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德關系初步發展時期的德國軍事顧問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蔣介石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迫切需要借助外國的力量來
增強自己的軍事實力，消除異己勢力。因此，他急于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盡快找到理想的軍事顧問，以填補蘇聯軍事顧問離去后留下的空缺。在認真權衡各種利弊得失 后，蔣介石選擇了德國。在南京政府看來，德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已淪為與中國同等的國際地位，并第一個放棄在華領事裁判權，承認中國關稅自主，不會對己構成威脅﹔德國雖經歷了戰敗的沉重打擊，但仍是軍事強國，無論在軍事理論還是軍工企業方面，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足以成為自己的楷模和依托。
此時的德國，一方面，受《凡爾賽和約》的裁軍數額限制，大批原來享有優越社
會地位和生活待遇的軍官被迫退役淪為平民，他們把對自身失落的憤懣，發泄到魏瑪共和政府身上，經常以內亂和暴動的方式企圖顛覆新生的共和政權，成為魏瑪政府防范和打擊的對象，這就為退役軍官來華創造了機會與可能。另一方面，在《道威斯計划》和《洛迦諾公約》的扶植下，德國經濟已在戰爭廢墟上迅速恢復起來。特別是隨著其由秘密到公開重整軍備，壟斷資本尤其對中國這個廣闊的軍火原料供應地和商品銷售市場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和關注，強調“不應以拒絕任何合作的方式來損害同南京官方當權者們的合作關系”，對南京政府提出的聘請軍事顧問的請求欣然允之。
在朱家驊、陳儀等一批親德派官員的積極聯絡奔走下，１９２８年１１月，以魯
登道夫的高級助手鮑爾上校為首的第一批顧問團秘密來到中國，從事兩國間的經濟、軍事合作。從此，中德關系經過自１９１７年斷交以來的敵對和復蘇階段，開始步入初步發展時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由于德國自知實力有限，因而在遠東地區基本是實行“中立” 的外交政策，進而在這一地區發展商務活動﹔又由于《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國民不准在外國軍隊及學校擔任顧問和教官，故對鮑爾等人來華，蔣介石聲稱是從事工業和經濟工作，德國政府則聲明：在華顧問團純屬私人組織，與政府無關﹔顧問們在國外的行為責任由其自負。但實質上，由于德國對于中國有著它國不能取代的商業需要和加強中德關系的愿望，所以，對于來華軍事顧問團，德國政府是暗中支持的，不僅默許顧問團的存在，而且給予其種種方便，并發給護照。例如，鮑爾曾參加過反對魏瑪共和國的政變，被認為是政府的反叛分子。但他作為顧問團團長，竟能向德國政府當局借用數位在職官員，包括農業部的高級官員桑梯爾博士、財政部高級官員舒巴特博士、前任西門子公司駐遠東總工程師亞曼博士等。對于職業軍人以“行政顧問”身份來華擔任軍事顧問工作，德國政府雖明知其實，亦未深加追究，甚至准予給這些官員兩年的假期，以便期滿后繼續回政府部門工作。
中國政府曾直接向德國國防部請求，借調在該部任職的無線電專家史皮斯中校來
華擔任軍事顧問，為避免外界批評，中國政府保証將其安排在交通部工作。德國防部
雖有猶豫，但還是滿足了中國政府的請求。此外，中國政府還從漢堡市及薩克森省借
用柯納上校、文德上校及特希上尉等著名現役警官，主要負責國家安全、憲警訓練及
地空交通管制等。
德國軍事顧問來華負有雙重使命。其一是用德國的先進操練方法，幫助蔣介石造
就一支精銳的中央部隊。為此，他們對蔣介石的嫡系部隊３６、８７和８８師傾注了
很大心血，不僅武器，甚至連軍樂隊的鼓號都由德國提供。為了提高現役軍官的素質
，軍事顧問們對南京政府原有的軍事院校的教學和管理進行強化，還幫助蔣介石整頓
新建了炮兵、坦克、汽車、高射炮、無線電通訊、要塞建筑等一批特種軍事學校，主
要由德國教官為其學員授課。鮑爾及其他顧問們則在每周五晚上，輪流為國民黨高級
將領講授德國的戰略戰朮，介紹德國的軍事工業和新式武器及化學戰等。佛采爾還創
辦了一所專門為國民黨政府培養中高級軍事人材的高等學府──中央軍校，并親自任
該校的總教官，決心按德式教育方式，建設中國陸軍。
德國軍事顧問使命之二是促進中德經濟合作，“把中國變成德國的市場”。２０年
代末３０年代初，正值世界經濟不景氣，德國失業問題異常嚴重。失業人口從
１９２９年的２００萬猛增到１９３０年底的４５０萬﹞，德國工業界迫切需要重
新打開中國市場。鮑爾利用自己的顧問身份，多次與在華的德國法本化學公司、
史蒂克斯道夫辛迪加等著名大企業的代表直接會談，商討拓展兩國貿易問題，
并使德國大壟斷財團直接與蔣介石取得了聯系。在鮑爾的安排下，１９２９年
３月，德國工業家協會主席法本公司總裁杜依斯博格來華訪問，同蔣介石進行
了會談。杜依斯博格表示，德國工業界樂于同南京政府直接打交道，共同發展
兩國貿易。在鮑爾的建議和陪同下，蔣介石派出了以陳儀為首的中國考察團，
專赴德國考察政治、軍事及軍工技朮，并與克虜伯、西門子等大公司簽訂了購
買價值近１００萬德國馬克的武器和軍需品的意向性合同。
德國軍事顧問的雙重使命是相輔相成、互為因果關系，既代表了德國資產階級的
利益，又滿足了蔣介石政府的需求，這就為１９３３年以后的中德經濟、軍事合作關
系的發展，鋪設了一條很好的溝通渠道。但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來華軍事顧問團，
主要是受德國壟斷財團的支持與鼓動，尚不具有官方性質。
二、中德經貿密切合作時期的德國軍事顧問
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和中德各自國內政治經濟狀況的變化及需要，兩國都增強了
進一步合作的愿望。以希特勒上台、賽克特來華為標志，開始了蔣介石政府直接與德
國當權人物的聯系與交往，中德關系從此步入迅速發展時期。
１９３３年１月希特勒上台后，迅速在德國建立起全面的法西斯統治，極力擺脫
《凡爾賽和約》的束縛，加緊擴軍備戰。德國宣布退出國聯和裁軍會議后，軍費開支
猛增，從１９３２年占國民收入的２％上升到１９３５年的１７％，１９３７年更達
２２％。在優先發展軍事工業及與其相關行業的方針指導下，德國消費品生產不斷下
降，對外貿易也由以進口生活資料為主轉為以進口軍需原料為主。對此，納粹黨要員
戈林曾坦言：“我們從１９３３年以來，就已竭盡全力擴充軍備。不錯，我們承認
如果我們把褲腰帶勒緊，那是因為我們只為我們的軍備進口原料，這是比吃飯更重要
的事”。由于德國制造重型武器所必需的鎢、銻等戰略原料完全依賴進口，而在這方
面，它不僅缺乏大量的外匯，而且受制于英國控制下的國防戰略原料市場，中國丰富
的鎢、銻等原料資源，則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滿足德國的需求。為此，希特勒將其對華
政策由魏瑪時期以“占領中國市場”為重點的政策修正為“要確保從中國獲得穩定的
戰略資料來源”，迫不急待地希望加強與中國的貿易合作。
１９３５年華北事變前后的蔣介石政府，面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危脅，開始放棄
“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和對日不抵抗主義，轉入比較積極的抗日准備﹔在德國軍事顧
問的建議和推動下，加強國防建設、軍隊整訓和對德采購軍火工作﹔并對發展中德關系
表現出相當積極的態度。蔣介石曾致信希特勒：“吾兩國國勢相仿，目的相同，故此友
好合作之基礎，亦可昭示久遠。”在致德國防部長勃羅姆貝格的信中，蔣介石表示：
“敝國本有供給貴國各種原料之可能，決不避困難，以救濟貴國原料之恐慌。關于此
點，將軍盡可釋慮……在軍事及軍事技朮方面，尚懇請將軍不吝博識，賜予南針”。
由于中德政府對發展雙邊關系都頗為重視，從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６年，兩國在
經濟、軍事及貿易各領域實現了密切合作，被稱為兩國關系史上的“蜜月”時期
。其中，德國軍事顧問起了十分重要的粘合劑作用。
１９３４年春，享有“國防軍之父”美譽的前德國陸軍總司令漢斯﹒馮﹒賽克特將軍
來華擔任蔣介石的第四任總顧問。賽克特來華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按照柏林的要求，
協助德國新成立的專門負責鎢、銻進口的“工業產品貿易公司”（簡稱合步樓公司）
搞到德國急需的戰略原料。該公司是為了適應希特勒政府統一購買中國戰略原料和
向中國出口軍火需要，在德國國防部、經濟部及國家銀行支持下，于１９３４年１月
以私人名義成立的壟斷性機構，１９３６年正式隸屬于國防部，不久又划歸戈林領導
的“戰略原料四年規劃局”，是連結希特勒與蔣介石兩個政府的重要紐帶之一，也是
希特勒推行其對華政策的主要工具。在賽克特“以中國的礦產直接交換國外機器與
技朮援助”的建議與合步樓公司的努力下，１９３４年８月２３日，中德雙方簽訂
了《中國農產品與德國工業品易貨貿易合同》。根據這一合同，德國將向中國提供
一億馬克的借款， 以備中國向德國購買各種軍事裝備，建立軍火工業等。中國將以
農礦產原料償還向德國的借款。為實現一億馬克的借款，１９３６年４月８日，雙
方又簽訂了《德華信用借款合同》。通過這些合同，既滿足了各自所需，又解決了
兩國在以往的國際貿易中外匯短缺的問題。希特勒和蔣介石曾互致電函，祝賀兩國
合作成功。希特勒還向蔣介石贈送一把德國國防軍榮譽寶刀和一輛奔馳汽車，以表示
“敬仰鈞座及貴國之微意”。蔣介石也趁希特勒生日之際，致電贊揚希特勒“對于
德華兩國間經濟合作熱心主持，使國交益敦親睦……特致謝忱”。
隨著經貿合作的發展，國民黨政府與德國的政治關系也日益密切。１９３５年５
月，中德兩國政府決定，將雙方的外交關系由公使級升格為大使級。不久，在北平的
德國使館也遷移至南京。到１９３６年，兩國的關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親密程度。德
國龐大的軍事顧問團活動在蔣介石軍隊的各種機構中﹔在華南許多礦山和工廠中，到
處都有德國工程技朮人員的身影﹔漢莎航空公司几乎壟斷了中國國內的航線﹔德國已
成為中國的頭號貿易伙伴，以致英國《泰晤士報》不無妒意地抱怨德國人在與中國的
各種關系上都“獨占鰲頭”。
德國軍事顧問與中德關係
德國軍事顧問在軍事上也給南京政府以大力支持。特別是繼賽克特之后的駐華軍
事總顧問法肯豪森，曾積極敦促蔣介石籌備抗戰，并親自參加了對日作戰
１９３５年５月，日本帝國主義接連制造“河北事件”和“張北事件”，迫使國民政
府與其達成《秦土協定》與《何梅協定》，使河北、察哈爾兩省喪失大部分主權后，
法肯豪森于７月３日當面向蔣介石陳述對時局的看法。８月２０日，又寫成《總顧問
法肯豪森關于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直接呈送蔣介石。在這份建議書中，法肯豪森
對蔣介石的不抵抗進行了尖銳指責：“政府有堅韌意志，斷無不抵抗而即承認敵方要
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氣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輕視。苟領袖無此種意志，則人
民亦不肯出而抵抗”。他建議蔣介石丟掉幻想，對日本實行堅決抵抗：“中國應竭所
能，為保全國土而奮斗”。
１９３７年“蘆溝橋事變”發生時，法肯豪森與蔣介石正在廬山。消息傳來，他們
立即回到南京，急調各地軍隊趕赴前線應戰。“８．１３”事變時，法肯豪森也隨
蔣介石到上海，親自指揮由德國軍事顧問一手訓練的國民黨精銳部隊８７和８８師
對日作戰。南京失守后，法肯豪森等德國顧問繼續籌划國民黨軍隊的作戰行動與沿
長江要塞的布防計划，經常深入到前線去了解情況，并親自參加了著名的台兒庄戰役。
從淞滬會戰到台兒庄戰役，法肯豪森履行了作為軍事顧問的職責。他“不忘記中國
的利益，不顧自己政府的政策，敦促蔣介石尋求廣泛的國際援助。他的備忘錄，
沿襲最好的德國總參謀部的傳統，是清晰而又具體的有關戰朮與行政管理思想的樣板
。”德國軍事顧問們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抗日斗爭中有恃無恐地發揮自己的作用，是與
德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曖昧”態度分不開的。雖然中日戰爭爆發后，德國宣布在
遠東沖突中保持中立，但是，為了不失去來自中國的戰略原料和軍火市場，希特勒政
府還是希望加強與中國這個貿易伙伴的合作。因此，對于軍事顧問的行動未加阻攔。
日本政府對于德國的態度極為不滿，稱自己是“在中國的領土上同德國人作戰”，
多次提出抗議，要求德國撤回軍事顧問，停止對華武器供應，德國方面每次總是以各
種托辭敷衍之。
三、中德關係惡化時期的德國軍事顧問
伴隨著德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希特勒納粹集團日益走向法西斯化，不斷擴軍備戰，
准備入侵歐洲各國。為了免除兩線作戰之憂，能在歐洲放手大干，德國希望日本能在
遠東牽制蘇聯，并在太平洋上對美、英施加影響。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德日兩個法西
斯國家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南京政府對于這一協定表示了嚴重的關注，多次
向德國政府探詢消息，并要求澄清對中德關系的影響。德國的回答是：“德日防共協
定之簽訂，全為防御赤化陰謀，決不影響于吾兩國之共同建設事業”。雖然這一事件
沒有引起大波，但卻給中德關系的發展罩上了一層陰影。
１９３７年７月，日本突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實屬出乎德國意料之外。德國擔
心日本向中國進一步滲透會損害德國在華利益并迫使蔣介石投向蘇聯懷抱。為此，德
國外交部指責日本的侵華行為違背了《反共產國際協定》精神﹔明確表示：不要期望
德國會贊成日本的行動﹔并以防止蔣介石轉向蘇聯為由，拒絕了日本提出的要德國停
止向中國輸出武器和撤回軍事顧問的要求。而日本侵華方針已定，不斷地向中國派兵
遣將，戰事急劇擴大。在希特勒正准備吞并歐洲之時，日本一旦陷入中國戰場，德國
便不能指望在其未來的對蘇戰爭中與之配合，形成東西夾擊之勢，日本亦將失去作為
自己盟友的意義。因此，德國希望日本不要把實力消耗在對華戰爭中，而應用于牽制
蘇聯，便派出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中日戰爭。陶德曼調停因日本提出的議案“苛
刻得令中國難以接受”和廣田聲明“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告失敗后，
迫使德國在戰略上作出抉擇。在希特勒看來，中日戰爭將持續下去，最后的勝利者必定
是日本。日本不僅是反共的安全因素，而且是德國在未來爭霸世界戰爭中的有利盟友。
此外，德國在戰略原料問題上找到了新的來源，正與蘇聯進行秘密談判，准備以提供
貸款的方式，從蘇聯獲得重要的稀有金屬。凡此種種因素，促使希特勒調整其對華政策，
開始向日本靠攏。因此，當日本再次要求德國撤回在華軍事顧問，停止對華軍火供應，
并氣焰囂張地以退出《反共產國際協定》相要挾時，希特勒逐一滿足了日 本。
１９３８年５月，德國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下令：所有在華顧問團成員，必須立即打點行裝，
全部回國。
德國政府的背信棄義，不僅傷害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感情，也在德國顧問中引起了強烈不滿。
他們中的大部分專家長期在華工作，與中國建立了很深很廣的聯系，外交部的命令標志著他們
苦心經營了十几年的德中軍事關系的結束。顧問團團長法肯森帶頭采取了對抗態度：“我向
蔣介石元帥保証……我個人將會履行我的合同”，“願以個人名義留下，繼續為中德貿易和
中國的抗戰服務”。希特勒政府的反應是異常強硬的：違背命令者，即認為公然叛國，國內
當即予以取消德國國籍及沒收財產處分﹔其在德國的家屬將面臨嚴重的後果。德方還公然威脅
中國政府，“中德外交關係之是否繼續維持或由我方予以斷絕，須視關于顧問問題之以后發展
而定”。無奈，１９３６年６月底，除司特涅斯、史托茲納爾等５位顧問不顧希特勒的警告，
拒絕接受回國命令，前往重慶加入中國抗戰行列外，包括法肯豪森在內的所有德國顧問，在
向蔣介石保証他們決不會利用自己所掌握的關于中國軍隊的情報資料去幫助日本人后，被迫
都離開了中國。法肯豪森回國后，為了宣揚中國抗日必勝的觀念與中德友誼的重要性，拒絕
擔任任何公職。他還通過中國駐德使館，不斷將有關德方情報透露給中國，以供中國政府
決策參考。
縱觀民國時期德國軍事顧問的在華活動及其命運，不難看出，是受制于德國政府
的國家戰略的。當德國致力于發展本國經濟和軍事工業，急需中國的原料和市場，中
國在其遠東戰略中有一定地位時，便平衡于中日沖突之間，積極發展同中國的經貿關
系。即使德國已經開始走上與日本結盟的道路，也始終把不損害中德經濟關系的發展
作為前提。所以，盡管中日之間的沖突不斷激化，德國也一直作為中間人，超然于沖
突之外。在這種背景下，軍事顧問們的活動符合德國的戰略需求和利益，自然受到德
國政府的認可與庇護。然而，當納粹德國的戰略目標轉移到發動爭霸世界的侵略戰爭
上的時候，“尋求盟友”就成了重要而急切的任務。日本作為國際舞台上舉足輕重的
軍事大國，在遠東不僅對德國有一定的經濟價值，更重要的是，它是希特勒鉗制蘇聯、
抗衡英美最理想的政治、軍事盟友。而尚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國家中國，由于與日本
實力的懸殊，決定了在希特勒無法繼續在中日之間保持所謂中立，而必須在中日之間
作出決擇時，必然被拋棄的命運。這一時期，德國軍事顧問繼續留在中國，勢必成為
德日兩國進一步勾結的障礙，因而其被迫回國實屬無奈。德國軍事顧問的命運像一面
鏡子，折射出這一時期德國對華政策的演變及其實質，映照出中德關系的波瀾起伏。
對于德國軍事顧問在華的地位與作用問題，國內外學者歷來褒貶不一。我們暫且
避開其來華的背景與動機，僅從其在華活動的客觀效果上講，是密切了中德兩國的經
濟、軍事合作，在中德關系中起了重要的橋梁作用。他們在十分艱難的環境下，盡了
顧問的職責，幫助中國建立了抗日國防軍，并支持了中國的早期抗戰。“蘆溝橋事變”
后的最初１６個月內，中國軍隊使用的武器，６０％來自德國。以全副德式武器裝備
起來的國民黨８７、８８和３６師，堪稱中國軍隊建設的“示范軍”。這些部隊無論
在軍種、質量，還是作戰能力上，都縮小了與當時號稱世界一流的日本軍隊之間的差距
，並在“８．１３”淞滬戰役、台兒庄大戰及武漢會戰中，顯示出良好的作戰效果。
從這個角度看，德國軍事顧問無疑促進了國民黨政府軍事力量的增強，從而支持了
中國抗戰。可以推論，如果抗戰遲幾年爆發，中國的國防建設、軍隊的武器裝備及
作戰能力，將會進一步的提高，對日作戰的人員、物資損失亦會大大減少。
一些小的背景知識:
在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中，國軍使用了從德國進口的、當時在世界上剛剛出現的
衝鋒槍，結果被紅軍繳獲，使得紅軍擁有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德國軍事顧問曾幫助
國軍指定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並取得成功.
在希特勒大規模迫害、驅趕猶太人時，中國在世界各國中最先明確表態歡迎猶太人到中國來，
有大批猶太人因此到了上海等地，戰爭結束后才回德國。不知這事對當時的中德關系有沒有影響。
但這文中未言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