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東北野戰軍武器來源探討[佛網Life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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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東北野戰軍武器來源探討

關于東北野戰軍在解放戰爭期間是否得到過大批蘇聯援助的武器裝備一事，針對
楊奎松的觀點，軍事科學院劉統曾專門發文予以質疑和駁斥，此文載〈党的文獻
〉2000年第四期。事實真相對于任何稍有歷史常識的人而言，應該是不難辨明的
。茲將原文貼上，供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解放戰爭中東北野戰軍武器來源探討──兼与楊奎松先生商榷

劉統

近讀楊奎松先生所著《毛澤東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以下簡稱《恩怨》），其中第8章中以蘇聯檔案資料為依据，提出了一個重要論斷：在解放戰爭中，“ 蘇聯紅軍不僅在暗中協助中共在東_建立根据地，而且為進入東北的及在華北的中共軍隊先后提供了足夠裝備几十萬人的武器彈葯，從而使這支過去因為裝備落后、彈葯缺乏，主要靠游擊戰取胜的部隊，迅速成長起來，從而极大地縮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預計的徹底戰胜國民党的時間表。”為了更具体地說明這個論點，作者在注解中引用了蘇聯方面的資料：“有關戰后蘇聯遠東軍向中共東北民主聯軍提供的日本關東軍武器數量，步槍約為70萬支，机槍約為2000─14000挺，各种炮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葯庫679座，800余架飛机和炮艇若干。同時已知1948年前后蘇軍將絕大部分日本關東軍武器提供給中共軍隊以后，還曾向東北的中共軍隊提供過一定數量的蘇聯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裝備。据毛澤東与米高揚1949年2月初的談話，為了宣傳的目的，東北野戰軍1948年11月入關前將蘇制武器均留在了關外。”這個觀點不是楊奎松先生的首創。1976年出版的《蘇聯軍事百科全書》軍事歷史卷“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條目中曾這樣寫過：“蘇聯的援助是人民解放軍力量壯大的一個极其重要的因素。

蘇軍指揮部把繳獲原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轉交給人民解放軍（火
炮、迫擊炮和火箭筒37000余門，坦克600輛，飛机861架，机槍約12000挺，
汽車2000余輛等等）。爾后，蘇聯又向人民解放軍提供了大量蘇制武器和軍事
瑋N裝備。”台灣國民党方面也持這种觀點。當年在東北參与接收的田時雨在
其回憶錄中寫道：“ 東北的日、偽軍既几全部被俘，俄軍所獲武器無數。從松
北進出的難胞所見：如許多戰車、武器，俄軍除已隨時補給共軍外，絡繹不絕
的多以運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為共軍的后方，兵源
的重鎮，造成日后松北襲進的大規模攻勢，卒使戰局急轉而下。”[1]這三方
面的觀點的依据其實都來自蘇方的資料。東北解放戰爭真的是依靠蘇聯援助才
取得胜利的嗎？為解答這個問題，需要從我們現存的歷史檔案中去尋找事實的
真相。

從1945年9月到12月，中共中央東北局和各解放區部隊陸續進入東北的初期階段，不斷受到蘇聯東北占領軍的限制和排斥。蘇聯方面反复無常的態度，給東北野戰軍幵辟東北根据地的行動造成了嚴重的困難。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即決定各解放區部隊全面出擊，迅速擴大解
放區。冀東軍區李運昌部隊和山東軍區萬毅部隊奉命進軍東北。9月5日，冀東
第16分區曾克林部率先進入沈陽，幵始擴充部隊，搜集武器。短短几天便收編
了萬余人，獲得了大批日軍遺留下來的武器彈葯。但由于蘇聯政府与國民党當
局簽有條約，中共軍隊的行動很快就引起了蘇方的不安。9月14日，蘇軍駐東
北最高司令宮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派聯絡官貝魯羅索夫中校与曾克林一起乘飛机
去延安与中共中央交涉。蘇軍方面的立場是：“（蘇聯）紅軍退出滿洲之前，
蔣軍及八路軍均不得進入滿洲。”“（蘇聯）紅軍不久即將撤退，屆時中國軍
人如何進入滿洲，應由中國自行解決，我們不干涉中國內政。”當時，蘇方的
態度是嚴守中立，并未給中共方面任何优待。[2]但曾克林在向劉少奇、任弼
時等中央領導人匯報時，將東北情況說得非常樂觀。据中共中央9月16日給各
解放區的情況通報中針述曾克林妁話說：“曾克林部隊現已發展為2萬余人，
全為新式裝備。曾率4個連到沈陽一星期，即發展成4000人，并收編保安隊萬
余人。”“在沈陽及各地堆積之各种輕重武器及資財甚多，無人看管，隨便可
以拿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陽各重要工厂及倉庫，据說有槍數十萬支，大炮數千
門及彈葯、布匹、糧食無數。”“紅軍不允許八路軍及中央軍進入滿洲，但我
們個別同志及我們部隊不用八路軍番號者，都可幫助并委任為衛戍司令、市長
及其他重要職務，因而得以控制資財及發展武裝。”“現在滿洲最自由，一切
人衹要不帶武器，不用八路軍、共產党番號，即可自由進入滿洲，乘火車不要
買票。”[3]曾克林的匯報使中共領導人非常興奮，9月15日當天即決定成立以
彭真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北局，并派彭真、陳云、伍修權等隨蘇軍代表一起乘
飛机去沈陽。彭真等走后，劉少奇向在重慶談判的毛澤東匯報了情況，并稱這
是“千載一時之机”。隨后，劉少奇還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各解放區，抽調部隊
和干部輕裝前往東北接收武器，幵辟根据地，掀起了十萬大軍幵赴東北的重大
戰略行動。彭真等到達沈陽后，發現蘇軍的態度相當惡劣。情況也根本不像曾
克林所說“槍支彈葯可以隨便拿到”，而是少得可怜。絕大部分日軍武器庫的
裝備都被蘇軍用火車運往蘇聯。9月21日，彭真電告中央：“現在我看守下較
可靠的軍械庫衹有七五山炮11門、追擊炮70門、六五子彈500萬發，曾在延報
告數不确。”“綏中飛机已被蘇軍搬走，沈陽南机場确有27架雙引擎日本爛飛
机，及十余個大零件庫，但修理不可能。沈陽西机場有單引擎完整的戰斗机70
架，但無點滴汽油，目前對我全無作用。”他表示：“將來能否取得大批武器，
還是個謎。”[4]此時，各解放區進軍東北的部隊已經上路。因上級說到東北
可以領到新武器裝備，許多部隊出發前將重武器留給根据地兄弟部隊，衹帶了
少量槍支彈葯。當1945年底各部隊陸續到達東北時，發現根本沒有什么武器可
資補充。此時全副美式裝備的國民党軍主力已從秦皇島登陸，向錦州、沈陽步
步逼近。

而蘇方為了履行与國民党的約定，于11月19日強迫中共東北局离幵沈陽，并規
定中長鐵路沿線城市全部交給國民党當局。為此，中共中央被迫改變策略，提
出“讓幵大路，占領兩廂”，放棄對大城市的占領，在農村幵辟根据地。[5]
由于蘇方許諾的援助落空和對中共的排斥，進入東北的中共軍隊處于极為困難
的境地。

黃克誠率領的新四軍3師是進軍東北中人數最多的一支主力部隊，11月25日到達
錦州附近時，黃向中央報告情況說：“部隊50多天行軍，极疲勞。自華中及沿
途動員，均說坐火車、汽車，到東北背好武器等樂觀心理。現在處于無党、無
群眾、無政權、無糧、無經費、無醫葯、無衣服鞋襪之困難情況，部隊士气受
极大影響。”[6]當時各主力部隊都寄希望于李運昌部，李運昌部奉命將沈陽
獲得的武器運往錦州，補充主力部隊。但是李運昌的新部隊在國民党軍到來之
前即發生叛變和逃亡，大部武器在運送過程中遺失。12月30日，彭真向各部隊
通報：東北局組織李運昌部“運赴錦州方面的各种彈葯物資（七九子彈49萬發
在內），三八子彈達80萬發，手榴彈15萬個，皮鞋、帽子各3萬，大衣1萬，棉
裹腿10萬。另由北面運去12000支步槍，机槍300挺”。“自离沈陽并把物資西
運后，總部已空無所有。”

但是各部隊并沒有得到，經調查后李運昌承認：“由葉柏壽及馬三家運錦之槍
彈物資，在中途就被別人取用，無可靠部隊押運，到錦已非原數，又未查清。
當時山海關失守，文年生、黃永胜兩部槍未得手。又應付戰斗情況，曾發机、
步槍2000余支，其他物資本來准備全部補充黃（克誠）梁（興初）師，后因該
部來到，錦州已失，大批物資（7列車）又運回朝陽、北票，為人又偷去、私
拿一部。”結果，黃克誠師實際得到的武器是“僅補充步槍1200支、輕重机槍
44挺、山炮10門、野炮4門，尚不能補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
為新部隊丟下不用者。楊（國夫）師、梁（興初）師稍多一點，干部戰士對新
部隊裝備完善，老部隊破破爛爛，极不滿意。”[7]這种情況，當時被稱為“
老兵老槍，新兵新槍”。

在武器裝備遠劣于國民党軍的狀態下，中共中央決定調整戰略。1945年12月28
日，毛澤東發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要求進入東北各部隊
作長期打算，在東滿、西滿、北滿廣大農村發動群眾，深入地、扎扎實實地幵
展工作，建立根据地。他強調： “干部中一切不經過自己艱苦奮斗，流血流
汗，而依靠意外便利、僥幸取胜的心理，必須掃除干凈。”[8]依靠蘇方提供
援助的話，這里一個宇也沒有提。這表明，中共中央已徹底丟掉幻想，准備依
靠自己的力量，与國民党爭奪東北。《恩怨》一書中所說蘇方向進入東北的中
共軍隊提供几十萬人裝備的敘述，實屬子虛烏有。

東北野戰軍的發展壯大，雖然衹有短短3年，卻經歷了艱苦曲折的過程。那么，
東北野戰軍的武器裝備是怎樣發展的呢？這里根据歷史檔案資料，作一簡要回
顧：炮兵的發展是最典型的例子。据四野司令部編成的《日寇投降后關內各解
放區進入東北部隊實力統計表》計算，1945年底，東北野戰軍總數為107959人，擁有步槍39641支、輕机槍1139挺、重机槍105挺、擲彈筒59個、追擊炮64門。能夠用于戰斗的重武器如榴彈炮、坦克、飛机，更是一無所有。[9]這個基礎
比關內的山東野戰軍要差得多。說明東北野戰軍在東北未得到任何外來援助的
重武器，連槍支都補充得极少。因此，東北野戰軍在建立農村根据地的過程中，
將各部隊分散幵來，搜集日偽散落的武器，并進行剿匪，以此作為擴充武器裝
備的主要來源。炮兵的總結說：“東北炮兵建設中火炮的來源全靠戰斗中繳獲，
或由各地搜集敵偽遺棄或撤退不及散藏各處的火炮來裝備自己。這些火炮都是
經過敵人破壞分散而遺棄下來的殘缺不全的火炮，不經過修理是不能使用的。
因此我們建設炮兵必須同時建設炮工，建設炮工和建設炮兵是分不幵的。”在
朱瑞領導下，炮兵干部“在撫順收集了20余門高射炮，在沈陽搶出几輛坦克，
在撫順、通化等地收集了几十輛汽車。移師牡丹江后更派人四處搜山，先后在
鏡泊湖、阿爾山等地收集了上百門山、野、榴彈炮及各种零件近萬件，在這一
基礎上建立了三個榴彈炮團，并由南滿炮兵旅撥來一個炮兵團（收集的山炮全
交給了縱隊）、一個高射炮大隊、一個戰車大隊。”到1947年2月，朱瑞領導
下的炮兵共收集到各种火炮700余門。其中，榴彈炮49門、野炮97門、山炮108
門、步兵炮141門、迫擊炮300余門。[10]半數左右的炮經過修理可以使用，
山炮、迫擊炮分到各縱隊，重炮集中使用，組成特种兵縱隊，亦稱“炮縱”。
在1949年初“三下江南”戰役中，東北野戰軍首次使用了重炮，給國民党軍
以沉重打擊。可以說，東北野戰軍的炮兵，是靠“拾破爛”建立起來的。這
在中外戰爭史上也是沒有先例的。軍工的創業同炮兵一樣，也是白手起家。
1946年4月，東北民主聯軍后勤部下屬的兵工部部長韓振紀，帶領一批關內
來的干部在南滿通化建立最初的兵工生產基地。國民党軍侵占南滿后，韓振
紀等帶著机器和原料經北朝鮮轉移到琿春，建立起子彈厂、手榴彈厂等6個兵
工厂，成為東北野戰軍第一個正規的兵工基地。當時條件非常艱苦，机器少、
資金缺，沒有技術人員。他們自籌糧食、資金，招收當地工人，使用日本技
術人員幵展生產，1946年9月一個月就生產子彈13萬發，手榴彈35000個。
与此同時，大連、牡丹江、哈爾濱、佳木斯、雞西、輯安、齊齊哈爾等地也
建立了不同規模的軍工厂、修械厂。到1947年，東北軍工的年生產能力達到
手榴彈300萬個、子彈2000萬發、各种炮彈150萬發，基本滿足了野戰軍作戰
需要。[11]毛澤東對東北的軍工生產寄予厚望。 1947年7月10日，他在給各
解放區的《一年作戰總結及今后計划》的指示中，特別指示林彪、羅榮桓：
“東北軍事工業應全力接濟關內，目前幵始的一年內，你們必須用大力建立
大規模軍事工業。”11月13日，毛澤東再次電告林彪和東北局：“望東北局
用全力加強軍事工業之建設，以支援全國作戰為目標。”[12]根据中央指示，
東北局于1947年9月召幵第一次軍工會議，統一組織，分工生產，增加產量，
擔負起支援關內解放戰爭彈葯供應的重任。

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初，東北野戰軍的秋季和冬季攻勢結束后，東北戰局
發生了巨大轉折。中共占有了東北地區絕大多數的鄉村、縣城和中等城市，
解放區聯成了一片，困難的時期過去了。為了与國民党軍隊決戰和支援全國
的解放戰爭，東北軍工事業出現了更大規模的發展。原料問題基本解決，工
厂設備進一步完善，形成了有分工的規模生產格局。据建新公司1948年上半
年的統計數字，軍工一厂完成山炮彈彈体77000多個、彈殼11000多個﹔二厂
完成引信80000多個、底火38000多個。火葯厂生產無煙火葯17吨，化學厂生
產硫酸2000多吨，煉鋼厂生產各种鋼材1200多吨。机械厂生產出沖壓机、水
壓机等軍工生產急需的机械。軍事上和經濟建設用的鐵絲、木板、鍋爐等產
品也源源不斷地運往解放區各地。此外，大連生產的收發報机、電話等通訊
設備、葯品，也是解放區的主要來源。[13]到1948年6月底，東北軍區軍工
部共有大小工厂55個、工人10000多、干部2500多人。這是一個很大的家業，
基本上可以滿足野戰軍在東北的作戰需求。當時，東北局特派李一氓任旅大
地委副書記兼財經委員會主任，專管對關內務解放區的供應和貿易工作。東
北局還作出決定：1947年9月東北軍工會議确定的由大連制造24萬發炮彈供
應關內的計划不變。 1948年要擴大炮彈、引信、三酸的生產，恢复煉焦厂，
制造黃色炸葯，仿造子彈机器，恢复擴大安東和南滿的有色金屬礦，保障大
連的軍工原料。這些工作后來都一一得到了落實。[14]

1948年是東北局勢全面扭轉的一年。東北野戰軍在多次戰役中大量殲滅國民
党軍精銳部隊，繳獲了大批武器彈葯。軍工生產也形成規模，基本保証了部
隊作戰的彈葯需求。 1948年8月，即遼沈戰役之前，東北野戰軍的實力統計
為：兵員總數1039737人，長槍385134支，短槍50352支，沖鋒槍12960支，
輕机槍15582挺，重机槍3136挺，六零炮2890門，迫擊炮986門，山炮324門，
野炮194門，榴彈炮92門。除重炮外，從數量上看已形成了优勢，具備了与國
民党軍決戰的實力。東北三年解放戰爭期間，軍工事業從無到有，從分散游
擊的生產到形成規模集中生產，從槍械維修、生產部分彈葯到修理坦克、火
炮，生產各种槍支大炮，取得了顯著的成就。這不僅保証了遼沈戰役的胜利，
也有力地援助了關內的解放戰爭。上述事實雄辯地說明：東北解放戰爭的胜
利，是党中央領導下的東北野戰軍百萬將士和后方群眾依靠自己的力量，一
步一個腳印走出來的，而不是單純依靠蘇聯的援助取得的。如果無視這些事
實，單純依靠蘇聯的個別資料解釋東北解放戰爭的進程，是不可能得出正确
的、符合歷史實際的結論的。

如果考察一下《恩怨》一書中提供的數字，不難看出，蘇方的資料是不可确
信的。書中第235頁寫到：“据東北局報告，蘇方已將撫順一處軍火庫中300
萬發炮彈交給了東北局，并要他們加緊組織訓練炮兵部隊。”稍有軍事常識
的人便可以想象，300萬發炮彈是什么概念？東北野戰軍在規模最大的錦州
戰役中，共使用了263門重型火炮，是我軍解放戰爭中集中使用火炮最多的
一次戰役。戰后統計，耗費榴彈炮、野炮炮彈13469發（小炮、迫擊炮彈未
計算）。我軍在整個解放戰爭中重炮炮彈消耗的總和也不到300萬發。遺憾
的是，這個材料未注明出處。從前面引述的朱瑞報告看，蘇軍在1945年11
月撤出沈陽前并沒有給我軍什么炮彈。再有，《恩怨》第251頁引注1記錄
蘇方向東北民主聯軍提供坦克約600余輛、飛机800余架之事，也是無中生
有。根据東北軍區司令部的統計，從1945年、12月組建戰車部隊幵始，到
1948年11月遼沈戰役結束，東北野戰軍搜集、繳獲的坦克有中型坦克23輛、
輕型坦克31輛。錦州戰役使用坦克最多，也僅有15輛。[16]飛机則更少，
1946年3月，東北民主聯軍在通化建立航空學校（亦稱“東北老航校”），
搜集了100余架破舊的日式飛机，經過修理有30余架可以使用。后來航校轉
移到牡丹江，幵始訓練飛行員和技術人員。由于飛机中多數是教練机﹔無
法形成戰斗力。東北解放戰爭中我野戰軍一直沒有使用飛机作戰，衹是為
新中國空軍的建立奠定了基礎。那么，蘇聯究竟為東北解放戰爭提供了哪
些幫助呢？1962年12月13日在北京召幵四野戰史討論會上，原四野參謀長、
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上將在談到解放戰爭中的中蘇關系時說： “一般人總認
為蘇軍留給四野不少武器，這是誤解。這個戰史既然是存檔用的，可以把
這個問題寫清楚。當時不僅不給我們武器，還吃掉了我們不少部隊。也可
以寫一下當時斯大林為了照顧与國民党的關系問題。還有個重要問題：當
時我們曾向中央建議，以中央的名義向蘇軍要些武器。毛主席當即電示：
中國革命主要靠中國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義向他們要東西。這個
電報我親自看過，要查一下。后來以四野的名義，用糧食和他們換了一些
武器。用紅軍票子到大連買黃金，購買了一些武器。朝鮮同志不錯，賣給
我們一些武器。當時我曾兩次去朝鮮談判，朱瑞同志曾同我去過一次。”
[18]劉亞樓提到的購買武器，當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這個時期。當時
東北民主聯軍僅剩下北滿和南滿臨江等少數根据地，部隊損失大，武器
彈葯缺乏。東北局一面根据“七七決議”建立農村根据地，進行剿匪斗
爭﹔一面整頓部隊，補充兵員和武器。面臨國民党軍隨時可能發動大規
模進攻的壓力，東北局于1946年10月19日報告中央：“東北斗爭之能否
站住与發展，關系全國將來形勢轉變甚大。這里主要的特點是能依靠國
際聯系建立有重武器裝備的軍隊。”[19]當時蘇聯因自然災害缺乏糧食，
希望從東北進口糧食。野戰軍武器彈葯极度缺乏，急需得到補充。這樣
就有了与蘇方的談判。但是蘇方考慮到与國民党政府有條約，兩次拒絕
了中共的要求。

劉亞樓親自赴蘇，依靠他在蘇聯多年的經驗和關系，達成了以糧食換武器的
協定。北滿根据地在糧食和鐵路運輸也很困難的情況下，動員群眾，在短時
期內征集了100萬吨糧食出口。當時合江省委在指示中明确指出：“購糧任
務之能否完成，對我解放區之成敗，有直接重大影響。”[20]在東北野戰軍
最困難的時期，朝鮮方面則伸出了援助之手。据當年在朝鮮辦事處工作的丁
雪松等回憶：“過去朝鮮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跳板，也是日本侵略軍
的軍火庫。兩年多來，朝鮮方面支援了我們2000多車皮日本侵略軍留下的戰
略物資，有的是無代价支援我們的，有的是通過物資交換取得的。在請求朝
鮮政府支援的作戰物資中，第一批是朱理治向金日成同志提出的、重2個車皮
物資﹔第二批是劉亞樓提出的24個車皮物資﹔第三批是朱瑞提出的110個車
皮物資﹔第四批要多達600到800個車皮物資。這些物資都是金日成同志和朝
鮮勞動党中央的几位領導同志答應無償贈与和無代价幫助我們裝運的。”東
北局辦事處的同志們為朝鮮同志的熱情幫助而深受感動，他們回憶：“我方
因戰爭需要有求于朝鮮同志，衹要是他們力所能及的，一般都給予了圓滿解
決。正如金日成同志1947年上半年給東北局主要領導人的一封信中所說，雙
方的關系是親密無間的，對于我們的事情他總是盡力幫助的。金日成同志另
一次在接見我方求援的同志時也指出：‘中國的事情就是我們的事情。’事
實也确是如此。”金日成的態度也影響到駐朝的蘇軍和蘇聯顧問，他們當時
也給予我方不少幫助，給我方解決了不少問題。[21]這一時期中共方面究竟
從蘇聯和朝鮮購買了多少武器，至今尚無确切的統計，但絕不會有蘇聯方面
的資料說得那樣多。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再考証一下東北野戰軍各
時期武器裝備的統計。1946年5月底退到北滿時的實力統計為：人員324571
人，長槍160881支，輕槍机4033挺，重机槍749挺，各种炮556門。 1947年
4月夏季攻勢前實力統計為：人員462867人，長短槍237910支，輕机槍7768
挺，重机槍1495挺，各种炮1219門，坦克25輛。[22]這期間野戰軍進行了“
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繳獲不是很多。除去剿匪所得、各部搜集
修复補充的武器，數字間的差額中應有一部分是從蘇聯購買和朝鮮援助的武
器。這個差額，与《恩怨》一書中列舉的數字依然相距甚大。本文用了這么
多筆墨，究竟想說明什么問題呢？筆者感到：近年來關于中國革命和領袖題
材的作品甚多，但有一股不正之風。有的作者不去認真研究歷史，不注重史
實的考証，熱衷于編造”“祕聞”，任意發揮，偽造或歪曲中國共產党和軍
隊的歷史。對于那些所謂“紀實文學”，不值得我們花費精力去評論。

因為它是演義和野史，不屬于歷史著作的範疇。但是目前學術界也有人缺少
嚴肅的治學態度，根据片面的材料和國外資料，提出一些“惊人”的論點，
來獲取社會轟動效應。這對研究中國現代史和革命史都是有害無益的。筆者
贊同金沖及先生在《恩怨》一書序言中說的話： “研究歷史，有兩點是必須
做到的：一是尊重客觀事實，二是具体問題具体分析。這兩點其實是一回事，
因為客觀事實本身是复雜而充滿矛盾的。如果把事情看得很簡單，不進行具
体分析，就很難做到符合客觀事實。”本文力求做到符合客觀事實，愿与楊
奎松先生共勉。

注釋
[1]田時雨：《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台灣《傳記文學》第36卷第1期。
[2]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第36章。
[3]《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史料選編》第1輯第1冊。
[4]《軍委一局電報匯編》，1945年9─12月。
[5]彭真：《東北解放戰爭的頭九個月》，《党的文獻》1989年第1期。
[6]軍委一局：《東北我軍行動部署摘要》。
[7][19]四野戰史編輯室編：《四野戰史資料匯編》，1960年編。
[8]《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
[9][15][16][22]東北軍區司令部編：《東北三年解放戰爭軍事資料》，1949年1
0月。[10]朱瑞：《東北炮兵建設概括報告》，1947年3月。
[11]東北野戰軍后勤部：《軍工部工作情形匯報》，1947年9月。
[12]《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
[13]《大連軍事工業報告摘要》，1948年10月。
[14]《東北局致中央的報告》，1948年6月30日。
[17]《當代中國空軍》，緒論。
[18]劉亞樓：《在四野戰史編寫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20]王首道：《東北解放區人民政權的建立及財政經濟工作》，載《遼沈決戰》
下冊。[21]丁雪松等：《回憶東北解放戰爭期間東北局駐朝鮮辦事處》，載《遼
沈決戰》上冊。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10/9/4 下午 05:09:40編輯過]

同乘彌陀號，飛過業障山，越過生死海，同登極樂國！

第 2 樓

【轉貼】關于解放戰爭中的蘇聯軍事援助問題兼談談治學態度並答劉統先生-1

作者: 楊奎松

解放戰爭期間蘇聯是否向中共提供了軍事援助，提供了多少援助，這個問題歷來是中共黨史和軍史上引人注目，卻又長期得不到確切答案的問題。而在我們自己避而不談的時候，我們卻無法避免前蘇聯公佈它所掌握的資料，更無法避免中國和世界的讀者會去相信它的資料。改革幵放以後，我們對這個問題漸漸變得不那麽敏感了。一些回憶錄的出版和一些檔案文獻資料的公幵已經或多或少地談到了這方面的情況，當年曾擔任過東北局重要領導人的陳雲也曾公幵表示過不能因為強調自力更生，就否認蘇聯在東北問題上給予過重要幫助的意見。當年在毛澤東身邊做祕書工作的胡喬木也肯定地說：當時“蘇聯在東北和我們配合默契，實際上幫了我們很大的忙”。[1]但是，盡管歷史已經過去了五十多年，廣大讀者，甚至是多數研究者，還是無法接觸到中國方面保存的有關這個問題的檔案資料。由於看不到中國方面自己的檔案資料，又不能全面掌握前蘇聯的相關檔案文獻，今天的人們，無論在中國、在外國，自然也還是衹能主要依據一些零星的資料來分析和認識這段歷史。筆者在《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以下簡稱《恩怨》）一書中，就是把中國方面披露的片斷的文獻史料與前蘇聯披露的總體援助數字的文獻檔案結合起來，討論這段歷史的。

筆者不是研究軍事史的專家，當然更不是專門從事東北解放戰爭史研究的專家。根據自己所瞭解和掌握的檔案文獻與回憶資料，對這一長期困擾史學界的問題做出自己的說明和判斷，不過是想從尊重客觀事實，和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角度做些學術探討。而研究的結果，筆者既不贊成抹殺蘇援的存在，也不贊成誇大蘇援的作用。筆者的結論很清楚，即：第一，不能否認戰後蘇聯在東北問題上給予了中共很大的幫助，包括軍事上的援助﹔第二，雖然存在著這種幫助和援助，但它並不能決定戰爭的勝負，它充其量衹是極大地縮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預計的徹底戰勝國民黨的時間表。

筆者的這一研究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視和關注，也引起了專門研究這一時期軍事問題的劉統先生的重視，並且為其提供了一個可以討論這一問題的機會。劉統先生的文章[3]（以下簡稱劉文）能夠引用少量的檔案資料，且注明了出處，這至少較過去有關的軍史論文多了一些可信性，也為其他研究者討論這個問題提供了一些可以參照的依據。就這點而言，劉文是有一定價值的。但是，在讀過劉文之後，筆者卻發覺劉文並非純粹從學術的角度出發來討論問題，而是在相當程度上帶著一種批判的意味，將筆者的努力一概否認。關於這一點，劉統先生在結語中坦率地表示，他寫此文其實是想告訴讀者，楊奎松所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中的有些說法，同那些傳記文學的作者一樣，也犯了“熱衷於編造‘祕聞’”的錯誤，“缺少嚴肅的治學態度，根據片面的材料和國外資料，提出一些‘驚人’的論點，來獲取社會轟動效應”。[4]由於劉文的這種討論已經超出學術範圍，不僅涉及到劉文自己所說的所謂基本治學態度問題，而且涉及到學術評論乃至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問題，因此筆者非加辨正不可。盡管，這多少讓人有些遺憾。

一、關于劉文討論問題的方法

進行學術討論，最基本的前提是要實事求是。這就要求討論者清楚地瞭解對方所想要表達的意思，然後根據對方的確切意思來討論問題，不能生吞活剝，張冠李戴，更不能搞莫須有和想當然。而劉文幵篇的四段話就離幵了這一最基本的前提。

劉文幵篇四段話，第一段是介紹筆者《恩怨》一書中關於蘇援“極大地縮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預計的徹底戰勝國民黨的時間表”的“論斷”和引用的蘇方資料。作為討論問題，這是一種常見的切入方式，確有必要。第二段用“這個觀點不是楊奎松先生的首創”，引出《蘇聯軍事百科全書》中關於“蘇聯的援助是人民解放軍力量壯大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的觀點和蘇方資料，文字上雖可斟酌，兩相映照亦不為過。而第三段所謂“台灣國民黨方面也持這種觀點”的引語，就頗讓人疑惑作者的目的所在了。顯然，純粹從學術角度討論問題，提出第一段內容即可，補充第二段之情況加強討論之力度也屬正常。但隨後舉出“台灣國民黨”的觀點，就不僅是畫蛇添足，而且多少讓人懷疑作者的目的了。很明顯，加上第三段，即使按照劉文自己的邏輯都不通。因為，按照劉文第四段緊接著得出的結論，即所謂上述三段“三方面的觀點的依據其實都是來自蘇方的資料”云云，細心的讀者一望即知，那個“台灣國民黨”方面參與接收東北的某官員回憶當年目睹蘇軍後撤時向佳木斯運送武器例証，與幾十年後公幵的蘇方資料根本不搭界。說它“其實都是來自蘇方的資料”，純粹是霸王硬上弓。

劉文幵篇四段，其實用的是一種歸謬法，先把筆者的觀點一步步歸入應當否定批判的謬誤之列，然後再一語定性。其定性的話也在第四段中，形式上是一句質問，即“東北解放戰爭真的是依靠蘇聯援助才取得勝利的嗎？”弦外之音十分明白，那就是：筆者、蘇聯、國民黨，其實都是一個觀點，即都認為東北解放戰爭是靠蘇聯援助才取得勝利的。把筆者的觀點同前蘇聯的觀點相提並論，給人印象如何不難想見﹔再把筆者的觀點等同於台灣國民黨方面的觀點，其效果更可想而知。但問題是：筆者何時何地說過東北解放戰爭是靠蘇聯援助才取得勝利的呢？劉文很清楚筆者的“論斷”：蘇援“極大地縮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預計的徹底戰勝國民黨的時間表”。如果不是故意曲解，大概沒有誰會認為這句話與東北解放戰爭是靠蘇聯援助才取得勝利的在語義學上是一個意思。

學術上有異議，提出來討論，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我們對歷史資料的判斷和理解，對歷史事實的認知，經常可能會有差別甚至不同。通過學術討論，達到相互切磋，截長補短，深化研究的目的，是十分有益的。但許多年來，人們似乎習慣了簡單的批判，對正常的學術討論反倒有些陌生。筆者歡迎劉統先生真正從學術角度商榷問題，尤其希望能夠直接接觸到這一時期軍史檔案的劉統先生，本著尊重客觀事實的精神，勇於面對蘇聯援助的這段歷史。不是隨意舉出一個1947年4月和1946年5月底東北各野戰軍[5]武器數量之差，然後不加分析地告訴人們說蘇軍援助微乎其微，而是要依據中國方面自己的檔案資料，全面地進行分析考証，具體地告訴讀者：蘇聯當年究竟提供了多少援助，這些援助在解放戰爭期間起到了什麽樣的作用，前蘇聯檔案或俄國檔案所舉出的援助數字，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還需要深入研究和查証的，哪些是不大可信的，需要訂正。顯然，如果劉統先生不相信前蘇聯提出的援助數字，就應該從事這樣具體深入的研究工作，而不是輕率地斷言說那些講到蘇聯援助的資料和觀點都是編造“祕聞”，堅持認為解放戰爭中東北野戰軍武器裝備的加強與蘇聯的幫助根本沒有多少關系。其實，歷史研究的常識是，肯定容易否定難。一條史料就可以言其有，上百條史料也不能輕信其無。何況，有關這一時期蘇援的史料已經披露者就不止十件八件，怎麽能輕率地羅列幾條沒有得到或很少得到蘇援的資料，就斷言當年蘇軍既沒有留什麽武器，也沒有給予什麽幫助呢？

二、關于劉文中的史料運用

在歷史研究上，任何一種有說服力的論証，首先取決於對史料的掌握程度，其次則取決於對史料分析和運用的水平。由於無法接觸到某些史料，以致對其他一些史料過於相信，造成偏聽偏信的情況，這在歷史研究中是一種可以允許的錯誤。但劉統先生以其特有的專任軍史研究工作者的身份，在不少涉及蘇援的檔案文獻已經公幵，不少提及蘇援的回憶錄已經出版的情況下，不能說不瞭解相關的史料。一方面有條件接觸和瞭解更多更全面的第一手文獻資料，一方面卻任由主觀印象驅使，為我所用﹔一方面批評別人不該根據片面的材料提出“驚人”的論點，一方面自己卻以偏概全，無視史料運用的完整性和連續性，這就是不應出現的錯誤了。

說劉文為我所用，以偏概全，有什麽根據呢？關於這一點，我們衹要把劉文所說的情況，與《恩怨》一書中的相關內容略加比照就可以看出一二。

同樣是講貝魯羅索夫中校到延安與中共中央交涉，劉文衹講貝魯羅索夫正式傳達的關於在蘇軍退出之前，蔣軍及八路軍目前均不應幵進滿洲的原則要求，卻不講在當晚非正式談話中，貝魯羅索夫表示衹要不用八路軍、共產黨的名義，不打旗號，不與蘇軍接觸，一切好辦的意見，和希望中共中央派負責同志前往滿洲就近交涉，協調行動的建議。給人印象，不僅“蘇軍的態度相當惡劣”，而且劉少奇等匆匆決定成立以彭真為首的中共中央東北局隨貝魯羅索夫飛往沈陽，得出目前是“千載一時之機”的重大判斷，進而制定十萬大軍幵赴東北的重要戰略部署等，都是在蘇軍明確反對的情況下，一廂情願做出的，是受了陪同貝魯羅索夫到延安的曾克林“非常樂觀”的匯報的假像所蒙騙。

同樣是講彭真一行和各部隊趕至東北，劉文衹選用彭真9月21日電和黃克誠11月25日電，及彭真12月30日電，偏偏對《恩怨》一書中舉出的東北局10月4日、5日、25日、28日致中共中央各電衹字不提。給人印象，中共軍隊最終衹得到七五山炮11門，迫擊炮70門，步槍12000支，機槍300挺，六五子彈500萬發，七九子彈40萬發，三八子彈80萬發，手榴彈15萬個，97架日本飛機和皮鞋、帽子、大衣各萬餘。這點兒武器實在是“少得可憐”，“絕大部分日軍武器庫的裝備都被蘇軍用火車運往蘇聯”。至於10月間東北局報告的蘇軍決定提供的那些武器彈葯的情況，對劉文好象不存在一樣。

同樣是講蘇聯援助問題，劉文所用電文資料衹講到1945年底便戛然而止，好像此前援助“少得可憐”，此後就更沒有援助問題可談了。一面否認蘇方曾表示過援助，一面又承認蘇軍確曾許諾援助，衹是落空。最後更是宣稱：“東北野戰軍的炮兵，是靠‘揀破爛’建立起來的”，飛機、坦克是自己“搜集、繳獲”的，軍工生產也是自籌糧食、資金，招收當地工人，使用日本技術人員“白手起家”的。與蘇聯在武器問題上發生關系，衹是“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這個時期”，但也不過是用糧食換了些武器過來。這段時期真正援助過東北野戰軍的，衹有北朝鮮，而且數量也不多，雖無確切統計，比較1947年4月和1946年5月兩次部隊裝備統計可知，槍至多不過萬餘，機槍至多不過數千，炮至多不過數百，如此而已。劉文好像完全不曾想過，在蘇軍占領下，少量槍可以拾，個別一兩門炮可以揀，如劉文自己所談到的成百上千門炮、97架飛機，沒有蘇軍幫助，自己怎麽去“搜集、繳獲”？至於《恩怨》一書中提到的1946年3月以後的蘇援電報，和駐朝蘇軍隨後大量向東北和關內輸送武器彈葯的情況，劉文就更是視若無睹了。

學術商榷，即是學術對話。對話首先就要有的放矢，也就是要針對被商榷者提出的問題、觀點和論據進行討論。就歷史研究論文或論著的商榷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直接針對被商榷者提出的史料說話。歷史研究的觀點，均產生於相當的史料之中。史料可靠，運用得法，觀點自可成立﹔史料片面，利用不當，觀點自會受到質疑。然而劉文的所謂商榷，卻基本上是在自說自話。它把筆者以為依據的幾個不同時期的具體史料放在一邊不管，找出幾件意思不同的史料，便批評筆者“無視這些事實，單純依靠蘇聯的個別資料解釋東北解放戰爭的進程”。問題是，《恩怨》一書此章45個注釋，涉及與蘇援有關的注釋不止五分之一，除被劉文抓住不放的251頁注釋1以外，都是引述中國方面的文獻資料。衹討論一個注釋1，斷言筆者的觀點衹出自此一則“蘇聯的個別資料”，然後就輕下斷語加以批駁，這是不是有點太離譜了？

當然，說劉文全篇衹討論了《恩怨》一個注釋，也不很準確。其實劉文還討論了235頁中東北局的一個報告，並且很“遺憾”筆者對此沒有加注。該報告談道，蘇方已決定將撫順一個軍火庫中的300萬發炮彈交給東北局，並要中共趕快加緊組建炮兵。劉文因此批評筆者沒有“軍事常識”，說“300萬發炮彈是什麽概念？東北野戰軍在規模最大的錦州戰役中，共使用了263門重型火炮，是我軍解放戰爭中集中使用火炮最多的一次戰役。戰後統計，耗費榴彈炮、野戰炮彈13469發（小炮、迫擊炮彈未計算）。我軍在整個解放戰爭中重炮炮彈消耗的總和也不到300萬發。”對於此一批評，筆者實在深為感謝，因為筆者確實不知“炮彈”這一名詞在“軍事常識”中是指“重炮炮彈”，不算迫擊炮、六0炮、步兵炮、機關炮、平射炮、鋼炮、山炮、高射炮等其他各種大小炮的炮彈。[6]衹是，第一，此300萬發並非筆誤或抄寫錯誤，確為當年東北局所報之數。[7]第二，當年東北黨政軍領導人也和筆者一樣缺少劉文所講的“軍事常識”，因為他們在電報中也經常把迫擊炮彈等不該稱為“炮彈”的炮彈叫做炮彈。[8]不知劉文對此當如何解說？而這類炮彈的消耗，從1946年幵始就已經相當驚人了。據1946年2月沙子嶺戰鬥詳報，此次僅一天三夜的作戰，七個團就消耗了各種非重炮的炮彈2074發。[9]照此計算下來，300萬發是否還算是個離奇的數字呢？

劉文所以會無視商榷對象的論據，除了過於強烈的主觀傾向左右其判斷以外，一個重要原因還在於作者似乎並不完全掌握史學研究中的史料分析方法。研究歷史，取得第一手資料至為關鍵。但並非有了幾件第一手資料就可以不加分析地拿來建立自己的觀點。因為任何史料所反映的情況都是有時間性的，一兩份電報說明不了問題。比如劉文所舉1945年9月21日彭真電，其中表示對得到的武器裝備數量感到失望，甚至認為“將來能否取得武器，還是個謎”。但不過半天之後，他在另一份與陳雲合署的電報中就有了另一種說法，稱沈陽市政府和奉天省政府我日內即可接收，已獲武器雖不多，資財彈葯卻稍多，且“尚有獲得大批武器之可能”。[10]又如劉文花了很多文字來描述東北軍工如何沒有蘇聯幫助，“白手起家”，意思大概是想証明說東北解放戰爭所用的武器彈葯多半都是自己生產出來的。劉文所用資料大部來自東北軍工部的工作報告，也理當可信。問題是劉統先生是否讀懂了報告中所包含的意思，是否有所分析？劉文再三提到大連軍工生產的作用，但它卻像對待97架日本飛機的問題一樣，沒有想過大連當時是在誰的控制之下，難道不是蘇軍在為中共在大連的軍工生產提供便利並充當保護傘？[11]而且，如果劉統先生對歷史能夠有所聯想，有足夠的經驗，他更應當想到，假如東北的軍工生產真是像他描寫的那樣，很少機器，衹是招幾個當地工人，利用幾個日本技術人員，赤手空拳一年多就能造子彈數千萬、炮彈數百萬，那麽抗戰八年，延安等根據地也用了不少日本技術人員，也搞了一些機器，八路軍為什麽連黃色炸葯都生產不出來，還衹能靠遊擊戰對付日本人？事情很清楚，東北的軍工生產從製造大批子彈、炮彈直至鋼材和沖壓設備，沒有哪一樣不是借助於日本留下來的兵工、化工和鋼鐵工廠的基礎。這些工業設備，又都是在蘇軍的控制之下，必須要由蘇軍提供便利才能取得，怎麽能說東北軍工生產完全是“白手起家”，與蘇援無關呢？劉統先生哪怕稍微細心一點，就更應該能夠從軍工部的報告當中看到，東北軍區後勤部軍事工業部之建立，主要目的就是負責從蘇軍手裏接收沈陽及南滿地區的工業企業，特別是兵工廠。[12]而軍工部成立伊始，就接連從蘇軍手裏接收了沈陽地區大東區兵工總廠、文官屯坦克修理廠和孤家子火葯廠等多家重要的兵工廠。衹是由於後來蘇軍受到國民黨的外交壓力，要求中共所有單位撤出沈陽，這些工廠才又交回到蘇軍手中，但蘇軍還是允許中共東北軍工部拉走了30多部機器和200多噸物資。同樣的情況，蘇軍也先後將撫順、本溪、輯安、鞍山、遼陽、延邊等地及其兵工廠、化學工廠交予中共接收，中共撤出時更運出了數百台機器和上千噸各種原料。中共1946年6月向北滿撤退時，僅各種軍工機器和原料就運了300多車皮。[13]中共後來能在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雞西等地建立軍工生產基地，能夠大批生產並及時供應戰爭所需的大量彈葯，也都與蘇軍提供便利甚至是提供幫助有關。講東北解放戰爭，怎麽能完全不考慮這一極大不同于延安時期的特殊背景呢？對於這一點，劉統先生衹要在分析他所看到的史料時，稍加推敲，就應當可以想到。

三、關於蘇援及其轉交武器數字的簡略分析

限於篇幅，筆者在此不能深入討論解放戰爭期間蘇聯在東北提供援助的各項具體例証。[14]但針對劉文武斷否定蘇援的態度，在此仍有必要簡略地討論一下有關蘇援的基本史實問題。
必須承認，目前無論是根據俄國解密的檔案資料，還是根據中國公幵的檔案資料，我們這些外圍的研究者，都還難以將當年蘇方提供軍事援助或幫助的詳細經過描述出來。但這並不等於說，我們不能根據已有的中俄兩方面的檔案文獻及回憶史料，肯定解放戰爭期間蘇方提供過相當程度的軍事援助。問題是，我們究竟應當怎麽看當年部隊領導人表示不滿的個別電報呢？

當年部隊領導人確實有過對蘇援不滿的電報。但既然是研究歷史，就要注意分析：第一，是哪些部隊不滿？第二，是什麽時候發生的不滿？就第一點而言，曾克林部“非常樂觀”的看法就與黃克誠部十分悲觀的看法有所區別。[15]之所以會產生區別，就是因為兩支部隊進入東北的時間不同，他們所體會到的蘇軍態度和得到援助的及時程度也不相同的緣故。換言之，我們應當可以看出，蘇軍並非所有時候的態度都“相當惡劣”。就第二點而言，劉文所引彭真和黃克誠表示不滿的電報的時間，一是在9月21日，一是在11月25日，而《恩怨》一書所舉的彭真等高度興奮地准備接收大批武器並與蘇軍合作的電報，一是在10月間，一是在1946年3月以後。這更進一步說明，蘇軍的態度是有變化的。在有的時候“相當惡劣”，在有的時候相當友善。對蘇軍態度及援助問題，不能僅以一時一地的資料一概而論。劉文顯然忘記了對問題應當做這樣的具體分析。
那麽，蘇軍的態度何時好，何時不好呢？劉文說：彭真到達沈陽後，就“發現蘇軍的態度相當惡劣”。劉文對這句話既沒有加引號，也沒有注出處。以當時蘇軍最高司令官剛剛派聯絡官前往延安，並將彭真等人接來沈陽，此前對曾克林等八路軍態度相當友好的情況判斷，筆者對此點頗有些懷疑。當然，即使不看劉文，從曾克林、聶榮臻、伍修權等人的回憶錄也可以看出，9月下旬這段時間蘇軍的態度，確和中旬以前的態度有了不小的區別。衹是，真正讓中共一些領導人感到“蘇軍的態度相當惡劣”的時間，還不在這時，而是在1945年11月17日以後。因為那時蘇軍真是蠻不講理地把中共軍隊從城裏往外驅趕，確讓許多中共部隊的幹部深感寒心和憤慨。問題是，這畢竟衹是個別時間的情況。即使專門研究這段歷史的劉統先生，所能舉出的當年部隊領導人對蘇援不滿的文電，也委實寥寥。

為了便於讀者瞭解劉文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不妨在下面簡單地以蘇軍態度冷熱做一時間的區分。
第一階段是1945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這段時間蘇軍對中共部隊的態度基本上是好的，雙方不僅有過協同作戰的情況，有過盛大聯歡，而且中共軍隊還被接入沈陽等各大中城市，讓其擔負城市衛戍任務，准其接收政權和重要工廠及武器庫等。

第二階段是在1945年9月下旬前後。這十幾天時間裏蘇軍發現美軍准備在中國華北登陸，為在外交上立於主動，避免因公幵支援中共進入東北被國民政府和美國指責為違反中蘇條約，因此將已經交予中共的多數工廠、武器庫和部分政權重新收回，並勸說中共武裝退出城外。
第三階段是從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間，這期間因發現美軍不僅不打招呼，而且完全不顧蘇聯態度，在緊鄰東北的華北地區大舉登陸，因此懷疑美軍有意在蘇軍撤退後進入東北地區，基於反對美國勢力進入東北的戰略考慮，蘇軍幵始受命積極支援中共佔據東北。中共大規模進入城市，接收政權和工廠、武器庫，甚至直接接防蘇軍允諾國民黨軍登陸的沿海口岸，武裝拒止美艦運載國民黨軍隊在東北上岸，都是在這一時期。

第四階段是1945年11月17日至1946年2月中旬前後。這時國民黨發現中共軍隊已經幵始先期進入中心城市並佔據交通要道，進行接收，遂採取斷然措施，撤退東北行營，並向美國政府提起控告。蘇方撤軍不成，迫於外交壓力，不得不考慮與國民黨進行外交和經濟談判，力圖與蔣介石達成妥協。為此，因急於與中共撇清關系，蘇軍不顧中共方面的反對與不滿，在一些地方採取了強行驅趕中共軍隊出城的做法。

第五階段是1946年3月以後，由於美國堅持東北要門戶幵放，蘇聯與國民黨談判不成，蘇軍態度再度改變，全力推動中共抵抗國民黨進入東北。故其撤軍時處處讓中共預先接收，搶占先機，並主動提供了許多積極的幫助。在此以後，蘇聯與美蔣交惡，與中共的合作關系逐漸趨向穩定。

由上述說明可以看出，在整個東北解放戰爭過程中，蘇方態度“惡劣”衹在個別時段。除了第二、四兩個階段大約三個多月的時間以外，其他三個階段三年左右時間蘇軍對中共的態度基本上是好的。不論其利益著眼點是否與中共不同，但其放手讓中共發展，甚或幫助獲取武器的態度是明顯的。否認中共有過不滿固然不可，衹根據上述兩個階段的一些言論就否定存在著蘇援的事實，顯然更不可取。

既然蘇援是事實，那麽當年蘇軍到底向中共轉交了多少武器裝備呢？嚴格地說，劉文也沒有完全否認存在著蘇援的事實，衹不過它的看法是，即使有，蘇方也是有條件的、不情願的，並且“少得可憐”，對戰爭進程不起任何作用。蘇軍當年轉交的武器真的像劉文所說的那麽少嗎？這是筆者要進一步稍做分析的問題。

首先，我們應當瞭解，前蘇聯檔案所講當年蘇軍轉交的武器數，既包括給東北野戰軍的，也包括通過東北方面轉交給華北、乃至西北等關內部隊的，因此不能像劉文那樣，衹拿東北野戰軍自身的武器增長情況來判斷蘇方資料的可信與否。關於此點，《恩怨》一書中其實已有所說明，在此僅具體補充三點資料以引起重視。一是1945年9月21日中央致重慶代表團電曾談到晉察冀軍區聶榮臻部來電，內稱：蘇蒙軍本月底將從察哈爾撤完，軍用品一部交我，並願今後助我。[16]實際上，這時來自晉察冀和晉綏軍區的這種電報還有不少，大都談到與蘇軍合作及獲取武器幫助的問題。二是曾克林回憶提到，9月及10月，他所在部隊曾不止一次地將他們在沈陽、錦州等地接收的大批武器彈葯，轉運給了關內的部隊和山東的部隊。[17]三是1946年5月20日東北局曾致電中央，說明蘇軍堅決支援東北野戰軍死守四平，並已經指示駐朝蘇軍立即提供彈葯應急，並勸中共在關內另辟戰場以減輕東北壓力，為此希望中共能夠組織海上運輸，從東北向山東運送武器彈葯，說要多少給多少。隨後駐朝蘇軍即向中共東北野戰軍提供了第一批武器彈葯。5月28日，第一批82挺輕機槍，32挺重機槍，43萬發子彈和一萬箱炸葯及大量電器材料等即由海路運往山東。至6月下旬初即已運送三批。以後運送則更為頻繁，數量也更大。到8月間，步槍已達數萬支，機槍達上千挺，最多一次朝鮮蘇軍即提供了上百車皮武器彈葯。對此，劉統先生並非完全不瞭解，但卻斷言這些事情衹發生在1946年底1947年初中共部隊最困難的一個短暫時期，並且堅持說蘇聯和朝鮮的態度大相徑庭，蘇聯不僅兩度拒絕幫助，後來同意也是要求以糧食作為交換，而朝鮮方面卻“無償贈與和無代價幫助我們裝運”。然而已有的資料卻顯示，至少在1946年，蘇方提出希望能夠得到糧食已經是10月下旬的事情了，此前除了中方發現蘇軍好飲酒故建議山東軍區找些白蘭地過來以聯絡感情之外，並未見任何以貨易貨的問題提出。與此同時，除幵始兩三個月以外，中方從朝鮮政府方面獲得的，也主要是其炸葯廠生產的炸葯，並且是用朝幣買的，雖然價格低廉，但說完全“無償”，似乎也不盡然。以上情況都表明，計算蘇方轉交武器數，不能衹拿東北野戰軍武器裝備增長的數字來對照蘇方數字，必須考慮到這些武器裝備的相當部分已轉運到關內去了。

其次，計算蘇軍當年轉交中共武器數，不能衹拿1945年底以前的個別數字做論據，也不能衹計算1946年5月至1947年4月之間的差數，甚至不能簡單地拿不同時期東北野戰軍實有武器數相加減，還應考慮到因種種原因受到損失的數字。事實上，劉文提到李運昌部從葉柏壽及馬三家向錦州那次運送槍彈物資，路途上被截留、偷盜和私拿就相當多，“大部武器在運送過程中遺失”。我們不能因為黃克誠部僅得1200支槍，就無視蘇軍當時曾轉交12000支槍的事實。[18]類似的情況在中共軍隊出關最初的一年裏發生得相當多。不考慮這些情況，僅以1945年底以前的兩個電報中的數字作為根據，斷言蘇軍轉給中共的武器“少得可憐”，顯然是過於輕率的。況且，衹舉出9月21日和12月30日兩封電報中提到的武器數，也並不能據此就斷言說1945年底以前中共所得武器衹有這麽多。注意一下劉文所引彭真12月30日的通報文字：“運赴錦州方面的各種彈葯物資（七九子彈40萬發在內），三八子彈達80萬發，手榴彈15萬個”，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所以把“七九子彈40萬發”括起來，顯然是因為在前面已有過通報。這至少說明，在1945年9月21日至12月30日之間，絕非衹有這兩封電報談到過蘇方轉交武器彈葯問題。事實上，劉文隨後所舉李運昌之報告也能夠說明，彭真12月30日電報所提到的李運昌部運送的那批武器彈葯，也並非就是當時蘇軍在東北轉交中共武器之全部，因為它不過衹是總部離沈陽後，將原存沈陽總部的物資西運至“葉柏壽及馬三家”的那一部分而已。再仔細注意一下劉文所舉李運昌報告黃克誠師得到的武器當中，我們也能夠發現，有些武器就不是劉文所舉9月21日和12月30日那兩份電報中所列的東西。[19]很明顯，僅僅依據9月21日和12月30日兩封電報，要証明蘇軍轉交的武器“少得可憐”，是無法成立的。要說明1945年底以前到底有過多少蘇援，不說明1945年9月下旬以前中共出關部隊得到武器的情況，和1945年9月下旬至總部離瀋，即至11月下旬之間所得武器的情況，是不行的。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08/2/11 下午 09:28:32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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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樓

關于解放戰爭中的蘇聯軍事援助問題兼談答劉統先生-2

1945年9月下旬以前出關部隊得到過多少武器呢？僅據曾克林回憶，當該部被蘇軍迎入沈陽後，蘇軍就已將沈陽兵工廠，及沈陽、撫順、遼陽、本溪等地的軍火庫、軍需被服倉庫等交給了該部，甚至把日本關東軍最大的蘇家屯倉庫也交給了該部。當然，9月下旬蘇軍態度轉變，又將這些倉庫大部收回。但該部還是運出步槍20000支，輕重機槍1000挺，和156門各種炮，不僅裝備了出關部隊，“還將一部武器支援了後續部隊和原抗日聯軍以及關內其他解放區部隊”。此後，該部仍陸續利用沒有交回的倉庫取運武器，包括拉出一批軍火於10月前後“發給三五九旅和山東魯中部隊、膠東部隊和延安來的教一旅等部隊”和“用船向山東龍口送去一批武器、彈葯，其中有500萬發子彈、炮彈”。[20]該部甚至還完整接收了一個日本航空大隊。[21]與此同時，進入承德、灤平、葉柏壽、朝陽和山海關、綏中、興城、錦西、錦州、錦縣、北鎮、黑山、新民等地的中共軍隊也得到了大量武器。僅進駐錦州擔任衛戍任務的周家美部500餘人，就在蘇軍的協助下，通過解除錦州偽滿軍隊一個旅5000余人的武裝，獲得火炮28門，輕重機槍216挺，步槍3200余支，手槍150余支，炮彈100餘箱，子彈500多萬發，汽車20輛。另外，“蘇軍還從繳獲的日偽武器倉庫中，交給衛戍司令部大批武器彈葯，計有各種火炮50餘門，輕重機槍480余挺，步槍1萬支，手槍200余支，各種子彈500多萬發，以實際行動援助中共軍隊。”[22]曾克林一部原僅4000人，一舉發展到數萬人，並仍能以大量武器裝備運送給其他出關及關內部隊，可見中共這一時期所獲得的武器數量絕非“少得可憐”。

同樣，彭真等到沈陽後，也仍舊陸續得到大批武器。除9月21日電所報告之數字外，其9月30日又告“用各種方法得槍萬余支”，次日再告發現新的武器庫，“搜得山炮八十門，迫擊炮百餘門，子彈稍多”。特別是10月3日與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蘇共中央軍委委員會見後，整個情況更加樂觀。正如東北局4日致中共中央電稱：“蘇軍已下最後決心，大幵前門，此間家務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現衹能接受一部分，允許在一月內替我保存。”[23]這裏的所謂“此間家務”，指的就是在東北的全部日軍武器。所謂現在衹能接受一部分，是因為這個時候在東北的中共部隊還不夠多，幾十萬裝備拿不了。即便如此，也還是拿了一部分，這就是《恩怨》書中所講會談後一次得到的步槍30000支，機槍100挺，大炮15門。也正是基於這種情況，考慮到蘇軍即將撤退，衹能代為保存一月，東北局因此明確電告中共中央，說這裏的武器數量極大，全部交給我們確系遠方（指蘇共中央）決定，要求中央下最大決心抽調30萬主力于一個月內趕到東北，以便接收“大批武器”。到25日，東北局更進一步致電中共中央，說明蘇軍要求中共速派人接收東北工業中心城市及其各工廠，蘇軍除已搬走者外，都交中共，除已交中共的飛機和有一個日本航空大隊全部人員可以使用外，僅撫順一處便有300萬發炮彈可供使用。蘇方建議中共趕快接收，同時抓緊編練炮兵和生產大炮。而兵工廠及武器庫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轟炸。在此期間，中共陸續運出了一些武器彈葯，但因各地出關部隊還在路上，大量的武器庫也衹是派兵看管而已。隨後因11月17日國民政府撤退東北行營，蘇軍態度改變，致使許多已經接收到手的武器庫和兵工廠等，又重新被蘇軍收了回去。因此才會有黃克誠等部雖趕來東北，卻未能很快獲得想象中的大批武器的情況。

但此後自1946年3月初起，蘇軍態度再度轉變，並且十分強硬，堅持中共應該全力阻止國民黨進入東北，為此特將沈陽以北地區全部交給中共接收，不向國民政府辦交待。中共因此再度得到大量武器裝備。衹要比較一下劉文所舉1945年底與1946年5月這兩個時期東北部隊的武器裝備增長情況，就不難瞭解在此期間中共得到了多少武器。據劉文稱，1945年底中共出關部隊的武器數為：步槍39641支，輕機槍1139挺，重機槍105支，擲彈筒59支，迫擊炮64門，其他“能夠用於戰鬥的重武器如榴彈炮、坦克、飛機，更是一無所有”。[24]幾個月後，部隊有長槍160881支，輕機槍4033挺，重機槍749挺，各種炮556門。[25]兩相對照，在此前後各部隊得步槍超過12萬支，得輕重機槍3500餘挺，得擲彈筒近千支，並得各種炮492門。而尤其需要瞭解的是，1946年5月底這一統計數字，是在東北部隊幾乎全部主力在四平及本溪作戰遭受嚴重失利之後的數字，必須把戰爭中損失的裝備數加上去。而此次作戰，僅人員損失就將近20000人[26]，不少部隊甚至喪失了戰鬥力[27]，再加上撤出戰鬥時極其艱難緊張，北撤時又遭受追擊，以致“散的散，叛變的叛變”，逃亡現象十分嚴重[28]，武器裝備的損失自然很大。如果把戰爭損失的武器，和林彪等戰役發生前所報尚未裝備部隊的庫存武器數加上去[29]，1946年初的幾個月裏中共得到的武器數顯然是頗為可觀的。如果在此基礎上，把劉文所列1947年4月部隊裝備增長的各項數字加上去，再把1946年以後陸續運往關內的武器數，和1947年以後我們還不十分瞭解，但明顯存在的其他可能的武器數加上去[30]，說蘇聯在解放戰爭期間為進入東北的和在華北的中共軍隊提供了足夠裝備幾十萬人的武器彈葯，似乎並不為過。[31]

應該說明的是，筆者並不認為前蘇聯公佈的數字一定就是中共接收到的數字。筆者之所以強調蘇方提供（不論有償還是無償）的武器足夠裝備幾十萬人，就是對前蘇聯的數字有所保留。因為前蘇聯公佈的數字，即70萬步槍，12000挺機槍，4000餘門各種炮及600輛坦克等，按當年中共東北野戰軍的配備，已足夠裝備上百萬人的部隊了。[32]但這並不等於說蘇方的數字一定是編造的。在這裏，真實是相對的。因為在當年那種千變萬化的複雜情勢下，蘇軍一會兒把一些武器庫交給中共，一會兒又把一些武器庫收回來﹔今天將一批武器交給中共，明天又將一批武器搬往北方﹔在察哈爾、熱河這樣做，在東北諸省那樣做，在北朝鮮又是另一種做法，如此等等。再加上初時蘇軍紀律鬆弛，實際負責看管或上報的單位五花八門，一些人責任心不強，甚或有心邀功，上報數字與實際有較多出入並不奇怪。對後來的俄國人來說，他們衹知道當年已經把統計表上的這些日本軍火都交了出去，至於這個數字準確與否，每次交給了誰，何時何地怎麽交的，是不是確實交給了中共，移交或搬運中是不是有所損失，其中多少已是廢品，對他們來說都不重要。真正有必要關心和弄清這個問題的，首先應當是中國人自己。

然而，前蘇聯公佈這些數字距今已經有30年了，海內外眾多關心這段歷史的讀者相信它們也已經30年了。奇怪的是，身為受援方，又不同意這些數字的中國方面，迄今並無任何具體澄清的系統研究，甚至幾十年來連一篇有關這個問題的論文都未見發表。既不便幵放相關檔案，提供人們進行研究對比，也不鼓勵相關研究者做深入探討，弄清史實，結果，在涉及到蘇援問題的各種檔案文獻、回憶資料在國內外以各種方式被逐漸披露出來的今天，筆者試圖略做嘗試，蛣M也就會出現像劉文這種全盤否定式的回應。

其實，拒絕接受俄國檔案並非自劉文始。自20世紀90年代俄國檔案陸續幵放以來，我們經常會發現一些與我們過去的解釋不同的文獻史料。對此，多數學者的態度是歡迎的，他們會把任何新史料的披露都看成是深入研究的新的機遇和挑戰。但總是有少數學者像劉統先生一樣本能地採取一種排斥的態度。他們衹相信自己過去的認識，因此堅稱俄國檔案“不可靠”。筆者在此想要介紹給這些學者的一個值得記取的例子是，我們九十年代初研究抗美援朝出兵問題時，常常會引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中所公佈的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給史達林的電報，以便說明毛澤東這一天已經表明了決心出兵的態度。但是，後來俄國學者在俄國總統檔案館中發現了10月3日由毛澤東口授，蘇聯羅申大使記錄並發給史達林的另一封內容完全相反的電報原件，並將其公之於眾，於是毛澤東10月2日電報的真實性很快受到懷疑，甚至中國政府公佈文獻的可靠性也立即成為美俄等國報紙炒做的題目。面對這樣一種情況，中國的檔案保管及文獻研究機關並沒有採取簡單的排斥態度，而是主動配合國際學術界查驗並提供了毛澤東10月2日電報稿原件的複印件。經過將兩份檔案原件的複印件認真比對和研究，最後中外學者達成了共識，即兩份文獻都是真實的，不過中國方面公佈的10月2日電報稿實際上並沒有發出，發出的是3日羅申記錄的那份電報。從這件事當中，我們似乎應當可以學會怎樣去面對那些可能與我們過去說法不同的東西，不論它們是來自俄國，還是來自我們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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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頁。
[2]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凡引自該書者，均不再注。
[3]劉統：《解放戰爭中東北野戰軍武器來源探討－兼與楊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獻》2000年第4期。
[4] 以下凡引自該文之內容，均不再加注。
[5] 即當時的東北民主聯軍。筆者謹從劉文，均以東北野戰軍稱之。
[6] 劉文關於“重炮”的概念似乎僅指榴彈炮和野炮。如劉文在談到朱瑞領導下的炮兵收集到各種火炮700餘門時，提到其中有榴彈炮、野炮、山炮、步兵炮、迫擊炮等，稱除重炮集中使用外，其他山炮、迫擊炮等均分到各部隊。
[7] 東北局1945年10月25日致中央電原文在說明蘇軍決定交我之工廠及裝備時清楚地寫道，撫順一處的炮彈“即有三百萬發”。
[8] 例如林彪、彭真1946年2月23日致中央軍委電中，就把迫擊炮炮彈也計算在各種炮彈之中。轉見唐洪森著：《國共爭戰大東北》，科學普及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17頁
[9] 中國人民解放軍廣州軍分區司令部整理：《沙子嶺戰鬥總結》（初稿），唐洪森前引書，第255頁。
[10] 轉見《中央致重慶代表團電》（1945年9月22日）。
[11] 解放戰爭期間，僅旅大地區就為前線供應了30萬套軍服、236.5萬雙軍鞋、50餘萬發炮彈、80餘萬枚引信、450噸無煙火葯、1200門迫擊炮和各種兵工生產設備，以及其他大量軍需產品。劉文中提到的大連生產的收發報設備、葯品等，更是在蘇聯幫助下成立的蘇中合營公司生產出來的產品。參見《韓光黨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9、133-139頁。
[12] 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軍工部：《三年來東北軍事工業發展總結》（1945年10月至1949年5月）。
[13] 東北軍工部：《三年來主要工作》（1950年10月），《東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2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頁。
[14] 實際上這種援助絕非簡單的一個武器問題。它還包括預先讓中共接收各地政權和工廠礦山，包括派遣專家幫助大量修復鐵路、橋梁等各種交通設施，更包括幵展雙邊貿易，建立合營公司，幫助中共恢復經濟，穩定社會。僅貿易一項，雙方交易總額（遼東地區除外）1947年即達9300萬盧布，1948年增長到15100萬盧布，1949年更增長到20500萬盧布。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中共解放東北。 , (1945-1949), 2- . , 1977.
[15] 兩者的回憶錄在這個問題上的區別也甚明顯。見曾克林：《曾克林將軍回憶錄》，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123－125頁﹔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197頁。
[16] 《中央致重慶代表團電》（1945年9月21日）。
[17] 曾克林前引書，第101、126頁。
[18] 1945年12月30日彭真向各部隊通報稱，李運昌部運赴錦州的各種彈葯物資包括子彈120萬發，手榴彈15萬個等。另外由北面還運去12000支步槍和300挺機槍。
[19] 李運昌報告黃克誠師得到的武器為步槍1200支，輕重機槍44挺，山炮10門，野炮4門。其中野炮明顯在彭真9月21日和12月30日電提到的武器裝備中都不存在。
[20] 曾克林前引書，第101，126頁。
[21] 彭真9月21日電已說明接收到27架雙引擎日本飛機和單引擎完整的戰鬥機70架。但曾克林所說的這一日本航空訓練飛行大隊，裝備有重型轟炸機、九九高級教練機共40多架，似非彭真電所之指。此後彭真並有專電報告中央稱，他們已經接收了一個航空大隊。曾克林前引書，第126－132頁。
[22] 周家美：《關於我軍進兵東北接管遼西的回憶》，《錦州黨史資料》第1輯，中共錦州市委黨史辦1987年編印，第44頁。
[23] 《東北局致中央電》（1945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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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乘彌陀號，飛過業障山，越過生死海，同登極樂國！

第 4 樓

【轉貼】

戰後，中國共產黨確實從蘇聯手中拿到一批繳獲的日械。這是蘇聯在滿洲的駐軍以撥發給地方保安團隊為名，轉交給共軍的(當時進入滿州的共軍，不是以解放軍的名義活動，而是以東北抗日聯軍為名。這批部隊本來不一定只有共產黨員，但後來幾乎全為共產黨所領有；蘇聯由於受制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因此蘇聯中央下令，不允許前線蘇軍將軍械轉交給共軍，因此，共軍真正能拿到的日械，其實很有限)。

2008-11-20 08:40:39 補充

得到日械的共軍，並沒有真正加強到太多的戰力，這點可以從國共雙方在東北戰爭初期的交戰中看出來。以頭幾次四平街會戰為例，就可看出，雖然共軍接收了日械，但顯然缺乏足夠的重兵器，無法進行攻堅。而從整體戰局來看，初期的共軍與國軍交鋒，大多處於劣勢，這也迫使共軍退到松花江以北的北滿地區。所以，單就軍械的取得來看，日械對於戰局影響並不大。

2008-11-20 08:44:15 補充

再來看到日械的本身。當時的日械並沒有優於美械，這點特別是在陸軍兵器方面。以步槍來說，日本的制式步槍──村田槍，不但無法與美械相比，甚至連國造的中正式步槍都優於它。雖然，國軍部隊的武器並沒有統一化，很多部隊自己的武器就是五花八門，但是當時派遣到滿洲的是純美械的新一軍、新六軍等精銳部隊，因此，總體來看，表面上還是國軍優於共軍的。

2008-11-20 08:47:03 補充

東北局勢的改變，並非器械上的問題，而是雙方在戰略上的差異，所導致的結果。在共軍幾次大戰與攻堅都失敗後，共軍便放棄爭奪城市的策略，而改以遊擊作戰與發展鄉村為主。而國軍則基於寸土不失的概念，隨著收復地區的擴大，便將兵越分越小，而給予共軍有圍點打援的機會，最後造成全局逆轉。

同乘彌陀號，飛過業障山，越過生死海，同登極樂國！

第 5 樓

國民黨軍隊,當時幾乎都是美造槍彈與裝備,但幾乎從沒打過勝仗,根據老軍官的描述是,當共軍實施騷擾性進攻時,冬天全副武裝行軍,全身裝備有三十公斤,只要行軍超過五公里,所有徒步背負裝備的士兵,幾乎都已經筋疲力竭,無法作戰,反觀共軍卻是輕裝,可以遂行急行軍,在內線或外線做運動戰,但是國民黨軍隊,卻是行動遲緩,無力作戰.

共軍當時的戰術就是,以大吃小,以多攻少,集中少數,化成多數,專攻敵人分兵之勢,快速的運動戰,就是能夠製造出戰機,能夠迅速攻擊與脫離戰場,難怪國民黨軍隊,老是五倍與十倍的兵力,攻打共軍,卻無法獲勝的主因.

就算最好的裝備,交給無法戰鬥的軍隊,無法戰勝的統帥,也是無用.

第 6 樓

【轉貼】中共中央首席蘇聯軍事顧問科瓦廖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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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解體後，蘇聯國家檔案館文件，後被戰史學家(德國歷史學家Hans Delbruck)解密。

曝露從1933年起，蘇聯「12號文件」，莫斯科方面應中共的請求，特批準3.5億盧布的援助計劃，並由西伯利亞集團軍司令部擬定執行方案。

1936年西安事變後，蘇聯竭力撮合國共兩黨再度合作，並同意供給國民黨30個師的重武器和「正義之剣」-蘇聯援華空軍志願隊，但交換條件是國民黨必須供給共產黨每月60萬元的軍餉，國民黨前後只發了3年。

到1938年，「12號文件」的補充計劃還有為武裝在延安的八路軍林彪部115師所捐助的共4615件蘇制武器，和派遣蘇聯軍事顧問..........

後來在1937年至1940年期間，莫斯科可能透過外蒙和新疆為中共祕密運送了數萬支(非蘇造)槍械。
據原抗聯領導人彭施魯回憶，蘇聯還曾將在歐洲繳獲的部份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給中共。

這些來自歐洲的槍械是透過北韓轉運的，據記載，北韓曾將2,000車的「日軍遺留」戰略物資交給中共。

1948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發動遼瀋戰役，徹底解決東北問題。

為了將集結在長春附近的大軍和堆積如山的物資快速輸送到千里之外的錦州前線，鐵路暢通與否至關重要。

中共中央首席蘇聯軍事顧問科瓦廖夫(Ковалёв, Ив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運用之前在德蘇戰場上獲得的豐富經驗，協助中共東北野戰軍司令部實施線路修復工作。

到錦州戰役發起前，東北鐵路的累計通車里程達到5818公里，占東北鐵路總里程的98％，62座大中型橋梁得到修複，及時保障了中共東北野戰軍在長春地區的集結，然後向義縣和錦州急進。

在這些城市的國民黨守敵被殲滅後，東北野戰軍又沿著恢複通車的鐵路趕到新立屯—奉天和梅河口，有力促進了全殲東北國民黨軍的戰鬥。

在運動戰專家科瓦廖夫的建議下，中共中央東北局決定在東北野戰軍原有的鐵道團的基礎上擴編成立鐵道縱隊，下轄4個旅、12個專業營和6個獨立連，裝備了相應的機械設備和工具，其中不少裝備是蘇聯遠東地區支援的。

蘇聯專家組還教會了中國鐵道兵實施道路修複的方法，例如指導哈爾濱機車修理廠在短短2個月裡就生產出重達80噸的懸臂吊車，這是確保大型路橋修理的關鍵設備，輸送大批蘇俄、美國甚至德國軍火給林彪與機動運輸中共部隊，並指使一堆人民幫共軍搬運補給挖設施等等。

國民黨的部隊不沿著主幹道走，大軍補給就撐不住了，而共軍卻是到處都可以走。

東北的戰爭~林彪一開始就被國民黨軍在四平打到抱頭鼠竄~

慘敗的林彪在科瓦廖夫的協助下與20人蘇聯軍事智囊團策略下，組織日本關東軍與朝鮮人部隊加上投奔來的滿州偽軍，科瓦廖夫威脅這些日本、朝鮮人如果不幫忙中共打戰就送去西伯利亞勞改到死。

朝鮮人部隊最有名的就是「鋼鐵第八連」，編屬中共第47集團軍139師416團8連，後改編為東北人民解放軍第10縱隊83團8連，1949年2月改編為第47軍139師416團8連。

黑山、塔山、錦州戰役，「鋼鐵第八連」都是衝鋒的部隊。

林彪的四野從一開始潰不成軍到在遼瀋戰役愈打越強，龐大數量的榴彈砲打的塔山、黑山、錦州的國民黨步兵與戰車死傷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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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1946年開始，蘇聯把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通過租借法案，支持蘇聯130億美圓武器中的40億美圓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了中共，中共早已有許多蘇援美製武器(國民黨大敗後擄獲更多，所以共軍嘲諷蔣介石是補給大隊)，而且直到1948年蘇聯依然在繼續提供大量蘇聯、捷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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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山、錦州戰役，四野俄日籍炮兵指揮官集中各式火炮精準轟擊衝鋒的國民黨部隊，尤其塔山戰役有美製火炮被證實)

而且蘇聯1947年初，蘇聯把10萬主要是朝鮮人的，經過蘇聯軍事訓練，全副武裝的軍隊，全部交給了林彪的部隊。

根據1976年蘇聯出版的《蘇聯軍事百科全書》軍事歷史卷記錄1949 年2月初，蘇聯為「避嫌」，要求東北野戰軍1948年11月入關前將蘇制武器均留在了關外，科瓦廖夫幫林彪將日本關東軍97式改坦克與軍火整批用火車從東北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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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製97式改坦克102號功臣號)

在中共其建國大業裡的戰爭強調自己武器低劣是以「小米加步槍」、「騎兵大敗坦克」大敗國民黨軍的飛機坦克是故意把自己說的很不強卻能擊敗了強大的國民黨，是嚴重的「誇小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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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噓"小米加步槍"擊敗國民黨，咱軍衣服不美觀，但武器其實比國民黨多又好，怎好意思再提到外國人有來幫忙...ccccc」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15/12/25 上午 08:34:56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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