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仲夏，我四歲，美軍空襲當時日本殖民地台灣。我們舉家遷居南台灣高雄縣一個長滿青翠綠竹和樹林的靜謐村落－田草埔。那個物資貧乏的戰時，在樹林中蓋個簡陋的雞舍，養兩隻母雞，而母雞下的蛋，往往就是我們一家七口餐桌上唯一的主菜。躲空襲和撿雞蛋於是成為我當時生活中最重要的兩件事。

一個雨後的傍晚，我像往常一樣去雞舍撿蛋，一路上又蹦又跳，時而學飛機俯衝，時而摘採路旁的野果。回家時，兩隻小手各握著一顆剛撿回來的溫熱雞蛋，飛奔地模擬飛機俯衝，由於天雨路滑，我跌了一跤，蛋也打破了。雖然我努力的想用手將蛋黃捧起，卻做不到。回家之後，我就靜怯地站在廚房邊，不知如何是好。媽媽問我雞蛋呢？我答不出話來，媽媽自然就知道了，她說：全家晚餐就靠這兩顆蛋來炒菜脯蛋，你卻把蛋打破了。那天自然被狠打了一頓。

第二天我又像往常一樣來到雞舍，蹲在雞舍旁，嘴裡唸著聖母經､天主經（我生長在一個天主教家庭）。一會兒，母雞下完蛋後咯咯咯地跑出去，我望著新鮮的蛋許久，就是不敢撿起來。當我兩手空空的回家站在廚房邊看媽媽做飯的時候，媽媽問：雞蛋呢？我說還在雞舍裡。她說：為什麼不撿回來？二哥在一旁接著說不要讓我去撿，若再打破就沒得吃了。媽媽完全不予理會，只是溫柔而堅定地要我再去撿雞蛋回來。我當然也就小心翼翼地圓滿完成我的任務。

好幾年以後的某一天，我偶然想起這件事，我問媽媽是不是還記得那天的事？把我打得那麼痛？我還問她為什麼第二天還要我去檢？媽媽告訴我說：你不是沒能力做好這件事﹐你只是不小心。假若你犯錯之後我不再給你去撿雞蛋的機會，你將永遠留下失敗的記憶，而這種挫敗的感覺會留下永遠的傷痕。如果一個人凡事只能犯一次錯，那麼他的生命就會留下無數傷痕。這樣長大的孩子，絕不會是一個心理健康的人，更不會是個有信心的人。

媽媽是一位不識字的婦人，卻很明理。

從21歲便開始長達25年半的牢獄生活，媽媽在我27歲時離開人世，但監方不准我返家奔喪，因此未能陪她走完生命的最後旅程。但我相信我沒讓媽媽失望過，我始終保持信心，也未曾喪志或變節。經過了漫長而辛酸的囚禁歷程，我受邀前往美國國會針對台灣問題進行作證時，我心裡對著媽媽說了一句話：媽媽，我將以堅定的態度告訴他們－『我只帶來信心！』

年過半百，坐黑牢25年後，我的社會形象從江洋大盜、叛亂犯、政治犯、絕食者，到如今人們喜歡為我戴上浪漫的桂冠，稱我為浪漫的政治家或浪漫的主席。我無從精確地知道人們是從何定義我的浪漫？但對我來說，浪漫就是「以有限的資源或條件，企圖追求無限的目標和理想的那一份氣質和情懷。」
1947年，我才六歲，當228事件在高雄火車站前進行雙方的攻防時，我從家中目睹一群缺乏軍事常識，但英勇無比的高雄中學學生在進攻車站時一一被擊殺，那一幕深深留在我腦海中。

1950年代，台灣籠罩在蔣家威權獨裁高壓恐怖統治下，社會一片死寂。恐懼成為人們普遍的夢魘和習慣。有意義或有計畫的反抗行為根本不存在。1955那一年我十四歲，唸高雄中學初中部。我在腦海裡對自己承諾，等高中畢業後我將去唸軍官學校，然後以武裝兵變的方式推翻蔣家獨裁政權。

1959年仲夏，我已經等不及了，打算和一群同學以同等學歷報考陸軍軍官學校。心裡唯一憂慮的是不知如何對媽媽說，因為當時社會認為唸軍校是沒出息、沒有未來的，特別是台灣子弟。有一天黃昏，媽媽正在門口納涼，我鼓起勇氣悄悄地靠近媽媽，以盡可能輕鬆的口氣告訴媽媽：「我要去唸陸軍軍官學校」。她問我：「為什麼？」我故意笑笑地說：「唯有這樣才能推翻蔣家獨裁政權。」她的淚水奪眶而出，我只好安慰她：「媽媽你有五個兒子，少掉一個沒關係嘛！」媽媽反而哭得更厲害。而我知道話只能說到這裡為止。秋天時，我真的進入陸軍砲兵學校就讀，就此開啟了我這一生從不後悔的革命志業。
　

我想，這便是我一生做過最浪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