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一九四九」七十周年作

金門島

二◯一八是金門八二三砲戰的六十周年。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那一天，共軍對只有一百五十三平方公里大小的金門島發動猛烈砲擊，兩個多小時內射了五萬七千發，到次年的一月七日暫歇，已經發射了四十萬枚砲彈。此後持續二十年的「單打雙不打」，很多砲彈落在田裡，落在農舍的屋頂上，落在學校的操場上，落在孩子不敢去的海灘上。死在碉堡外的將士和操場上炸斷了腿的孩子，沒有確實的統計數字。

六十周年的紀念，殉難戰士的遺孀和家屬，都到了金門，但是這一天，總統沒有到場。副總統沒有到場，倒是第二天他被人發現壓低了帽子和家人觀光旅遊，就在金門島。政府高層首長，除了派出國防部長之外，沒有一個人出席。國防部長主持的祭典上，官員進入了忠烈祠，遺孀和家屬被安排站立在大門外。

如此冷淡的原因，執政黨的副祕書長在電視的政論節目裡不小心說了出來：「八二三是共產黨在跟國民黨打仗，不是跟民進黨打仗，台灣士兵是為國民黨而犧牲，都是因為國民黨在中國節節敗退來到台灣，這值得紀念嗎？」

西敏寺

一九一六年，一個英國隨軍牧師在法國戰場埋葬了一個陣亡士兵。滿地荊棘裡，他看見眼前這個歪斜的、粗糙的十字架，上面寫著：「英國無名士兵」。

年輕的他站在十字架前，非常難過，心想：到底要怎樣才能讓這個沒姓沒名的人的親人得到一點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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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想法突然冒出來：讓戰死者的遺體，越過海峽，回到家鄉的土地。

他寫信給西敏寺的住持。收到信的住持，不但認同，還很快說服了喬治國王。

戰後的一九二◯年十一月八日，命運選中的一具戰士棺木，被覆上國旗，附上一把喬治國王親自挑選的劍，劍旁有盾，上面寫著：「英國戰士，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為國王和祖國而犧牲」。

六匹馬拖著的棺木，緩緩離開教堂。前往碼頭的一里路上，遠近教堂的鐘，同一時刻噹噹響起，法國士兵吹起了致敬英雄的小喇叭，一千個法國學童肅立在路邊行安靜的注目禮。

棺木上了一艘驅逐艦，由六艘軍艦護航，緩緩駛過英吉利海峽，十一月十日，到了英國的國土。上岸前，碼頭上先響起十九響禮砲。成千上萬的人，站在碼頭上，一片肅靜。

離開了碼頭，棺木上了火車，晚上八點三十二分，抵達倫敦維多利亞車站的八號月台。到今天，每年的十一月十日，在第八、九月台之間，都有紀念儀式。

十一月十一日的上午，禮砲響起，無名戰士的棺木由六匹黑馬引導，迤邐穿過倫敦的大街，國王親自走在棺木後面。道路兩旁站滿了人群，穿著黑衣，手裡拿著鮮花，眼裡含著淚水，守候在早冬的寒風裡，目送這一個沒有名字、沒有聲音的士兵經過－－面容悲淒的女人心中想的是：正因為不知他是誰的兒子，說不定他，就是我的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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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點整，棺木抵達西敏寺，那是英國埋葬歷代國君和鴻儒聖人的地方。

陪伴無名戰士進入崇高西敏寺的，有一百個男人，是得到過最高國家榮譽的軍人。有一百個女人，是在戰爭中不但死了丈夫還失去了所有的兒子的女人。

無名戰士的碑文，是這麼說的：

故鄉之土

住在德國時，時不時會有陌生人來按門鈴，往往是某種宗教的熱切信仰者，或是女童軍來賣餅乾。有一次，是一群中學生，來要捐款，一時聽不懂他們的捐款目的，於是「慈祥」謝絕，但是留下了資料。關上門，開始細讀資料，才知道，我錯了，應該支持他們的。

募款的組織叫做「國民協會」。

一九一八年，一戰結束。窮兵黷武的德國，有數百萬的年輕士兵死在異鄉。凡爾賽條約恩准德國處理他們流落萬里之外的子弟骸骨，但是被打垮的政府幾乎癱瘓，民間團體於是挺身而出，成立了國民協會，向民間募款，負責全方位尋找當年被徵召入伍、死在異鄉又不知所向的兒子們。

一九一九的國民絕對沒想到在一戰之後還有更可怕的二戰；這個國民協會在一波一波的國家災難中，責任一次比一次沈重。到今天，它有一百多萬人持續捐款，八九千個義工，五六百個全職員工，帶著專家，尋找一戰和二戰歷史戰場，研判可能的百人塚、千人墳的位置。在地耆老的回憶，是最重要的資訊，譬如，「我記得在那邊有個野戰醫院……」，醫院附近一定有無數的白骨。可是白骨所在之處，可能滄海已成桑田，如何協調挖掘骸骨？即使挖出了骸骨，又如何鑑定骸骨身分？鑑定出身分，又如何找到骸骨的家人？

一百年之中，國家滅了，國家興了；政體瓦解了，政體形成了；政治人物和政治體制，來來去去起起落落，但是國民協會尋覓戰士骸骨的工作，一百年來不曾間歇。今天的國民協會，已經在四十六個國家的土地上，設置了八百三十二個軍人公墓，安頓了兩百四十萬魂魄流離的骸骨。

可是，德軍最大的傷亡，發生在蘇聯和東歐－－單單在東歐戰場，就有三百萬德國士兵陣亡。長達四十年的冷戰期間，東歐和蘇聯是進不去的禁區，一直到蘇聯解體、東歐變天之後，國民協會才開始進入「重災區」去尋找骨骸。一九九一年之後，國民協會在東歐找到了九十一萬具骨骸，設置了三百三十一個二戰陣亡軍人的公墓，一百八十八個一戰陣亡軍人的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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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一戰一百年，距離二戰七十多年，有記憶的耆老已經凋零殆盡，在快馬加鞭尋覓失鄉子弟的歷史任務裡，協會平均一年找到四萬個無名士兵的骨骸，一戰、二戰都包含在內，然後一個一個去確認身分，一個一個去尋找親人。那找不到親人的，在異鄉的同袍公墓裡安葬，讓孤魂不再飄游。那找到親人的，就把骨骸帶回當年出發的鄉土，以國禮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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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二◯◯九年出版，到了二◯一九年，十年驚鴻，書中與我喟嘆長談的長輩，多半已離世。父親的墓地，小樹已長大，杜鵑鳥隱在濃綠的樹叢裡對著山谷呼叫。母親已失憶無言，烽火人生，滿目煙塵。

十年前書寫，是為了給一九四九這個斷裂的、悲壯的時代上一炷文學的香；為了讓那千萬個漂泊的靈魂得到一點詩歌意義上的慰藉；為了讓他們的痛苦承擔可以跨過海峽險阻，被兩岸的同胞所理解；為了讓他們的委屈付出可以穿越世代鴻溝，被懵懂的兒女孫輩尊敬。

《大江大海》至今是大陸的禁書，旅客帶書過海關，會被沒收。但是十年中，書的流傳如水之穿石漫灘，我目睹好些事的風生水起：華人世界興起了做家族口述歷史的風潮，高中生都被鼓勵回家錄下爺爺奶奶的回憶；被國家徹底記憶封鎖的長春圍城，出現了好幾本歷史挖掘的著作；留在大陸孤苦伶仃的國軍老兵，開始得到廣泛的社會關懷；湮沒於草莽中的孤墳棄碑，重新在陽光下豎立起來；流落他鄉的骨骸，人們千里追尋，奉還故土，執香致敬。而這些，幾乎都是民間自發的覺醒和努力。

十年中，《大江大海》也一直在書市的暢銷榜上，這給我的細微訊息是：十年，當年十歲的孩子二十歲了，他也開始讀《江海》了。因此每一次收到年輕讀者來信說，「讀了這書才認識了我的外公外婆……」，我就知道，那個時代的密碼，沾著血跡、藏著眼淚和憂傷的密碼，是真的得到代代心靈傳承的機會了。

一九四九，是海峽兩岸政治、社會、文化的基因；一回頭，已是七十年，腳步仍踉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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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山

「我想看看張家山。」

來車站接我的人有點為難，猶豫地說，「不要看吧？現在是個氣象台，什麼都看不到了。」

衡陽是父親的故鄉，故鄉人對我也會有故鄉人的真誠吧？

我說，「什麼都看不到，也是一種看到。我知道什麼都不在了，但就是想到那個原址站一會兒。」

是一個小山頭，山頂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個足球場大。先要通過幾排看起來像是五十年代的職工宿舍樓，水泥都是黯淡斑駁的灰黑，散發著那個時代的氣味。到了一棟完全看不出形狀的房子前，故鄉人說，「一九五八年建的氣象台。」

他沒有說出口的是，這裡曾經豎著一個四、五公尺高的大理石碑，上面寫著「陸軍第十軍衡陽保衛戰陣亡將士之墓」。

一九四四年六月，第十軍一萬七千多將士，對抗日本十萬大軍，死守衡陽四十七天。將士以意志和血肉抵抗火力強大的現代化部隊，使日軍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傷亡，而國軍自己也有六千多人陣亡。

日本宣布投降的半年後，第十軍的師長葛先才奉命到衡陽搜尋殉難將士的骸骨。一邊流淚，一邊挖掘，距離衡陽戰役不過一年半，葛先才看到的「古戰場」已經「荒草沒頭，鏽損的槍枝、彈殼……遍地皆是。慘白的骸骨東一堆、西一堆，橫七豎八，凌亂的、隨意的似乎被人不屑一顧的棄置在那裡，而草長得最高大、最茂盛的地方，也必是骸骨最多的地方。」

他描述戰場：

蒐集了三千多具骸骨，合葬在死傷最多、砲火最烈的張家山，然後為這無名無姓的千人塚，立下墓碑。

一九五八年，千人塚被夷平，墓碑被拆除，丟棄，沒有人知道去向。

所謂氣象站，就是山頭一個平台，來回縱橫二十步，長滿了青草，青草上有幾個棄置的簡陋氣象裝置。四周圍是擁擠的破舊民宅，亂七八糟的電線。

我站在這片毫無記憶的青草山頭，風吹著樹，樹葉嘩嘩作響，天空藍得那麼美麗、那麼純潔，好像連一聲最輕微的嘆息都沒聽過。

我就對著那方鮮翠的青草深深鞠了一個躬。

青草下面，有三千個人的白骨，三千個年華正茂、英姿煥發的年輕人的白骨，三千個母親思念的兒子、妻子尋找的丈夫、幼兒呼喚的父親，三千個破碎的頭顱、支解的身體、誰也不知道是誰、誰也不屑記得的人的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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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我來的故鄉人沉默。離去的時候，他靜靜地說，當地政府正在努力處理那些民宅，想要把這山頭重新恢復成紀念墓園。

鹽城

「你們在戰場上，打輸了的話，部隊撤退或潰散，戰場上的同袍屍體，當然就沒人管了？」我問一個九十歲的國軍老兵。

他笑了，露出剩下的兩顆牙齒，豪氣地說，「那輸了你能怎樣？跑都來不及了。只有打贏的才有權利收屍啊。」

「你在戰場上收過屍嗎？」

「我在場的，都是敗仗，一路敗。只有一次打贏，我第一次有共軍的俘虜……」

「所以清理屍體的都是打贏的？就地掩埋？地上做不做記號？有沒有什麼簡單的儀式？是個別掩埋，還是挖大坑做百人墳，千人塚？看不看軍牌，鑑別身分，做不做名冊？通不通知家屬？不做名冊怎麼通知家屬？敵人和同袍的屍體，埋在一起，還是死後也要敵我分開？戰後會不會回頭去處理骸骨？」

老戰士陷入沉思，想了一會兒，眼色迷茫起來，幽幽說，「沒有戰後啊，孩子，七十年都沒等到戰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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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找到身經百戰的上將郝柏村先生。

生於一九一九年、今年滿百歲的郝先生說，戰場掩埋陣亡將士的規範，國軍是有的，但是在激烈混亂的砲火中，很難做到。尤其是，當時的徵兵，有一點積蓄的人家往往買一個鄉下農民頂替當兵，所以即使有名牌，也不見得是真實身分。通知家屬，家屬也不知在哪。

「在我所經歷的戰役中，」二十一世紀的見證人郝先生說，「唯一一次把每一個陣亡的同袍都鄭重列冊、安葬、致敬的，只有一九五八年的八二三砲戰。因為那不是一個流動的戰爭。」

同樣的問題，問一個跟林彪上過東北戰場的解放軍老人家。他說，「戰鬥結束，就地掩埋。能向老百姓買或是徵用一個現成的棺材或是一個木頭櫃子，都還得是幹部以上的才可能。絕大多數的兵，就是找一條草蓆，包了埋了。」

「戰場上的俘虜怎麼處理？」

「俘虜，一抓到就換頂帽子，槍塞給他，就是解放軍了，叫他槍口回頭打國軍。有時候，連帽子都來不及換，直接上陣，他就陣亡了，連名字都不知道。遼瀋戰役的時候，傷亡幾千人，都是就地掩埋的，哪有名字。煙台解放的時候，倒是在山上建了一個烈士紀念碑，名字刻上去的，也只有營以上級別的人。」

「敵人的屍體呢？」

「就隨便埋一埋了。」

「誰負責埋屍體？」

「文工隊、衛生隊的，都是臨時組織。打沙岑我就被派去處理過屍體。打塔山，死了好幾千國軍，多半沒人管。戰爭結束以後，當地的百姓才把幾千個屍體推到戰壕裡埋了。」

問這些問題時，一個好朋友突然說，「你別忘記，大多數士兵是不識字的，造名冊很困難。其實，戰場的屍體，你不是自己寫過了嗎？」

我知道，他指的是《大江大海》第五十二篇「鹽城」。

沒有戰後。七十年了，沒有戰後。鹽城三千陣亡者，白骨想必還在繁華城鎮的地下。

康邊森林一列火車

七十年太遙遠了，很難記得嗎？那麼一百年呢？

二◯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一戰結束一百周年。

我特別注視德國和法國，想知道，在這個碎片化的、混亂的、政治淘空了理想的時代裡，他們用什麼語言、什麼姿態去紀念這一百周年。德國、法國，是連續打了好幾百年戰爭、世世代代為敵的天然仇啊。

沒想到，梅克爾和馬克宏選擇在距離巴黎八十六公里的康邊森林會面，他們同時走向森林中的一列火車。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點，德國代表團踏進了這節2419D車廂。簽約儀式不在城裡而在偏僻的森林裡是因為，以法國人對德軍的痛恨，德國代表團若進入城市，很可能招來暴力攻擊。盟國帶著強烈的懲罰意識，讓德國首席代表爾茲伯格屈辱地簽下了停戰協定，協定的條件幾乎是毀滅性的苛刻；爾茲伯格痛苦地簽了字，然後站起來說，「你可以讓一個七千萬人的國家受苦，但是不能讓它滅亡。」盟國的首席代表，法國統帥福熙輕蔑地回答：「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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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被帶到巴黎當作勝利的勳章展覽，奉命簽約的爾茲伯格被德國的極端分子暗殺。

德國在屈辱中憤恨，憤恨是一種危險的情緒，易爆的燃料；在憤恨的燃燒中希特勒挾著狂熱的掌聲崛起。一九四◯年，德國軍隊兵臨巴黎城下，這一回，法國被迫簽停戰協定。

在哪裡簽？

希特勒讓這節車廂送到一九一八年簽約的康邊森林同一個地點。車廂內，當法國代表讀出德國指定的停戰條件時，希特勒就坐在一九一八年法國統帥福熙的座位。

然後車廂被送到柏林去展示。二戰後車廂被毀，法國依原樣重製。

在四年的一戰中，法國有一百四十萬人陣亡，德國有兩百萬人陣亡，總共一千萬人——一千萬個年華正茂、英姿煥發的年輕人，一千萬個母親思念的兒子、妻子尋找的丈夫、幼兒呼喚的父親，一千萬個破碎的頭顱、支解的身體。

一百年之後，馬克宏和梅克爾並肩站立，十一月的康邊森林一片金黃，有童話的色彩。德法聯合軍隊的軍人，臂章繡著德法國旗混合的象徵，分別唱了兩國的國歌，國歌之後，卻是貝多芬的〈快樂頌〉。孩子們天使般的歌聲朗朗，響徹了森林。

兩國元首踏進了車廂，坐下來，肩並肩，在一個本子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國家品格

一百年，不長。國家所欠的，國家就要還，以記憶還給記憶，以尊嚴還給尊嚴，不管你有沒有名字，不管是一百年，還是七十年。

國家和個人一樣，從態度看出品格。怎麼對待受傷的人，怎麼面對自己的錯，怎麼選擇遺忘和記得，也就是說，怎麼對待歷史，就是品格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