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的「戊戌變法」發生在光緒二十四年間的戊戌年1898年，也稱為百日維新，在這短暫政治改革運動的變法中得到慈禧太后默許，由光緒皇帝主導，深入經濟、教育、軍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個層面，希祈中國走上君主立憲道路。戊戌變法失敗後僅過了十三年就發生了改朝換代，滿清政府被中華民國取代，結束帝制政體。

慈禧默許[編輯]

後世史家評價戊戌變法時，常形容光緒正式掌權親政，但是此種說法歷來受到爭議。6月15日，也就是戊戌變法進入到第5日，慈禧要求光緒連下三道上諭：一、下令免去帝師翁同龢的協辦大學士及軍機大臣等職務，逐回原籍；二，凡授任新職的二品以上大臣，須到皇太后面前謝恩；三，任命慈禧親信榮祿出任直隸總督，掌握大權^[6]。從6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要求光緒任命崇禮為步軍統領，懷塔布掌管圓明園八旗、包衣三旗及鳥槍營，剛毅掌管健銳營，光緒並無軍事大權。^[7]

從戊戌年農曆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日內，光緒皇帝與太后同住69天、請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及侍看戲15次。百日維新期間，光緒12次前往頤和園請安。其時光緒下詔書時，亦多寫有「朕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6月11日至9月20日，軍機處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了折、片、呈及書等共計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7]

康有為向光緒皇帝贈送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李提摩太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及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等書，這些書在光緒帝到頤和園向慈禧請安時，都曾向慈禧報備，慈禧也曾慈覽過這些書籍，並詢問光緒帝的意見。光緒帝對於康有為的變法十分贊同，而慈禧在經歷甲午戰爭敗給日本的慘痛教訓後，默許了康有為的改革。

當時的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剛毅、錢應溥、廖壽恆和王文韶，除了廖壽恆暗中支持改革外，其他大臣要不就頑固抵制或者明哲保身。軍機大臣剛毅就因改革遭到光緒帝革除，讓剛毅相當不滿。甚至到頤和園向慈禧太后哭訴，請求太后重新訓政。不過當時軍機大臣的任免，還是需由慈禧太后批准，因此有部份的軍機大臣在變法中遭到革除，多少也是慈禧太后的默許。

6月16日，慈禧太后命咸豐帝老臣刑部尚書崇禮代理步軍統領。6月25日，慈禧太后再命懷塔布管理圓明園官兵，剛毅管理健銳營。懷塔布跟剛毅重回軍機大臣的原因，在於光緒帝變革過於急燥，官員革除不少，慈禧擔心影響國家官員任免問題，因此慈禧太后對光緒帝批准的免職官員，有部份是不同意。

發生磨擦[編輯]

有評論指慈禧太后並非反對變法，但變法目的應以利於清室統治，延長清朝國祚為大前提，但康梁兩人「改元易服，南巡遷都」的主張，被慈禧認定是「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舉措。再加上康有為曾向光緒帝建言，命袁世凱擔任直隸總督並囚禁慈禧，遭慈禧聽聞，故而斷然發動政變，扼殺維新。
9月1日，禮部主事王照疏請光緒帝遊歷日本等國，以考察各國情況。懷塔布、許應騤不肯代送。王照彈劾他並到堂親遞，懷塔布不得已允許其代奏。許應騤則上奏彈劾王照「咆哮署堂，藉端挾制。」

9月4日，光緒下令將懷塔布、許應騤、堃岫、徐會灃、溥頲、曾廣漢等阻礙變法的禮部六堂官革職。王照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用昭激勵。懷塔布的妻子與慈禧太后有親戚關係，遂向慈禧哭訴。

9月5日，光緒召見譚嗣同，並命譚與劉光第、楊銳、林旭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9月11日，光緒帝召直隸按察使袁世凱來京陛見。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有為。

9月13日，光緒帝擬開懋勤殿，設顧問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緒帝手諭楊銳以變法之難，命康有為等詳細籌議。

9月14日，直隸按察使袁世凱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經天津抵京。

9月16日（八月初一），光緒在頤和園召見統率新建陸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面談後昇任他為侍郎候補。另一方面，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催袁急回天津。畢永年與譚嗣同議軟禁太后事。

9月17日（八月初二），光緒帝再召見袁世凱，命與直隸總督榮祿各辦各事。光緒命康有為即離京赴上海督辦官報局，傳通過楊銳帶給康有為密詔。

9月18日（八月初三），御史楊崇伊上書慈禧，稱大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朝政，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籲懇皇太后即日訓政以遏亂萌。據袁世凱的日記，之後譚嗣同於9月18日去法華寺夜訪袁世凱，透露慈禧聯同榮祿，要廢除光緒；並說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住的頤和園。兩日後（9月20日），袁世凱回到天津，將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也有一種說法是，袁世凱離京前密告給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8]。

戊戌政變[編輯]

9月19日（八月初四），傍晚慈禧突然離開頤和園，返回大內。光緒帝自是日起遷居瀛台。康有為訪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請英國公使相助，不成；又訪伊藤博文，請遊說慈禧太后。當晚黃紹箕勸康有為迅速離京。深夜，梁啟超、康廣仁等懇求康盡快出走。

9月20日（八月初五），凌晨康有為攜僕人李唐離京。光緒皇帝第三次召見袁世凱，之後袁回天津。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接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光緒帝與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親密交談，慈禧極為不滿，當天深夜又接到榮祿密報，說光緒帝欲軟禁慈禧^[9]。康有為離開北京。

9月21日（八月初六），凌晨慈禧太后臨朝，宣布戒嚴，火車停駛，率衛隊軟禁光緒帝於中南海涵元殿，廢除新政，搜捕維新黨人，然後下詔慈禧訓政。當天步軍統領率兵圍南海會館宅，搜捕康有為未獲，但在此拿獲康廣仁和康的弟子程大璋、錢維驥。之後又查抄了粵籍官僚張蔭桓寓所，沒有發現康有為，將張逮捕。

9月24日（八月初九），剛毅奉慈禧諭令開始搜捕四軍機章京等變法份子。楊銳、林旭當日被捕。劉光第投案自首。楊深秀因詰問慈禧太后為何罷黜光緒帝，在聞喜會館住處被捕。

9月25日（八月初十），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

結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維新。維新黨人中，康有為早離開北京，梁啟超逃入日本使館。其他數十人被捕，包括稱為「戊戌六君子」的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有溥，六人於9月28日被斬首於菜市口。剛毅親自監斬。徐致靖處以終身監禁（庚子之亂後得赦免）；張蔭桓則流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外，一律都被廢止。

早期探究[編輯]

早期的評論認為，戊戌政變的深層原因是滿漢之爭，慈禧並不一定反對維新，但變法與「滿洲統治」這一根基相牴觸，隨著變法運動的激進化，康有為上奏在華東建設新都，剪掉辮子，改穿西式服裝，改元維新（參《請斷髮易服改元折》），意味著脫離清兵入關後在北京周邊設定的旗地、八旗等滿人勢力，轉向對外開放之地上海，斷髮、易服、改元意味著對祖法即二百五十年來的清朝統治的全盤否定，因此喚起了滿洲人的抗拒。當時一封致英國代理上海總領事白利南的信中稱：「到光緒意欲改變中國辮子風俗的詔令一傳出（據康說這是真的），旗人的不滿達到頂點。對滿人來說，割掉象徵旗人征服漢人的辮子，等於否認旗人在中國的統治^[10]。

英國公使竇納樂說道：「最近的一些事件確切表現出太后和旗人派對他們自身安全感到嚴重的驚恐，且視維新運動有害於旗人統治。維新新黨的領袖都是漢人，在斥責康有為所組織的『保國會』的上諭中，很有意義地指出，保國會志在保中國（國家）而不保大清（政權）。旗人在摧毀維新派時，能夠博得多數漢族官員的贊同，或至少漠不關心，乃因為光緒採納熱心變法的青年一派的建議從事改革，不但危及他們的權力，甚至危及他們的地位^[11]。

康有為的弟弟康有溥說：「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地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12]

當今新探[編輯]

香港大學博士區仲桃認為，早在康有為跟光緒策劃百日維新前，慈禧與光緒已逐步推行改革，康有為的出現某程度上「破壞」了原本改革的進程。康有為提出改革的背後有個人的考慮，而且手法激進。其中譚嗣同更認為所有變革要流血才會成功。康有為跟日本關係密切，力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策劃中日甲午戰爭的主要人物）當光緒顧問。更甚的是，康有為等策動暗殺慈禧，事情敗露，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譚嗣同拒絕逃亡，要用自己的血肉來明志。慈禧對於光緒要殺害自己十分震驚，但在她有生之年對這件事情絕口不提。康有為在國外，竭力把慈禧、光緒描繪成今天一般人理解的模樣^[13]。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雷家聖指出：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當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14][15]。於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後，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16]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瞭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

伊藤與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於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於9月20日（八月初五）上書光緒皇帝：「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17]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於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言道：

「渠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18]

雷家聖認為，這是欲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等國家大權，交於外人之手，所以慈禧太后驚覺事態嚴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14]。

雷家聖亦指出「合邦」為外國的陰謀，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即曾與日本人聯繫，要與日本人聯合召開「兩國合邦大會議」^[14]:129。戊戌變法開始後，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建議中、美、英、日四國「合邦」，藉以對抗俄國，他指出，這在當時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但身為高級知識分子的李提摩太卻向康有為提出這種建議，動機令人懷疑。康有為更向光緒建議要向李提摩太與伊藤博文「商酌辦法」，則控制權將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計劃，可以說是一個外交的騙局，利用康有為等人對國際常識不足的弱點，誘騙康有為等人與光緒將交出軍事、財政、外交等權力給外國人，任由外國操控宰割^[14]:154-155。

戊戌政變之後，許多官吏紛紛上書彈劾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如兵部掌印給事中高燮曾於八月十一日上奏言：「從前朝鮮被倭人戕妃逼王，其明證也。」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鋆上奏：「大約康有為等，內則巧奪政權，外則私通敵國，其主持變法之說，皆欺人語也。」民間學者王先謙也批評康有為：「借兵外臣，倚重鄰敵，以危宗社，又兼崔胤、張邦昌而有之，誠亂臣賊子之尤也。」當時的官僚與士大夫，已經將康有為等人的陰謀與朝鮮的乙未事變作比較，並發現了其中的相似之處^[14]:158-159：

• 日本派軍包圍朝鮮皇宮，並由殺手進入皇宮殺害閔妃，與譚嗣同遊說袁世凱「殺榮祿，兵圍頤和園」，然後由「好漢、好將」進入頤和園「去此老朽（慈禧）」的過程如出一轍；
• 1896年，朝鮮國王逃到俄國公使館尋求保護，以圖擺脫日本的壓迫，然而到了1904年，隨著日俄戰爭爆發，日軍再度大舉進入韓國，逼迫韓國簽訂韓日議定書；同年再逼迫韓國簽訂第一次韓日協約，韓國之財政、外交皆須聽從日本顧問的意見以施行之。次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戰勝之後以樞密院院長伊藤博文為特派大使，逼迫韓國簽訂第二次韓日協約（乙巳條約），日本得在韓國設置統監，統理指揮今後韓國對外國的關係以及事務。而首任統監，即是伊藤博文。日本利用顧問、統監掌控韓國的政治外交，這與戊戌變法時期重用伊藤博文的「借才」之議，有異曲同工之妙。

• 1907年朝鮮高宗李熙趁著第二次萬國和平會議在荷蘭海牙舉行之際，派遣屬下秘密潛赴海牙，向和平會議主席及各國代表提出高宗李熙的密書，並要求參加會議，但會議議長以韓國已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沒有外交權為由，予以拒絕。海牙密使的消息傳回韓國，統監伊藤博文譴責韓國政府：「漠視協約精神，敵視日本，故日本不得不向韓國宣戰。」最後李熙宣布讓位，由太子純宗即位由此可見，可見「借才」一旦付諸實施就沒有回頭的機會。1909年，日本開始積極推動「合邦」的計畫，在日本人的壓力之下，韓國終於在1910年被迫簽下了合併條約，成為了日本的殖民地^[14]:167-171。

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孔祥吉也認為：「拆穿了李提摩太的西洋鏡，原來是一個赤裸裸的併吞中國的陰謀，……這一合邦計劃幸好沒有實行，倘若付諸實施，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無疑會成為對英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屬國和殖民地。」^[19]戊戌政變之後，慈禧下令逮捕康有為，將宋伯魯革職拿問，後又處死楊深秀等戊戌六君子，均沒有提到他們有賣國通敵之罪。雷家聖指出由於當時英、日正在中國東北與渤海進行軍事活動，一旦公布英、日涉及合邦計劃，無異與英、日反目成仇，因此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帶過^[14]:160-161。

袁世凱與戊戌變法的成敗[編輯]

北洋首領袁世凱
袁世凱在1896年4月受到監察御史胡景桂的彈劾，指他在小站練兵時犯下「嗜殺擅權」、「剋扣軍餉」，「誅戮無辜」等多條罪狀，榮祿當時視察新軍，為新軍軍容所動，力保袁世凱，袁世凱才得以留任[20]，榮祿有恩於袁世凱，所以有觀點認為袁世凱把譚嗣同的想法告訴給榮祿，結果戊戌變法失敗，光緒帝失去朝廷政權並遭軟禁。

但據近年根據歷史資料考證，慈禧及榮祿等早有廢除新政的計劃，已經有所部署和防備。袁世凱告密一事的真實情況亦有諸多疑點，戊戌變法時袁世凱傾向「維新」 並未主動告密。[21]9月21日（八月初六）清廷頒布訓政詔書，慈禧太后全面掌握政權。如果袁世凱告密，譚嗣同作為勸言袁世凱劫持或殺掉慈禧的人，罪不可赦，但上諭中只是要求捉拿康有為和康廣仁，並未下令逮捕譚嗣同。[21] 同時，時間和技術也是問題，袁世凱9月20日（八月初五）抵達天津已是日落，趕到榮祿處已是夜間，即便當時告密，以當時的技術條件，榮祿根本無法及時趕回北京。可見慈禧太后政變並非由袁世凱告密所引起。[21]根據袁世凱親信張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榮祿親信陳夔龍所記《夢蕉亭雜記》，真實情況應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凱聽到楊崇伊從北京帶來的政變消息，袁世凱以為密謀已經泄露，為避免自己被牽扯上叛逆罪，於是將情況告知榮祿，而非主動告密。[21]即便按照維新派原計劃進行，袁世凱對於戊戌維新的成敗是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仍有爭議，因為以袁世凱當時掌握的新軍戰力，亦不足以對抗聽命於榮祿駐紮於北京附近的眾多部隊。

對日後政局的影響[編輯]

雷家聖主張，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阻止了變法派官員「合邦」的計畫，使中國免於被日本、英國瓜分的危機^[14]。

戊戌政變後，光緒皇帝被慈禧太后幽禁在三面環水的南海瀛台。康有為逃至香港，後轉至加拿大，在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組織保皇會，又名中國維新會，頌揚光緒皇帝，鼓吹君主立憲，而梁啟超則逃至日本，創刊《清議報》，醜詆慈禧太后。

在康梁兩人出逃的時候，宮內傳來康有為毒殺光緒皇帝的消息，後來又傳光緒皇帝久病，由慈禧太后訓政。民間議論紛紛，中外盛傳光緒皇帝已不在人世。兩江總督劉坤一警告道：「人情危懼，強鄰環視，難免借起兵端。」時劉坤一挾兩湖張之洞同電，而張之洞臨時要求去掉名字。劉坤一遂獨自具章，慈禧覽畢無語。時任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亦稱假若光緒皇帝去世，將為各國所不諒。結果大內允許法國使館醫生入宮中診治光緒皇帝，云無大礙。

守舊派大臣恐光緒皇帝怨於將來，紛紛慫恿慈禧太后廢掉光緒皇帝，但議論未決。各國公使聽聞消息後，於元旦入覲詰問理由。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強干涉，為測試列強態度，遂依榮祿建議，於1900年1月24日，以光緒皇帝名義頒詔，稱其不能誕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載漪之子，15歲的溥儁為大阿哥，史稱己亥建儲。

不過該詔書一出，隨即令天下嘩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領銜通電要求光緒皇帝「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簽名者有葉瀚、馬裕藻、章炳麟、汪貽年、丁惠康、沈藎，唐才常、經亨頤、蔡元培、黃炎培等1231人。同時發表《布告各省公啟》，要求各省共同力爭，「如朝廷不理，則請我諸工商通行罷市集議」。各國公使認為立儲事件影響中國形勢穩定，隨之提出警告，拒絕入賀。

因為戊戌政變後，列強協助康有為和梁啟超逃往國外，使慈禧太后與守舊派大臣對列強產生怨恨。也因此對義和團採放任態度，終釀成八國聯軍入侵的大禍（見劉坤一等人發起的東南聯保運動）。

戊戌政變後維新黨人成為了被官府緝捕的罪犯，他們與革命黨人在日本相會，當時宮崎滔天、犬養毅、以及其他熱心「支那問題」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興中會」（孫中山）與「維新派」（康有為），希望兩黨能攜手一同造反^[22][23] 。戊戌政變直接導致1900年夏維新派與革命黨嘗試合作，趁義和團事件及八國聯軍時發動自立軍起義。此維新起義失敗後，代之而起的是主張推翻滿清，激烈變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後清朝亦畫上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