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1811∼1872年），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具影響得人物之一。他從湖南一個偏僻得小山村以一介書生進京趕考，二十八歲便靠中了進士，從此以後，他一步一個臺階地走上仕途之路，並成為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門生。先後任翰林院庶起士，累遷侍讀、侍講學士、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稽察中書科事務、禮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職，直到一品官位。

曾國藩所處的年代，是清王朝由乾隆盛世走向沒落、衰敗的轉折時期，此時內憂外患接踵而來，交相煎迫。曾國藩曾因母喪返鄉，卻恰逢太平天國橫掃湖湘大地，清王朝統治岌岌可危，曾國藩趁勢在家鄉組建了一支湘軍，為平定太平天國運動立下了汗馬功勞，被清王朝封為一等勇毅侯，成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後歷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官至一品，死後被諡“文正”。

曾國藩一生功過，讓人爭論不休。他曾被人推許為孔子、朱子以後，再度復興儒學的先哲；建樹功業、轉移運世的偉大賢者，清朝咸、同中興第一名臣。但也有人罵他是民賊、元兇、漢奸、民族罪人、擅權濫殺的“曾剃頭”、好名失德的“偽君子”，可謂毀譽參半。早在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軍時，就有人責其殺人過多，送其綽號“曾剃頭”。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罵他是賣國賊，以致曾國藩也覺得“內咎神明、外咎清議”，甚至有四面楚歌之慮。辛亥革命後，一些革命黨人說他“開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遺臭萬年的漢奸，建國後的史學界斥其為封建地主階級的衛道士、地主買辦階級的精神偶像、漢奸、賣國賊、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等等，把他罵得狗血噴頭，一無是處。

讓後人產生疑問的是：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手握重兵，掌握地方大權，有沒有過推翻清王朝並取而代之的想法？他不但自己不做皇帝，還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後，主動解散了湘軍，並強迫曾過荃離職回家。

曾國藩為什麼要這麼做？一般認為有三點原因：

第一、是他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使然，他深受晚清理學大師唐鑒的影響，起兵的目的相當明確：就是保衛明教；保護地主階級的利益；保衛清政府。其個人追求是做一個中興之臣，封侯拜相，光宗耀祖。曾國藩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浸染。他學習孜孜不倦，苦讀日夜不息，尤其在京參加朝考進入庶常館學習後，“日以讀書為業”。勤於求教，不恥下問，博覽歷史，重視理學，還讀了大量的詩詞古文，才華橫溢，滿腹經綸。由於他博覽群書，涉獵文獻，所以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獨特觀點：若要統治者“內賢外王”，就要自如地運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學，曾提出治理天下的辦法，涉及吏治于廉潔、選材與用材、物質與財用、兵力與兵法等。儘管其手下部將王闓運、曾國荃等屢次勸進，都被他嚴辭拒絕。

第二、是稱帝條件不具備。南有曾國藩，北有僧格林沁，這兩人被清王朝倚為肱股之臣。當時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最受器重，擁有一支以強大的騎兵為主的龐大隊伍，不同於八旗兵，戰鬥力極強，而且部署在中原河南腹地，虎視東南，也使曾國藩不敢輕舉妄動。

第三、曾國藩起兵是以保衛明教和忠君保國相號召，一旦稱帝，實屬不忠不義，大逆不道，人心必失。就湘軍內部來說，左宗棠名下者為楚軍，李鴻章名下者為淮軍，湘、楚、淮雖有關聯，但湘軍實已分裂。以英國為首的國際在華勢力已決定扶持清政府。這些因素，曾國藩不會考慮不到。因此，儘管曾國荃等一再勸其取清王朝而代之，曾國藩仍打定主意不為所動。

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化薰陶出來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典型知識份子。他認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他認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獨則心泰，主敬則身強，求人則人悅，思誠則神欽”。曾國藩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篤誠，戒機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貴，“人生有窮達，知命而無憂”。

這些是他成為清朝中興名臣的思想基礎。曾國藩從外表而言，也是典型的知識份子：“貌之過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身材僅中人，行步則極厚重，言語遲緩”。

曾國藩沒有稱帝野心，只做中興之臣，客觀上對維護國家統一、抵禦外強侵略起到了積極作用。當時，太平天國首都天京（現在的南京）被攻陷後，還有餘部三十萬人活動於各地，北方的東西撚軍方興未艾。國內動亂頻仍，外國列強環伺中華，虎視眈眈，內憂外患之中，如果曾國藩乘機稱帝，戰亂又起，中國統一的前途和命運又會經歷更多磨難，人民更會置身於水深火熱之中。僅從這個意義上講，曾國藩也算是人民大眾的有功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