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主
一般人直覺一定會說是「北京官話」，很不幸，答錯了！事實上從洪武一直到乾隆時代使用的都是「江南官話」(江淮官話)！有羅明堅、利瑪竇的〈葡漢詞典〉為證…
錢乃榮
利瑪竇開創了用字母拼寫漢語的歷史，成功地創製了漢語第一個全國通用語的拼音方案。
400多年前，利瑪竇來到中國。他很快發現，中國各省老百姓說的話各不相同，口語的差別很大，但是還有一種整個帝國官場裡通用的語言，稱為“官話”。
官話在受過教育的階層中很流行。利瑪竇在1592年11月從韶州給住在羅馬的法比神父寫信說：“中國十五省都使用同樣的文字，但是各省的語言不同。還有一種通用的語言，我們可以稱它為宮廷和法庭的語言，因為它通用於各省法庭和官場。我們目前學習的，正是這種語言。”他認為，懂得這種通用的語言，耶穌會的會友就沒有必要在他們所到的各地去學方言了。他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會中是不說的。學會了官話，可以在各省使用，就連婦孺也都聽 得懂。他還發現，明朝人的書面語言與日常談話中所用的語言差異很大，沒有一本書是用口語寫成的，而且這種用文言寫的文章全國受過教育的人都看得懂，不受方 言的影響。
1600年利瑪竇再次由南京去北京時，新到的神父龐迪我是他的助手。他們乘坐由劉步惜太監率領的馬船船隊，沿運河北上，到了山東省西北的臨清， 太監因故先行。臨別時，為報答神父們的善待，把他在南京買的一個書僮，當作禮物，留給了神父們。他說他送給他們這個男童，是因為他口齒清楚，可以教龐迪我 神父講地道的中國話。後來法國傳教士金尼閣改訂出版《利瑪竇中國傳教史》時，將這句話中“地道的中國話”改成了“純粹的南京話”。
當今許多學者編寫的《現代漢語》教材，想當然地認為，自元朝定都“大都”(即今北京)以後，漢語的通用語一直是北京話。然而，為什麼在外國的傳 教士寫的書裡，“地道的中國話”卻是“純粹的南京話”呢？南京大學的語言學家魯國堯據此在1985年撰寫了一篇重要的論文：《明代官話及其基礎方言問題 ——讀〈利瑪竇中國札記〉》，認為明代的官話，其基礎方言不是北京話而是南京話。
1934年，天主教耶穌會史學家德禮賢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中發現了一組手稿，題為《賓主問答辭義》，書中“賓”指的是來訪的中國文人或官員， “主”代表傳教士。這部手稿的第32-165頁是一部葡萄牙和漢語對照的《葡漢辭典》，這是第一部外國語vs漢語的翻譯詞典，編纂年代當是1584- 1588年間，全文用羅馬字(即拉丁字母)拼寫。這部手稿是利瑪竇和羅明堅兩人共同的作品。手稿中編寫的漢語，是利瑪竇按照明代官話的語音用他設計的羅馬 字母拼音方案記錄下來的。利瑪竇的拼音方案，共有26個聲母，44個韻母，5個聲調。除此之外，留在世上的還有利瑪竇1605年(明萬歷三十三年)在北京 出版的《西字奇蹟》一卷，這是四篇他用羅馬字注音的宗教文章和幾幅木刻宗教畫。
過去，中國的學者只能用“反切”的方法分析和記錄漢語的字音，“反切”的記音法是用兩個漢字來拼一個字的音，用讀前字的聲母和後字的韻母、聲調 讀音“切”出新的字的音來。由於不是用單純的元音、輔音來拼音，而是用漢字注音，漢字本來的讀音歷時會變，漢字在各地讀出的音又不同，所以“切”出來的字 音也就很模糊了。利瑪竇開創了用字母拼寫漢語的歷史，成功地創製了漢語第一個全國通用語的拼音方案，這在漢語語言學研究上是一大進步，另一個更重要的貢獻 是這個拼音方案在漢語語音史上為400年前的明末官話真實發音留下了明確的記載。
美國喬治城大學著名的語言學教授楊福綿(20世紀初曾在上海徐家匯南洋公學上學)在1989年親赴羅馬，查閱了這部手稿，將利瑪竇最早的漢語拼 音字母轉譯成國際音標，並將手稿中漢語句子的語法、詞語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從語音、詞彙、語法三方面證實了辭典反映的明代官話面貌是以南京話為基礎的，寫 了一篇長文《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詞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發表在1995年6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語言學報》第五期上
錢乃榮
利瑪竇開創了用字母拼寫漢語的歷史，成功地創製了漢語第一個全國通用語的拼音方案。
400多年前，利瑪竇來到中國。他很快發現，中國各省老百姓說的話各不相同，口語的差別很大，但是還有一種整個帝國官場裡通用的語言，稱為“官話”。
官話在受過教育的階層中很流行。利瑪竇在1592年11月從韶州給住在羅馬的法比神父寫信說：“中國十五省都使用同樣的文字，但是各省的語言不同。還有一種通用的語言，我們可以稱它為宮廷和法庭的語言，因為它通用於各省法庭和官場。我們目前學習的，正是這種語言。”他認為，懂得這種通用的語言，耶穌會的會友就沒有必要在他們所到的各地去學方言了。他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會中是不說的。學會了官話，可以在各省使用，就連婦孺也都聽 得懂。他還發現，明朝人的書面語言與日常談話中所用的語言差異很大，沒有一本書是用口語寫成的，而且這種用文言寫的文章全國受過教育的人都看得懂，不受方 言的影響。
1600年利瑪竇再次由南京去北京時，新到的神父龐迪我是他的助手。他們乘坐由劉步惜太監率領的馬船船隊，沿運河北上，到了山東省西北的臨清， 太監因故先行。臨別時，為報答神父們的善待，把他在南京買的一個書僮，當作禮物，留給了神父們。他說他送給他們這個男童，是因為他口齒清楚，可以教龐迪我 神父講地道的中國話。後來法國傳教士金尼閣改訂出版《利瑪竇中國傳教史》時，將這句話中“地道的中國話”改成了“純粹的南京話”。
當今許多學者編寫的《現代漢語》教材，想當然地認為，自元朝定都“大都”(即今北京)以後，漢語的通用語一直是北京話。然而，為什麼在外國的傳 教士寫的書裡，“地道的中國話”卻是“純粹的南京話”呢？南京大學的語言學家魯國堯據此在1985年撰寫了一篇重要的論文：《明代官話及其基礎方言問題 ——讀〈利瑪竇中國札記〉》，認為明代的官話，其基礎方言不是北京話而是南京話。
1934年，天主教耶穌會史學家德禮賢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中發現了一組手稿，題為《賓主問答辭義》，書中“賓”指的是來訪的中國文人或官員， “主”代表傳教士。這部手稿的第32-165頁是一部葡萄牙和漢語對照的《葡漢辭典》，這是第一部外國語vs漢語的翻譯詞典，編纂年代當是1584- 1588年間，全文用羅馬字(即拉丁字母)拼寫。這部手稿是利瑪竇和羅明堅兩人共同的作品。手稿中編寫的漢語，是利瑪竇按照明代官話的語音用他設計的羅馬 字母拼音方案記錄下來的。利瑪竇的拼音方案，共有26個聲母，44個韻母，5個聲調。除此之外，留在世上的還有利瑪竇1605年(明萬歷三十三年)在北京 出版的《西字奇蹟》一卷，這是四篇他用羅馬字注音的宗教文章和幾幅木刻宗教畫。
過去，中國的學者只能用“反切”的方法分析和記錄漢語的字音，“反切”的記音法是用兩個漢字來拼一個字的音，用讀前字的聲母和後字的韻母、聲調 讀音“切”出新的字的音來。由於不是用單純的元音、輔音來拼音，而是用漢字注音，漢字本來的讀音歷時會變，漢字在各地讀出的音又不同，所以“切”出來的字 音也就很模糊了。利瑪竇開創了用字母拼寫漢語的歷史，成功地創製了漢語第一個全國通用語的拼音方案，這在漢語語言學研究上是一大進步，另一個更重要的貢獻 是這個拼音方案在漢語語音史上為400年前的明末官話真實發音留下了明確的記載。
美國喬治城大學著名的語言學教授楊福綿(20世紀初曾在上海徐家匯南洋公學上學)在1989年親赴羅馬，查閱了這部手稿，將利瑪竇最早的漢語拼 音字母轉譯成國際音標，並將手稿中漢語句子的語法、詞語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從語音、詞彙、語法三方面證實了辭典反映的明代官話面貌是以南京話為基礎的，寫 了一篇長文《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詞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發表在1995年6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語言學報》第五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