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永曆十二年，即清廷順治十五年、日本萬治元年（1658）六月間，鄭成功派遣桂梧、如昔和尚東渡日本長崎，遞交了鄭成功致德川幕府等四代將軍德川家綱的書信。鄭成功在書信中首先稱讚頌了幕府將軍，接著結合自身經歷，說：“成功生於日出，長而雲從，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戰占師中貞吉”，並以唐將徐世勣賜姓李自喻，以顔真卿氣節自勵，以示抗清決心。鄭成功希望發展與日本的友好關係，但關鍵是書信的結尾，指出：“中興伊邇，敢望僧桂梧、如昔重來。文難悉情，詞不盡意”，暗喻南明將興師北伐，乞兵曲筆之隱將由桂梧、如昔去長崎面敘。結果如何呢？據日本平凡社編《大百科事典》第十八卷雲，幕府拒絕了鄭成功借兵請求，粟田元次郎《日本近代史》第四章亦云幕府未允出兵。但是，事實上德川家綱這次是用實際行動回應鄭成功乞兵，這是迄今中日兩國史壇所忽略的問題。歷史是複雜的，我們應該感謝朝鮮史籍留下了有關記載。   

根據朝鮮手抄本李《漂人問答》援引明遺民曾勝供詞雲：“庚子夏初，日本大舉兵，隨漢人之客于日本者以向北京矣。洋中忽遇狂風，舟不得前，乃回師。”這就是說，“庚子夏初”系當南明永曆十四年即清順治十七年、日萬治三年（1660）夏初，日本大興出兵，在寓居日本的“漢人”向導下“以向北京矣”，意味著日本在中國明清交戰中已公開站在南明一方，與清廷單方面處戰爭狀態。然而，途中“忽遇狂風，舟不得前”，顯然日軍海中遇難者不少，才使這非同尋常的“大舉兵”以“回師”了之，與清廷安寧如故。李當時爲朝鮮濟州特使，所撰《漂人問答》是據他親自訊問曾勝等明遺民而成書，是書現藏幹日本天理圖書館，1982年《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第十五輯附該書影印照片全文。曾勝上述供詞的史料性，是絕對可靠的。   

曾勝何許人？乃福建人，生於明崇禎四年（1631），成長在明清動蕩年代。而據朝鮮史籍記載，清康熙六年即李朝顯宗八年（1667）六月，朝鮮地方官員報告：“唐船一隻漂泊（濟）州境，而所乘船片片破碎，所載物盡皆沈沒，所餘無幾。漂到人九十五名，今方接置，俱不剃頭。觀其服色，聽其言語，則的是漢人。招致其中爲首者林寅觀等，書問其居住及漂到之由，則以大明福建省官商人將向日本商販，洋中遇風以至於此雲”，而此95人爲首者乃林寅觀、曾勝、陳得。據朝鮮史籍記載李朝譯官問語，林寅觀等人答雲“藩王與鄭經之物也”，足證此95人乃臺灣鄭氏官商。他們是當年五月初十日從臺灣起程，不料海洋中中遇風，二十三日漂到濟州島時船體破碎，爲朝方收留。曾勝身份清楚了，那麽他爲何在“日本大舉兵”事隔七年後才吐露歷史真情呢？   

首先看看林寅觀、曾勝、陳得爲首的95人此次去長崎的背景，據《漂人問答》援引林寅觀的話說，“今年四月末，清廷差使孔姓名孟章，共文武四位，欲與我藩議和。而我藩即欲啓聞（日本）國君，寅等欲乘風開缸。此書預先寄來，寅等未知後事”。“孔姓名孟章”，案“孟”、“元”兩字同義，故當時人亦稱孔元章。孔元章，於康熙六年（1667）春前往臺灣招撫，而同年十一月清廷閩水師提督施琅《邊患宜靖疏》指出“總兵孔元章招撫回歸”，足見上引林寅觀“今年四月末”孔元章“欲與我藩議和”的資料是可靠的。“此書預先寄來”，系指鄭經致日本國王書是東渡前即五月初十日之前交給林寅觀、曾勝等人，雖然《漂人問答》又援引林寅觀等人的話說此書信由於船體破碎“失於漂沈之時”，但蔡政致寓日明遺民的三封書信猶存並讓朝方閱覽，顯然“失於漂沈之時”是出於保密需要的推託之詞。不過，林寅觀等人在答復朝方詢問中，仍然透露出索取鄭泰長崎存銀和“會聚兵馬”機密，使朝方留下了“漢人行中有請兵日本文書”的印象。不難看出，孔元章往臺灣議和時，鄭經正謀求借兵日本。當時，李氏朝鮮與清廷有外交關係，故朝方對鄭氏乞兵日本非常敏感，細心盤潔，林寅觀回答時順便說出“前年日本王許兵相助”、“先王之借兵於日本久矣”，而曾勝不禁就將“庚子夏初日本大舉兵”的歷史秘密說了出來。   

本來德川幕府在中國明清交戰中是同情南明，將清兵入主中原視爲“華變於夷之態也”，但對南明多次乞兵一直冷淡，可見其所持的態度是非常慎重的，所謂冷淡，並非等於不願出兵，何況當時日本還“頗有經略中國的雄心”，但因爲此事關係到與清廷的兩國關係，所以不能不權衡明清戰事演變和得失利弊，慎重對待之。如南明隆武二年（1646）鄭芝龍遣使乞兵，據栗田元次郎《日本近代史》第四章記載，德川幕府“以拒絕爲恥，紀州、尾州、水戶之藩更竟欲出任總大將”，只是獲得鄭芝龍降清和隆武亡的消息，才使出兵成爲泡影。結合當時明清鬥爭形勢，不難看出，“庚子夏初日本大舉兵”是經過德川幕府慎重考慮後決定的。鄭成功派遣桂梧、如昔和尚乞兵日本，當時永曆方面李定國已與鄭成功約定北伐，李定國還約定李來亨在湖北配合鄭成功北伐出擊，魏耕等人積極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活動迎接北伐，從某種意義上說，南明永曆十二年即清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北伐是關係到明清雙方命運的決戰，關係到清廷能否實現一統局面的決戰。鄭成功深知此舉重要戰略意義，所以北伐前他在廈門積極練兵，籌足軍餉，遣桂梧等人去日本乞兵，與張煌言會師，邀請海外遺民如朱舜水回國參戰，說明他非常重視北伐，充滿必勝信心，因而他在致德川家綱信中說“中興伊邇”。這個非同尋常的複明計劃，引起了日本重視。尾張、紀伊、水戶三藩侯都主張出兵，對德川幕府決策影響甚大，經過一年多的準備，終有“庚子夏初，日本大舉兵，隨漢人之客于日本者以向北京矣”，表明日本希望明清交戰中出現“夷”變于華之態。誠然，有明一代倭患不絕，實際是與當時日本長期內亂背景有關，與日本執政者不相干，而這次“日本大舉兵”儘管是在鄭成功北伐敗後，且途中遇暴風而“回師”，對明清交戰沒有實際性戰略影響，對當時中日關係也沒有産生複雜化的消極影響，但這畢竟是明清史和中日關係史上的重大事件。   

爲何中日兩國史籍沒有記載呢？因爲此事關係到德川幕府與清廷的兩國關係，問題複雜，何況是日本單方面不宣而戰，純屬德川幕府絕對機密，不會輕易公開暴露，更何況未與清兵交鋒就“回師”，日軍未在中國登陸，自然沒有引起兩國史家注意。李氏朝鮮與清廷有著特殊關係，但林寅觀、曾勝、陳得等95人被押送回國慘遭清廷殺害使李氏朝鮮震驚，故以後處理漂來明遺民就格外慎重。李氏朝鮮雖然從曾勝供詞中知道此事，但李氏朝鮮與明朝有舊，不忘記萬曆壬辰年援朝抗倭之恩，故沒有張揚此事，僅見於私人實錄性《漂人問答》中的隻言片語，不易被中日史家發現。不過，鄭成功北伐檄文中聲稱“不期而會者海外一十四國”，則吐露出日本將要出兵資訊。日本素有其小國數十之稱，德川幕府控制諸藩，統一日本，故鄭成功“海外一十四國”實指日本，而“不期而會”則表明德川幕府與鄭成功就日本出兵之事已有默契。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後的德川幕府與鄭成功外 交活動中已經正式提及到了此次日本出兵之事，如永曆十四年（1660）七月，鄭成功命總兵官張光啓去日本乞兵，十一月張光啓回稱德川幕府“以其前出兵損失，堅意不允”。“其前出兵損失”，即曾勝供詞說“庚子夏初，日本大舉兵”、“洋中忽遇狂風，舟不得前”，日軍死於海難者不少，成爲德川幕府“堅意不允”的表面理由，亦可證張光啓出使日本是日本出兵幾個月後之事。 

爲何德川幕府對鄭成功乞兵態度前後不一呢？聯繫當時背景就能看出其原因所在。本來鄭成功北伐戰爭初期形勢不錯，“四方回應，皆謂中興”，三吳地區人民都希望鄭成功北伐告捷。當時清兵處劣勢，江寧指日可下，全國震動，清廷“欲出京兵”援江寧。但鄭成功在此關鍵時刻犯了驕傲輕敵的嚴重錯誤，如圍江寧而不攻，軍紀鬆弛，不奪取江寧所屬咽喉要地，使清廷從沿海調兵得以增援江寧守軍，使清兵實力增強，並且後來戰法又不當，如江寧週邊之戰大敗就從鎮江揚帆而去，錯過化被動爲主動的機會，北伐終因鄭成功的原因而失敗。北伐失敗，使李來亨、劉體純、郝永忠大順軍餘部受到不利影響，不能在湖北荊州、襄陽打開局面，“遂屯巫山巴東之西山”，並意味著南明最後一次的復明希望破滅了。不難看出，日本出兵洋中遇狂風而回師，德川幕府已得知鄭成功北伐敗後兵力嚴重削弱，永歷朝行將滅亡，清廷基本上控制了全國內陸，德川幕府對南明復明已不抱有希望，豈能不顧中日兩國關係，而再次出兵甘願與清廷矛盾複雜化並冒勢必失敗的風險呢？所以，張光啓奉鄭成功命出使日本失敗是注定了的。   

總之，曾勝供詞值得中日兩國史壇重視。當然，研究歷史不能離開史料，也不能盲目依賴史料，重在廣泛搜索，去僞存真。曾勝供詞一字幹金，可彌補中日史乘記載之不足，充實了明清史和中日關係史有關日本應鄭成功請求出兵的內容。本文意見如有不妥當，歡迎中日兩國史學專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