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風雲版（Life論壇）-【轉貼】他的印書館走出10位大學校長[佛網Life論壇]

提起近代中國的教育家，大家一定會想到北大校長蔡元培。但是，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張元濟，亦不遑多讓。蔡元培的教育在學校，張元濟的教育在社會。蔡元培是「菁英教育」，張元濟是「平民教育」。蔡元培的學生不過成千上萬，張元濟的「受業弟子」則是千千萬萬。

懷著這樣的敬意，那年我到上海，專程去瞻仰「張元濟故居」。沿著淮海中路，一邊找1285弄24號，一邊在腦海裡「編整」張元濟這一生。

張元濟，字菊生，生於清同治六年，即公元1867年，祖籍浙江海鹽。那個時代的青年自然要讀書求功名。他縣試、鄉試都名列前茅，入京會試得中進士。三次考試都與蔡元培「同年」，名次也高於蔡。蔡元培留任翰林，張元濟任刑部主事，不久升為總理衙門章京。

張元濟的宦途雖然平坦，但國家的命運卻非常坎坷。外國不斷大軍壓境，中國不斷割地賠款。張元濟開始重視西學，學習英文，並與友人合辦「通藝學堂」，推展新式教育，希望能以這些努力裨益國家。

年輕的光緒皇帝一心想有所作為，改變清王朝腐敗無能的局面，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介紹西方新知識的書籍。負責給皇上採辦新書的任務交給了總理衙門，最後落到章京張元濟頭上。張元濟後來回憶說：

難得的是這位生於深宮，長於阿保之手的專制皇帝，居然有新思想、新見解。那時，元濟正在總理衙門供職，皇上希望看新書，差不多天天都有條子到衙門裡要書，都是我承辦的。

當時北京城的書肆，充斥的都是經、史、子、集之類傳統的國學書籍，有關西方新知識的書不多見。張元濟只好以自己所藏的書，連同向親友借來的新書，呈送光緒閱覽，每次進呈書籍都要署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臣張元濟呈」的字樣。張元濟晚年還清楚地記得其中有一部黃遵憲編著的《日本國志》，是光緒指名要看的書。

6月13日，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向光緒保薦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與梁啟超等五人。徐致靖對張元濟的評價是：

熟於治法，留心學校，辦事切實，勞苦不辭。在京師創設通藝學堂，集京官大員子弟講求實學，日見精詳。若使之肩任艱大，籌畫新政，必能勝任愉快，有所裨益。

徐致靖的保薦得到光緒的認可，6月16日在頤和園召見。太監將張元濟引到仁壽殿。屋子裡沒有第三人，只有一君一臣相對。對於這次召見，張元濟後來在《戊戌政變的回憶》一文中有如下描寫：

當時滇越邊境發生劃界的爭執。光緒對我說：我們如果派人到雲南去，要兩個月才會走到，但外國人只要十天、八天就會到達。我們中國道路不通，一切落後，什麼事都趕不上外國，怎麼好和人家辦交涉呢？我說：皇上現在勵精圖治，力求改革，總希望國家能夠一天比一天進步。他聽了之後，嘆口氣說：可是他們都不贊成呀！我當時心裡覺得這位皇帝也夠可憐了，也不便再說什麼。

那時我在北京和一些朋友辦一所通藝學堂，教授英文和數學，學生有四五十人。……光緒對外邊的事很熟悉，他就問到學堂的情形，我把學生人數及所學科目告訴他，他勉勵我幾句：要學生好好的學，將來可以替國家做點事。他還問我一些關於總理衙門的事，光緒就叫我下去罷。問話語氣極為溫和，但看他面貌殊欠剛健。

封建勢力盤根錯節，力量極為雄厚。相反，以光緒皇帝為首的維新派勢力又是如此的單薄，張元濟一開始就為維新的前途擔憂。但他被年輕皇帝維新變法的熱忱和孤立無援的處境深深打動，他於9月5日給光緒帝上了《時局艱難變法自強亟宜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而成盛業折》，全折約七千字。對光緒帝憂國傷時、變法心切充分的肯定，對滿朝文武、各省封疆大吏一味敷衍搪塞深感痛心，同時也冷靜地指出，光緒雖「疊頒明詔」、「日言變法」，但並沒有「洞見癥結」，找到「受病最深之處」。張元濟具體地提出了五項建議：

但時不我予，1898年9月21日，已經忍無可忍的慈禧太后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囚光緒於灜台，自己重新「訓政」。持續103天的戊戌維新變法至此以失敗告終。「六君子」死難，康梁出走國外。

政變發生後，張元濟第一個反應是去看大學士李鴻章。對他說：「現在太后和皇上意見不合，您是國家重臣，應該出來調和調和才是。」老謀深算的李鴻章聽後並不吭聲，只是用異樣的眼光盯著他眼前的這位涉世不深的下屬，過了許久，才嘆了一口氣，用無可奈何的口吻說：「你們小孩子懂得什麼！」

這是張元濟《追述戊戌政變雜詠》中的一首。張元濟列名新黨，10月8日，被朝廷「革職永不敘用」，他攜母南下上海，在李鴻章交代盛宣懷的安排下，在南洋公學擔任譯書院總校，後又代理公學總理，為培養「楨幹大才」，創建了一個特班，以蔡元培為總教習。果然，這個班人才輩出，李叔同、邵力子、黃炎培等人都曾就讀於此。

張元濟堅信教育為立國之本，更逐漸認識到，「菁英教育」雖然有它的價值，但中國今天所需要的，卻是能普及大眾的「平民教育」。多數民眾覺醒，國家才能有救。他給盛宣懷寫信說：

國家之政治，全隨國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國民智過卑，無論如何措施，終難驟臻上理。國民教育之旨，即是盡人皆學，所學亦無須高深，但求能知處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於地球之上。否則豈有不為人奴，不就消滅者也。中國號稱四萬萬人，其受教育者度不過四十萬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萬人者，亦不過能背誦四書五經，能寫幾句八股八韻而已，於今世界所應知之事茫然無知也。

張元濟的主張和志向，引起一個人的注意，他就是「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夏瑞芳。印刷工人出身的夏瑞芳，憑著自己的才幹和口碑，和幾個同樣工人出身的股東一起，創立了商務印書館，是一個簡陋的小印刷廠，承印一些與商務有關的傳單、帳冊、票據之類，故名「商務印書館」。他自知學問有限，就想為商務的發展尋一位真正的高人。張元濟就是他心中理想人選，而張居然也答應了。

張元濟參與做這樣的「小生意」，在很多人看來，是一項犧牲和冒險。張氏所以這樣做，是一位憂國憂民知識分子對文化啟蒙的抱負，對教育國民的責任感。

以張元濟的中西知識和官場經歷，他立即為商務架起了一座連接學術界、政界和教育界的橋梁。很多知識分子，包括他「同年好友」蔡元培，都來加入。

張元濟到任之初，即為商務確立了以「扶助教育」為核心的出版宗旨，首先是編印一套夠水準的教科書。在蔡元培等人的領導下，於1904年起，陸續推出了初等、高等小學教科書，除國文外，還包括修身、格致、筆算、珠算、中國歷史、中外地理、理科、農業、商業等等，共16種78冊，風行全國。

除了主持編纂教科書外，張元濟對西書的中譯亦極為關注。他進館不久即組織出版了帝國叢書、政學叢書、歷史叢書、財政叢書、商業叢書、地理叢書、戰史叢書、說部叢書、傳記叢書、哲學叢書等一系列叢書和各種中外文辭書，為新知新學的普及傳播推波助瀾。除此之外，尤銳意出版西方經典，其中以嚴復所譯之「天演論」、「原富」等名著和林紓所譯之「茶花女」、「伊索寓言」和眾多小說影響最大，思想界耳目為之一新。

另一方面，張元濟更廣邀高級知識分子參加編譯所，使商務在文化啟蒙、教育發展上，更能發揮領航作用。自1920年至1922年間，陸續進館的有陳布雷、周昌壽、謝六逸、鄭振鐸、周建人、李石岑、楊端六、朱經農、竺可楨、任鴻雋、周鯁生、陶孟和、顧頡剛和范壽康等；同時還聘請陳獨秀、胡明復、楊銓等為館外編輯。在兩三年內延聘如此眾多的有名學者和專家，非有大號召力的人曷克臻此。

商務還想請胡適來任編譯所長，接替高夢旦。1921年胡利用北大暑假，到商務「實地考察」了一個多月，結論是「我的性情和訓練都不配做這件事」，推薦他在「中國公學」時的英文老師王雲五接任。張元濟與王雲五本不熟悉，但是聽說他曾一個字一個字讀完了一整套《大英百科全書》，驚嘆這樣的毅力真是了得！同時又信任胡適的推薦，立即聘了王雲五，王果然沒有辜負張元濟的厚望，最後成了商務的接班人。

張元濟對文化的理想與抱負，使他把商務看成一個教育機關，努力糾合學者專家一起努力，讓商務完成了文化建國的初步任務。

說是「初步」，因為抗戰來了，日本飛機似乎「專程」來炸毀商務館舍及他創設號稱「遠東第一大圖書館」的「東方圖書館」，館裡有五十萬冊藏書，日本之意似在斲喪中國國民奮起抗戰的精神來源也。

新政權建立後，中南海邀張元濟去北京參加政協會議，82歲的張元濟以年老辭謝，但上海市長陳毅親自銜命出馬，張只好北上，也想順便處理北京商務的業務。

毛澤東在政協開會前後，兩次接見張元濟。張是與會人士中，唯一一個見過光緒、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五位國家領袖的人。大陸有文章說，張元濟表示，「見了毛澤東才相信中國有希望」。

二是我國幸有統一文字，萬萬不宜自毀：「我國疆域如此遼闊，種族如此複雜，所以能至今團結成一大國者，全恃文字統一。今聞有人倡議以羅馬字改革漢字，萬不可行。」

由於中共早年就派人進入商務做「工作」，商務在上海、北京都有工潮。1949年底，張元濟在北京商務工會成立大會上致詞時，突然中風倒地，留下半身不遂的後遺症。在台北的王雲五於〈張菊老與商務印書館〉一文中，將他病倒歸因於在工會中受到「侮辱」。

身子半癱固然不幸，心也半癱對他應是更重大的打擊，張元濟扶病走進故紙堆，以整理國故消磨餘年，於1959年8月4日辭世。「幸而」走得早，逃過了文革。

在張元濟主持下的商務雖然走「平民教育」路線，但也是菁英集中地，最後就成了集才館、儲才館和育才館，商務先後走出10位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