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得以不朽而勿需付出代價。”（俾斯麥友人魯恩曾對他寫下如此評語）
我曾好奇的翻閱過俾斯麥的個人回憶錄，想一睹這位鐵血宰相酷酷的風采。令人失望的是，回憶錄本身文字枯燥，使人無法卒讀。直到有一天我在基辛格的《大外交》一書裏偶然發現俾斯麥給他妻子的一封信的片段，卻意外的文采飛揚。如下：
“在地球上所遂行的事情，總是有一種墮落天使的特質：漂亮，卻不意味著和平；概念偉大，也付出極大努力，亦不表示成功；驕傲，同時也孤獨。”
基辛格信手引來以作爲俾斯麥畢生精華的說明。他盛讚俾斯麥了不起的建樹，但也指出，俾斯麥不僅種下德國成功的種子，也埋下德國二十世紀悲劇的伏筆。
“普魯士非因自由主義或自由思想而壯大，反是歷代有爲睿智之良相輔國有功，極力耕耘吾國之軍事及財政資源，並善加掌握，以待有利時機則可立即義無反顧地將其投入歐洲政治大局之中。”俾斯麥如許說。
正像俾斯麥在普魯士議會上的鐵血宣言一樣，這段話將俾斯麥的實力政治思想一覽無餘的表露了出來。俾斯麥突破歐洲均勢以實力手段達成德國統一，卻沒有以思想資源從內部和外部對德國咄咄逼人的勢頭加以節制，使之溫和。俾斯麥可以說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他也被自身與時代所束縛，沒有預見到自己的行爲肇下禍根。他所取得勝利過於輝煌奪目，以致後人得出了錯誤的歷史教訓。
“德國人只記得完成統一大業的三場戰爭，卻忘記在事前曾費盡多少心血做準備工夫，以及在成功後必須改持穩當溫和的路線。他們只看到耀武揚威的一面，卻未能對成功背後的基礎明察秋毫。”（基辛格語）
後繼的德國和其他國家的政治家和人民記住的是俾斯麥的權力話語，卻未能繼承俾斯麥認識和操縱均勢的眼光和手段。俾斯麥雖然以實力獲得大的地緣政治勝利，但他足夠睿智懂得在勝利之後節制自我實力的必要性。問題在於他雖然懂得此點，但是由於沒有類似自由主義等思想的節制，後人在缺乏對權力政治危險性的認識下卻有無限制使用權力的傾向。這就是俾斯麥的失敗之處，他親手締造了一個強大的德國，但同時又親手埋下了覆亡它的種子，世事如此，徒然長歎。
在普法戰爭後，軍方向俾斯麥施壓，非要法國割讓洛林和阿爾薩斯不可。俾斯麥持審慎態度，不願讓德法在這個視領土主權爲神聖之物的時代裏結下世仇，但他最後不得不向軍方低頭，放棄自己的明智的判斷力。從一開始他就對德國的政策行動表示出極端的憂慮。他的憂慮是有道理的：
長久以來，歐洲大陸均勢傳統的破壞者是法國而非德國，普魯士則一向被英國、俄國等傳統大國視爲穩定歐陸的盟友。
但當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國在凡爾賽宮宣佈鞏固了德國人的勝利時，打開了歐洲歷史的新篇章。有人說“歐洲失去了一位主婦，得到一位主人。”一個新的強大國家出現了，她有充沛人口的支援，有科學與知識的裝備，爲戰爭而組織起來，因勝利而獲得崇高地位。俾斯麥深深地意識到一個強大到令人側目又不知節制的國家是危險的，在歐洲的歷史上，充滿著此類前車之鑒，例如路易十四和拿破崙的法國都遭到全歐洲的圍攻。他保守的意識形態反而使他能意識到國際關係中一條穩定的規律，而不至於被新時代的風潮所迷惑。
當時歐洲六大國中，法德以普法戰爭對立，俄奧因爭奪巴爾幹對立，英國因抵制俄國向達達尼爾海峽擴張而同俄國對立，因同法國有非洲殖民地衝突而同法國對立。
俾斯麥在一八九零年去職前一直主導著歐洲的外交。他希望新締造的德意志帝國享有和平，不想與任何其他國家起衝突。但在各國失去道德約束的情況下，他的任務極其艱巨。他公開宣稱德國統一後已飽和，不再有更多領土的野心，以此向俄羅斯保證德國對巴爾幹沒有興趣。在一八七五年調節巴爾幹爭端的柏林會議上（俾斯麥曾經千方百計想要逃避做俄國和奧匈帝國調解人的角色，但未成功），俾斯麥自稱自己是誠實的經紀人，幾乎每次發言時開場白都是同樣的一句話：“德國在東歐問題上沒有任何直接的利益。”對於英國，他極力不在歐陸做出任何會引起英國對均勢産生憂慮的行動，並且推出殖民地競爭。曾有人建議德國走殖民主義路線，他答以：“俄羅斯在此，法國在此，我國夾在中間。餘之非洲地圖便是如此。”
俾斯麥也清醒的認識到，歐洲大陸任何一國與他國的衝突都有可能把德國牽涉其中，使之不得不反對一方，從而爲法國提供盟友。因此他用一系列錯綜複雜的政治聯盟把許多利益相衝突的國家包含在內，德國居中調解，力圖維持歐洲秩序和穩定。在當代，有學者盛讚俾斯麥是和平締造者，原因就在於此。
但是俾斯麥造成的錯綜複雜的外交格局最終被他親手釀造的時代大潮所衝破，當威廉二世把這位老臣視爲舊時代的産物，視之爲對德國表現其威力的阻礙的時候，他解雇了這位老臣。俾斯麥所採取的原有政策大體是一心一意在歐洲經營，行事低調以鞏固原有勝利果實，避免太過張揚而引起他國妒恨。對於渴望榮譽的皇帝來說，這種政策無疑不能使人滿足。他罷免了這位功高鎮主的老臣。轉而採取了所謂的世界政策。他的顧問們則充分地利用了皇帝的這種野心，衝破了俾斯麥設下的界限，他們爲的是把人們的注意力從國內的困難——工業和農業利益集團的衝突，人民對專制政治不斷上升的不滿——轉移開去。每一個利益集團都被收買了，普通人民被帝國的榮耀所迷惑，德國政府用建造一支規模巨大海軍的方法吸引了工業家和中產階級，用關稅堡壘來取悅農業地主。
俾斯麥牢騷滿腹的撰寫回憶錄去了，書中對皇帝頗有不敬。皇帝顧不上理他，年輕的皇帝找來卡普裏維伯爵和其他助手輔佐，他們開始興高采烈地丟棄支撐德國安全的保衛手段和項防措施。德國一方面與法國的爭執保持公開、不變，另—方面卻丟棄了與俄國簽訂的雙保險條約，後來開始與英國的海上對抗。這兩個愚蠢的決定隨著歲月的推延而緩慢地發展。到了一定的時候它們的後果變得清楚。
毀棄與俄國的條約的原因，據說：
一是因爲卡普裏維伯爵承認自己缺少俾斯麥可同時在空中玩八個球的能耐，不能同時與衝突的各國同時保持同盟關係，想使德國的政策盡可能的簡單和透明的結果；
第二個原因是想要向奧地利保證德奧同盟是德國的第一要務，而俄國和奧地利在巴爾幹問題上的敵對被認爲威脅到了德奧同盟；
三是他們想和英國結盟，但英俄因爲諸多問題處於敵對狀態，德俄之間的條約被視之爲結盟的障礙。
問題在於，俾斯麥的原意在於使英、俄、奧、意、法互相牽制，德國居中調解，使那一國都不至於不再需要德國，德國可從中獲利，又可確保歐洲大陸大致和平與德國國家安全。這個政策靠的就是模糊化，簡明扼要的外交政策反而是一劑毒藥。
又，第二種考慮完全多餘。奧地利不可能做出對德國有害之事。在歐陸勢力之中，除了德國，奧地利最多還能選擇英國和法國。英奧結盟無關德國緊要，如果法奧同盟，奧地利就會受到英國、德國、義大利、俄羅斯四重壓力，想必奧國皇帝不會出此下策。況且一旦俄國同奧國發生衝突，限於地理條件，法國必不能給以直接的軍事援助。
至於第三種考慮則完全流於空想。英國一直以來奉行光榮孤立政策，當時的形勢實在看不出來英國有何迫切的政治和軍事需要要同德國結成一個違反其傳統的同盟。事實上，後來當德國外交人員向英國陳列不與德國同盟的壞處時，英國的外交官（索爾茲伯里）答復如下，大意爲，英國從來不是依靠盟邦獲得拯救，拿破崙陳兵英吉利海峽的時候，盟友在何處？
總而言之，廢除德俄再保險條約除了徒然將俄國推向法國的懷抱，並在俄德兩國之間增加戰爭的風險之外，別無他用。
“對德國來說脫離俄國容易，但疏遠英國是長得多的過程。必須陸續取消如此之多的支柱與紐帶。”大英帝國首相邱吉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如是說，接著他列舉了十九世紀末種種英德接近的理由，如英國對俄國亞洲意圖的猜疑，對法國侵略的歷史回憶和在殖民地上的糾紛，德國與英國密切的商務關係，兩國皇室的姻親關係—所有這一切構成英帝國與德國之間的深遠聯繫。英國並不反對德國的殖民行動，邱吉爾特別指出這點。
事實上，在威廉皇帝即位後的十數年內，英國三次提出要同德國達成非正式的協定安排，“一種英德政府就雙方共同關切之特點問題或世上特定地區可采行政策之諒解” 。而德國卻輕易的加以拒絕。
德國不是一向都主張與英國結盟，爲何卻做此葉公好龍之態呢？基辛格在《大外交》一書中痛斥這一時期德國外交的笨拙。他分析道，威廉二世最渴望的是國際間承認德國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實力。他企圖推行所謂世界政策，卻從未深究這個世界政策到底是什麽意思，與德國的國家利益又有何關係。“以狂妄的言詞掩飾內在的空洞，以大言不慚模糊內心的膽怯和缺乏方向感。……即使德國的政策不是如此不智且不負責任，要使德國這個巨人融入當時的國際架構仍是相當艱巨的工程。更何況德皇的個性與德國內政體制相激勵的結果，根本無法産生明智負責的政策，反而是任性而爲，適得其反，使德國素來恐懼的後果弄假成真。”
簡而言之，德皇只想得到與英國同盟的好處，卻不願或者不能看到節制自身實力與政策的必要—而這是同盟要維持存在德國必須盡的義務，也是均勢的需要。盲目推行德國至上政策，卻不明了這一政策將在實際上對德國國家利益造成何種威脅，何等短視。
德皇固然是把國際政治當然是他個人男子氣概的展示，其政府體制也使德國容易自我封閉，盲目行事。說起來，那些並非因爲傳統而誕生的非民主國家反而最容易被民意所左右，而那些已經擁有憲政民主帶來的合法性的國家反而對一時之民意具有免疫能力。俾斯麥這個老保守分子在設計新德國的政治體制的時候，雖然他建立了歐洲第一個由成年男子普選産生的議會，但俾斯麥也使國會無力控制政府，政府由德皇指派。如此，他可以居於德皇和國會之間，使兩者互相牽制，自己可以從中操縱權術。後任無俾斯麥的威望與能力，於是政府大權悉落入德皇之手。而德皇深知自己的權力在民主時代基礎不穩，他要執政只能以經濟增長或國家榮譽爲口號，又因爲國家利益的實際增長是曲折和看不見的，而國家所取得表面榮耀卻清晰可辨。德皇以爲以力強加與人最可昭顯德國榮譽，卻不看國家榮譽與國家利益的區別。
至於國內民衆的民族主義情緒，其實也可以看作是對政治生活得不到滿足的一種替代品。在英國這種民主社會中，民衆的政治參與熱情多多少少被其對國內事務的參與所減緩，而在德國，人們的政治參與只能落實在對政府外交政策的批評上面，總而言之，要求更強硬的外交立場、更多更強大的陸軍和海軍、兼併更多的殖民地、羞辱更多的“敵對”國家（不知侮辱一個強國又不解除他的武裝是一件最危險的事）。
德國首相貝斯曼•霍爾威格在一九一三年曾如此太遲的意識到德國外交政策的弊端：“向各方挑戰，以此擋住各方之去路，實際卻無法削弱任一方。行爲無的放矢，需求無助於聲望之成就，討好任何當今之民意。”他很貼切的指出：“現今戰爭威脅出於弱勢政府遭逢強勢民族主義運動之諸國內政。”
於是時人如此評論德國的外交政策：“當(在會議桌上)發生爭論時，德國總是在開口前把一支左輪手槍擺在桌面上，結果使別的國家望而生畏，聯合起來對付它。”
話現在轉回到英德關係的破裂上來，真正在英德關係上撕上一個不可癒合大口子的事態是德國的海軍建設問題。俾斯麥曾竭力避免如此做，以免刺激英國。但德國國內由工業家和海軍軍官組成的壓力團體竭盡全力想提高海軍的地位和實力。這個又可以歸結爲軍隊在德國的特殊地位，出任軍官職位在德國被視爲通向上流社會的階梯。由於傳統的農業貴族把持著陸軍，新興的工業家階層於是擁向海軍。與英國的緊張關係有助於海軍軍費的增長。而皇帝的世界政策要得到執行，德國國家的威望要在全球流通，都需要一支強大的海軍。兩者一拍即合。
但是英國人不會從德國國內政治的角度去看海軍問題。國際關係中常常出現的一種錯誤的知覺就是把別人的行爲視爲集中統一、事先謀劃、協調一致的。一方面這反映了一種認識傾向，即人們試圖將複雜和互不相關的事件壓縮到一個連貫一致的模式中去，另一方面國際無政府狀態使得決策者時刻警惕別人危險的預謀，這種心理習以爲常之後，有一天奧國首相梅特涅聽說俄國大使死了，他說：“我不明白他爲什麽要那樣做戲。”
英國人不僅心懷焦慮，他們自問，德國人已經有了全歐洲最強大的陸軍，他們爲何還要建設一支足以與英國相媲美的海軍。在毫無正當戰爭（德國的主權並未遭到侵犯，在國外也沒有至關重要的切身利益）理由的情況下，德國加強軍備意圖何在？
威廉皇帝本人對英國的焦慮非常遲鈍，或者說，他覺得自己毫無惡意而英國做此反應，分明是藉故生事。根據“強者獲勝”的主流看法，他以爲只要盡情展示德國威力，表明德國無所畏懼的氣概，它國在目睹德國不可屈服之後，會自動乖乖的來和德國交好。
德皇仍以爲可以脅迫英國向其靠攏，開口道：“朕已向英格蘭明示，一旦接觸我國軍備，不啻自討苦吃。或許此舉已增強其憤恨，卻也贏得其尊敬，由此促使其于時機到來時重開談判，其氣氛可望更和緩，結果可望更有利。”
於是海軍建設一如既然，甚或加速。英國隨即全盤重估德國外交意圖，認定德國是“心腹之患”，改善與“肘腋之患”法俄關係。“十年間，德國發揮高超的技藝促成自我隔絕，也促使往昔敵對的三個國家結成以德國爲敵的聯盟。”（基辛格語）
於是德國拼命挑起危機，以全面戰爭相威脅，企圖迫使一國認識到自己會受到多麽大的傷害和孤立無援而退出對德國的封鎖和包圍，反而使得協約國家互相抱得越來越緊。致使德國弄假成真。儘管沒有多少人想要打這場大戰，但從1900年以後，危機接踵而至，1905年摩洛哥危機、1908年的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危機、1911年在摩洛哥又發生了阿加迪爾事件。迨至1911年那個決定命運的夏初，威爾遜總統的密友和顧問M．豪斯上校聲稱：“只需要一顆星星之火，就會闖下滔天大禍。”
1914年的最後5個月，向戰場開進的各國軍隊收穫了歐洲人“憤怒的葡萄”。從那標誌一個時代結束的欣欣向榮的8月起，經過凜列嚴寒的四年時光之後，人們終於創造了一片沙漠，並稱之爲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