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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南京》 (http://buddhanet.idv.tw/aspboard/dispbbs.asp?boardid=4&id=771)
-- 發表時間：2006/8/27 上午 02:17:03
-- 《西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南京》
筆耕十年凝結瞬間 作者：陳堅
凡認識陳堅的人，都知道他十年來一直在畫一幅畫。凡看過這幅巨型油畫的人，無不為其宏大的場面、眾多的人物和精湛的繪畫技巧而嘖嘖稱奇。果然，這幅畫一經推出，便好評如潮，一舉奪得第十屆全國美展油畫金獎。
這幅高2.2米、寬6米、題為《西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南京》的重大歷史題材油畫，真實地再現了1945年9月9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後，日本軍國主義向我國軍民投降的場面。整個畫面莊嚴肅穆，近似於真人大小的200多個人物栩栩如生。久佇畫前，就如同置身於當年受降儀式的現場。這幅積作者十年心力的鴻篇巨制，達到了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的完美統一，是近年來中國油畫界不可多得的、可載入中國美術史的傳世佳作，也是作者獻給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一份珍貴禮物。
“我與這幅畫有緣”
1970年，
已是無錫城裏小有名氣的美術人才陳堅被特招入伍，人雖分在電影組，但一直在部隊各種各樣的美術學習班裏搞創作。1971年，其成名作套色版畫《夜巡》入選全國美展。1974年，他被部隊選派到中央美術學院油畫係進修，受教於靳尚誼、侯一民等著名油畫家，繪畫技藝突飛猛進，同時也確立了他終生從事油畫專業的方向。1976年進修歸來，陳堅正式調入南京軍區政治部文藝創作室，開始從事專業美術創作。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陳堅進入了他的創作旺盛期：他的畫作《淮海大戰》獲首屆解放軍文藝獎，《碑》獲全國青年美術大展二等獎，《命令》獲全軍美術展佳作獎，《堤》獲全軍美術展優秀獎，《跨向大上海》獲全軍文藝新作一等獎，《冬雪》獲第九屆全國美術大展銅獎等。但他總覺得不過癮，覺得沒有畫出他心中的“大畫”。
1987年，陳堅在北京“巧遇”一本題為《中外記者筆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書，書中一篇《日軍簽降一幕》的新聞稿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不正是自己期待已久的“大畫”題材嗎？尤其當他了解到他現在的畫室就是當年舉行日軍投降儀式的舊址時，更是激動不已：“真是太巧了！冥冥之中，似乎一切早已安排好了要我來畫這幅畫，我與這張畫真的有緣！”不過，因為當時有關民國政府的檔案還沒有開放，光憑這篇文章記述的內容，陳堅還無法完成這幅畫。在之後幾年裏，陳堅一次次地在心中勾勒、描繪著這幅畫作，直到1993年10月，一切前期資料素材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陳堅才正式開始在畫布上揮毫……
這一年，陳堅42歲。
“要讓這幅畫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考驗”
陳堅有畫“大畫”的經驗。不過以往所畫的“大畫”，大多是一些畫幅大、場面大的戰爭畫。要創作分量如此之重的歷史題材作品，對於他來說還是個新課題。陳堅不急不躁，他靜下心來，從看老照片入手，翻閱了大量有關“二戰”的書籍資料，加上之前長期的思考沈澱，心中的畫面慢慢清晰起來。
紀念性和紀實性相結合，是陳堅創作這幅畫的表現樣式。陳堅認為，創作重大歷史題材的作品，不是簡單的照片臨摹，而是藝術的再現。他大膽地把當年的受降儀式從禮堂內搬到禮堂外，避免了室內背景的單調和乏味，大大加強了畫面濃重的象徵意味。禮堂正面八根圓柱威嚴雄壯，棱角分明的花崗岩基座堅如磐石，深深的大門也透射出一種歷史的厚重感。這種紀念碑、浮雕式的背景處理，使人自然聯想到民族的尊嚴、人民的力量和國家主權的神聖不可侵犯。
畫面中間層次是觀禮者和聯合國成員國國旗的組合。歷史上，當年觀禮者的人數並不多，而陳堅有意識地加強了這一空間人群的數量，包括了中國各階層人員，體現了人民群眾是抗日戰爭主體這一鮮明的主題。同時，聯合國成員國國旗的陳列和同盟國軍人的參與，顯示了反法西斯是世界的主流力量。這部分集中了整幅畫的三分之二人物，但陳堅將之處理得繁而不雜，多而不亂，達到了渲染氣氛、烘托主題的效果。
畫面的主體受降方和投降方的人物刻畫，是這幅作品的重中之重，也是陳堅著墨最多，下力氣最大的部分。陳堅說：“這幅畫的兩個主要人物，既是真實的歷史人物，又具有象徵意義。中方的代表，大方得體，從容不迫，直立而挺拔的軍人姿態顯示著勝利者的自豪和威嚴。而投降方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代表，是邪惡的象徵。這些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鮮血的屠夫，雖然表面上迫於世界反法西斯正義力量的壓力，彎腰拱手遞降書，但仍難掩蓋其不可一世、不肯認罪的心態。”
陳堅重視對細節的描繪。他收集了大量資料，對歷史人物、人物位置和當時實物都作過認真的研究和考證，包括現場桌椅的式樣、桌布的顏色、軍服的顏色、服飾和領章釘綴的位置、受降儀式中特有的臂章標記等等。甚至某個歷史人物手指有殘疾這樣的細節他都注意到了。陳堅說，歷史畫必須尊重歷史，不能隨意“戲說”，他要讓這幅畫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考驗，不給自己留下什么遺憾。
“十年磨一劍為挑戰自我”
在這十年時間裏，陳堅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潛心創作，精雕細琢，數易其稿，真正體現了一個作風嚴謹的畫家“十年磨一劍”的創作境界。他說，自己也沒有想到一幅作品竟畫了十年，只是覺得越畫越深，越畫越覺得有東西可畫，越畫興趣越大、幹勁越足。
這幅作品的紀實性是陳堅在創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戰。人物多，而且要對號入座，特別是兩個主要人物的資料照片太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不僅在生活中找了不少模特兒，還買了大量的有關書籍。一次，陳堅看到一套匯編，本來只需要其中兩本，但人家只能賣全套，他便毫不猶豫地掏出了1800元錢買了下來。要把200多個人真實地統一在同一個空間裏，對陳堅的繪畫技巧也是很大的考驗。畫單個人時要考慮整體的統一性，畫整體氛圍時又要照顧到個體間的區別與變化。而這種區別與變化，是極其細微的。這種細微，你能夠感受到，卻很難用顏色把它表現出來。在這十年中，這幅畫大改三次，小改無數。每一次改動，都是一次磨難、一次飛躍。
陳堅畫畫非常投入。有一次，一本美術雜誌的主編來南京開座談會，邀請陳堅參加，這本是許多畫家求之不得的事，而陳堅卻拒絕了，原因是他正在創作畫中的圓柱，停不下來，否則，圓柱的效果就要受影響。有人說，畫畫是個苦差事，孤軍作戰，寂寞難耐。陳堅卻說他喜歡這份感覺，要是一天不畫，就渾身不自在。
談及在這幅作品上畫下最後一筆時的感受，陳堅說自己有一種被掏空的感覺。直到給作品上畫框時，十年的酸甜苦辣才一起涌上心頭。他感謝這個時代給了他畫這張畫的機會和可能；感謝領導、朋友、家人的支援和鼓勵，使他心無旁騖地投入創作；更要感謝中華民族歷史上這一值得銘記的光輝瞬間，給了他心靈強烈的震撼與衝動，完成了這幅凝聚心力的巨作。
-- 發表時間：2006/8/27 上午 02: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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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南京》
這幅高2.2米、寬6米、題為《西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南京》的重大歷史題材油畫，真實地再現了1945年9月9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後，日本軍國主義向我國軍民投降的場面......
-- 發表時間：2006/8/27 上午 02: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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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金獎油畫的誕生
2004年4月于南京（南京軍區政治部文藝創作室 陳堅）
油畫《西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後簡稱《西元》）是我從事創作以來的最重要作品。先後畫了二稿，第一稿題為《日落 西元1945年9月9日9時》（後簡稱《日落》）。《西元》為第二稿，于2003年完成，某種“緣分”促成了這幅畫的誕生。
1976年我從部隊業餘創作的位置上調入南京軍區專業創作的崗位。巧合的是畫室就在當年中國戰區舉行受降大典舊址的樓裏（當時並不知曉），十一年後的1987年我在北京王府井新華書店“巧遇”了圖書一冊──《中外記者筆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書中刊用了一篇中國戰區受降大典的新聞稿“《日軍簽降一幕》（九月九日航寄自南京）”（原載重慶《大公報》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在當年簽降的舊址旁，重溫此新聞，意義深遠啊！看來上天在那時就知道將有一幅畫在此誕生，並指定了它的作者。
1951年我出生在江南名城──無錫，“文革”後期響應號召去農村接受再教育，1970年入伍，1974年在中央美術學院油畫係深造時曾去工廠辦學，當了一把工人，後又去部隊辦學，畫軍人，畫士兵。工農兵的行當我都接觸到了，可以說體驗到了組成共和國主體階層人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情感在我心中留下很深的烙印，始終貫穿在我的創作活動中。遇到象“新聞稿”，“舊址”這樣的星星之火，創作情感的幹柴就會燃成熊熊大火。我同油畫《西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的長達十餘年的情結也由此開始了。
那次“巧遇”後，到草圖啟動前這期間，心情激動，想儘快進入創作，但由於當時對國民政府時期的檔案的封鎖，單憑手頭掌握的散落在社會、民間中的當年新聞報道的只言片語中很難找到正確無誤的受降詳情及精確會址的記錄。只能朦朧地感覺到我工作的樓裏曾發生過那樣重大的歷史事件。幾年後，政治環境有所改變，這個疑問才得以明朗化，推斷得以證實，欣喜若狂，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
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我已在專業創作的崗位上奮鬥了近二十年，經驗告訴我，從事這一題材的創作可以說空前絕後，要想作品站立起來就需要大投入，大製作，投入精力，財力，一頭紮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這個源頭找資料，收素材是保證達到以上目的的唯一途徑。隨著許多素材的逐步掌握，對作品今後的面貌也就愈來愈清晰。
1993年國慶期間，開始這幅畫的草圖工作。關於該畫的面貌，即藝術風格，我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是畫的本體，縱向方面；以紀念性和紀實性相結合的樣式通過寫實的手法來展現。所謂紀念性主要體現在畫面構成的理念中，區別於歷史檔案中新聞圖解性的樣式。而紀實性主要體現在作品局部及細節塑造，力求歷史的真實感。我曾在中央美術學院受到過對人物嚴謹、一絲不茍的徒刑方法訓練，這種樣式較適合我個人的繪畫風格；畫面構成可借鑒大型軍事畫創作中對人物、場景進行大幅度調度從而駕馭畫面的經驗。二是通過橫向環境和一定領域來確立自身應有的位置。那幾年，文學創作碩果纍纍，許多傳記文學、紀實文學脫穎而出。這些作品在社會和本領域都居有重要的位置。從中我得到了啟發，暗下決心，通過一定力度的藝術塑造使作品能超越歷史真實記錄，佔據她應有的歷史地位。
從畫面構成的紀念性入手，我設計了三個空間層次。中日雙方──戰勝與投降者，紀實性的歷史人物等的組合是該畫的主體部分，為一度空間。觀禮者──中外賓客和部分聯合國成員國國旗的組合為二度空間，該空間強調某種氣氛，旌旗林立、咄咄逼人。莊嚴雄偉的舊址建築和手執四強國旗（中、美、英、蘇）的儀仗兵組成具有一定象徵的意義的三度空間。這種空間層次的組合打破以往歷史畫構圖模式，呈現一種具有紀念碑，浮雕式的甚至年畫式的嶄新構圖式樣。
作為該畫主體部分，一度空間中投降席和受降席的人物是整個作品中的重中之重，要“對號入座”也是此畫的“點睛”之處。為了正確處理好這些人物在這歷史事件中的神情表現，翻閱了有關資料，如雙方出席中主要人物的傳記、這一歷史段中相關圖片和事件本身的文字資料等。盡力做到心中有數地展現出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歷史人物來。中方最高長官、受降主官，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當時身份為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同日本投降主官、駐華日軍最高長官、陸軍大將岡村寧次既是同等軍階，又是同校之友。曾參與“何梅協定”的簽署，所謂“親日派”。歷史就是這樣矛盾地選擇了他。在這樣的場合中，他是以一種較為複雜的心態和神情來擔此重任的吧。其左手輕輕撥動桌面是否可以說明其內心的騷動不安？但直立而挺拔的軍人姿態又不失風度地展現了勝利者的自豪和威嚴。
至於七位日軍代表，直接套用歷史情節，通過行鞠躬禮來刻畫他們此時此刻的心情。他們的神情同樣很複雜，一方面出於世界反法西斯正義力量的壓力，拱手遞降書；另一方面，在中國大陸還有一定的軍事實力，一種不服輸，不認罪的心態還流露在臉上。那個士官岡村寧次因為向他的校友投降不免心情要稍微好受些。我在雙方軍人形象塑造上注意到了上述因素。同時特別考慮到兩種不同民族中內心世界的某種差異。只有有深度的、客觀的展示中日雙方，才能靚麗出這一主體部分的“點睛”之筆。在雙方“對號入座”歷史人物具體形象刻畫的技術處理方面，費了許多週折，最後確定從現實生活中尋覓長相近似的人，按照畫中的角度和光線照射來做“模特兒”將其“套改”成當年的“那個”，這種方法在畫面裏取得很好的效果。
-- 發表時間：2006/8/27 上午 02: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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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度空間中集中了整幅畫的三分之二的人物，雖不是“點睛”之處，但他們是體現作品力度的源泉，不能輕視對他們微妙之處的刻畫。在他們中間要體現：男女老少、政界要員、新聞記者、中外各階層人士、各國軍人及各軍兵種人士、各軍階及同軍階相應的年齡層次等等。真是畫的我眼花繚亂、情緒高昂。各種參考資料堆起來有幾尺厚。除了對面部刻畫認真細微外，整體把握上要作到恰如其分。如開始時該空間的觀禮人物較現在多的多，建築正面臺階上，從上到下，男女老少站了百號來人。一位評論家觀後提出：這麼多人不但加強不了氣氛，反而適得其反。男女老少、參差次不齊，人群組合顯得活躍，大有觀看文藝演出情緒快樂之譬，是啊！中國人民以三千五百萬人的生命換來了這一天的勝利。這個勝利是沉重的。為此去掉了這一位置上的觀禮人群。三個空間以軍隊特有的方陣形式組合，強調其外輪廓線上的整齊劃一。使所有人物組既相互聯繫，又相互襯托。在強調軍事特性中人特數量減少了，但一種人氣得到了加強，從中透露出強力的民族氣節。紀念性的構成屬性也得到進一步的加強，一種中華民族，泱泱大國的恢宏之勢躍然畫面。
弘揚民族精神是刻畫的靈魂所在，這條線始終貫穿在創作過程中，為此對面中的各種安排局都進行反復揣摩、推敲，甚至進行多次大小不同的反復。初稿中確定中日雙方在畫面中的位置，只是盲目地簡單按能看到、能畫到，雙方軍人服飾、佩帶的角度出發來定位，結果形成日方在左，中方在右（以面對畫面為準）的局面。後經老同志的點撥，遵循“左為上，右為下”的中國習俗來確定雙方位置，忍痛割愛，當即將已畫成的草圖廢了，調換位置，重新結構畫面。
《西元》屬歷史題材的作品，她所表達的內容是極其嚴肅的重大事件，通過正面的紀實手法來表現這一重大事件，是唯一可取之道。圍繞該畫面紀實性創作風格，憑藉眾多的第一手歷史資料，對畫中出現的所有藝術形象都──作了研究。我感到這幅畫的創作過程是那樣的充實，對畫面中各種形象處理是那樣自信。對於後人反映這一事件的人物，人物位置，原件複製中的錯誤，從這幅畫中能得到很好的更正。如：南京博物院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所複製的受降席和投降席的桌布邊的顏色運用就有誤。它的顏色應遵照中華民族國旗的顏色來確定：藍、白、紅，而不是那樣概念地定為藍、白、藍。藍、白、紅也是當年受降大典會場佈置所運用的顏色，畫中的日軍代表的皮靴清晰可見。必須明確描繪，我從黑白的歷史照片中分析出惟獨日軍參謀總長小林淺三郎穿得皮靴為棕色（後在一本介紹日軍服飾的權威性的資料裏得到證實）。再有，從照片上模糊地感到日軍皮靴上有騎馬用的“馬刺”（其海軍因不穿皮靴除外）。為搞清這一時期日軍皮靴的沿革。翻閱了受降內容以外的資料，結果在平時積累的《愛新覺羅?溥儀畫傳》的畫冊中得到大量的佐證。日本在軸心國中屬國力較弱，軍隊的機械化程度不高、封建軍國主義色彩很濃，陸軍高級將領在戰場上都普遍騎馬行軍，用“馬刺”。至於日軍服裝的樣式、軍銜領章、勳表及其釘綴的位置；中方軍人的服飾、領章、“中正劍”的佩挂、受降大典時特有的臂草標記，都一一作了考證。有的還親手將其製成道具供繪製使用。經過一番努力，受益匪淺。同時發現現在人們在創作反映這一時期的藝術作品，特別是影視作品時，在歷史真實性的形象表述方面誤差是那樣之大，甚至洋相百齣，很不嚴謹。我鄙視這些對歷史不負責任，不嚴謹的藝術作品。
經過二年多的製作，在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週年（1995年）之際，停筆完成。由於眾所週知的政治原因《日落》沒能展出和發表，這方面我有思想準備，但覺得並非壞事。利用幾年的空擋，我進行了一番冷靜的思考，同時徵求了有關人士的意見。包括請到曾經親歷受降大典的南京政協委員，九十多歲高齡的王楚英老人。經過這一“冷戰”時期的內部觀摩，我感覺到了《日落》的許多不足之處，產生了重新再畫一稿的革命幹勁。這就出現了第一稿和第二稿──《日落》和《西元》之別。順便談談二稿題目區分的想法。為了使作品更具有歷史的瞬間感，用年號時間來標題最合適，到考慮第二稿時；將一稿中“日落”兩個帶貶義之詞去掉，同時改阿拉伯小寫年號時間為中文大寫年號時間，求得公正、客觀、莊嚴的歷史真實性。《西元》在《口落》的基礎上加大了畫幅尺度，由原來的3.15m×2.15m擴為6m×22m畫中背景建築所取的高度下壓，加大了人物在畫中佔用面積的比例，增強了視覺衝擊力。一位畫家曾勸我把人物畫到接近真人的比例。遺憾哪！沒有那樣大的畫室供我製作，要不然，就成了中國的《拿破侖加冕》了。《西元》于1998年春節重新起稿，年底上畫布。在這一稿製作前後我有幸二次去歐洲博物館“朝聖”，這對重新製作，提高作品品位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同《日落》製作的比較，《西元》製作中的重點主要集中圍繞怎樣更好地進行畫面整體力度展現的把握上和人物個性、人物場景微妙關係準確體現上。如果《日落》是在激情中完成的，那麼《西元》是在冷靜、平和的心態中再創作的。
十餘年的創作經歷使我增長了不少見識，改革開放後的政治環境和軍區良好的創作硬體給了我從事這一題材創作的可能性。但關鍵我感謝中華民族歷史上這一光輝瞬間給我心靈的震撼，從而促成我的“十年磨一劍”的毅力，完成《西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