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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也有很多仰慕者的義大利文豪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1 923-1985）曾經說過，他要求自己，每當許多話要奪口而出的時候，先把舌頭在牙齒間彈三下。

強迫自己有舌頭彈三下的時間，其實就是要讓心中的捍衛天使出現，使急怒、失智、習慣性的偏見、不當的用字遣辭等，在還來得及之前把它抓回來。

卡爾維諾只不過是個把自己看得重的作家，因而不願自己褻瀆語言和被語言褻瀆。作家知識份子都已如此，從事政治活動的，又豈能不加倍的自我勉勵？

也正因此，政治演說及文告，自古迄今，都是文明的主要內涵。英國思想評論家哈茲利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就這麼說過：「演說者之目的，不是強迫承認，而是勸說；不是告知，而是要去提高人的心，要把說話放在那些反正做不出甚麼好事的習慣偏見之上，讓人對偏見有感悟的能力並採取感悟的行動。」

而林肯總統就說得更好了，演說者要幫助別人，「被心中更好的天使所觸摸」。

古今相望，傑出的政治演說家不絕如縷。羅馬時代最偉大的演說家西塞祿（Cicero,106-43 B.C.）主張「詭辯的嘴要用道德的心來補充」，每當他講話，凱撒都會發抖；英女王伊莉莎白一世講話，英國人民都向她屈膝；中國唐代德宗皇帝下詔罪己，全國人民看了都哭成一團；邱吉爾的演說動人無比，後來的威爾遜首相說「他改變了英國的心」；林肯被認為是「耶穌之後最偉大的演說家」，他替美國和全世界帶來新的願景。二戰之後，美國最好的總統無疑的是甘迺迪。他當選後，智囊大老索倫森（Theodore Sorensen）只獻了一策，就是去讀只有二七二個字的《蓋茨堡演說》，把自己浸泡在林肯的心靈狀態裡，去沾一點更高更大境界的氣息。

只是這種把政治演說和文告看得很重的時代早已成為過去，英國當代評論家哈德森（Kenneth Hudson）在《現代政治中的語言》裡即指出政客們在黨同伐異的積習裡，除了權力外，任何問題都已不可能與人溝通，永遠都是一小群人在相同的話語裡相互濡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