人才的李鴻章，努力不讓幼童埋沒於官場，94名幼童中，頭批21名送電信局學傳電報，二三批學生中由船政局、上海機器局留用23名，其餘50名安插於水師的機器魚雷、水雷、電報各處。但正如黃開甲所抱怨，這種“完全不按個人志趣及在美所學”的辦法，傷了幼童們的心，他憤怒地質問：“這就是東西雙方影響下，中國政府的‘進步政策’嗎?”並強烈質疑清王朝的統治的合法性，認為其必須徹底改革，“才適合治理它的萬千子民。”這裡，“美國化”的影子顯示出來了。

儘管有種種不如意，回國的幼童們還是綻放了他們的才華。在全體返國幼童中，日後誕生了國務總理1人，鐵路局長3人，外交部長2人，鐵路官員5人，公使2人，鐵路專家6人，外交官12人，礦冶專家九人，海軍元帥2人，海軍軍官14人……其中如中國自建鐵路之先河的工程師詹天佑，一度出任民國總理的唐紹儀，促成美國退回部分庚子賠款的外交官梁誠，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等，都是赫赫赫有名的人物。

還有幼童為國家獻出了生命。中日、中法兩次海戰中，7名服務于軍中的幼童表現英勇，慷慨捐軀。美國駐華公使特地於1884年中法海戰後，照會總理衙門，說“中法閩省之戰，中國官兵均甚出力，其中尤為出力者，則系揚武船內由美國撤回之學生。……想該學生等出洋習業，曾有謂其惟務洋學，恐與中國事理，諸多未諳，難為有用之才。茲閱前因，足見深明大義，均能以死力報效，實為不負所學。”最後建議，“尚望貴國於幼童出洋一事，嗣後仍按時舉辦，將見人才輩出，貴國興盛之基，自必蒸蒸日上矣。”但這時慈禧已借中法海戰撤換全部軍機大臣，政局的動蕩，加上主持中樞者的缺乏眼光，留美計劃終未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