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意氣風發的時代，這個「大有胡氣」的朝代中，邊疆戰爭之頻繁和戰勝次數之多，在中國古代史上非常罕見。所以只有唐朝才能誕生專門的邊塞詩派，誕生像「年年戰骨埋荒外」這樣的詩句。而至於「漢家旌幟滿陰山,不遣胡兒匹馬還，願得此生長報國，何鬚生入玉門關？」，「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這種豪言壯語，則由於後世朝代偃武修文的風氣，甚至成為了古代史上中國人尚武精神的絕響。尤其是貞觀年間，大唐帝國四面出擊，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可惜的是，儘管大家都知道唐朝武功了得，我卻從未在網上看到有人能將唐代邊疆戰爭進行系統的記錄。筆者在讀《舊唐書》的突厥、回紇、吐蕃、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列傳的時候，突然冒出個想法，按照編年將唐代歷次規模較大的邊疆戰爭（這裡因為很多作戰對象是唐朝的屬國，所以用「對外戰爭」的說法不貼切，筆者傾向於使用「邊疆戰爭」或者說「拓邊戰爭」的字眼。）列了一下，然後大致能整理出唐代邊疆戰爭的脈絡。於是我就按照《舊唐書》，結合《資治通鑑》整理了一下，整理完後特與諸君共享。這裡先放上唐太宗時代，即貞觀年間的邊疆戰爭記錄。

隋朝時期，突厥曾經曾經遭到隋軍的沉重打擊。隋末動亂，中原分裂殘破，損失很大，突厥復振。唐高祖在位的時候，唐朝的國力難以對抗正處於興盛狀態的突厥。因此當時的突厥讓唐朝受盡了屈辱。唐高祖不得不向突厥稱臣，因為突厥的進攻和騷擾，唐朝曾經一度考慮遷都。唐太宗這個鐵桿大鷹派即位後，再也不想向外來壓迫屈服了。於是唐朝開始了上百年的猛烈拓邊史，其結果是中國的領土和屬國總面積達到了歷史性的頂峰。

貞觀年間是唐朝拓邊最猛烈的時期，也是獲勝最大的時期。貞觀年間，唐朝依次取得了對東突厥、吐蕃、吐谷渾、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麗、龜茲甚至可能還包括印度用兵的勝利。這些勝利奠定了唐朝300年的基業。

古代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邊患，永遠來自北方的草原帝國。突厥是唐朝最嚴重的邊患。尤其是東突厥的頡利可汗，野心勃勃，擴張性超過了他的前任。正是他讓唐太宗和他的父親承受了中國皇帝少有的羞辱感。因此，唐太宗的矛頭首先指向了這個塞北大患。

草原帝國，一方面受益於它所處自然環境的惡劣和生產力落後，使得當地人經過自然選擇活下來的人普遍英勇善戰，忍耐力強於其他地方的人。另一方面，也由於環境惡劣和生產力落後，難以抵禦重大自然災害。貞觀元年（627）開始，突厥就好運氣就到頭了，也許是因為頡利可汗人品太差，所以突厥接下去可謂禍不單行。貞觀元年，突厥遭遇一場罕見的大雪災（《狼圖騰》中叫「大白災」，類似的大雪災曾經在漢朝時幾乎毀滅了盛極一時的匈奴帝國），羊、馬、人凍死、餓死了一大批。同年，可能是對頡利可汗不滿，突厥北方的鐵勒諸部（鐵勒是個很有前途的民族，它的兩個部落後來都名垂青史，分別叫薛延陀和回紇）進行了反抗突厥的鬥爭。有意思的是回紇部的首領名叫「菩薩」，有他在果然鐵勒如有神助。傳說幾千人打敗了幾萬突厥兵。領兵的突利可汗回來遭到了頡利可汗的鞭打，直接導致了另一件對突厥極為不利的事件：貞觀二年，突利可汗投降唐朝。

內憂、外患、天災，使突厥這個曾經讓周邊所有國家顫抖的草原帝國陷入空前的危機中。而最大的危機，則是南面唐朝的皇帝是唐太宗：一個充滿主動進攻精神的中國皇帝。在今後的朝代中，這種類型的皇帝可不多。貞觀三年，唐軍第一次大規模出塞進軍，將領有李靖、李勣、蘇定方等等，沒一個是省油的燈，結果可想而知。唐軍首戰告捷。頡利可汗被擊敗後北退，同時派人向唐朝謝罪求和。李勣和李靖兩個人一商量說，別看頡利可汗請求「舉國內附」，口氣軟得要死，其實要是放他走，下次誰知道還會弄出什麼麻煩？一合計就打算偷襲，有人說使不得啊，我們的使臣還在頡利那裡呢。李靖說滾，那幾個使者算什麼，死掉就死掉好了，抓頡利可汗要緊。於是蘇定方乘霧帶唐軍連夜出擊，配合李靖大破突厥兵，斬首萬餘（注意，古史所說「斬首」數量不一定就是敵軍的陣亡數量，有的敵人死掉但是首級沒有取得，比如趕入河中淹死的時候。而且斬首的數量肯定還沒有包括敵軍戰傷的數量。所以敵軍實際損失要遠遠超過「斬首」數目）。頡利可汗想逃跑，卻被李勣堵住了退路，結果……可憐的人。頡利可汗恐怕是有史以來第一個被中國軍隊活捉的草原帝國最高統治者。唐軍出擊定襄，痛殲突厥，活捉頡利可汗，也是唐朝歷史上拓邊戰爭中最輝煌的勝利。頡利可汗被抓到長安，當時還活著作為太上皇的李淵欣慰至極，說老子當年給他稱臣，今天親眼看到他成了老子兒子的階下囚，太爽了！晚上，皇帝、太上皇、諸王、妃同上凌煙閣。李淵親自彈琵琶，李世民起舞（唐朝果然大有胡氣……），熱烈慶祝，通宵達旦。東突厥經過此次打擊後，其部眾被唐朝南遷，並由投降的被俘突厥將領阿史那思摩統率。東突厥的故鄉便被鐵勒諸部之一的薛延陀占領。牆倒眾人推，東突厥是拔了毛的鳳凰不如雞。薛延陀多次襲擊阿史那思摩，阿史那思摩向唐朝告狀。唐朝問起來，薛延陀解釋說想當初突厥禍害你們唐朝多厲害啊，我現在是幫你們出氣呢。問題是：現在突厥已經歸順唐朝了，你打狗也得看主人吧？唐太宗對薛延陀很不滿，為日後滅亡薛延陀埋下了伏筆。

一、搶走最大的蛋糕

在從東突厥汗國中分裂出去之後，薛延陀接連數次大破前來征剿的突厥軍，自身也在勝利中不斷壯大。如果說627年剛自立時還只是與東突厥分庭抗禮，等到629年時，薛延陀的上風之勢已經日益顯著，東突厥自身反倒左支右絀，被這個昔日的屬部打擊得日益凋敝。按歷史上類似的情況來看，像薛延陀這種初興的這種政權，如果在開始時不能以雷霆之勢撲滅，那等到其站穩腳跟後，就會更加難以應對，最終通常都能喧賓奪主，將老的強者徹底擊跨。由此不難推測，如果世上只有東突厥和薛延陀這兩個國家，那結局多半會是東突厥亡國，薛延陀一統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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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現實中，卻有著唐朝這樣一個觀戰的「漁翁」，就在東突厥最虛弱的時候，在其背後狠狠地捅了一刀，隨後又和薛延陀一起瓜分了東突厥的土地和部眾，成功地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從某種意義上看，既然東突厥遲早都會被薛延陀剪滅，那唐朝等於是在和薛延陀爭搶東突厥的部眾，並藉此削弱、阻礙了薛延陀的擴張和變強。也正因如此，儘管薛延陀也吞併了大量東突厥的部眾和草場，但其興起卻並不完整，即使在開國銳氣還未消散，國力達到頂峰之時，也沒能對唐帝國占據明顯優勢，始終不敢、也無力像內亂前的東突厥那樣，頻頻南下大掠唐朝。

當然，儘管唐朝以身為「漁翁」這個得天獨厚的優勢奪走了最大的一塊蛋糕，搶在薛延陀前面吸納了大量東突厥降部，自身的實力有所增強，但從薛延陀軍能在「渭水之辱」後的第二年就大破十萬東突厥主力，之後又兩次擊敗突厥軍來看，其戰鬥力顯然還是凌駕於唐軍之上地。在與唐朝聯手滅亡東突厥後，薛延陀國力大張，擁兵二十萬眾，取代了東突厥汗國的地位，雄踞北亞，對唐王朝構成了極大的威脅，據《舊唐書》卷212記載：「太宗亦以其強盛，恐為後患。」

由於唐軍長途奔戰的能力較弱，唐王朝此時並無遠跋大漠，威脅到薛延陀的能力，這也是李世民儘管一直忌憚薛延陀，又醉心於建功立業，卻十幾年都不對漠北用兵的原因所在。而薛延陀此時國勢強盛，兵精將勇，像這種漠北地域的強大遊牧國家，就算沒有徹底擊滅對手的能力，按慣例也會不斷侵擾邊境，掠奪中原的財富和人丁。然而薛延陀卻一反常態，即使在最強盛之時也並未南下侵唐，反倒還自建國伊始便在口頭上向唐稱藩，大可汗夷男更是始終對唐朝卑辭相對。

有不少人刻意歪解歷史，將薛延陀的軟弱表現歸因於唐朝當時國力強盛，周邊諸國盡皆畏服，其意淫之甚不免令方家發笑。626年時，東突厥大軍一直打到長安城畔，唐軍完全沒有還手之力，而在僅僅幾個月後，薛延陀就將十萬突厥主力打得全軍覆沒，其戰鬥力顯然遠在唐軍之上。可在短短兩年之後，勢力進一步擴張的薛延陀卻竟然向大唐稱藩，此時的唐軍又怎麼可能具備令薛延陀「畏服」的實力呢？

事實上，薛延陀之所以甘做唐朝的藩屬，原因主要有兩個。薛延陀自建國伊始，就與西突厥汗國交惡，而東突厥最大的殘餘勢力車鼻可汗更是與其仇深似海，這兩支漠北大敵在背後的掣肘，令夷男非但不敢揮師南下，還不得不與唐朝和睦相處，以免落入腹背受敵的困境。當然，僅這一點還不足以令薛延陀束手縛腳，甘做大唐的藩國，更不可能令夷男的態度如此軟弱。薛延陀之所以肯對唐朝如此謙恭，還是因為其自身存有無法克服的痼疾。

二、痼疾

薛延陀是由從東突厥汗國中叛出的數個部落結盟而建國，為了抵擋故國的討伐，諸部臨時共推薛延陀部落的族主夷男為國主。像這樣的多部族國家，勢必缺乏單一種族內部的那種向心力；而一個臨時倉促組建的國家，也定然缺乏歷史的積澱，且因缺乏傳承慣性而導致部屬的忠誠度不足；尤其是薛延陀奉行與東突厥一樣的部落聯盟制度，比起高度集權的郡縣制封建國家，這樣的統治模式嚴重缺乏凝聚力，容易引發內亂；更致命的是，薛延陀在建國時急速吞併了大量部族，部民成分異常複雜，國家內部矛盾重重，而急速擴張的幅員更增加了管理的難度，並且加劇了內部衝突。

綜上可知，新興的薛延陀汗國雖然武力強大，但卻根基不牢，內部存有重大的隱患。對於首任可汗夷男而言，帶著一支臨時拼湊起來的隊伍，又無法借重法統的力量穩固統治，其最高領導者的地位並不穩固，因此非但不敢對唐用兵，反倒還迫切需要大唐這個「外援」來幫助自己立穩腳跟，這也正是夷男率領新興的薛延陀汗國向唐稱藩的主要原因，否則純軍事實力更強的薛延陀是不會向戰鬥力不如自己的唐朝俯首稱臣地。

當薛延陀與東突厥激戰之時，大敵當前，內部的紛爭尚未抬頭；但在東突厥滅亡後，國中各部族間的矛盾便愈演愈烈。而在薛延陀的諸多隱患中，回紇部族的強大是最為致命的一環。自建國伊始，回紇部就是薛延陀汗國的軍事主力，據《舊唐書》卷206記載：「突厥頡利可汗遣子欲谷設率十萬騎討之。菩薩領騎五千與戰，破之於馬鬣山。」這也是薛延陀立國後給東突厥汗國最沉重的一次打擊，更是導致東突厥亡國的主因之一，而這樣一支強大且不受控制的力量存在於國內，自然令薛延陀族的統治族地位搖撼不安。

換言之，薛延陀雖然軍事實力強大，但夷男自己卻並不強大。建國之後，回紇部族日益壯大，逐漸反客為主，夷男的汗位越來越不穩固，結唐自固的需求也日趨強烈，這也正是夷男對唐朝甘詞厚禮，帶著薛延陀汗國向唐稱藩，且始終不願與大唐解除宗藩關係的原因所在。

三、從盟友到敵人

在東突厥滅亡後，唐與薛延陀一度相安無事。夷男需要藉助唐朝的支持來把持權力，遂在表面上承認唐朝的宗主國地位；唐朝雖然感覺到強烈的威脅，卻無力擊破武力強大的薛延陀汗國，只好與其保持表面的友好；然而雙方始終心存敵意，彼此戒備，貌合神離。639年三月，李世民動了遠征高昌之念，薛延陀對西域早有興趣，便主動請纓助戰，試圖趁機在西域分上一杯羹。在《《舊唐書》卷210中，將此事記為「是時薛延陀可汗表請為軍嚮導，以擊高昌」，令很多人產生一種夷男主動討好獻媚唐朝的錯覺，其實在這種自高自大的口頭文章背後，不過是切實利益的推動罷了。

薛延陀擁兵二十萬眾，雄踞漠北，本就令唐朝心存忌憚，此次又表露出對西域的勃勃野心，更是令唐朝君臣感到了極大的威脅。唐廷既擔心薛延陀借著西進坐大，又不願有人與自己瓜分西域，便拒絕了夷男的提議。由於唐朝對薛延陀這個名義上的藩屬並無制裁之力，缺乏威懾，因此太宗擔心在自己與西突厥咄陸可汗決戰時，薛延陀不聽號令擅自插足西域，收漁人之利。為了保證自己在對西域用兵時不受干擾，唐廷於639年六月扶持以阿史那思摩為首的東突厥降部自河南返回漠南，讓其牽制薛延陀。唐朝的這一舉動敵意太過明顯，雙方苦苦維繫的溫情面紗自此便被打破。據《舊唐書》卷212記載：「夷男心惡思摩，甚不悅。」其實夷男憎惡的絕不僅是阿史那思摩，在感覺到大唐的不懷好意後，他對這個背後的操縱者也肯定不會有好感，兩國的關係自此轉惡。

當年東突厥亡國，主要就是因為薛延陀的叛離和其之後對東突厥母國的反攻，因此東突厥的統治階層——阿史那氏藍突厥貴族們均對薛延陀恨之入骨，阿史那思摩麾下的東突厥降部回到草原後，有了坐大的空間，肯定會對薛延陀構成潛在的威脅；加上東突厥降部回到漠南後，勢必將與薛延陀爭搶草場等生存資源，雙方的矛盾不可調和，因此薛延陀對唐朝此舉十分不滿。為了緩解這種牴觸情緒，唐廷與其約定，東突厥降部「為小」，薛延陀「為大」，又勒令阿史那思摩向薛延陀上貢牛馬，做為安撫和補償。然而阿史那思摩仗恃有唐朝撐腰，非但不貢牛馬，反倒派遣牧民偷竊薛延陀的牲畜，其囂張的態度激化了矛盾。薛延陀本就對突厥降部回返草原憤憤不平，而這種不當行為便給其提供了發動攻擊的口實。

四、唐太宗的陰謀

關於薛延陀與唐朝在641年爆發的這場戰事，幾家唐史中的記述均不夠連貫，很多地方模糊不清，且彼此間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若單看一家之言，對這塊歷史的理解勢必陷於偏頗。筆者結合《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鑑》三篇史料整合分析，方得略窺其貌。

據《資治通鑑》卷196記載，641年十一月，「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羅、仆骨、回紇、靺鞨、霫等兵合二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御，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

司馬光記述的「二十萬」，大概是據《新唐書》中「乃使大度設勒兵二十萬」而來，這與《舊唐書》卷71中所載的「會薛延陀遣其子大度設帥騎八萬南侵李思摩部落」不符。筆者認為，「二十萬」這個數字是有所誇大地，只是號稱，不足取信。在《舊唐書》卷212中，曾記載薛延陀有「勝兵二十萬，立其二子為南北部。太宗亦以其強盛，恐為後患」，由此可知薛延陀在最強盛時也只有二十萬軍隊，又怎麼可能全部南下，國內一個兵都不留呢？何況此次的對手不過是實力有限的東突厥降部，也根本無須出動舉國之力。筆者詳查薛延陀的軍政結構，發現此時夷男已將國中兵力分由兩個兒子執掌，南北分治，大度設麾下充其量也就是十萬人，他也根本無法調動駐守汗國北部的另一半軍隊，因此「二十萬」之說必屬虛詞，以八萬主力出擊，剩下兩萬上下留守，倒還比較符合常情。當然，這八萬人指的是進攻阿史那思摩部時的兵力，而非與唐軍交手時的兵力。據《資治通鑑》卷196記載：「大度設將三萬騎逼長城，欲擊突厥」，由此可知追至長城，與唐軍做戰的薛延陀軍只有三萬人。

按夷男的想法，由於唐太宗正封禪泰山，唐朝的邊備定然鬆弛，自己便可趁機重創阿史那思摩部，而無須考慮唐朝的干擾。然而夷男沒有想到，太宗和阿史那思摩竟然藉此事設下陰謀，就等著他落入彀中。也正是因為阿史那思摩早有準備，才能搶在薛延陀軍偷襲前率部逃入長城，避開了這一致命打擊。而從長城上守塞的唐軍能不經請旨便放突厥降部通過邊防，進入國境亦不難看出，阿史那思摩與唐廷中樞早有默契。

據《資治通鑑》卷196記載，唐太宗在得到阿史那思摩的求救後，立即抽調數路大軍往援，並授意諸將：「吾已敕思摩燒剃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頃偵者來，雲其馬齧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為掎角，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而在《新唐書》卷233中亦載：「帝敕諸將曰：『延陀度漠，馬已疲。夫用兵者，見利疾進，不利亟去。今虜不急擊思摩，又不速還，勢必敗，卿等勿與戰，須其歸，可擊也。』既而延陀使者來，求與突厥平。」顯而易見，太宗此次的宏觀戰略就是故意示弱，待對方疲鈍後攻其不備，在長城附近重創薛延陀。

據《資治通鑑》卷196記載，「（十二月）己亥，薛延陀遣使入見，請與突厥和親。甲辰，李世勣敗薛延陀於諾真水。」這則記載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即薛延陀向唐遣使，請求與突厥降部和親，這件事發生於薛延陀軍戰敗之前。而上段《新唐書》中將薛延陀遣使緊跟著記述於李世民部署戰略之後，也輔證了這一點。薛延陀在擊走突厥降部之後，立即便向唐遣使，願與突厥和好，並主動提出與之和親，釋放出了明顯的和解之意。顯而易見，夷男此次只是想趁唐朝無暇顧及阿史那思摩之機，以之前突厥降部偷竊自己羊馬為藉口重創之，並乘勢將其驅離漠南草場，等到木已成舟之後，再向唐朝遣使謝罪，並且主動與突厥降部和解，甚至締結和親，用表面謙恭的外交手段迫使大唐承認既成事實。說白了，薛延陀並非不願與突厥降部和平共處，但這種和平必須建立於突厥降部並不插足漠南的基礎之上。

綜上可知，薛延陀此次南下，並無入寇唐朝之意，這點從「須其歸，可擊也」這句話亦能得到證實。其實夷男根本就不願與唐朝撕破臉皮，畢竟他還需要靠結交唐朝來維持統治，但薛延陀的國家利益卻又無法容忍突厥降部占據漠南，因此他便煞費苦心地選擇了一個時機，試圖在大唐的容忍範圍內打個擦邊球。然而他卻低估了李世民對自己的敵意，更料不到唐朝會處心積慮地布局算計自己，因此根本就沒想到此次會與唐軍交手，結果準備不足，終致大敗。

顯而易見，與很多人印象中不同，這場戰爭的性質並不是大唐反擊薛延陀的入侵，而是唐朝殺氣暗蘊，對薛延陀軍發起攻擊，主動撕毀了兩國間的和平。筆者判斷，唐廷早知薛延陀對自己扶持突厥降部返回漠南心懷不滿，認為其遲早要對阿史那思摩下手，因此專門設計了這個陰謀，誘使薛延陀軍輕敵冒進，遠至客場，再遽然全力對其發動打擊，削弱其有生力量，為突厥降部之後在草原上立足，從而制衡打壓薛延陀奠定好基礎。

五、圖窮匕見

此次唐朝不宣而戰，以還在接受朝貢的宗主國之身份，突然對自己的藩屬國發起軍事攻擊，果然打了薛延陀一個措手不及。據《新唐書》卷233記載：「大度設次長城，思摩已南走，大度設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長城罵之。適會勣兵至，行壒屬天，遽率眾走赤柯，度青山，然道回遠，勣選敢死士與突騎徑臘河，趣白道，及大度設，尾之不置。大度設顧不脫，度諾真水，陣以待。」在《舊唐書》卷211中的記載與之相似：「思摩遣使請救，詔英國公李勣、蒲州刺史薛萬徹率步騎數萬赴之。逾白道川至青山，與大度設相及。追之累月，至諾真水，大度設知不脫，乃互十里而陳兵。」需要注意的是，《舊唐書》中記載的「追之累月」，是明顯的錯誤，很多讀史不細的人都受到了迷惑。要是真有一個月的時間，薛延陀軍早就跑回漠北老巢了，這支疲兵也根本不可能保持一個月的奔逃狀態，早就被追散了，又如何能再回身做戰？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卷196中糾正了這個錯誤，改記為「追及於青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真水」。

由上面的記載能夠清楚看到，當大度設率軍追至長城時，全軍上下並無與唐軍交手的準備，此時仍然認為唐朝的邊備因封禪而空虛，因此態度肆無忌憚，只是因為不願與唐朝翻臉，才未越過長城追擊。可眼見著阿史那思摩率部遁入長城，未能實現將其重創的目標，這次大老遠白跑一趟，自然惱火萬分，因此大度設便遣人在長城腳下大罵，卻發現唐軍突然鋪天蓋地而來……數量足以「行壒屬天」的唐軍恰於此時出現，顯然並非巧合，而是早已在此等待多時，就等著大度設落入圈套。據《資治通鑑》卷196記載：「會李世勣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顯見唐軍數量眾多。而從大度設由咄咄逼人突轉畏懼也不難看出，他之前未曾料到邊防上的唐軍竟有如此龐大的兵力，對戰場態勢的嚴峻和唐軍對自己的殺機均嚴重估計不足。

大度設見唐軍勢大，便知落入圈套，於是趕忙率軍疾退。但唐軍好不容易誘其上鉤，一心要大量殲滅薛延陀的有生力量，又豈能讓其輕易離開？李勣以精騎自後緊緊追殺，由於有熟悉草原的突厥嚮導帶路，之前又準備充分，在一整日的追逃後，於青山追及，大度設被迫於逆境中，在青山附近的諾真水與追兵決戰。

六、諾真水之戰

關於發生在諾真水的這場戰事，幾家史料所記不一，需要比照分析，方能看清歷史的原貌。

最扯的一條記載出自《舊唐書》卷71：「命勣為朔州行軍總管，率輕騎三千追及延陀於青山，擊大破之，斬其名王一人，俘獲首領，虜五萬餘計」，這便是「三千唐軍大破二十萬薛延陀軍」這個笑話的由來。相信這個說法的人也不想想，要是雙方的實力差距真地如此之大，以李世民四處用兵的性子，又對薛延陀「恐為後患」，一直忌憚，他還會容忍薛延陀汗國一直占據漠北麼？

在《新唐書》卷116中，記為「詔勣為朔方道行軍總管，將輕騎六千，擊度設青山」，又給加了三千人。而在《資治通鑑》卷196中則記為「世勣選麾下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似乎僅突厥騎兵就有六千，唐軍的數目並不確定。到了《舊唐書》卷211中，又換了一個說法：「思摩遣使請救，詔英國公李勣、蒲州刺史薛萬徹率步騎數萬赴之」，唐軍數目又變成了「數萬」。其實上述的這些數字都只是唐軍的一部分，史官們有意只提及某一支唐軍，再利用文字遊戲誤導讀史者認為這就是全部兵力。事實上，這種以偏概全的高明手法正是史家慣用來縮減己方兵力的法寶，其記載也常常導致後人無所適從。

在《新唐書》卷233中，對此役唐軍出動的兵力記載得相對全面一些：「思摩走朔州，言狀，且請師。於是詔營州都督張儉統所部與奚、霫、契丹乘其東，朔州道行軍總管李勣眾六萬、騎三千，營朔州，靈州道行軍總管李大亮眾四萬、騎五千，屯靈武，慶州道行軍總管張士貴眾萬七千出雲中，涼州道行軍總管李襲譽經略之。」營州都督府的唐軍，以及契丹、奚等部族軍的數量史無確載，但據李世民征遼時從征的兵力數據來看，當在三萬左右，而其它幾支兵力合計有十二萬五千人，因此此次唐軍出兵總數當在十五萬以上。

據《舊唐書》卷212記載：「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眾失馬，莫知所從，因大縱，斬首三千餘級，獲馬萬五千匹，甲仗輜重不可勝計。大度設跳身而遁，萬徹將數百騎追之，弗及。其餘眾大奔走，相騰踐而死者甚眾，伏屍被野。夷男因乞與突厥和，並遣使謝罪。」在《新唐書》卷233中，記載與之大體相同：「及戰，突厥兵迮，延陀騰逐，勣救之，延陀縱射，馬輒死。勣乃以步士百人為隊，搗其罅，虜潰，部將薛萬徹率勁騎先收執馬者，故延陀不能去，斬首數千級，獲馬萬五千。大度設亡去，萬徹追弗及。殘卒奔漠北，會雪甚，眾皸踣死者十八。」而據《資治通鑑》卷196記載：「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兵。薛延陀萬矢俱發，唐馬多死。世勣命士卒皆下馬，執長槊直前沖之。薛延陀眾潰」。

由上面的這些記載，我們不難略窺此戰的大體情勢。突厥附唐部落追在最前，兼任嚮導之職，於是率先遇到返身而戰的薛延陀軍，被其擊敗。唐軍隨即追至，戰馬多被薛延陀軍射死，但唐軍步卒執長槊結陣前沖，薛延陀軍無法應對，最終被擊潰。其實唐軍步兵並非就沒有弱點，只是此次薛延陀軍並沒想到會與唐軍交戰，因此只做了與突厥降部發生騎戰的準備，缺乏應對唐軍槊陣的武器裝備，最終無力招架。

薛延陀軍之前取勝，多靠步戰，據《新唐書》卷233記載：「率五人為伍，一執馬，四前斗」。唐軍發現了這種戰法的弱點，薛萬徹以精騎在一旁隱伏，等薛延陀兵卒下馬，去前面做戰時，突襲後面的看馬者，得戰馬一萬五千匹。薛延陀軍來去如風，戰事不利時便乘馬遠去，因而傷亡素小。然而唐軍此次攻其薄弱，得其馬匹，導致薛延陀兵卒在戰事不利時無法逃走，被「斬首數千級」（《舊唐書》的記載記載更為清楚——「斬首三千餘級」）。據《新唐書》卷233記載：「率一兵得四馬，擊思摩」，由此可知，此次薛延陀南征軍的標準配置是一人四馬。一萬五千匹馬，對應的騎者就是三千多人，這也恰與「三千餘」的傷亡數字相契合。

然而在《資治通鑑》卷196中，卻記載：「唐兵縱擊，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令很多人都誤以為在此戰中俘虜了五萬多薛延陀士兵。這些人也不想想，此戰薛延陀軍總共只有三萬人，又到哪兒去找另兩萬兵卒來給唐軍俘虜呢？不過儘管司馬君實是在有意偷換概念，但這「五萬」之數卻未必是憑空捏造而來。筆者認為，這五萬人很可能是隨軍來到漠南草原的薛延陀牧民，試圖在軍隊驅逐附唐的突厥部落後，留下來占據漠南草場。在《舊唐書》中曾提到「其餘眾大奔走，相騰踐而死者甚眾，伏屍被野」，其實指的也是這些牧民。薛延陀軍善於長途奔襲，這三萬精騎又是一人四馬，除了失馬的三千餘人外，其餘戰士當非唐軍所能追及。之前這三萬薛延陀軍之所以一整天都未能甩開唐軍的追擊，就是因為要護著這些牧人，等到在諾真水戰敗，被迫將他們放棄之後，薛延陀軍馬上就把唐軍追兵甩開了（「大度設脫身走，萬徹追之不及」），遊牧民族在速度和遠跋方面的優勢盡顯無遺。

不過逃走的這兩萬七千薛延陀士兵卻未能安然返回漠北。由於是在戰敗後倉促逃離，糧秣補給盡失，等回到漠北後又倒霉地遭遇了大雪，導致「眾皸踣死者十八」，最終只有幾千人得以生還。

七、戰爭總結

李世民得位不正，迫切需要借開疆擴土之功來證明自己，因此在軍隊建設方面分外熱心，投入了大量的財力物力；再加上國家穩定後國力的自然增長，唐軍的戰鬥力逐年提高，如果說630年時比起薛延陀軍還有很大的差距，那到了641年時，唐軍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戰鬥力，而薛延陀軍的戰鬥力卻在這些年中有所下降，此消彼長之下，最精銳的唐軍此時已與薛延陀這樣的遊牧民族有了一戰之能。

當然，此次薛延陀軍之所以會被唐軍大破，主要還是因為大唐不宣而戰，布局算計了對方。薛延陀此次的軍事行動只是針對東突厥降唐部落，在兵臨長城時，仍不準備與大唐翻臉，也沒有打算廢棄表面上的宗藩關係，壓根就沒想到大唐這個宗主國會突然出動重兵攻擊自己。薛延陀人直到在長城腳下發現自己已陷入優勢唐軍的包圍之後才明白，唐朝已經決意對自己動手，軍心立時惶恐不安，而且補給斷絕，因此不敢戀戰，護著隨行的部民向北倉促退卻。一方是有心算無心，全力發動；另一方則猝不及防，兵力和資源儲備都嚴重不足，士兵在心理上也沒有與唐帝國交手的準備，自然落入絕對的下風。一支軍隊的士氣不可能總是高漲，「再而衰，三而竭」，在之前對突厥降部打擊的過程中，薛延陀士卒的銳氣已經用去大半，成為疲憊之軍，再遭到埋伏好的唐軍突然攻擊，又豈能不敗？

此戰大唐出動了五路大軍，總兵力超過十五萬，這還不算助戰的六千突厥軍。薛延陀出兵八萬攻擊突厥降部，但追至長城，後來又參與了諾真水戰役的僅有三萬人，還要護著五萬以上的牧民撤退，可以說，唐軍以眾凌寡，占據了絕對的兵力優勢。此次戰役肇始於長城腳下，最終則爆發於離長城「累日」之處，以當時的交通能力，也就是三四十里地，因此唐軍屬於主場做戰，而且以逸待勞，這也是其取勝的原因之一。然而即使唐軍占盡便宜，在戰場上卻仍然無法給對方造成大量殺傷，僅僅殲滅三千餘人。

在筆者看來，大唐此次勞師動眾，煞費苦心布設陰謀，又落下背信突襲之名，才達成如此有限的勝果，表現實在算不上如何出眾，更不值得大加誇耀。從中亦能看出，唐軍在野戰奔襲方面和薛延陀軍還有差距，如果三萬薛延陀戰士無須保護數萬牧民，那唐軍恐怕根本追不上對方。不過遙遠的路途成了最為有力的武器，薛延陀軍跨越廣遠大漠，衣食缺乏，又倒霉地遭遇天災，最終有兩萬多人歿於黃沙之下。

八、輕諾寡信的唐太宗

這一次大唐主動撕毀宗藩關係，向薛延陀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攻擊，並導致其傷亡慘重，態度可謂咄咄逼人。可儘管如此，夷男在戰後卻仍然不願與唐朝鬧僵，反倒還於642年八月遣使獻禮，並請和親。一些人將此事解讀為薛延陀實力弱小，傾全力南下攻唐卻幾乎全軍覆沒，因此心膽俱寒，只好卑躬屈膝地乞求唐朝原諒，這種看法是不客觀地。薛延陀一味卑屈，並非是因為國力和軍事實力孱弱，只不過是夷男的個人私心作祟罷了。隨著回紇部的不斷強大，主客之勢互易，夷男的汗位日漸不穩，此時薛延陀國內暗流涌動，內亂已現端倪。此次夷男對東突厥降部用兵，其實也是想藉助一場對外勝利穩固自己的地位，結果卻中了大唐之計，遭逢重挫，在國內的政治威信反倒大降，地位更加不穩。萬般無奈之下，他只好效法之前的故伎，忍氣吞聲地結好大唐，靠唐朝名義上的支持來穩定自身的權力。

據《資治通鑑》卷197記載，太宗問群臣：「薛延陀屈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雖然薛延陀內存隱患，無力南下，但唐朝此時也並無遠涉草原擊破薛延陀之能，彼此交惡只會兩敗俱傷，因此房玄齡力主答允和親，太宗亦以為然。加之此前有一些鐵勒部族欲改投薛延陀，便將一心投靠唐朝的契毖何力擒到夷男帳前。李世民為了救回契毖何力，從而藉由他來控制鐵勒諸部，便更有允婚之意。於是「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諭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資治通鑑》卷196）。

643年六月，夷男「獻馬五萬匹，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這其實就是為了和親而下聘。但此時李世民卻又有了反悔之意，於是剛被放回來的契毖何力獻計，要求夷男到靈州親迎公主，認為「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結果夷男毅然前往靈州相迎，讓李世民尷尬萬分。為了敲定婚事，夷男十一月時又三次進獻牛馬羊駝，「上發使三道，受其所獻雜蓄」（《資治通鑑》卷197），可在分三批接收完「聘禮」之後，竟然立時就翻臉不認人。之前李世民已經裝模作樣地派出了送親使團，旋即便以沿途有牛羊死去為由悔婚，追回已經上路的公主，並將其另嫁於他人。薛延陀至長安路遠萬里，雙方在訂約、送牛羊之前，都很清楚沿途肯定會有一定數量的死亡，因此原本是默認了路途上的折耗地，李世民卻拿此大做文章，藉口牽強拙劣，根本無法自圓其說，可以說是瞪著眼睛耍無賴，最終白要了對方數十萬頭牛羊的彩禮。

唐太宗身為泱泱大國的帝王，卻輕諾寡信，連哄帶騙，舉止大損國格，其無恥的行徑連唐朝的大臣們都看不過眼，紛紛站出來勸諫。據《資治通鑑》卷197記載：「是時，群臣多言：『國家既許其昏，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資治通鑑》卷197）諫議大夫褚遂良更是言辭激烈地上疏勸諫：「臣為國家惜茲聲聽；所顧甚少，所失殊多，嫌隙既生，必構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慚，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部落無算，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為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但李世民對這些諫言皆置若罔聞。

俗話說：「樹不要皮，必死無疑；人不要臉，天下無敵。」這話一點兒也不假。雖然唐軍的戰鬥力十分平庸，但唐廷卻能夠不拘泥於道德仁義，該狠辣時狠辣，該無恥時無恥，落井下石，背棄承諾等舉動均是家常便飯，根本不拿宗主國的信譽當回事兒，三百年中倒也確實因之謀取了不少好處。那些顧及虛名的儒臣們雖然較有品操，卻不明白無恥才是謀利之良方，太宗若非素來心狠手辣，無所不用其極，又怎能成功地殺兄囚父，榮登大寶？

李世民藉欺騙手段獲取了短期利益，可卻壞了唐朝的名聲。背信的後果就是導致整個國家的信譽劇降，自此深為周邊各國諸部所不齒，這種隱形的損失在短期內並不會爆發惡果，但後續的惡劣影響卻經久不散，給李治等後續者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隱患。信譽的建立通常需要幾十年以上的時間，可破壞卻往往只在一瞬間而已。一個失去信譽的王朝，之後對外再做任何許諾，份量都定然大不如前；想要修補受損的形象，就更是難上加難。李世民所做的這件事是如此短視、得不償失，就連一貫維護他的司馬光也大大不以為然，在著《資治通鑑》時大加指斥：「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強棄信而絕之，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

筆者認為，李世民並非中途突然反悔，契毖何力的份量也達不到讓他承擔背信棄義之名的程度，所謂的新興公主許婚事件，根本從一開始就是個陰謀。唐太宗是一個醉心於帝王功業的君主，為了留下開疆擴土之名，他早就瞄上了薛延陀，但唐朝並沒有深入漠北滅亡對方的能力，因此便策劃了這場陰謀，試圖藉此來削弱夷男的統治威信，好令薛延陀陷入內亂，這樣自己就可以趁虛而入。此時李世民的心思，與630年時已大不相同。當時唐軍孱弱，儘管趁著東突厥內訌，忠於頡利可汗的主力部隊被叛出的薛延陀消滅大半而成功地渾水摸魚，與薛延陀和其他叛離的東突厥部落合作滅亡了東突厥，卻並無擊敗薛延陀的實力，無法一統漠北。趁著夷男地位不穩，需要結唐自固之機，雙方一度相安無事。但隨著十年時間的流逝，唐朝的國力有所上升，軍隊的戰鬥力也提高不少，又與薛延陀在爭奪漠北和西域上構成了不可調和的利益衝突，李世民便動了將其滅亡的念頭，遂有在長城下設套伏擊薛延陀一事。

雖然之後夷男竟不顧廉恥地主動示好，但李世民卻絕不會再如630年時那樣真心與薛延陀和平共處，儘管表面上不計前嫌，還答允和親，其實是設下陷阱，向夷男索要數量巨大的牛羊做為聘禮，其目的一是要削弱薛延陀的國力，二是有意耍弄夷男，要令其顏面掃地，從而動搖他在國中的地位。可笑夷男在已經遭受過唐朝一次打擊後，竟然仍未意識到唐太宗已經將自己視為眼中之釘，反倒認為「磧北之地，必當有主，舍我別求，固非大國之計」（《舊唐書》卷212），毫無警覺戒備之心，政治嗅覺極為遲鈍。就在唐朝磨刀霍霍之際，夷男大斂各部，搜刮牛羊，在部民的怨氣中將其送往長安，完全落入了唐朝設下的圈套。

九、薛延陀的滅亡

李世民悔婚的動機至今尚無定論，不過無論他是臨時反悔，還是早設陰謀，此次和親未果，都給夷男造成了沉重的打擊。由於唐朝索要的羊馬數量十分龐大，貧瘠的薛延陀又無積貯，夷男只好對國中百姓大加搜斂（「延陀無府藏，調斂其國」），部民們負擔沉重，苦不堪言，唐朝則「三道發使，受其羊馬」（《冊府元龜》卷991，上同），得到了不少實惠。

由於決策不當，令薛延陀損兵折將，夷男的地位加劇衰落，更加迫切需要唐朝的支持，因此在被唐朝重創後，夷男非但不敢興兵南下，加以報復，反倒還要上趕著與唐朝和親。從本質上看，夷男的這些做法，其實就是出賣國家利益來保障自己的權位，國中從上到下肯定盡皆對其不滿。而他的這種私心又被陰沉狡詐的唐太宗所利用，就在他賠了血本兒下聘，把國中子民得罪殆盡之後，卻未能娶回公主，得到唐朝的背後支持，反倒被李世民恣意戲弄羞辱，顏面盡失，在國內的政治威信劇降，汗位搖搖欲墜，眾多部落生出異心。據《唐會要》卷94記載：「諸部怨叛，延陀由是衰弱」。大唐雖然因此付出了不守信約的名聲代價，讓周邊各藩屬盡皆側目鄙視，但卻成功地加速了薛延陀的內爭，為之後將其滅國打好了基礎。

645年，薛延陀再次出兵定襄，攻打突厥降部，唐出兵救援，薛延陀不願與唐正面衝突，遂退兵。就在當年九月，夷男病死，其少子拔灼殺兄自立，即多彌可汗。拔灼其人堪稱不自量力的典範，以夷男開國可汗之威望，尚且畏懼回紇族，知道自己的統治搖撼不穩，被迫要結好唐朝來壓制這支勢力；拔灼的威信和能力均遠不及乃父，竭力求穩尚不可得，卻竟然膽大妄為地在國中胡亂施政，又豈能不惹禍上身。據《資治通鑑》卷198記載：「薛延陀多彌可汗，性褊急，猜忌無恩，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己所親昵，國人不附。多彌多所誅殺，人不自安。」而《新唐書》卷233中亦載：「拔灼性卞克，多殺父時貴臣而任所親昵，國人不安」。而就在國內局勢一塌糊塗之際，腦子進水的多彌可汗又悍然挑釁唐朝，於645年十二月「以上出征未還，引兵寇河南」，結果在夏州大敗而回。

多彌可汗殘暴濫殺，又施政不當，部下盡皆離心離德。回紇諸部早就不服薛延陀族的統治，只是夷男在國中威信頗高，又時日無多，這才暫時隱忍，此時見多彌可汗不得人心，便於646年六月聯合仆骨、同羅諸部起兵叛亂，與薛延陀族爭奪汗國的統治權。《資治通鑑》卷198中記載了此戰的結果——「多彌大敗」。而在《舊唐書》卷206中亦載：「回紇酋帥吐迷度與諸部大破薛延陀多彌可汗，遂並其部曲，奄有其地。」李世民見多彌可汗的統治岌岌可危，便趕忙出動重兵前去撿便宜，據《資治通鑑》卷198記載：「詔以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為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衛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兵，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將涼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各將所部兵，分道並進，以擊薛延陀。」

事實上，此時薛延陀的情勢比唐太宗判斷的還要混亂，多彌可汗的統治已經到了無法維持的地步，即使唐朝不出一兵一卒，怕是也會很快就自行崩解。據《新唐書》卷233記載：「而阿波設與唐使者遇於靺鞨東鄙，小戰不利，還怖國人曰：『唐兵至矣！』眾大擾，諸部遂潰。多彌可汗以十餘騎遁去」。在《資治通鑑》198中，陳述了這個「唐使者」的身份（「上遣校尉宇文法詣烏羅護、靺鞨，遇薛延陀阿波設之兵於東境，法帥靺鞨擊破之。」）唐朝派往靺鞨傳訊的一個小小校尉，臨時指揮一些靺鞨人，都能打贏薛延陀戍守東境的邊軍，薛延陀軍此時的戰鬥力可見一斑。而僅僅是這樣一場規模不大的「小戰」失利，就令多彌可汗麾下剩餘的部族聞訊後四散而逃，堂堂的薛延陀汗國竟然未經一戰就土崩瓦解。

顯而易見，當唐朝出兵時，薛延陀已然孱弱不堪。而且由於多彌可汗太過不得人心，汗廷的凝聚力此時已經所剩無幾，剩餘的各部族也一盤散沙，各自打著小算盤，部眾們毫無鬥志，根本無法聚集起來與外敵做戰。拔灼眼見麾下部族如鳥獸散，他這個光杆司令只好帶著十餘名隨從倉惶逃走，結果在逃竄過程中被回紇部追殺擊斃，曾經雄踞北亞的薛延陀至此滅亡（「回紇攻而殺之，並其宗族殆盡，遂據其地。諸俟斤互相攻擊，爭遣使來歸命 」——《資治通鑑》卷198）。647年，唐朝在新搶占的土地上設立了燕然都護府，疆域又向北擴張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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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的主流論調中，將薛延陀的內亂都歸因於繼任的多彌可汗威信低、能力差，且不得人心，筆者對此不以為然。拔灼自身當然有問題，他不僅威望比不了開國可汗夷男，也確實統治失當，但他只是加速了薛延陀汗國的崩解而已，將薛延陀四分五裂，乃至亡國的責任全都推到他的頭上，未免有所偏頗。事實上，薛延陀當年就是一堆部落為了造東突厥的反才倉促聚攏在一起地，建國倉促，根基不牢，國內山頭林立，隱患重重，汗國的政治結構從建國伊始就並不穩定。隨著時間推移，各部勢必越走越遠，分崩離析只是時間問題。而回紇一支獨大，臣強主弱，始終不服薛延陀族的統治，想著要取而代之（至少也要自立，不受壓制），更是加速了汗國崩塌的進程。

一個政治結構穩固、部眾歸心的國家，就算上位者再爛，畢竟還有眾多輔佐的老臣子在支撐，也絕不可能連一年都維持不住就轟然坍塌。拔灼固然差勁，但上位僅九個月就眾叛親離，亡國喪身，必然事有前因。平心而論，以夷男開國君主之威望，尚且壓製得非常吃力，汗位不穩，那無論新的繼任者是誰，恐怕也難以掌控局面。筆者猜測，回紇人直至646年才開始發難，也是因為夷男的健康狀況早已不妥，諸部一直在等他病死，以減小起事的難度；如果夷男身體康健，那很可能在他任上眾人就反了。

十、薛延陀並非亡於大唐之手

細查史料，我們不難發現，在曾經強大的薛延陀汗國滅亡期間，唐軍並未與之發生過任何激烈戰事。儘管唐朝出動了重兵，但雙方僅僅是發生了一場小規模的邊界衝突，之後薛延陀便自行崩散，因此用滅亡薛延陀來證明唐軍的戰鬥力強橫無敵，是沒有任何說服力地。事實上，薛延陀汗國中最精銳的戰鬥力量是回紇等外圍部落，而這些部族早已游離於王廷之外。即使是在李世民統十餘萬大軍遠征遼東之時，多彌可汗在攻掠唐朝時仍然大敗於夏州，其窩囊表現與素來強悍的薛延陀汗國大相逕庭，顯見其麾下的薛延陀軍隊已然孱弱不堪，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回紇等部並未跟從，這點從此戰之後回紇諸部馬上叛反，並起兵攻打多彌可汗的記載便不難看出。而多彌可汗麾下這支本已十分弱小的力量在遭受了回紇等叛部的反戈一擊後，實力進一步大幅削弱，淪落到了朝不保夕的悲慘境地。

嚴格來說，薛延陀甚至不能算成是被唐軍擊敗而亡國地，大唐的出兵只不過是壓垮薛延陀這頭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已。在薛延陀亡國時，其主要軍事成分（回紇等叛部）並未折損，反倒趁著薛延陀的覆滅壯大了不少；而薛延陀剩下的力量其實是被回紇等叛部所重創，多彌可汗最終也是被回紇人斬殺，因此將薛延陀說成亡於唐朝之手是十分牽強地，最多也只能說是大唐與回紇諸部合力將其滅亡，而且後者的作用還要更大得多。如今一些學術痞子斷章取義，選擇性忽視了回紇諸部在滅亡薛延陀時的主體作用，有意誤導世人，致使如今有很多人竟然不知道回紇部的存在，還認為當時的唐軍強橫無敵，薛延陀雖然也是強國，卻被其摧枯拉朽般平滅……將唐軍的戰鬥力捧到了天上。

薛延陀的滅亡與當年東突厥的滅亡有著很多相似之處，都是被國中戰力強大的部族叛離後反戈而擊，造成國力、軍力急劇衰弱，而主政者的昏聵又加速了國家的解體，唐朝又出來趁人之危，最終與叛離者瓜分其地……唐朝在貞觀年間軍事實力平庸，然而在歷經了這兩次撿便宜後，輕鬆便得到了當年東突厥汗國以強橫武力奪占的漠北的大塊土地，也趁機招聚了大量漠北部族，實力增強了不少；後來又同樣趁西突厥和高句麗內亂將其滅亡，奪占其地，疆域大大擴張，遂成就了所謂的「大唐盛世」之名。再加上後人有意吹渲，對唐朝其實並未經過任何硬仗便獲得了這些土地隻字不提，遂營造出大唐在這段時間內軍事實力強大，輕而易舉橫掃周邊的假象。其實以唐朝當時的軍事實力，能夠平滅的也就只是高昌、百濟、龜茲這種級數的小國而已，稍大的國家只要不是先陷入內亂，將自己鬧騰得奄奄一息，唐朝是斷然沒有能力滅其國，奪其地地。

另一個與當年滅亡東突厥頗為相似的地方是，唐朝這兩次的出兵都非常明智，時機把握得也很不錯，既沒有與對方打硬仗，又沒有坐視反叛者顛覆老牌霸主的統治，任由他們奪其土地，得其人口，成為新的漠北霸主，而是及時出手瓜分了這些地盤和部族。此次回紇人如果安然收攏了拔灼死後留下的各部族，徹底取代薛延陀族當年的地位，當能重振汗國的聲威。然而唐朝跑來分走了一杯羹，不僅自身得到了不少好處，更有效地遏止了回紇的坐大。

伴隨著東突厥和薛延陀的兩次內亂，唐朝真正的勢力範圍有所北擴，也趁機拉攏了不少遊牧部族為己所用，從而分化了漠北的勢力。從當年統一強大的東突厥汗國，到被分走部分部族的薛延陀，再到一盤散沙，漠北的遊牧勢力可以說是日漸凋落，對唐朝的威脅也越來越小。此時的回紇人雖然野戰能力強於唐軍，但畢竟根基淺薄，總兵力和國力均遠不及唐朝，並不具備像當年東突厥分崩前那樣頻頻南下侵掠唐朝的實力；兼且遊牧部落與唐朝這個農耕國家又並無爭搶資源的衝突，不願長期與唐朝進行軍事對峙，兩敗俱傷；加之回紇人不重虛名，反倒希望在虛浮的朝貢之後，從唐朝身上得到經貿、技術等方面的實際好處，遂在口頭上向唐稱藩，甘為臣屬。

而唐朝想要遠征漠北，消滅回紇等部族，也同樣難如登天。出兵少了肯定不是對手，多了也未必能勝，況且這種遊牧部族與高句麗這種有城邑的國家不同，軍隊的機動性極強，戰況不利時可以一走了之，暫避鋒芒，保存實力；而遠跋塞外的唐軍一旦在客場戰敗，大部分人恐怕就要埋骨異鄉。更何況大規模遠征耗費極大，以唐朝貧弱的農耕經濟，支撐起來也十分勉強。正因如此，唐朝儘管在名義上是回紇的宗主國，卻無力對其發動軍事打擊，因此也就毫無威懾力。事實上，回紇等漠北部族對唐朝表面上的稱藩，與當年薛延陀表面上的稱藩是一樣地，唐朝當初不能真正控制漠北，如今依然不能，只是保有一種名義上的羈縻統治，漠北地區實質上還是控制在回紇人，以及依附於回紇或唐朝的諸部族手中。

不過在薛延陀崩解之後，唐朝北部的強大威脅一度消失，唐朝也在漠北稱雄了三十餘年，直至679年後東突厥再起後才又失去了對這塊土地的控制。但在之後的百餘年間，回紇漸漸坐大，而唐朝則日益衰落，等到安史之亂以後，雙方主奴互易，大唐也被回紇欺壓掠奪了近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