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明王朝造船技術居世界前列，航海能力更是首屈一指。鄭和七下西洋，其航程之遠、歷時之久、船舶數量之多、噸位之大，在當時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鄭和船隊組織嚴密、武裝精良、訓練有素，堪稱“無敵艦隊”。那麽，爲何明代海軍未能稱雄海上呢？ 
　　 
　　
地緣政治 
　　

由於地域特徵的影響，中國海軍歷來不怎麽受重視。中國北方陸路可通歐非大陸，歷史上有名的幾次拓疆均是通過陸路進行的。而南方臨海，僅臺灣、海南兩個靠近大陸的大島又歷來是中國國領土，外國勢力由於距離遙遠並沒有大舉進攻中國的可能，不時騷擾我東南沿海的倭寇，作戰能力並不是很大。歷朝歷代的威脅主要來自北方少數民族和自身的腐敗無能，相比而言反而都將江南作爲自己穩固的後方。明初雖有強大的海軍，卻沒有很好的海戰經驗，只是當時航海也發達並最早配備了火器。鄭和七下西洋，更多的是處於開拓視野或耀武揚威，並非軍事或經濟上的需求。比較西方，歐洲先後極盛一時的各海上強國，在地理上都有控制制海權的客觀要求。同時，歐洲皇室也很重視海軍發展，尤其是火炮船的發展，並善於吸取別國經驗，這些都成爲海上擴張強大的“硬體”條件。 
　　 
　　
陸戰思維 　　 
　　

中國古代水軍列陣方法靈活多變，優於西方早期海軍的戰術。但隨著艦載火炮的發展，中國未能趕上世界上火炮取代冷兵器的步伐，海戰戰術未能取得長足進展。相比西方舷炮戰術的發展，中國明代海軍就顯得落伍了。同時，明代海軍並未留下太多的海戰文明成果。僅《海國圖志》涉及海防，而此書主要針對倭寇掠奪沿海的歷史、路徑、裝備、戰術等提出了禦近海、固海岸、嚴城守的三層防禦思想，其基本思想仍舊是將海戰盡可能地放在陸上解決，並沒有發展海軍積極防禦的思想，進攻戰術則更是空白。 
　　 
　　
內戰頻仍 　　 
　　

明代近200年的歷史，一直處於不安定的動亂時期。倭寇從元末明初便一直騷擾我東南沿海，至嘉靖年間日甚。直至1566年才由戚繼光基本清除。另外還有蒙古瓦刺部的入侵，特別是1449年瓦刺部在土木堡大敗明軍並俘獲禦駕親征的明英宗，對明朝的軍事實力是一個極大的打擊。雖有于謙力排衆議保住北京，但明朝的江山早已動搖。由於戰爭不斷，未出現類似於唐朝幾代皇帝的太平盛世。國家有限的稅收被用來平定戰爭和宮廷揮霍，就不可能有精力去發展海軍，更不用談海上擴張。 
　　 
　　
革新不夠 　　 
　　

明代火器發展居世界前列，特別是明初。明代火炮發展達到空前水平，15世紀開始製造的“無敵大將軍炮”，移動靈活，威力強大。明中葉爆炸彈的出現，更是中國火器的一項意義重大的變革。但是明代戰船火炮威力有限，不利於遠端攻擊，這樣海戰中火器的威力就發揮不出來。中國明代在露梁海戰中採用的仍是殺傷力極小的火器，採用的戰法是利用船體優勢居高臨下發射火器引燃敵艦，這其實和明初朱元璋、陳友諒在鄱陽湖交戰時使用的方法一樣，仍舊是以船爲平臺的陸戰。西方則首先將火炮與艦船相結合，成爲古戰船的一大飛躍，從而控制制海權並延續至今。 

此外，明代火器的射程短、命中率低等不足也大大降低了海戰能力。

明朝在當時是擁有世界最強大艦隊的帝國，曾以巨大的熱情擁抱海洋，但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後被叫停了，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漸終止。哥倫布之後有無數的哥倫布出現，鄭和之後卻再無鄭和，這是為何？明朝何以錯失海洋時代？

　　
歷史學家公認，近代世界始於地理大發現。人類完成從地區戰略向全球戰略轉變的決定性因素，是對海洋的發現和海權的獲得。在觀察和評價這一歷史性轉變的時候，一個事實就像卡在筆者喉嚨裏的魚刺，不得不先清理出來才能夠繼續談下去。這根魚刺就是：那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強大艦隊的明朝帝國，那個遠在哥倫布發現美洲60年前就已經到過現在海盜猖獗的索馬利亞的國度，為什麼竟然沒有贏得發現歐洲或美洲的桂冠，而這個國度為什麼只是在全球史時代開始之後三百多年才進入了近代？

　　
這根魚刺不只是卡在筆者的喉嚨中，也卡在近代以來無數中國人的喉嚨中。梁啟超在為鄭和寫的傳記中，在高度評價鄭和的同時，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哥倫布之後有無數的哥倫布出現，而鄭和之後卻再無鄭和？但他沒有指出原因。

　　
從1405年開始，鄭和在29年中先後七次下西洋，之後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漸終止，在鄭和最後一次航行回到國內（1435年）之後80年，葡萄牙人來到了澳門，原來行駛著三保船的海洋已經被歐洲人控制了。鄭和率領的明朝海軍在艦隊規模、航海技術和組織協調水準諸方面都是當時的最高水準。這是史學界公認的事實。但是為什麼鄭和之後再無鄭和？為什麼以巨大的熱情擁抱海洋的國家最後卻退縮起來而錯失了一個新的文明時代？

　　
史學界對於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存在著爭論，不過我認為，《明史》的說法最為確切，無需別立高論。《明史》上說，派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出洋的原因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也就是說，鄭和艦隊肩負著兩項重要使命，一是尋找有可能亡命海外的建文帝的下落，二是向海外展示新朝的富強。通過連續七次下西洋，上述兩項目的應當說都實現了，通過“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明朝統治集團了解到，南洋和西洋對中國的安全不構成威脅，散佈在沿海地區的政權紛紛歸依明朝，一個符合儒家觀念的“朝貢體系”重新建立了起來。

那麼，如此成功的舉措為什麼卻在明朝宣德年間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後被叫停？我這裡舉兩種有代表性的觀點。一是王賡武先生提出來的，他認為，之所以終止航行是因為鄭和太成功了，“他的海軍滿載榮譽勝利歸來，並確認帝國沒有來自海上的威脅”，因此“鄭和與他的隨從也可以說失去了繼續遠航的意義”（“永樂年間中國的海上世界”，《王賡武自選集》）。由於不再擔心來自海上的威脅，明朝帝國的安全戰略便轉向北方。二是中國航海史研究會提出的，他們認為明朝帝國出於財政上的考慮，停止了海上遠航。在明朝帝國內部，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對遠航的不同意見。這是一項投入很大的事業，據統計，永樂年間，新建和改建約二千艘海船，每只寶船造價約五六千銀兩，船上裝載的各種賞賜物品花費很大。到了明朝憲宗年間時，又打算下西洋，憲宗皇帝下令索取鄭和下西洋的檔案資料，但是這些材料卻被車駕郎中劉大夏藏匿起來，這位敢於抗上的官員的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于國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這位官員竟敢直指下西洋為“敝政”，可見內部反對之激烈。

上述兩種觀點，我認為都是成立的。作為一個新興的王朝，其戰略方向存在著爭論，是完全正常的。我們可以看出，明朝的大戰略存在著一個軌跡，從南北平衡轉向重視北方，明成祖將首都從南京遷往北京就是明證。成祖時代的下西洋是作為國家戰略被推進的，無論是尋找建文帝還是耀兵異域，都有明確的戰略企圖。隨著蒙古對北方邊境威脅的增大，在有限資源的約束下，放棄花費巨大的海上活動，是戰略理性的體現，不這樣做，反而是難以理解的。

　　
但是，戰略轉變雖然可以解釋為什麼放棄鄭和下西洋活動，但卻不能解釋為什麼完全失去了海洋。既然不存在來自海上的對明朝安全的威脅，戰略重點轉向北方、不再組織國家層面的航行，但仍然可以採取開放海上貿易的政策。

　　
而事實是，在停止國家組織的鄭和下西洋活動的同時，海洋也被封閉起來了。從明朝開國到第七次航行結束，明朝的海洋政策存在著一個十分突出的奇怪現象，一方面是國家花費鉅資打造龐大的艦隊，三十年間七下西洋，另一方面則是嚴厲的禁海措施，一再下令“仍禁頻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海道可以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禁頻海民私通海外諸國”。對於沿海居民的海外貿易，下令“嚴禁絕之”。明成祖繼位後，一方面大張旗鼓屢下西洋，另一方面卻是下令不許沿海軍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國”。總之，下西洋只是皇家的特權，它對於海洋擁有絕對的權力，百姓斷不可染指。皇家之外的海上貿易，更不用說海洋探險，有嚴刑峻法等著呢，沿海居民徒喚奈何！所以說，中國失去海洋的原因，主要的並不是戰略重點的轉移、財政限制和有論者所謂的“黃色文明”，而是明朝統治集團對於海上活動的國家壟斷。

當然，我們需要承認，鄭和時代明帝國的海洋壟斷經營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著名的明史專家吳晗先生對此有過高度的評價。但是，他認為，鄭和之後，明朝由於採取了“放任政策”，放棄了對海洋的國家經營，“結果在商業方面由國營而恢復到以前的私人經營”，這一政策造成了中國在海洋上的失敗，他說：

　　
“八十年後，歐洲人為了找尋香料群島陸續東來。他們不但擁有武力，作有組織的經營，並且有國家的力量做後盾，得步進步，不到幾十年，便使南洋改了一個樣子。……這是中國史上一個大轉變，也是世界史上一個大關鍵。”（“明初的對外政策與鄭和下西洋”，見《鄭和研究資料選編》）

　　
吳晗先生認為，明朝海洋政策失敗的原因是國家放棄了國家經營。這個觀點是錯誤的。明朝海洋政策的失敗，主要並不是國家放棄了經營，而是對民眾海上活動的禁錮。雖然他也指出了數千萬無名英雄冒著違反國家法令的危險，憑著勇氣和求生的慾望，赤手空拳，乘風破浪，到海外開拓新世界、新事業，但是，他沒有注意到，正是皇權的無限和絕對，正是國家對海洋權益的壟斷，才是導致中國失去海洋數百年的原因。吳晗先生認為鄭和之後，明朝採取了“放任政策”，如果這指的是國家放棄了責任，倒也有些道理，但如果指的是國家放鬆了禁海措施，民眾都可以自由航海，那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一直都是，除了皇家許可，否則片板不能入海。這種政策與葡萄牙和西班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明朝，從事海外探索和海上活動是犯罪行為，民眾一齣海便成為罪犯，而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出海的罪犯因為有所發現而成了民族英雄。不同的政策鎖定了海洋活動的方向，在明朝，一旦皇家的需要得到滿足，一旦他們聽到了海晏河清的消息，便從國家層面到百姓層面，徹底地封鎖了海洋，以至於造成了在世界史的關鍵時期海洋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