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轉籠中的松鼠<<施明德>>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們班上捲起了一陣「養鳥風」。那時（一九五一年），高雄市仍只算是一個鄉村都市。火車站後面還是一片汪汪的水禾田，從我們在火車站前的住家到三民國校，只有「三塊厝」的「中街仔」算是鬧區。中街仔的兩側是「海邊仔路」（靠運河的這條），另一條是和鐵路平行的「後壁路」；這兩條路旁種有行道樹，尤其是「海邊仔路」很冷僻，不但樹木茂盛，晚上也只有隔一段距離才有一盞薄弱如晨星的路燈，至於往鳳山的道路，兩旁不是稻田就是濃綠的蔗田、瓜田，樹木觸目皆是。

我們班上的同學都散居在五塊厝，現在的高雄醫學院到三塊厝這一帶、最初是住在「鐵路宿舍」和五塊厝這一帶的同學，常常在放學後或假日於幫忙大人打雜之後，結夥去蔗田捉野兔、爬樹抓小鳥或撿鳥蛋。據說，有時他們還敢爬到電線桿上，抓上頭的巢中小鳥。這些同學大多是農家或水泥匠之後，窮是他們普遍的生活現象；他們沒有玩具，也沒有零用錢，所以野兔、捕青蛙和小鳥就變成了他們休閑生活中最佳的遊戲。

不曉得是什麼理由，有陣子他們每天都會把小鳥帶到學校來。他們大多把小鳥裝在挖了洞的紙盒內，每堂下課後把小鳥抓出來把玩。如果是還不會飛的小鳥，他們便細心的餵牠們；如果是會飛的，他們便在鳥腳上繫一根細繩，讓鳥兒在教室內飛翔；至於剛會飛的鳥，便一任他跌跌撞撞在教室裡拍翅亂飛。此時，教室內鬧成一片，大家手忙腳亂追逐著小鳥。即使平時男女同學壁壘分明、授受不親，此刻也都忘了性別，不分你我蹦蹦跳跳的參加了那追逐小鳥的行列。

沒有多久，班上的「養鳥人」越來越多，連女同學也不甘示弱，原來是會抓小鳥的男同學「進貢」他們的。在這種風氣中，不知不覺我也興起了強烈的養鳥慾望。但是，我沒勇氣爬電線桿和太高的樹，更不會做捉鳥的陷阱，想養鳥只好向同學要。那時，我家的經濟情況良好，除了火車站前的五間店面外，還有不少塊地，因為爸爸的中醫收入很不錯。媽媽規定每天給我五角錢零用，五角在彼時是個不小的數目，一大碗的豬血湯才兩角，一根紅豆冰棒只有五分錢。班上同學每天有五角零用錢的並不多，尤其是那些會抓鳥的同學，幾乎毫無零用錢可言。

會捉鳥的同學告訴我，抓鳥很不容易，聽他們繪聲繪影，我也相信那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雖然，我敢爬大榕樹，而且還會學泰山的樣子，從這根樹幹靠一枝較細的樹枝盪到另一根樹幹，暑假裡，我常常在我家後面的廟前榕樹消磨無聊的時刻。但是，要我爬到樹梢從鳥巢中抓出小鳥或拿鳥蛋，我可不敢。更何況同學說鳥巢裡常常有蛇。蛇，是我一生最害怕的動物，我只要一想到牠就全身發毛。怕蛇，討厭蛇，大概是聖經給我的影響。

還沒上學之前，我到愛河旁的玫瑰聖母堂上兒童聖經班時，修女說，人一生下來就有「罪」。這個「罪」叫「原罪」，是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受到蛇的誘惑偷食了禁果所犯的「罪」。我曾和修女「爭辯」過，不過因為亞當和夏娃犯了罪，人類就世世代代樣一生下來就是「罪人」。當然，那時是「辯」不過修女的，只好在心中怪：「都是蛇害的。」

我的同學看我很喜歡小鳥，就開價了：小麻雀之類的小鳥一隻一塊，斑鳩之類的大鳥一隻十塊。我的同學不是根據鳥的種類定價錢，而是根據鳥的大小。我想他們說的很合理。他們說：「小鳥烤起來，一、兩口就吃光光：大鳥肉多，當然貴。」那個時代，鳥店不多，對鳥的行情我完全沒有概念。我只知道「中街仔」有一家鳥店，但是我不敢進去問價錢，我相信我買不起。

每天上下學，我都會在路上買碗豬血湯、粉圓仔冰、仙草冰或什麼零食吃吃，幾乎天天都把零用錢花個精光。我雖然曾經買過竹筒，在靠近竹節的地方鋸條橫縫，把銅錢投進去，計畫存錢；只是我的竹筒常常會從有變空。因為我不必剖開竹筒，只消用一片像墊板那樣薄薄、硬硬的窄長東西，就可以把筒裡的錢掏出來用，所以竹筒常常空空如也。同學知道我一次付不起，便答應我分期付款，讓我先把鳥抓回家裡養，然後，一天一角或兩角地付。於是，我決定養鳥了。養鳥，自然要有鳥籠，我那些同學很能幹，連鳥籠都會自己做。他們用竹條拼成的鳥籠和鳥店的差不多。鳥籠自然也是分期付款。就這樣，我負債了。這是我一生中僅有的負債歲月。

我買的鳥都是「厝角鳥」（即麻雀），我根本不知道這種鳥珍不珍貴。但是，我發現麻雀很難養。每天放學後，第一件事一定是替牠們換水，把飼料盒又填滿；可是牠們的死亡率很高，有時買回來兩、三天便死亡。死了，自然再買。而一旦養了，兩、三隻便不過癮，最多時，我有四個鳥籠，十幾隻鳥。養這麼多，我的債務就更沉重了。既愛養鳥又愛吃零食，我就開始動腦筋搞錢了。

我的「辦法」就是偷爸、媽和哥哥的錢。我不敢偷外人的錢，也不敢一次偷太多。每次看機會，偷五角、一塊，頂多兩塊。我最常偷的對象是媽媽。媽媽管錢，皮包內經常有買菜找回來的錢，偷一、兩塊，媽媽不容易發現。何況，我很小心，只要皮包內的零錢不多，我就不偷，我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媽媽容易發現。碰上這種情況，如果「債主」又催逼得緊，我就偷哥哥的錢。他們也用竹筒存錢，由於年紀大，爸媽給的零用錢比我多，又不像我那樣貪吃零食。這時，我從自己竹筒掏錢的技巧就派上用場了。

結果，偷錢的次數太多了，我終於給爸媽逮住了。爸媽最討厭我們兄弟偷錢，媽常說：「細漢偷挽瓠，大漢偷牽牛。」被抓到了，挨一頓打是必然的。然而，挨打後，我還是偷。兄弟中只有我一個曾偷錢，只要有人丟了或少了錢，我總是會挨打，雖然偶爾也真的冤枉過我。由於我得還債，怎麼打，我還是偷。爸媽看我屢打不改，越打越重。到後來，甚至一抓到，便把我雙手吊在樑上，用籐條或皮帶抽打。但是，怎麼打，我還是照偷不誤。

我們家是天主教徒，每星期都要上教堂望彌撒，辦告解，領聖體。這段日子，我的告解幾乎公式化了：
「神父，我又偷錢了。」我跪在紗網板的這邊向神父懺悔。
「你又犯了第六戒，以後不可再偷錢了。」
「好，以後我不偷了。」我會說，然後照神父的交代唸經贖罪。

可是，回家後，過一、兩天，還是偷。屢勸不聽，有幾次，神父看我跪下了，不等我開口，便會說：
「你又偷了爸爸、媽媽的錢了，對不對？」
我的回答不是「對」，便是「不是偷爸爸的，是偷哥哥的。」神父自然又是一次說教。

只是，我已迷上養鳥了，太喜歡聽小鳥啾啾的叫聲，尤其早晨起來，看小鳥啾啾地叫，不斷跳上跳下，實在很喜悅。於是，挨打、神父的勸告、爸媽的威脅完全失效。我繼續偷錢、挨打、告解，然後又是偷錢、挨打……如此惡性循環下去。我並非不知道偷錢不對，有幾次我被打得腿部鞭痕紅腫，我一邊自己塗藥，一邊自言自語：「該打！你偷錢，被打是應該的！」雖然如此，我還是不曾真正下過決心不偷錢。我倒覺得為了養鳥偷錢挨打是值得的。從此我似乎覺悟到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不管追求什麼，都得支付代價。

那時，鄰家有一群兄弟。大的比我大十來歲或七、八歲，他們也養鳥，只是他們養的是我養不起的鴿子。這個時候，好像我大哥也在養鴿子，不同的是他不必偷錢，他要多少錢，爸、媽就給多少。有一天，鄰家的大孩子買來一隻松鼠，一如現在一般，松鼠仍被飼養在一個圓形的鐵線籠子裡，外面有個的掛鉤，既能繫住鐵籠兩端，鉤鉤又可以鉤住樑柱或什麼東西，使鐵籠能懸空旋轉。這種裝置一掛起來，囚在籠內的松鼠只要自己稍一移動或被撥弄一下，就會失去平衡，像踩水車或腳踏車般在籠內奔跑。松鼠跑得越快，籠軸旋轉越快，直到筋疲力竭了，才會停下來。

把松鼠當寵物養在這種裝置內，還是我這個都市孩子第一次看到的，附近的孩童也是初次看到，大家不禁結伴到鄰家後屋逗弄松鼠玩。只要牠一停下來，我們就動動牠，牠又沒命的跑，牠跑得越快，我們越樂，一逗便是一個多小時，松鼠也就跑那麼久，片刻不能休息。玩的次數一多，我也產生了養松鼠的念頭了，只是我猜想松鼠和鐵籠一定貴得不得了，不能靠偷錢來買，必須等過年拿到壓歲錢再說了。

有一天下午放學後，我又去逗松鼠玩，我拿一根長竹子，坐在小板凳上，只要牠一停下來，便用竹子撥一下，牠就沒命的奔跑起來。那天，只有我一人，不像往常大家起哄的叫嚷：「憨鼠，你跑不掉啦！」「憨鼠！憨憨跑！」我呆呆地望著牠拼命跑不停。此時，不知怎麼搞的，我突然覺得這隻松鼠好可憐。因為牠孤零零地，因為牠被我們戲弄著奔跑，因為牠「傻」到不知道怎麼努力跑都只是在原地踏圈子。從小，我的基督教教育，只告訴我敬神愛人，人是萬物之主，天主創造萬物都是為了供人類享用、戲樂的。我只曉得要愛人，不知道應該愛動物，我絲毫沒有佛教「不殺生」的觀念，自然也沒有憐憫動物的觀念，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對動物產生憐憫之情。尤其看到松鼠那對圓滾滾的小眼睛，以驚嚇、不安、哀求的神情在注視著我時，我心底突然升起一股強烈的念頭：「放掉牠，讓牠回家！」「我要救牠！」雖然我不知道放掉牠以後，牠能不能找到家。

我曉得今天不能放掉牠，因為我進來太久了，現在放走牠，飼主一定知道是我幹的。於是，我回家後，決心找機會趁飼主不注意時溜進去救牠。這家是飲食店，中午、晚上的吃飯時間，他們全家大小都會忙著拉客、做菜、收錢，不會注意我是否進過屋後。機會很快就來臨了，我成功地放掉了牠，也平安地出來，他們沒注意到我。放走松鼠後，我沒有馬上跑回家，反而拉一位鄰家小孩就在店門口人行道上玩彈珠，我要看看飼主有何反應。我想如果我跑掉，飼主可能更懷疑我。我就在那裡玩到有幾個鄰居的孩童，又結伴進去逗弄松鼠時，才跟著進去。我和其他孩子一起「意外」叫起來：「松鼠跑了！松鼠跑了！」飼主聽到叫聲跑進來，一直在問：「怎麼跑掉的？」

孩子們異口同聲：「我們進來時，松鼠就不見了！」

松鼠跑了，我們這群孩子便一哄而散，我也回家了。我為自己救了松鼠又沒被逮到感到高興。回家後，我爬上我家一丈餘高的大石塊砌成的圍牆上走來走去，在兄弟中我是最好動的，喜歡爬上跳下，從我很小很小時，媽媽便常叫我「四腳跳仔」（意謂青蛙），但我也是兄弟中最會沉思、冥想的人。走厭了牆頂，把﹁救了松鼠﹂的那份喜悅排遣之後，就躺在牆頂的石塊上，仰望黃昏的天空，邊等著吃晚飯，邊想松鼠今夜大概可以跑回家吃飯了。就在這時，另一個念頭竄上了心頭：「松鼠被關起來很可憐，小鳥被關在籠子裡就不可憐？我救了松鼠，為什麼我自己還把小鳥關著？」

自省力很快就戰勝了養鳥慾。我嫻熟地爬下地面，走到吊鳥籠處，把鳥全放了，那些麻雀看門全開了，便毫不留戀地快速飛起來，有的一飛便不見了，有的還在屋頂逡巡一下才飛走。媽媽在炒菜，看我把鳥全放了。

「不飼鳥仔囉？」

我把鳥籠也砸壞，塞進灶裡當柴火燒了。從那天起，我就不再養鳥了。直到今天，每回看到人們用小鳥籠養鳥或是用那種特別設計的旋轉籠囚禁松鼠，我就產生強烈的衝動，想要放掉牠們。甚至到動物園也如此，所以我非常不喜歡去參觀動物園。

從放掉松鼠和小鳥那刻起，我就沒有偷過錢了。

放掉松鼠這件童年小事，在那時只是出於非常單純的憐憫心而已，想不到它在我以後的成長過程中，竟一再出現，並以各種角色和角度補強、啟迪或孕育了我的某些主張、思想或信念。比方——
在我研讀存在主義，看卡謬的《薛西弗思的神話》時，我不禁想起那隻拼命踩著旋轉籠的松鼠。牠日夜不斷地在籠中做徒勞無功、周而復始的奔跑，不正是活生生的薛西弗思？牠可能以為快跑，便能逃出旋轉籠。但，當牠筋疲力竭地停下來時，發現自己仍然在原來的地方，牠的恐懼感和絕望感以及命運的徬徨、淒涼與無助，可能更甚於薛西弗思。

我發現在人類社會中，也不時出現松鼠的投影。當我第一次被判無期徒刑時，（那時政治犯是不准假釋的，換句話說無期徒刑就是關到死。）我發現自己很像薛西弗思和旋轉籠中的松鼠，那時我還年輕，還不到二十四歲，這個發現並沒有引起我太大的恐懼或沮喪，反而培育或強化了我的某些信念，至少有兩點可以肯定的是和這項發現有關。

其一，形成「拒絕絕望」的信念。薛西弗思每天早上把巨石推上山，黃昏它又滾下來，每天如此周而復始，正如松鼠不停的原地跑和不准假釋的無期徒刑，年復一年，刑期依舊在一般。這種處境很容易使人產生絕望，一個人如果絕望了，便會因墮落而做出一些憾事，更會因喪失信心而中途變節或棄權。一旦他如此了，那無以往的種種努力和付出便付諸東流了。所以，在我一生中不管碰到甚麼險境或考驗，我都會不停地提醒自己：「不准絕望！」「不能失去信心！」要像旋轉籠中的松鼠那樣，即使明知跑不出鐵籠，也要不停地跑！拒絕絕望，在消極面，可以使人減少犯錯。兵法上固然有「多算勝少算，少算勝不算」的說法，也有「少錯勝多錯，不錯勝少錯」的理論。只要拒絕絕望，自己不犯錯，就有等待對方犯錯而反敗為勝的機會。

「高雄事件」後，台灣民主運動在對手的扭曲下，可以說已陷入了險境，我個人的生命更是奄奄一息了。但是由於我拒絕絕望，我才能在層層包圍中靠機智和天命，突圍成功。蒙難後，我還是拒絕絕望，決心把「軍事法庭」當作戰場，終於使台灣的民主運動起死回生。「拒絕絕望」在積極的一面，能使人保持信心，進而產生智慧，做最佳的決定。在「大審」中，我所以能採取對手預料不到的表現，就是源於這種信念。何況導致「絕望」的情勢還是由某些條件湊合在一起才能存在，一旦其中的某項條件改變了，「絕望」的情勢便會消逝，良機便會綻放；所以，我堅定地認為薛西弗思必須每天推巨石上山，松鼠必須拚命的跑，無期徒刑者應該尊嚴、認真的度日。就像那隻松鼠由於不停地跑，終於感動了我，使我把牠放掉了。如果牠不跑，決不會觸動我的惻隱之心，自然就不會救他。人生常是如此。

我認為更具啟發意義的是，在面對沒有希望的環境下，不肯向命運屈服，仍執著於持續的、不具企圖的努力，是表現生命力和意志力最高貴的生存方式。

其二，它補強了我的人道主義精神。當我自己淪為一個不准假釋的無期徒刑囚人時，我更能深刻體會到薛西弗思和旋轉籠中松鼠的際遇是何等不人道。人道主義使我強烈反對任何製造不人道情勢的權威者，也使我渴望對那些在做徒勞無功的努力或掙扎的人們，伸出援手。基於更濃郁的人道主義，我主張應該允許任何對生命做無意義、沒希望又痛苦的掙扎者「安樂死」。在某些狀況下，死亡往往更符合人道精神。我當過薛西弗思，我了解這一點。

——在我研究政治制度、經濟體系和社會規範時，「松鼠的故事」也再三融入我的研判立論之中。我會小心翼翼地注意某種制度或理論是否變成「旋轉籠」，而使大多數人民淪為「松鼠」。我很在乎「法律」或「制度」的形成，必須合乎真正的民主程序，如果放任極少數的權威者或「菁英集團」憑自己地意志和階級利益，為國家制訂所謂「法律」或「體制」，社會大眾便 可能淪為「松鼠」而不自知。我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但是，我堅決反對「法律」和「體制」變成松鼠的「旋轉籠」。就是這種思想頻頻促我扮好人權工作者的角色。

「松鼠的故事」是我童年時代印象很深的故事之一。它對我的人生和觀念所產生的影響，絕對不是我在放掉松鼠的那一刻，所能預料的。 — 摘自《施明德回憶錄》〈奉獻者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