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努兒哈赤以“七大恨”起兵反明之初，就有漢奸投到其帳下效力,比較“著名”的有以下幾人：
首先當然就是範文程，這個自稱“范仲淹後人”的大明瀋陽縣生員，後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兒哈赤攻破撫順後，既與其兄“共謁太祖”[注1]。其實這種說法很可疑，因為努兒哈赤十分痛恨漢儒，況且，人家堂堂天命汗，是你一個二十出頭的小夥子（範文程生於1597年）說見就能見的嗎？再者，努兒哈赤時代範文程並不受重用，甚至有一種說法：範文程本在滿人旗下為奴，是皇太極一手提拔。但清人好篡改歷史，所以真相無從考證，但不管怎樣，從他當漢奸的時間到所作“貢獻”，明末第一漢奸的稱號非他莫屬。
李永芳，原明朝撫順所（今遼寧省撫順市）遊擊將軍，後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兒哈赤破撫順，李永芳投降，由於他是第一個投降後金的明朝官員，為顯示對其重視，努兒哈赤將一個孫女嫁給了他，成為額附。當時大明遼東巡撫王化貞多次派人想招回他，但來人均被李永芳縛送努久哈赤，後來，李永芳“因功免死三次”[注2]。
還有一個佟氏家族，遼東人佟養真于後金天命三年（1618年）“挈家並族屬來歸”[注3]，後金天命六年（1621年），佟養真守鎮江（今遼寧省丹東市東北），明軍毛文龍部與佟養真部下裏應外合，襲占鎮江，佟養真和其長子佟豐年及其他六十多名漢奸被擒，後來全部被處死，佟養真次子佟圖賴襲其父世職，滿清入關後，佟圖賴之女入宮為順治妃，生皇三子玄燁，就是康熙帝。佟養真從弟佟養性是個奸商，往來于明及後金之間，向後金提供情報，由於被明朝發現，他在其佟養真投清之前就逃亡到後金，努兒哈赤給他很多獎賞，“賜宗女為婿，號曰施吾裏額附，授二等副將世職”[注4]。
以上諸人投靠時間早，可稱明末漢奸的老前輩。但努兒哈赤時代漢奸人數不多，素質不高，作用不大。最主要原因是：努爾哈赤實行“誅戮漢人，撫養滿洲”政策[注5]，後金曾大規模屠殺漢人，皇太極也承認：“至遼東人被殺，是誠有之”[注6]。一個被後金俘虜的李性朝鮮人所著《柵中日錄》記載：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十六日，後金攻陷開原，“屠害人民亡慮六七萬口，子女財帛之搶來者，連絡五六日”，又載“上年賊遇唐人（漢人），輒盡屠”。特別是漢族士紳，努兒哈赤曾下令“察出明紳衿，盡行處死，謂種種可惡，皆在職此輩，悉誅之”[注7]。在這種極其血腥的種族屠殺中，遼東漢人能活下來就是萬幸之事，想當漢奸也當不成。努兒哈赤對漢奸也十分刻簿，漢官從屬滿洲大臣，自己的馬不能騎，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官員病故，妻子要給貝勒家為奴。
後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皇太極登上汗位，從此，後金勢力迅速壯大，與之成正比的是，漢奸從數量到品質也都產生了“跨躍式”發展，並逐漸成為滿清政權中一股不可小視的力量。主要因素有三：客觀上，隨著滿清所占地區及控制人口的增加，努兒哈赤時期單純的奴隸性質的八旗制，已經無法適應新情況，而且旗下諸王“攻城破敵，斬將搴旗者，不乏人，守地治民，安內攘外，概未多見”[注8]，要理政治民，非用漢族士大夫不可。主觀上，皇太極較其父而言，文化程度高出不少，對漢文化也比較仰慕，所以觀念上要開明得多，而且視野廣闊，他充分意識到滿清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和危機，知道光靠屠殺掠奪是不能成就大業的。還有極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明朝政治的腐敗使一些人失去信心，加之滿清力量逐漸強大，使這些人看到了成就功業的希望。中國從古到今不乏有這樣一些人：他們既有滿腹經綸，又有治世之才，但缺少信仰和操守，“在奶便是娘”是對這種人最好的形容。各種因素綜合在一起，滿清政權內部漢奸集團在皇太極當政時期基本形成。
皇太極剛登上汗位，就改變了其父對漢人的屠殺政策，表示“滿漢之人，均屬一體”[注9]，將大量漢人奴隸編成民戶，由漢官管理。頒佈《離主條例》，禁止滿洲貴族濫殺奴隸，嚴禁對新佔領地區的民眾進行屠殺的掠奪。隨著滿清對漢人政策的改變及政權逐步正規化，大量漢族投入滿清懷抱成為漢奸。
天聰三年（1629年），後金及滿清歷史上第一次“科舉”考試舉行，三百名在努兒哈赤刀下逃生並在女真人門下為奴的漢人生員參加了這次考試，其中二百人被錄用，成為後金“公務員”，天聰八年（1634年）三月、四月又進行了兩次考試，一批“人才”又被選拔出來，當然，這些人只擔任下級官員，或稱不上是漢奸，真正的漢奸主要有以下幾個來源：
一、叛明投誠：最主要的就是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三人，這三個人都是毛文龍的部下，毛文龍被袁崇煥處死後，他們三人都不受重用，先後領所部軍馬人口歸降，孔有德部與耿仲明部合併，稱“天佑兵”，旗號白色鑲皂邊，尚可喜部稱“天助兵”，皂旗中用白圓心[注10]，這兩支部隊不屬八旗統帥，自成體系，孔、耿、尚三人均封王，三人每到盛京，稱“來朝”，可見，滿清視之為藩屬。
二、戰敗投降：明朝在與後金及滿清作戰中多次大敗，許多將領和官員投降，其中一次是天聰五年（1631年）八月，皇太極圍攻大淩河城，明軍祖大壽部頑強抵抗，堅守四個多月，糧食吃盡，人相食之，直到十二月，祖大壽不得不投降，城內守軍及百姓三萬人只存一萬一千多人，清軍也遭到重大損失，後來，除祖大壽藉口去錦州招降而一去不返外，其子侄祖可法、祖澤洪、祖澤潤及部將張存仁等均投降滿清。另一次是天聰七年（1642年），明軍松錦大敗，洪承疇、祖大壽等投降。這兩次戰敗投降官員均頗多。
三、錄用招撫：如寧完我，他出身遼東大族之家，天命年間被擄，成為貝勒薩哈廉的奴隸，皇太極“出之奴隸，顯之將列，逾尋常用人之格”[注11]。天聰四年（1630年）春，清軍入關，攻克永平、灤州、遵化等地，俘獲了數十名明朝官員，皇太極錄用了其中一些被革職的明朝官員，革職兵備道白養粹、革職道員馬思恭均被任命為巡撫，管理附近歸順民眾，任命革職官員孟喬芳、楊文魁為副將，給予武器馬匹，州同張文秀、參將馬光遠也受到重用。
由於皇太極採取了各種招降及優待政策，一批批漢奸加入滿清政權，除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自成體系外，天聰五年（1631年）皇太極編漢軍一旗[注12]，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建漢軍二旗，崇德四年（1639年）析四旗，崇德七年（1642年）建漢軍八旗，祖澤潤、劉之源、吳守進、金礪、佟圖賴、石廷柱、巴延、李國翰分任漢軍八旗固山額真[注13]，範文程、鮑承先擔任內三院大學士，張存仁、祖澤洪、韓大勳、薑新等擔任都察院及六部要職，這表明滿清政權中漢奸集團逐漸形成。皇太極說：（對漢官）“授以高官厚祿，使之安富尊榮”，“無非欲其感恩圖報，贊襄治理，有裨於國家”[注14]，而漢奸們也不負主子的期望，為滿清政權的鞏固及日後入關滅明做出了極大“貢獻”。
第一個方面是“參漢酌金”“漸就中國之制”[注15] ，促進滿清政權的完善，。
一、建立等級制度，確立君主專制政體。皇太極繼汗位之初，實行的是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制度，後金國政權運行如當時一個漢人生員所說：“十羊九牧”，這種狀況很不利於後金的發展壯大。皇太極在漢奸們的幫助下，逐步改變這一制度，削弱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位大貝勒的權利，加強君主專制，後來，皇太極面南獨座，獨掌大權，直至登上皇位。
天聰五年（1631年）以後，寧完我、王舜初、鮑承先等人先後上書，建議分辯服制、出警入蹕，定各王府守門，親王郡王元旦入宮叩賀等制度，皇太極對這些建議自然十分歡迎，並著手實施，滿清開始嚴明等級制度。崇德元年（1636年）六月，皇太極詔告臣下：“初我國之人，未諳典禮，無論言語書詞，不分上下尊卑，今閱古制，凡上下言對各有分別，自今伊始，定其上下之別”[注16]。規定：護軍以上官員可穿緞衣，以下只能穿布衣；黑狐帽、五爪龍、明黃、杏黃、金黃、紫色非汗賜不得用，貴族等級和公文款式也相繼制定。
二、天聰二年（1628年）設文館，九年（1635年）改置內國史、內秘書、內弘文三院，形成內閣雛形。清史對此論曰：太祖時，儒臣未置官署。天聰三年，命諸儒臣分兩直，譯曰“文館”，亦曰“書房”；置官署矣，而尚未有專官，諸儒臣皆授參將、遊擊，號榜式；未授官者曰“秀才”，亦曰“相公”。崇德改元，設內三院，希福、文程、承先及剛林授大學士，是為命相之始。希福屢奉使，履險效忱，撫輯屬部；（范）文程定大計，左台贊襄，佐命勳最高；（寧）完我忠讜耿耿，曆挫折而不撓，終蒙主契；承先以完我薦直文館，而先完我入相，參預軍畫。間除敵帥，皆有經綸。草昧之績，視蕭、曹、房、杜，殆無不及也[注17]。
三、天聰四年（1630年）設六部，進一步削弱各貝勒權力。但設立之初“在官員設置、立法等方面都很不完善，各項職能機構也很不配套”[注18]，寧完我等建議設六科、館臣及通政等機構，並著重強調言官的作用。開始皇太極並不重視，但馬國柱、扈關注、徐明遠等人相繼上奏[注19]。終於，崇德元年設督察院，有權對貝勒及六部官員的失職不法進行“指參”[注20]。
四、在立法上，仿明典“十惡”之罪設“十罪”，分別是：犯上，焚毀宗廟陵寢宮殿，叛逃，殺人，毒藥，誣告，盜祭天及御用物，毆打祖父母及父母、兄賣弟、妻誣夫，內亂，糾黨白晝劫人財，“十罪俱不赦”[注21]，罪名大多是明朝法律所重點打擊的危害皇權和儒家綱常的犯罪。
第二個方面是出謀劃策，歷來漢奸想要得到主子的信任和恩崇，無不盡心竭力，唯恐表現不及。當時滿清勇將雲集，入關前歷次作戰，漢奸部隊還派不上大用場，所以，漢奸們把重點放在為滿清主子充當“軍師”上。
在眾多漢奸中，範文程最受皇太極信任，“每入對，必漏下數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複召入”[注22]。每議大政，太宗總是問：范章京知否？在範文程患病時，都得待他病好後，才能決定，範為清軍攻略蒙古、撫定朝鮮、入關滅明出謀劃策，起了很大作用，至於對袁崇煥施反間計，對洪承疇進行勸降等事，著述極多，故本文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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