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2-16 00:00 聯合報 / 張作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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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諾部分骨灰葬於北京大學的未名湖邊，墓碑由葉劍英手書。（圖／取自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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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字譯本《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圖／取自網路）

泰晤士高等教育研究機構2021年6月10日公布年度世界大學排行榜，在99個國家1662所大學的評比中，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並列第16名。台灣的大學未有進入100名者。

到北京參觀「北京大學」可能被很多外地遊人列在行程表上。北大校園風景自然是「一塔湖圖」──博雅塔（儲水塔）、未名湖和圖書館。但還有一處「名勝」，一般人未必知道：在未名湖畔有一座墓，墓碑為一長方形的白色大理石，刻著葉劍英題詞「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下註英文Edgar Snow, 1905-1972。

斯諾是一位美國記者，1928年到中國，1936年訪問陝北共產黨根據地，次年出版《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西行漫記》，是外國記者首次將共產黨和毛澤東介紹到西方，造成國際轟動，激勵不少外國人以行動和言論相助中國共產黨；也使很多中國青年嚮往紅區，奔赴延安。在內外條件配合下，幫助中共由壯大而最後取得政權。毛澤東曾說：「斯諾著作的功勞，可與大禹治水相比」。

初臨中國，斯諾還只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的年輕人，他起初並無雄心壯志，甚至簡單到僅僅是為了旅遊。可是當他經歷了「九一八事變」和「一二•九學生運動」之後，才發現已置身一個撲朔迷離的國度。他目睹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以及國民黨對共產黨人的捕殺和圍剿，同時也看到不少農民、工人、學生卻冒險加入紅軍。

這些都引發了作為新聞記者斯諾的思考：中國共產黨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的領導人是誰？這些戰士戰鬥得那麼長久，那麼頑強，是什麼樣的目標，什麼樣的理想，使他們成為這樣的戰士？斯諾說：

我們都知道，要對紅色中國有所瞭解，唯一的辦法就是到那裡去一趟！

早在1932年和1934年斯諾兩次計畫訪問蘇區，都未成功。1936年5月，斯諾從北平來到上海拜訪宋慶齡，再提請求，在宋慶齡的協助下，斯諾終於成行。懷著「拿一個外國人腦袋去冒一下險」的心情，在一個午夜登上了一列破舊的前往「紅色中國」的火車。

1936年7月13日，斯諾和美國醫生馬海德祕密抵達延安，他們的到來有助於打破國民黨對蘇區的消息封鎖，因此受到共軍的歡迎和重視，還獲得周恩來「見到什麼，都可以報導，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的承諾。

紅軍給他們每人配發了一匹馬、一支步槍、一套嶄新的軍服和一頂紅軍紅星八角帽。為便於採訪，斯諾的住處被安排在離毛澤東所住窯洞不遠的山腳下。

7月15日，斯諾接到通知，毛澤東將要接見他們。當斯諾等人懷著興奮的心情走進毛澤東住的院子時，主人已經在門口微笑著迎接他們。毛澤東用有力的大手握住斯諾的手，高興地說：「歡迎！歡迎！」斯諾觀察到，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住的窯洞實在是太狹小了。但就是在這簡樸的窯洞裡，毛澤東和斯諾進行了數十次徹夜長談。

根據後來的報導：

毛澤東全面分析了國際形勢，指出可以結成一個反侵略、反戰爭以及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毛澤東的談話，開宗明義、簡潔有力，一下子就抓住了斯諾的心。在接下來的數天裡，兩人的話題深入而廣泛，包括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論持久戰、統一戰線問題、戰略戰術問題、組織和武裝民眾問題、內政問題、中共同共產國際以及蘇聯的關係，包括自己個人的問題等。

因為毛澤東有晚上工作的習慣，談話常常從晚上九點開始，一直到次日凌晨兩點多才結束。

在對毛澤東和共軍的重要軍政人員進行了深入訪問之後，斯諾又遵照毛澤東「到前線去看看」的意見，到前線生活了一個月。斯諾在紀錄中說：

不論他們的生活是多麼原始簡單，但至少這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有運動的地方，有新鮮的山間空氣，而自由、尊嚴、希望，這一切都有充分發展的餘地。

1936年10月，斯諾離開蘇區回到北平住所，便開始在一些英美報刊發表系列通訊，報導自己在中共根據地的所見所聞，以及毛澤東的戎裝照片，這是全球天大的「獨家新聞」，引起國際普遍的關注。正如斯諾的太太海倫所言：

在斯諾的報導發出之前，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他們的領袖毛澤東，不僅蘇聯人不瞭解，就連中國人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更不用說西方了。

作為第一個採訪毛澤東的外國記者，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這樣描述他：

他有著中國農民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自己目標的信念。他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常常到深夜兩三點鐘才休息。他的身體彷彿是鐵打的。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地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但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捲鋪蓋，幾件隨身衣物。

斯諾就此和毛澤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一經問世，銷量即超過10萬冊。一年後，它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在上海出版，考慮到要在國民黨政府統治區發行，譯本改名為《西行漫記》。

《西行漫記》在國際上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加拿大的國際主義戰士、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白求恩大夫，以及印度援華醫療隊的柯棣華大夫等，都曾閱讀過《西行漫記》，並受到鼓舞。而大批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紛紛奔赴延安，為中共對外宣傳服務。美國歷史學家拉鐵摩爾在為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寫作序言時，曾描述：

在人們政治上陷入思想苦悶的情況下，斯諾的《西行漫記》就像焰火一樣，騰空而起，劃破了蒼茫的暮色。書中介紹了人們聞所未聞的或者只是隱隱約約有點兒感覺的情況。那本書裡沒有什麼宣傳，只有對實際情況的報導。原來還有另外一個中國啊！

用今天的角度重讀《西行漫記》會覺得斯諾對中共有嚴重誤判。誠然，我們不能用今日已知的歷史發展來責備斯諾當年的天真，但是，他前往延安時已經在中國當了七年記者，用「追求事實真相」是新聞界基本守則來審視他這名「記者」，應不為過。其實，他只要稍稍聆聽一下當時中國其他人的聲音，就不至於被批評「陷入中共的統戰宣傳」。

在斯諾進入延安那個年代，有不少中國具有卓見的知識分子，對中共宣稱要進行的無產階級革命深抱懷疑態度。例如梁啟超，他早就預測社會主義會帶給中國災難。他在1927年5月5日〈致孩子們〉一文中說道：

思永（編按：梁啟超次子）來信說很表同情共產主義，我看了不禁一驚，並非是怕我們家裡有共產黨，實在看見像我們思永這樣潔白的青年，也會中了這種迷藥，即全國青年之類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國前途擔驚受怕，因此越發感覺有做文章之必要。

他在同日〈與令嫻女士等書〉中，預測中共會取得政權，他說：

最後的勝利，只怕還是共黨。共黨也不能得到真的勝利——不全像俄國那樣，但是這種毒菌深入社會，把全國攪到一塌糊塗，人民死一大半，土地變成沙漠，便算完事。

對照中國大陸今天的發展與崛起，梁啟超當然沒有完全預測準確，但中共建國過程中種種重大錯誤，與當時百姓所受苦難之深重，梁氏的預言，亦屬悲天憫人矣！

斯諾在1960年至1970年又有三次訪華，到了北京、陝西、內蒙古、廣東、西藏、雲南、江蘇、東北、上海等地，寫成兩部長篇報導《大河彼岸》與《漫長的革命》。在這兩部著作中，斯諾依然全面讚頌中共，似乎未注意到中國百姓的生活處境。

但事實上斯諾是注意到了。斯諾1970年的訪華，是毛澤東借他傳個「信息」給尼克森，表示歡迎美國與中國握手。斯諾完成了這個「任務」，但他同時也認識到「新中國」和毛澤東的真實面貌。

斯諾從美國到中國這些年，尤其後來訪問蘇區和撰寫書籍，都曾留下日記，真實記載了他的希望和恐懼，以及感懷和糾結，他的朋友伯納德•托馬斯（Bernard Thomas），使用這些材料，撰寫成《冒險的歲月──埃德加•斯諾在中國》（Season of High Adventure-Edgar Snow in China），應該是了解斯諾最真實的材料──尤其是對他最後一次中國之行。

曾在新加坡《海峽時報》任職的程翔，根據《冒險的歲月》的內容，於2020年6月寫成對斯諾評論的文章，他說，「美國社會半世紀以來，對『紅色中國』產生的幻想和屢屢誤判，追本溯源，同當時斯諾《西行漫記》那一輩左翼知識分子很有關係。」

香港的《開放雜誌》，當年曾刊載了斯諾最後一次回到中國的評述：

斯諾最後一次到中國是在1970年文革時期。他八月經香港到廣州，已感覺「中國是一個只有一種聲音的國家」。到北京，斯諾見到他當年在燕京大學兼課時的學生、時任外交部長的黃華。黃稱：「我們鄙視金錢和財產，要創造社會主義社會新型更高尚的人。」斯諾後來指出：「毛澤東支配中國的思想和行動的程度，超過了我原來的想像。」斯諾見中國所有的人都背誦「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很反感和驚訝：「毛澤東的思想是不是沙文主義？是不是埋葬了真理？是不是自相矛盾。」斯諾在四天中都見到人們向黨交心，早請示，晚匯報，覺得是聽了四天向邪教主的懺悔，祈求再生。斯諾去延安和南泥灣「五七幹校」，覺得那裡的情形如同監獄生活。

斯諾發現毛澤東一面以自己是湖南師範學校背景為榮，一面又辱罵中國的教師群體，把知識分子統稱為資產階級。斯諾還發現毛澤東自詡「和尚打傘，無法無天。」1971年2月6日，斯諾因身體疲憊，經廣州去香港，情緒低落。此次大陸之行刺激了他，使他深感困惑不安。他發現毛澤東可厭的一面，對於當年寫《西行漫記》不無悔意。斯諾原先是同情、讚揚毛澤東的，是毛的好朋友，最後，他改變了看法，厭惡毛的為人。

斯諾回到美國，適逢「麥卡錫主義」狂飆，他被迫遷居瑞士，1972年2月15日病逝，部分骨灰葬於北大未名湖畔。

《西行漫記》幫助共產黨取得政權。但是它也可以作為一面鏡子，讓今天的主政者，省思前人的成功與錯誤。

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是一個政治術語，含貶義，指的是為某一事業進行宣傳而不完全清楚這一事業的目標的人，常被這一事業的領導人用於諷刺^[1][2]。該詞最初使用於冷戰期間，以形容易於受到共產黨宣傳和操縱影響的非共產黨人士^[1]。該詞經常被認作是列寧所說^[3]，也有說法稱是卡爾·拉狄克所說。^[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