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元1593年 (明萬曆二十一年 朝鮮宣祖二十六年 日本文祿二年)，農曆一月二十七日[1]，中日雙方在朝鮮王京（今首爾）以北的碧蹄館，爆發了一場短促而激烈的戰鬥，史稱“碧蹄館之役”。此次戰役的規模，較之此前的平壤、此後的晉州、蔚山、泗川、露梁等大戰均有未逮，卻由於其在這場戰爭中所處的特殊地位，成爲中、日、韓三國史學家長久爭論的話題。

1593年初，繼平壤戰役大敗小西行長之後，明朝的近四萬援朝部隊在經略宋應昌、提督李如松的指揮下大舉南下，日軍各地守軍望風而走，鳳山的大友吉統，白川的黑田長政，平山的小早川秀包，牛峰的立花宗茂等等，紛紛向南撤退，明軍幾乎兵不血刃，就在半月之內收復失地五百餘裏，朝鮮三都八道，已有二都（平壤、開城）五道（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咸鏡）的大部分地區落入明軍掌控之中。

而正於此時爆發的碧蹄館之役，卻使明軍一瀉千里的攻勢戛然而止，李如松主力退回開城，開始傾向於和談，而日軍則藉此贏得喘息時間，重新收縮集結兵力，確保了對朝鮮南方的控制。

關於此戰，中、日、韓三國都有許多記載。筆者所能查閱到的資料，中方史籍有明朝援朝經略宋應昌所著《經略復國要編》、將領錢世楨的隨軍記錄《征東實紀》、兵部職方主事茅瑞征所著《萬曆三大征考》，以及明朝史檔《明史》、《明神宗實錄》。近代研究則有王崇武先生所著之《李如松東征考》、李光濤先生所著之《朝鮮壬辰倭禍與李如松之東征》、吉林文史出版的《中日關係史》等。朝方的記載，有當時官居李朝領議政兼都體察使（相當於首相）的柳成龍所著《懲毖錄》、朝鮮史檔《李朝宣祖敬昭實錄》，以及申炅《再造藩邦志》、趙慶南《亂中雜錄》等裨史。日方資料，則有舊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 朝鮮役》、中野等著《秀吉の軍令と大陸侵攻》、北島萬次著《豐臣秀吉の朝鮮侵略》、曾根俊虎《日本外戰史》、青木輔清《朝鮮征伐記》、野村銀次郎《朝鮮軍記》等。

但就是這些來自三國各自的權威資料，對這同一場戰役的記述卻分歧極大，屢屢出現互相矛盾，彼此抵觸的問題，也令後世的學習者們困惑不已。筆者不才，願以一己之思，不揣冒昧，試對三國史料進行一下分析總結，希望能求同存異，達到稍稍理清這一段歷史的目的。

愚以爲，以當時三國所處的歷史環境和各自立場，在文書記錄中出現誇大自軍戰績，貶低敵人的情況是很正常的；而又由於資訊不暢、情報不通，即使一些無關勝負的記錄，也難免在對手或第三方筆下出現誤記。因此，一般性的資料資料，己方自己的信史記載應更爲可靠，而當事關勝負戰績之時，第三方的中立觀點就顯得難能可貴，幸運的是，在碧蹄館這場戰鬥中，朝方“將官隨行者只高彥伯等數人而已”（《宣祖實錄》），與其說是明朝盟軍，不如說更像一個軍事觀察小組的角色，無形中處於了第三者的旁觀位置，而此戰之後因李如松堅持退兵而與朝方柳成龍等産生的矛盾衝突，又使朝方的中立心態得以加強，故此，筆者在分析這段歷史的時候，更多的採信了朝方的資料。

戰前籌計：

時年正月八日，小西行長的第一軍團於平壤大敗，一路南逃，十七日撤入王京。其他日軍如白川的黑田長政，平山的小早川秀包、牛峰的立花宗茂等，亦開始向開城撤退集結。十六日，擔負監軍的大谷吉繼趕赴開城，親自勸說準備在此與明軍決戰的西國老將小早川隆景同意撤退，十八日，日軍放棄開城，各部相繼南下，二十二日進入王京（《日本戰史 朝鮮役》）。

二十日，明軍先鋒李如柏、李寧所部進入開城。二十三日，李如松率明軍主力到達[2]，開始救濟災民，安定人心。據朝鮮元帥金命元的奏章：“見本府士民饑饉，發銀一百兩、米一百石，命張世爵俵散賑救……”雖說是杯水車薪，但明軍也只能從牙縫裏擠出這些了，自入朝以來，李氏朝廷所供應的糧草就一直時斷時續，混亂的時局和李朝臣僚的玩忽職守，令明軍的後勤供應頻頻中斷，《宣祖實錄》即錄有同年二月有大臣李德馨彈劾將領金應瑞的奏章：“啓：金應瑞盡率其軍輸送糧料事已受分付，而今無一石之到，諸將之不用命至於此，極極爲痛憤……”。又，“上曰：糧餉措置幾何？德馨曰：千里軍糧，勢必匱乏，而朝廷不爲料理，使糧草不繼……”

平壤的一戰即潰，震動所有在朝日軍。坐鎮王京的侵朝日軍總大將宇喜多秀家，緊急會同石田三成、大谷吉繼、增田長盛等軍監三奉行和南撤的諸將領召開軍議，商討迎戰事宜。與會日軍將領分成籠城和出擊兩種意見，石田等三奉行主張籠城據守，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加藤光泰等武將則堅決要求出城決戰，最後出於城內軍糧不多，難以長期堅守的考慮[3]，出擊派的意見在軍議中占了上風（北島萬次《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而西國猛將立花宗茂得到隆景“立花家的三千士兵足以抵擋他家一萬（立花家の３千は他家の１萬に匹敵する）”的讚譽，被委派出任先陣（《立花朝鮮記》）。

此時集結在王京的日軍共計五萬餘人，編成三部準備出擊迎戰明軍。

前軍由小早川隆景率領，編內有：

先陣 立花宗茂、高橋統增（宗茂之弟）三千人
二陣 小早川隆景 八千人
三陣 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築紫廣門 五千人
四陣 吉川廣家 四千人

後軍由宇喜多秀家率領，編內有：

先陣 黑田長政 五千人
二陣 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繼 五千人
三陣 加藤光泰、前野長康 三千人
四陣 宇喜多秀家 八千人

小西行長、大友吉統作爲後備隊駐守王京。
（《日本戰史 朝鮮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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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朝明軍兵力，實到三萬八千五百三十七名，平壤之戰時傷亡二千二百八十八名，可用之兵約三萬六千人[4]。

經略宋應昌、提督李如松以下，以副總兵都督僉事楊元統領中軍，麾下有：參將楊紹先率領甯前等營馬兵三百三十九名，標下都司王承恩領薊鎮馬兵五百名，遼鎮遊擊葛逢夏領先鋒右營馬兵一千三百名，保定遊擊梁心領馬兵兩千五百名，大同副總兵任自強並遊擊高異、高策共領馬兵五千名，標下遊擊戚金領車兵一千名，共一萬零六百三十九名。

副總兵都督僉事李如柏統領左軍，屬下包括：副將李甯、遊擊張應種領遼東正兵、親兵共一千一百八十九名，宣府遊擊章接領馬兵兩千五百名，參將李如梅領義州等營軍丁八百四十三名，參將李芳春領馬兵一千名，參將駱尚志領南兵六百名，薊鎮都司方時輝領馬兵一千名，薊鎮都司王問領車兵一千名，宣府遊擊周弘謨領馬兵兩千五百名，共一萬零六百三十二名。

副總兵都指揮使張世爵統領右軍，下轄本官並遊擊劉崇正領遼陽營並開原參將營馬軍一千五百三十四名，原副總兵祖承訓領海州等處馬軍七百名，原副總兵孫守廉領瀋陽等處馬軍七百零二名，原加銜副總兵查大受領寬佃等處馬軍五百九十名，薊鎮參將吳惟忠領南兵三千名，標下都司錢世禎領薊鎮馬兵一千名，真定遊擊趙文明領馬兵兩千一百名，大同遊擊谷燧領馬兵一千名，共一萬零六百二十六名。
（《經略複國要編》）

前哨戰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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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蹄館戰役紀念碑

正月二十四日，明軍得到朝方哨探的一條消息：“倭賊已退，京畿（王京）已空”[5] 。爲證實此消息的準確性，李如松當日即遣副總兵查大受率所部，以朝鮮防禦使高彥伯爲向導，南下探查王京虛實。

二十五日晨，當查大受部的前哨到達王京以北的昌陵附近時，突然遭遇一小股日軍。據日方記載，這是日軍將領加藤光泰和前野長康率領巡查王京周邊的物見隊，由四十騎武士和一些足輕從者組成，共約一百五十兵力。雙方在短促交手之後，數量占劣勢的日軍被斬首百余級，餘部逃回王京報告（桐野作人《碧蹄館之戰》）。另，《日本戰史 朝鮮役》稱日軍損失爲六十餘人。

關於這場戰鬥，吉林文史編《中日關係史》中記述“查大受軍隊在二十七日于高陽迎曙驛與日軍北上搜索部隊加藤光泰部相遭遇，雙方展開戰鬥，明軍斬首六百餘級，日軍敗退（《中日關係史》第四章 第五節 明日戰爭）。”附注中注明此資料援引自《宣祖實錄》第35、36卷。

兩相對照之下，發現中日雙方的記載不僅戰果上有很大差異，日期竟也差了兩天。筆者查閱日方諸史料，無論《日本戰史 朝鮮役》、北島萬次《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等，對加藤光泰敗戰的日期記載都是確定爲日曆二十四日（即明曆二十五日），這些日史著作同時出現如此誤記的幾率很小，那麽，《中日關係史》中會不會記錯呢？

筆者根據注釋線索，翻閱《宣祖實錄》第35、36卷，查得朝鮮都元帥金命元和領議政柳成龍、右議政俞泓關於此戰的奏章。

金命元報稱：“（二十）七日早朝欲親審京城道路形勢，單騎馳向碧蹄。時京城之賊尚有數萬，提督先遣查大受祖承訓等領精騎三千與本國防禦使高彥伯遇賊于迎曙驛前，大受與彥伯縱兵急擊，斬獲六百余級，諸將因此益輕敵，賊將聞其前鋒爲大受所破，悉衆而來……”

柳成龍奏章：“是日（二十七日）曉，查總兵與防禦使高彥伯馳到昌陵近處，賊多設伏於山谷間，先出數百餘人誘引，總兵揮軍掩擊，賊披靡散走，斬獲殆盡，彥伯軍亦多射殺，欲引退之際，賊後隊大兵繼至……”

俞泓奏章：“本月二十七日李提督領兵發，行聞查副總高彥伯同往體探，適逢賊六七百名，斬獲四百餘級，則賊衆無數出來……”

筆者注意到，金、柳、俞在奏報中都沒有提及對方頭目的姓名，卻都提到在明軍在剛結束戰鬥之後，就遭遇了日軍大隊人馬，柳成龍更指出這數百人是日軍引明軍上鈎的誘敵之計，如果這真是加藤光泰巡邏隊的話，日軍大隊人馬隨後傾巢而出緊跟是不合邏輯的。因此，筆者認爲，金、柳、俞奏報中所提及的這支日軍，並非加藤巡邏隊，而是後文中將要提到的立花宗茂所部十時連久前隊，加藤光泰這支百人小隊的遭遇在朝鮮三重臣的奏報中並沒有提及，《中日關係史》很可能誤解了《宣祖實錄》中的原檔，把這兩場發生於不同時間的戰鬥混爲一談了。

李如松南下兵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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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松

二十六日，得到查大受初戰報捷的消息後，李如松亦親率輕騎南下。

關於李如松南下的兵力多少，一直是各方激烈爭論的焦點。中方學者認爲李僅率少量輕騎南下，而日方學者堅持認爲應有大部明軍相隨，如《日本戰史 朝鮮役》、《文祿慶長之役》、《日本外戰史》等資料，雖然都肯定了明軍在開城留駐了約半數人馬的事實，但均認爲仍有二萬餘人的部隊隨李如松南下，此外更有《朝鮮軍記》、《朝鮮征伐記》、《征韓錄》等稱李如松率衆達十數萬。亦有人提出支援性分析，指李如松身爲全軍統帥，身邊不可能沒有大軍主力相隨保護。

其實持此種觀點的人，實是不瞭解李如松其人。李如松之父，乃是明朝遼東名將李成梁，李成梁一生征戰塞外，慣以輕騎偏師出奇制勝，他曾在萬曆三年至十九年間，多次以輕騎銳卒出塞，長途奔襲蒙古韃靼土蠻各部，屢獲大勝（《明史 李成梁傳》），李如松從小跟隨父親戎馬生涯，亦多用此戰術，這也包括了致令他敗死的最後一戰。西元1598年（萬曆二十六年）四月，李如松再一次僅率二千輕騎出塞，奔襲韃靼土蠻炒花部的巢穴，但當他長途行軍四百餘里趕到目的地——撫順渾河地區時，卻發現數萬土蠻健騎正在草原集結，準備進行一場大型的遊獵聚會。猝然的遭遇令李如松措手不及，兩千騎兵全軍覆滅，李本人力戰身死，卒年五十歲。

由此可見，李如松從開城僅率少量輕騎南下，雖以常理度之有些詭異，但就他個人來講卻是帶兵習慣使然。

而中朝兩方的史料，在這裏更給出了肯定的結論。

《經略複國要編》之《敘恢復平壤開城戰功疏》中轉呈了李如松對此戰的揭報：“本月二十六日職先遣原任副總兵孫守廉、祖承訓、遊擊李寧等選領精兵三千，前鋒哨探王京道路，以便進兵埋伏攻取。去後二十七日，職率副將楊元、李如柏、張世爵等選帶兵丁二千親去踏看，至馬山館離王京九十裏，留楊元領兵一千繼後，職與李如柏、張世爵等領兵一千前行……”

錢世楨《征東實紀》則從另一角度提供了目擊者的旁證：“是時查大受料倭奴必奔，欲功自己出，遂僞報倭奴遁逸者強半，王京可不煩兵下，以故提督公不省，二十六日忽見李甯、孫守廉、祖承訓率提督公家丁三千餘人披甲乘馬而出城關西，諸將皆不與聞，迎問之各支吾而不令失口，竊怪焉，追見提督公察其意氣雲何，公曰吾當前往探路，諸將各率百人隨行可也。沿途解凍淤泥濘滑艱難萬狀，抵臨津江冰渙無舟渡，詢鄉導淺沙而濟，日暮抵烏山，去王京八十余裏，諸將既非全軍，皆互散無複部伍……二十七日，候令調遣，辰時而令不至，遣人探之，提督公已率其家丁赴碧蹄矣。未暗，報馬馳至雲：賊於前軍交撲，酣戰已久。頃之，提督公率其屬而回。”

《宣祖實錄》中柳成龍關於此戰的奏章：“啓曰：二十六日提督由開城府渡臨津淺灘駐兵於坡州，二十七日後提督與李都督率家丁百余馳向碧蹄，將欲親自體探于京城，諸軍不動……”

備邊司轉都元帥金命元書狀：“（提督）二十六日自臨津下流涉灘以過進次坡州，（二十）七日早朝欲親審京城道路形勢，單騎馳向碧蹄。時京城之賊尚有數萬，提督先遣查大受祖承訓等領精騎三千與本國防禦使高彥伯遇賊于迎曙驛前……本國糧餉在碧蹄者散失殆盡，先是提督以糧餉不敷，中分其一半留鎮東坡，一半渡江，至是勢急，急遣人促召後軍，才過公尾（其字上公下尾）岩，前軍已罷還矣……”

接待都監轉述明軍遊擊陳方招的口述：“啓曰：遊擊陳方招來言，去月二十七日，先送五百軍馬體探京城，又以三千埋伏於後……”

依韓國地理志，從開城向東南約25公里爲東坡，再5公里爲臨津江，過江約5公里爲坡州，過坡州25公里爲碧蹄館，碧蹄館南15公里即爲王京。

從各方不同的敍述中，大略可以理出李如松的行動及兵力調撥：二十四日先以朝鮮將領高彥伯爲向導，查大受所部五百軍馬南下哨探，結果遭遇日軍加藤物見隊，小有斬獲。李如松有可能是接到了查大受初勝後“倭奴遁逸者強半，王京可不煩兵下”的報告，遂在未知會衆將的情況下，自遣孫守廉、祖承訓、李寧率三千人於二十六日晨南下王京，自己亦于當日與楊元、李如柏、張世爵等親信重將率二千家丁隨後動身，渡過臨津江下營坡州。其餘諸將，則是在聞訊後各帶少量隨從跟上的，人馬均留在了開城。二十七日辰時之前，和李如柏等僅率數百至千家丁即行趕往碧蹄館，楊元及其他諸將留駐坡州。江北的東坡留下了一半糧草，應該還有部分兵力守衛。

    而《宣祖實錄》中卻有漢城府判尹李德馨的一篇奏章，其中提到明將李甯、張應種曾於當月二十一日率精騎六七千在坡州結陣下營，以爲警戒王京方向的前哨。如果李德馨提供的人數準確，而這支部隊又沒有被召回開城的話，那麽在坡州的兵力當不止楊元的一千人。

不過即便加上這支部隊，也不過萬人上下，仍然不及日方提出的最低人數。筆者對日方資料的考證來源不能詳知，但個人認爲：日方最可靠的消息來源也不過是當時日軍的偵察情報所得，而限於當時的歷史局限性和雙方敵對態勢，是很難得到絕對準確的敵方數位的，因此，中、朝方提供的人數更爲可信。

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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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物見隊在距京城數里之外遭遇明軍襲擊的消息，令王京日軍迅速行動了起來。《日本戰史 朝鮮役》記載：四萬日軍當即出城準備迎戰，但向北搜索了四、五裏，卻發現查大受部已然退回坡州，於是只得無功而返，但從此加強了對王京以北的警戒和巡視，並在弘濟院設立前哨陣地，以反制明軍仍然不時出沒的哨騎騷擾。

關於查大受部退回坡州的行動，中朝史料中未見任何記載，亦未提及查大受二十五日進抵王京附近之後直至二十七日之間的行動。

二十七日丑時（淩晨1~3時）許，由立花家兩位家老——十時但馬守連久和森下備中守釣雲，以及“騎士銃卒各數十”組成的物見隊，在王京以北約12公里的礪石峴附近發現明軍大隊的蹤迹，火急回報本隊。於是，枕戈待旦的日軍迅速行動起來，立花宗茂軍先發，各部跟隨其後，相繼向礪石峴進發。（《日本戰史 朝鮮役》）

當先趕到的立花宗茂迅速佔領礪石峴，由於當時大霧彌漫影響了視野，宗茂並未急於進攻，而是一面下令士卒吃早飯，一面開始排兵布陣：先陣小野和泉守鎮幸、米多比丹波守鎮久七百人，中陣十時連久、內田統續五百人，後陣宗茂與其弟高橋統增二千人。此時十時連久提出，小野鎮幸和米多比鎮久皆爲家中重臣，未防有失不可爲先鋒，並慨然自任，得宗茂許可爭得先鋒之位，于卯時（早6時）開始超越先陣進軍。（《立花朝鮮記》）
 
七時，十時隊與據稱大約三千餘人衆的明軍騎兵發生接觸，在日本九州號稱“生摩利支天”的十時連久雖已經是五十歲的老將，卻依然勇猛非凡，率領部下五百余人搶先向明軍發動了攻擊，將這支數倍於己的敵軍擊破，其殘部向北方的望客峴逃去（《立花朝鮮記》）。而關於此隊明軍人數，《日本戰史 朝鮮役》記作二千馬軍，曾根俊虎《日本外戰史》、奧田鯨洋《日韓古迹》則均說僅有數百。

當追擊到距離望客峴數町（幾百米）距離的時候，忽然遭遇六七千明軍增援部隊的反擊，十時連久以下百餘人戰死，立花宗茂軍陷入苦戰（《日本戰史 朝鮮役》）。

而據桐野作人《碧蹄館之戰》所說，立花軍當時其實是使用了一種“示弱”戰術，即以十時連久的五百兵力正面楔入敵陣然後撤退，引誘敵軍追擊，而立花宗茂率本隊主力二千人繞到明軍右翼，尋找時機攻打敵人的薄弱部位。不料明軍的火炮太過猛烈，當十時連久成功完成誘敵任務準備撤出時，負責接應他的小野鎮幸卻被明軍暴風似的大炮轟擊所阻，待小野隊終於冒著炮火突入與之會合之時，十時連久已死于明將李如梅箭下，與他同時戰死的還有其部下百余人。但連久雖死，立花宗茂的本隊卻借著大霧繞到了明軍右側，趁明軍騎兵的追擊隊形尚鬆散時，突然發起了攻擊，並與正面的小野鎮幸相互呼應，從兩面交替打擊明軍的中軍。“宗茂的二千餘騎疾馳到（離敵軍）僅有3町的地方，一齊呐喊後，從左側發動攻擊，打亂敵軍陣形後撤離。（鎮幸）的八百余騎向頑強抵抗的餘勢追擊，討得二千餘敵（《立花朝鮮記》）。”

這段文字中有些明顯的錯誤，殺敵二千的戰功連日本學者們也都認爲過於誇張了。而極力渲染明軍火炮的威力也說明了日軍對明軍火器的不瞭解：當時明軍火炮器械都留在了開城，在碧蹄館施放的只是神機箭而已[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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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備志》中神機箭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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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開這些，倒也確與朝方史料有些吻合之處，柳成龍奏章中提到的：“賊多設伏於山谷間，先出數百餘人誘引，總兵揮軍掩擊，賊披靡散走，斬獲殆盡，彥伯軍亦多射殺，欲引退之際，賊後隊大兵繼至……”或許就是對這一段戰事的描述[7] 。而金命元、俞泓奏報中“斬獲六百餘級”、“適逢賊六七百名斬獲四百餘級”的戰績，用在這裏雖然也顯誇大，但也比用在僅有一百五十餘人的加藤小隊身上要合適的多。此外，朝鮮裨史《再造藩邦志》中也有一段記載：“黎明賊數百出陣於彌勒院前野，査大受與高彥伯領數百騎進擊，斬賊一百三十級。”和日方提供的損失頗爲相近。

至於中方此時投入的兵力，筆者認爲，日方先後遇到的“二三千馬軍、六七千增援”，其實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查大受五百前哨和孫守廉、祖承訓、李寧的三千後繼。而此時的李如松，按照同駐坡州的錢世楨所言：“辰時（早7~9時）而令不至，遣人探之，提督公已率其家丁赴碧蹄矣。”應該剛出坡州不久。

據申炅《再造藩邦志》所載，査大受連戰告捷，意氣風發，“馳稟于提督曰，賊已奪氣，願速進兵。提督與麾下數十人，鞭馬而出，三協大將亦與家丁數十，相繼馳赴。”如果査大受當時真是如此傳報的，那麽他很快就要自悔失言，並十萬火急地再發出一份內容截然相反的告急文書，因爲不僅立花宗茂的本隊即刻就要殺到眼前，四萬多日軍主力也正在通過礪石峴山口，漫山遍野的向他撲來。

但《再造》屬於裨史，其中所載或有傳言，不足盡信。比如這段話裏就至少有兩處謬誤：一是從時間上推算，李如松不太可能是接到査大受的報捷後才從坡州出發的，報捷信使約7時從礪石峴出發，途經60餘裏山路才能到達坡州，這樣李如松接報後再動身總要到8時後，而據錢世楨所言他此時已經出發了；二是三協大將並未全部跟來，留守坡州的中協大將楊元因此成了李如松最後的救命棋子。

不管立花家的軍記有多少水份，也不管査大受、祖承訓等究竟是被這支日軍擊退的還是被後面源源不斷的日軍大隊嚇退的，到上午巳時（9~11時）許，立花軍在又付出武者奉行池邊永晟戰死，百余士兵傷亡的代價後，將明軍一直逼退到望客峴以北地區。據《日本外戰史》記載，當時戰事極爲激烈，“宗茂鎧上箭如蝟毛”，不得不退到西面小丸山上稍事休整，黑田長政軍上前接替其奮戰，才逼退了明軍。雙方暫時脫離接觸，準備整軍再戰。

午前：

李如松辰時之前即已動身出發，相隨人數《再造》稱“麾下數十”，柳成龍說是“百余家丁”，金命元先稱“單騎馳向碧蹄”後又說是“精騎千余”，李本人則報“領兵一千”。之所以有幾種不同的說法，筆者辜妄猜想：《再造》中“相繼馳赴”一句或能解釋此問題，即李如柏、張世爵等將領是在聞訊後陸續跟上的。而李如松之所以會在清晨就僅帶少數從人匆匆南行，很可能是在更早些時候收到了査大受發現敵蹤的報告——十時連久物見隊能發現明軍，査大受的斥候同樣也能發現日軍。

行至惠陰嶺，李如松接連收到了前軍先喜後憂的飛報，“提督方行路上，見彥伯軍官，詳聞賊勢，遂馳往碧蹄”。得知形勢已出現劇變的李如松，仍然堅持繼續趕往前線，同時他應該也在這時使人快馬返回坡州，通知了楊元迅速領兵前來增援，否則楊元就不可能在午時就趕到戰場。越嶺之時，由於道路濕滑，李又急於趕路，不慎馬蹶墜落，跌傷左臉，這在當時被認爲是個不祥之兆。

據李如松的自述，他于巳時趕到戰場，見査大受、祖承訓等面對不斷增多的日軍正在猶疑不決，且戰且退，當即喝令衆軍一齊向前，對日軍發動了反攻。“至碧蹄館離王京五十裏，聞報我兵與賊對敵，職即督兵馳至，見得各將因賊勢衆方在遲疑，職當即奮喝將士如敢畏縮不前者斬首，於是官兵齊上與賊砍殺一處，從巳至午……（《經略複國要編》之《敘恢復平壤開城戰功疏》）”

裨史《再造》和《宣祖實錄》中金命元的奏報，爲其提供了參考佐證：“提督踰惠陰嶺，墜馬傷面，換乘而前，諸將鼓勇爭先，望見賊陣而進，於是提督揮其軍爲兩翼而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 “……遂馳往碧蹄，路上馬蹶墜落傷臉，時南浙炮兵俱未及到，只有手下精騎千餘。提督即麾已到之兵，進陣於野，與賊對陣……”

但此時，明軍在戰場兵力劣勢卻越發明顯了。同樣在巳時許，小早川隆景、宇喜多秀家率領的四萬日軍已全部趕到望客峴。

日軍再次進行陣前緊急軍議，石田等奉行認爲明軍新到增援士氣必盛，應該撤退以避其鋒，於是著黑田長政去勸說前軍主將小早川隆景撤軍，遭隆景拒絕，大谷吉繼又親自前往相勸，隆景面對吉繼和衆將痛陳利害，指出“此時撤軍，彼若追擊，我軍則進退維谷，今日之戰，我軍必並力向前。”衆將感奮，皆願一戰，於是隆景下令重新布陣，他親自接替主攻位置，宇喜多秀家、黑田長政等隨後跟進，另使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築紫廣門等五千人從東側的山上包抄明軍左翼，而已經奮戰一上午的立花宗茂軍則在休整之後，從西側山上向明軍右翼迂回（《日本外戰史》）。

巳時下刻，小早川隆景以麾下大將粟屋景雄、井上景貞各領三千人分左右兩翼向明軍逼近。甫一交戰，左翼的粟屋景雄即遭遇了明軍神機箭和弓箭的猛烈射擊，隊伍一時大亂，一部明軍騎兵趁機越陣而出，直衝粟屋隊，粟屋景雄奮力拒戰，漸漸不支，右翼的井上景貞急忙準備上前支援。此時，小早川家的謀士佐世正勝諫言：“敵勢猖獗，粟屋隊很快就要不支後退，毋寧待敵軍追擊之時，從山坡上猛然衝下擊敵側翼，則敵軍必敗。”景貞從之。須臾之間，粟屋隊果然敗退，明軍騎兵追擊而來，“恰如海潮湧至”，井上隊遂一齊呐喊，衝下山坡，粟屋隊亦回身反攻，同明軍展開了一場惡戰（《日本戰史 朝鮮役》）。

近身搏戰之中，明軍騎兵的裝備劣勢顯露出來，除了神機箭外，明騎兵僅攜帶了隨身配刀，《再造》稱“提督所領皆北騎，無火器，只持短刀。賊兵迫前突陣，左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敢當其鋒者。”《懲毖錄》亦言明騎兵的佩刀不過是“鋒不利而鈍”的短刀，與日軍的武士刀相鬥往往“被左右斬擊，刀被斬斷，人倒馬翻，敢立於前者無一人也。”

此外，地形地勢也限制了明軍騎兵的發揮。從礪石峴至碧蹄館，皆是崎嶇狹窄的河流溪谷地形，略平整處則散佈民間水田，極不利於騎兵機動。加之頭天晚上天降大雨，地上的冰雪初解，道路泥濘不堪。[8]

金命元的奏報中描述了當時激戰的情形與明軍窘境：“與賊對陣，先放神機箭，初一交戰，賊少卻，而以見天兵小，左右散出，冒死突出，直衝中堅，天兵全無器械甲胄，徒手搏戰……”

一番激戰之下，人數裝備均處於劣勢的明軍漸漸不支，戰線開始向北推移。

據立花家軍記記載，在主戰場漸占上風的同時，從右路迂回包抄的小早川秀包隊卻在途中突然遭遇了一支明軍的奇襲，陷入一片大亂。混戰之中，先鋒大將橫山景義，家臣桂五左衛門、內海鬼之丞、波羅間鄉左衛門、伽羅間彌兵衛、手島狼之助、湯淺新右衛門、吉田太左衛門等紛紛戰死，明軍直衝到秀包馬前。小早川秀包乃日本西國名將毛利元就之九子，雖年僅25歲，卻已在四國、九州多立戰功而享有武勇之名，此時亦親自手持短槍，縱馬與撲上來的明軍惡戰。激鬥中，秀包一度被明軍拉下馬來，幾乎被殺，幸虧家臣桂繁次、粟屋源兵衛、白井包俊、荒川善兵衛、井上五左衛門等拼死上前搭救，將秀包搶了回去。

河村哲夫《西日本人物志 立花宗茂》等傳記稱，這支明軍是新趕到的中方增援部隊，由一員名叫李大孤的明將率領，人數達到一萬，在此後的作戰中，這支部隊被驍勇的立花軍完全擊潰。

但無論明國還是朝方史料中，均不見關於這位統領重兵的將領的任何記載，日本比較嚴謹的資料中，亦不曾提及這位神秘的人物。筆者認爲，如果秀包隊真曾經遇襲的話，要麽是被從正面戰場分出的一支明軍偏師攔截，要麽是遭遇了在李如松出發後陸續跟來的小股部隊，而李大孤和一萬人云云則過於離奇，且無任何旁證，實不足爲言史者所道。

由於戰線的北推，小早川秀包終於得到正面戰場粟屋、井上兩軍的支援而得以脫困，在東面山上重整隊伍。經驗豐富的老將隆景，已看出明軍兵寡的弱點，下令作戰多時的粟屋、井上兩軍休息，自己親率本隊生力軍上陣，以保持對明軍連續不間斷的壓力。

明軍此時已後退至高陽，李如松親自上陣督戰，但久戰之下的士兵已疲憊不堪，遍地泥淖更使得戰馬舉步維艱，李部已陷入了進退維谷的窘境。

午後：

近午時（11~13時），日軍左右翼的部隊從山上迂回到位，完成了對明軍的三面包圍，小早川隆景居中，立花宗茂在左，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在右，同時發起了總攻。“賊衆接續愈添，分佈沿山遍野，由兩山夾空將我兵圍住……（《經略複國要編》之《敘恢復平壤開城戰功疏》）”李如松見情勢危急，躍馬衝至陣前，“與手下驍將數十人親自馳射”（《宣祖實錄》金命元書狀），但明軍此時已成強弩之末，隨著一陣鐵炮的激射，右翼大亂，士氣高昂的立花軍率先突破防線，李如松及部下已落入了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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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早川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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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早川隆景  指揮日軍反擊明軍

危急關頭，楊元率領的援軍終於趕到，從日軍尚未合攏的北面一氣殺入，爲被困明軍打出了一條後退的生路。時至此時，驍勇的李如松仍不願言敗，依然試圖整軍反擊，“副將楊元領參軍鄭文彬等各率親丁兵馬急來接應，砍入重圍，賊方稍退，職乘亂奮率楊元、李如柏、張世爵等並中軍旗鼓官王希魯等冒死衝砍，殺賊數衆……（《經略複國要編》之《敘恢復平壤開城戰功疏》）”但日軍後隊源源而至，吉川廣家、黑田長政，以及宇喜多軍的大將戶川達安等紛紛上前夾擊，李如松見大勢已去，不得不下令退兵，李本人率家將親自殿后，且戰且走，掩護大軍向北方的惠陰嶺撤退（《日本戰史 朝鮮役》）。

明軍既退，日軍各部無不趁勢掩殺，立花宗茂、井上景貞兩軍當先衝擊明軍殿后部隊。“提督殿后而還，賊三千餘人直逼提督，提督且射且退，賊遂乘銳亂斫，天兵死者數百……（《宣祖實錄》金命元書狀）”李如松身邊的護衛越戰越少，數十名日本武士已衝近如松馬前，危急之時，家將李有昇“以身捍蔽，刃數倭（《再造》）”，自己也被小野鎮幸和井上景貞夾攻，鈎下馬亂刃分屍。小野鎮幸之弟小野成幸頭戴金箔押桃型兜，搶前急搏李如松，被李如梅趕來一箭射殺，李如柏、李寧等紛紛返身殺回，接應主將脫險歸隊。

李有昇其人，正史中無詳細記載，《再造藩邦志》爲其做小記：有昇遼東鐵嶺衛人，勇力絕倫，常隨提督，左右不離，至是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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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松   跌落馬下，   井上貞景   拍馬殺到

據立花家軍記記載，除小野成幸外，小野鎮幸的副將小串成重、家臣安東常久亦皆戰死於此時。

明軍部隊交替掩護，越過惠陰嶺而去，小野鎮幸顧忌明軍再有後援出現，下達了立花軍停止追擊的命令，隆景亦傳令收兵，日軍打掃戰場後撤退，于下午5時許回到王京（《日本戰史 朝鮮役》）。

明軍于未時（下午1~3時）後退返坡州，次日北渡臨津江返東坡，月末撤回開城。《宣祖實錄》載：柳成龍、金命元、俞泓、李德馨等隨軍朝鮮大臣聞知明軍欲退，集體趕往李如松大營力爭，李以“此處馬草乏絕，後有江水，火炮器械南方炮手亦未易到”爲辭，言欲回東坡休兵數日，柳成龍等又跪陳苦求，但李部下軍官張世爵等皆力主退駐，如松遂一面溫言安撫柳成龍等，一面傳令退兵。

雙方損失：

據李如松自己的揭報稱：“當陣斬獲首級一百六十七顆，內有賊首七名，系遊擊沈惟敬通事張大膳辨驗明的，奪獲倭馬四十五匹，倭器九十一件……查計陣亡官兵李世華、賈待聘等二百六十四員名，陣傷官兵四十九員名，射打死馬二百七十六匹。（《經略複國要編》之《敘恢復平壤開城戰功疏》）”

錢世楨《征東實紀》亦稱：“是日兩軍互有損傷，得首一百六十有奇。”

朝鮮方面的記載，由於明軍敗後自諱傷亡，朝人亦不敢多自打聽，所報均比較含糊。金命元報“天兵死者數百，李備禦、馬千總皆死於賊。”尹根壽奏“損折天兵三百，殺倭亦三百，殺傷相當。”俞泓則只提“手下二把總喪亡”。

而間或從一些明軍將領的談話中倒能得到一些消息。如朝鮮接待都監聽聞南軍遊擊陳方招所言：“擊斬二百二級，被殺人則甚多。”聞南軍千戶吳惟珊言：“斬倭僅一百二十余級，天兵死傷一千五百……且云將官死者十四人，姓名則未及知。”

筆者認爲，自古至今，作戰中揚勝諱敗、誇大殲敵戰果之事乃是常態，而相對來講，對己方戰損的統計則要相對真實一些。李如松的揭報和南軍將領的口述可能未足深信，但至少可以把自軍的傷亡人數圈定在一個比較可信的範圍內，即陣亡加受傷的總人數在三百至一千五百之間。

日方各種記載，皆稱己方損失不過數百人，而明軍被討取首級者有數千人之多，其中《日本戰史 朝鮮役》記作斬首六千，《日本外戰史》、《朝鮮征伐記》、《朝鮮軍記》、《日韓古迹》等皆作斬首一萬以上。

但筆者注意到：同年二月十二日發生的幸州之戰，小早川隆景、秀包、毛利元康、築紫廣門等盡皆參陣，而在碧蹄館始終衝鋒在前的立花宗茂軍卻並未出現。三月二十三日，石田等三奉行在王京檢點士兵人數，立花宗茂、高橋統增所部僅餘一千一百三十二人，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居然減員一千八百多人（《日本戰史 朝鮮役》），除去一部分因病疫亡故和朝鮮義兵襲擊造成的傷亡，碧蹄館之戰無疑是最主要的損失原因。

後論

碧蹄館之戰，明軍以數千騎兵，在地形、裝備均極其不利的條件下抵抗日軍三四萬部隊，雖然最終不支敗退，但損失並不嚴重。而觀李如松在此戰中的表現，亦可謂聞敵強而敢進，殊衆寡而敢戰，戰不利而敢後，絕非怯懦之輩。那麽是什麽原因導致了這員勇將從此息兵議和，不願再言戰了呢？

王崇武先生曾在《李如松東征考》中對李退兵的原因進行了詳細深入地分析，在此試爲大家言之：

首先是天時，朝鮮氣候不同於中國，二、三月時平壤、開城氣溫只在零度上下，降水量卻有二、三十毫米，春雨綿綿，泥濘載道，馬匹大炮皆不利於行。碧蹄館之戰在陰曆正月二十七（按陽歷則爲二月二十七日），已經漸入雨季，戰時逢陰雨不絕，極大影響了李部騎兵的戰力。對於天氣問題，宋應昌和李如松在戰前便已料及，疏報飛馳，曾多次通報此事，宋應昌《經略複國要編》中多有收錄。

《報薊遼郝總督書》：“不乘冬底春初一圖進取，後日何以報命……”

《議取王京開城疏》：“據提督李如松稟稱，平壤奔遁並各散去倭賊並集王京，約有一十余萬，乘此屯聚之時，即當攻剿，否則春融冰解……”

《敘恢復平壤開城戰功疏》：“臣慮春風漸南，朝鮮地暖，正月初旬，時若季春，江河解凍……”

由此可見，李如松進佔開城後不經仔細哨探便匆匆進軍王京，《明史》等皆說其輕敵冒進，但也有很大程度是被天時所逼，不得不急。

天時影響了地利，尤其是對明軍中北方騎兵的影響。

平壤之戰時，氣溫尚低，雨季未至，道路或幹或冰，皆適合馬匹賓士，《宣祖實錄》中形容當時明軍騎兵馳騁時“冰路馬跑，飛屑雜塵，如白霧漲空”。

但轉眼間雨季臨近，“頃者連日下雨，道路泥濘，其深沒膝，馬不得馳突。（《宣祖實錄》楊元語）”加之氣候突轉陰濕，遼東戰馬不服水土，馬疫大作。

《經略複國要編》之《報王相公書》：“王京山路，田僅一二尺，平地泥沼，車馬不得馳驟，是地利不在我矣。千里追奔，累戰力疲，疫氣流行，馬死千匹……”

《宣祖實錄》金命元奏報：“時天兵遠來疲敝，又有馬疾，戰馬死者至一萬二千餘匹……”

自古兵家稱“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在這最重要的人和上，李如松卻處理得並不好。入朝明軍，按地域分成南北兩個派系，素來不和。李如松世爲遼將，薊遼等地將佐皆以其馬首是瞻，但江浙山東等地出身的駱尚志、吳惟忠、王必迪、錢世楨等，則以經略宋應昌爲杭州人故，咸多依仗。

李如松素來用兵自專，不願接受文官節制，在寧夏時就因“以權任既重，不欲受總督制，事輒專行”被下旨申飭過，入朝之後，李故態不改，“氣益驕，與經略宋應昌不相下。故事，大帥初見督師，甲胄庭謁，出易冠帶，始加禮貌。如松用監司謁督撫儀，素服側坐而已。（《明史 李如松傳》）”這種作爲，自然無法和經略宋應昌相容。

平壤之戰時，南兵前仆後繼，奮勇先登，出力最重，駱尚志、吳惟忠等南將身先士卒，各個被創血戰，《宣祖實錄》中皆歎服“南兵輕勇敢戰，故得捷賴此輩”。但戰後請功之時，李如松卻加意偏袒北軍，先登破城首功，全記在楊元、李如柏等頭上（《經略複國要編》之《敘恢復平壤開城戰功疏》）。

柳成龍奏章即稱“提督攻城取勝，全用南軍，及其論功，北軍居上，以此軍情似爲乖張。”

巡察使李元翼則有奏北軍割首冒功事：“（南兵）爭先闌入，無數以登，開門之後，北兵追後，騎馬馳入，但斬死賊之頭而已。”

接待使李德馨亦奏李如松爲部下所左右，不能出以公心：“提督每言南兵之功，而李如柏張世爵等性皆不順，每毀短之，且毀王必迪之爲人，南軍以此怨之。”

在這種情況下，李如松留南軍於後，而僅帶北軍輕騎趕赴碧蹄館的行爲也就很好理解了。出於武將的自尊，他不願總背負偏袒冒功之名，試圖以北軍單獨打一個漂亮仗，以絕南軍諸將之口，但不料天不從人願，碧蹄一戰非但沒能取勝，反以損兵折將而回，這無疑使李在南軍中的威信跌到谷底。李德馨即目擊南軍遊擊王必迪與李如松的當面衝撞：

“提督至開城，諸將遊擊以下皆跪而聽令，王必迪獨立而言曰：老爺不智不信不仁如此，而可能用兵乎？提督怒曰：何謂也？必迪曰：平壤攻城之日不令而戰，故士兵不及炊食，爲將者不念軍士之饑而遽使攻城，是謂不仁也。圍城之日，俺在軍後聞之，老爺馳馬城外督戰曰：先上城者與銀三百兩或授以都指揮僉使，今者先登者衆，而三百兩銀何在？指揮僉使又何在焉？是謂不信也。大軍不爲前進，只率先鋒往擊，一有蹉跌，大軍挫氣而退，以是言之，非不智爲何？如此而可以攻城耶？提督聞其言，即出銀給南兵云。”

王必迪僅爲一遊擊，竟敢當衆折辱主將，可見南軍將領對李如松抵觸之烈；而李卻只能息事寧人，氣沮如此，也確實無法再統轄諸將了。

將領不合，士兵們亦厭戰日深。這支明軍畢竟不是後世那支由鋼鐵般精神武裝起來的志願之師，他們不明白自己背井離鄉抛屍異域的價值何在，而朝鮮陰濕的氣候，疫病的流行，若斷若續的糧草供應，又加劇了士兵的窘困處境。“兵傷軍人沿路不得口糧，勺水不得添唇，死者相繼，未死者倒臥路旁。（《宣祖實錄》）”“我軍久臥冰雪中，冷疫俱興，食死馬肉，疔毒又發，兵甚疲羸……（《經略複國要編》）”

士卒疲敝，將帥離心，南兵既難調遣，北騎又困於泥淖和馬疫，面對如此形勢，李如松即便打贏碧蹄館之戰，也不過是能贏得一個較爲體面的收場，而他的萬餘遼東騎兵再用命，也不可能踏著泥濘衝上五萬日軍把守的王京城頭。從這個角度上說，碧蹄館之戰既不像許多日本文章中描繪得那樣是日軍在整個戰爭中扭轉局勢的轉捩點，也不像國內一些觀點認爲的那樣是明軍勝利征途上的小挫（亦有稱此戰實是明軍獲勝），它不過是雙方停戰前一次小規模的武力互探，雙方都在此戰中充分見識了對手的勇敢、兇悍、機智、狡詐，而作爲一場戰鬥來講，此戰無論誰勝誰負，均不會改變兩大國家武力對峙，擇日再戰的戰略態勢。

注：

[1]爲避免時間混亂，所有日期均折算成明農曆。

[2]《宣祖實錄》：“左議政尹鬥壽馳：初更，左營將李如柏、總兵李甯差官二十一日朝發自臨津來言，李二爺先于二十日進于開城府……”
《宣祖實錄》：“京畿巡察使權征啓曰 提督大軍本月二十三日到開城府。”

[3]據石田等三奉行、長束正家、加藤光泰、前野長康連署注進狀《金井文書》，日軍當時軍糧只有一萬四千石，只夠兩月之用。

[4] 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之《報石司馬書》：“……楊應龍五千停止，劉鋌五千未到，延綏遊擊高徹一千七百議留防虜，至有已到兵丁三萬八千五百三十七名，且內多疲弱不堪，臨陣所選精銳不過二萬……”
  《敘恢復平壤開城戰功疏》：“我軍陣亡七百九十六人，受傷一千四百九十二人”。

[5] 《宣祖實錄》：“接待都監啓曰 當日南軍千戶吳惟珊以調兵事過去，言前月二十七日晌午，天兵爲我國哨兵瞞報所誤，謂倭賊已退京畿已空，領兵前進……”
《日本外戰史》：“有譯者張某（大膳？）謂如松：‘日本精銳皆在平壤之戰耗盡，存者老羸寡弱不足慮’。”

[6] 《宣祖實錄》陳方招語“炮手步兵未及領去”；金命元書狀“進陣於野，與賊對陣，先放神機箭”。

[7] 北島萬次《豐臣秀吉の朝鮮侵略》、野村銀次郎《朝鮮軍記》、奧田鯨洋《日韓古迹》均把“示弱之計”歸爲小早川隆景之功，稱這是隆景在望客峴決戰李如松時使用的妙計；青木輔清《朝鮮征伐記》、奧田鯨洋《日韓古迹》更稱先陣擊退查大受的乃是黑田長政，而並非立花宗茂。

[8] 《再造藩邦志》：“天且大雨，近王京平地多稻畦，冰解泥深，馬不得騁……”

參考書目

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
   錢世楨《征東實紀》
   茅瑞征《萬曆三大征考》
  《明史 李如松傳》
    王崇武先生《李如松東征考》
    吉林文史出版《中日關係史》

《李朝宣祖敬昭實錄》
   柳成龍《懲毖錄》
   申炅《再造藩邦志》

舊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 朝鮮役》
   曾根俊虎《日本外戰史》
   野村銀次郎《朝鮮軍記》
   奧田鯨洋《日韓古迹》
   青木輔清《朝鮮征伐記》
   桐野作人《碧蹄館之戰》
   北島萬次《豐臣秀吉の朝鮮侵略》
   中野等《秀吉の軍令と大陸侵攻》

俗話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李如松卻重蹈覆轍犯同樣的錯。

同樣是以寡敵眾的遭遇戰，三國時代的漢中戰役，趙雲的表現精采的多了：

建安２４年３月，曹操親征，與劉備爭奪漢中。黃忠率軍突擊位於北山的曹軍糧倉，在預定時間內，未見回軍。趙雲親率數十名騎兵斥候出營察看，正逢曹操大軍出動，雙方猝然相遇！趙雲下令：「攻擊！」一面戰鬥，一面撤退。曹操大軍被衝散後立即集結，緊追不捨，直逼趙雲大營。趙雲入營後，大開營門，拔除旗幟，停止擊鼓，整座大營如墳墓般一片死寂。曹操懷疑趙雲故設埋伏，不敢進攻，向後撤退。此時，趙雲營內突然戰鼓雷鳴，天地震動，以強弩射擊曹軍後衛。曹軍驚駭狂奔，自相踐踏，許多人墜入漢水中溺死。

第二天，劉備親自視察戰場，讚道：「子龍一身是膽！」

如果碧蹄館戰役時，明軍的統師像趙雲一樣智勇兼備，這場戰役一定精采可期，不只是碧蹄館，說不定整個朝鮮戰爭的結局也會有所不同了。

“空城計”發明權屬於趙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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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李如松的軍隊當時裝備了苗刀，或許就不會陷入如此惡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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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唐刀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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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苗刀，日本刀的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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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兵星夜渡江干， 爲說三韓國未安。
　明主日懸旌節報， 微臣夜釋酒杯歡。
　春來殺氣心猶壯， 此去妖氛骨已寒。
　談笑敢言非勝算， 夢中尚憶跨征鞍。

問：我看到有史書上記載李如松是朝鮮族後代，妻子也是朝鮮人，李如松的孫子應祖在明朝滅亡後逃到江原道淮陽地方．這是真的嗎?

答：

版主您好

*《明史‧李成梁傳》記載：李成梁，字汝契。高祖英自朝鮮內附，授世鐵嶺衛指揮僉事，遂家焉。

*《李氏譜系》(李樹德康熙刊本，今據1991年8月鐵嶺市博物館排印本，下同)序：「吾宗則自朝鮮遷鐵嶺。」世次原始：「李氏原籍朝鮮人也。明初渡江內附，遊至鐵嶺。因慕風土醇厚，遂家焉。」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宣祖27年(萬曆22年)4月(修正實錄)：「如松之東來，父寧遠伯成梁追與書：『朝鮮乃吾祖鄉，汝其勉之。』如松嘗以其家書私示伴使曰：『家教如此，敢不為貴國盡力！』或言其先乃我理山郡出，而我國人未詳。」

*同上書宣祖26年(萬曆21年)3月己卯：「接伴使韓應寅啟曰：提督(指李如松-引者)昨昏招差備通事秦孝男及其弟李如梅入房內相語，仍謂如梅曰：『汝知與國王同姓乎？吾祖世居豆滿江，以干淫事移居東寧衛矣。』」

*同上書宣祖26年(萬曆21年)3月丙寅：「兵曹判書李桓福曰：提督曰：『吾是你國人也。五代祖因有罪，逃入中國。來時所持弓子至今猶存。』仍以其弓出視之曰：『願依此樣造弓以惠。吾是一品官，見你國王敬謹不怠，以此也。』自稱獨魯江人。所謂獨魯江，即江界地也。」

*同上書宣祖26年(萬曆21年)2月乙巳：「我(指李如松，引者)來時告辭大爺，出中門外，大爺招不肖申飭曰：『高麗乃祖先所出，汝須體念，切勿擾害。此言我不能忘於心矣。』」

日本學者園田一龜在《李成梁及其家族》中稱李氏祖先不是道地朝鮮人，倒是很像女真人。園田在文中說，李成梁的這些先人曾經在朝鮮楚山地區居住，其地位於鴨綠江南岸，元末明初為女真人所據。此外，李成梁在朝鮮的先人中有一位叫“李把圖理”，這個名字顯然是滿語“巴圖魯”(勇士)的不同音譯。他因而推測李成梁之所以武功名天下，大概就因為他的血管裏流著剽悍的女真人的血液。

《李朝實錄》中提到李氏祖先在朝鮮境內的居住地點有三個：理山郡、豆滿江、獨魯江(江界地)。在這些地方中有一個交叉點即等伊彥，即使不能斷定李氏祖先就是居住於此，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這裡有一個叫豆木里的老名，這個地區曾經是女真人的居住地。再說豆滿江其實是圖們江，此地區居民大半多是女真人。雖然無法確定李氏先祖是女真人，但當年他們所居住地方曾經是女真人地區是可以確定的。再加上李氏先祖中的李把圖理可是女真味十足。最後李如松曾說：「吾祖世居豆滿江，以干淫事宜居東寧衛矣。」

考《明史‧地理志》：「東寧衛本東寧、南京、海洋、草河、女真五千戶所，洪武十三年置。十九年七月改置。」明初東寧衛曾設女真千戶所，應該也算是一個佐證。

雖然史料顯示李成梁父子屬於朝鮮族，但是其先祖居住地是屬於較為複雜的地方，有朝鮮人，也有女真人。所以，李成梁父子的血統就比較難說。現在其生活在朝鮮後裔一律將其稱為朝鮮人，而非中國人。至於，您所提到的李如松的妻子是朝鮮人，您所提到的應該是李天根(初名李天忠)之母吧？李天根是李如松於萬曆年間率軍進入朝鮮抗倭，與朝鮮女子奉化琴氏(봉화금씨，一作通津琴氏)所生的私生子。另外，李應祖在甲申國難逃亡到朝鮮巨濟島(거제도)的鵝洲(아주)貫松村避居。並非您所提到的江原道淮陽地方，巨濟島位於慶尚南道南海岸鎮海灣的南邊，是朝鮮半島的第二大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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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早川隆景，山陽之名將，世稱為「文武相兼、愛和撫民之仁將」(陰德太平記)、戰國三大智將之一。天文二年(1533)生於安藝郡山城，中國（日本西國地區）之雄毛利元就三男，母為吉川國經之女；幼名德壽丸、又四郎。童年的隆景乃是智睿之輩，也是元就的愛子。

當時的毛利家正與兩大西國大名大內及尼子形成三強鼎立的局面，但仍然處於下勢。為此，元就除對外開戰之外，也考慮政治策略。天文十三年(1544)安藝之名族小早川氏分支竹原小早川當主興景病死無嗣，由於其妻乃元就之姪，元就利用此機命隆景入嗣小早川家，加上次男元春入嗣吉川氏，達成元就「毛利兩川」之政策。

不久之後，天文十九年(1550)，小早川氏另一支族沼田小早川當主正平戰死，由於其子繁平是瞎子，故其家臣對繁平的能力非常質疑；有見及此，元就出面斡旋，並提議由隆景娶正平之女之名入嗣沼田小早川，自此兩小早川氏統一，毛利家從此得到瀨戶內海的控制權及得到伊予水軍之支援，對毛利爭霸中國，有極大的幫助。

增強力量之後，元就開始積極對抗大內及尼子兩家。天文二十年(1551)，大內家發生大寧寺之變，「西國第一大將」陶晴賢因不滿大內義隆對其冷落而叛變並且迫死義隆，不久晴賢改立義隆養子義長為新家督，實際控制大內家。元就利用此機會，以助大內平叛之名出兵，更於天文二十三年(1554)，在援助反陶軍的折敷田之戰大破陶軍，討死大將宮川房長。弘治元年(1555)九月，陶晴賢率二萬大軍反攻，爆發著名的嚴島之戰，二十三日，陶軍登陸嚴島並包圍宮之尾城，元就得悉後，立即派出援軍，同時命隆景說服伊予水軍之首村上武吉出兵援助，在隆景不斷遊說之下，二十八日伊予水軍終於出動趕赴嚴島，同時十月一日，元就與元春於嚴島東岸登陸，隆景則在同日於西岸率別動隊攻打，形成東、西兩面夾擊奇襲陶軍，晴賢被出奇不已突襲，大軍頓時潰散，晴賢最後率殘部至大江浦，明白大勢已去，終於在此自刃，終年三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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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戰之後，元就讚賞隆景說得村上水軍援助，也為大臣所讚揚。乘勝利之餘威，毛利於弘治三年(1557)滅亡大內氏，吞併長門、周防兩國，直指九州的大友氏。永祿四年(1561)，元就開始九州攻略，隆景隨軍出兵豐前門司城，與大友義鎮大戰，十月攻克門司城，是戰隆景又立下大功，得到元就及元春的讚許，毛利勢也開始染指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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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滅大內後，元就轉攻尼子氏，當時的尼子已是日落西山，永祿五年(1562)，元就出兵侵入出雲攻打月山富田城，隆景率兵輔助侄子輝元包圍富田城，最後富田城陷落，尼子氏滅亡。

富田城之戰後，毛利氏已是西國第一大名，元就也被稱為「西國十國之大國主」，也因此證明「毛利兩川」的政略的成功。在其間，京畿城方已是織田信長的天下，信長也開始計劃「中國大攻略」，但由於毛利、織田之間還有諸多小勢力作為緩衝，故兩家未有正面交鋒。

同時，元就也再開始九州攻略，永祿十二年(1569)五月，元就率兵攻打筑前立花城，正當戰事順利時，大友義鎮聯絡大內、尼子的殘部於中國起亂，元就鑑於後方不穩，不顧隆景、元春反對，堅持撤回，隆景最後也接受父命，並負責殿後工作。元龜二年(1571)五月，毛利元就因食道癌病死，得年七十四歲，元就臨死前召隆景及元春到前，並道「汝等雖入嗣他家，但凡事必先以毛利為重」又道「汝兄(隆元)早死，汝等必要輔助幸鶴丸(輝元)，不可忘記三矢之約」。

元就死後，元春及隆景秉持元就之訓一同輔助輝元，由於隆景之能力高超，不少輝元之近臣都擔心輝元會成為傀儡，但隆景「見輝元御殿，必頭下側語，以禮侍之，莫有僭位。」(小田覺書)，輝元也對隆景非常尊敬。元就死後，隆景與安國寺惠瓊擔當毛利外交的代表。當時織田勢已漸入中國地區，自永祿十一年(1568)起，織田與毛利的使者交往頻繁，隆景因此有機會與羽柴秀吉交往，秀吉一早深知隆景之名，曾在一封書信中道「汝年輕人也，但今後也請多多關照」並贈送名馬一頭。但作為織田大將，秀吉也奉織田信長之命出兵中國，與隆景將有一戰。其間，毛利與宇喜多直家一同擴大勢力。另一方面，天正五年(1577)，織田幫助尼子勝久及山中幸盛攻佔播磨上月城。翌年四月，隆景出兵攻打上月城，秀吉由於別所長治的反叛而救助無力，七月上月城陷落，勝久自刃，山中鹿之介也被殺。

同時毛利正式與織田斷交，並水軍助陣本願寺，隆景與元春等又計劃「三道併進之策」的反織田戰略，由隆景率山陽、內海道及元春的山陰道攻擊織田。毛利對戰織田的情況變得有利，別所長治之外，荒木村重也背叛織田，但同時宇喜多卻反毛利，隆景作為毛利之軍師，率毛利對抗織田及宇喜多。但事與願違，秀吉於天正九年(1581)利用「干殺法」迫使鳥取城陷落，吉川經家死亡，織田勢一步步進迫毛利。

天正十年(1582)五月，秀吉攻打高松城，但由於城將清水宗治負隅頑抗，秀吉遂利用水攻圍困，毛利家無力救助而處於下風，唯有與秀吉議和，秀吉得知後，開出割取毛利五國的苛刻條件，毛利當然不能接受，戰事開始膠著。

但不久戰爭出現轉機，六月，本能寺之變爆發，織田信長死亡，明智光秀立刻出信予隆景「今秀吉於貴家作亂，在毛利家的足利將軍也非常憤怒，故請盡力對抗秀吉。今月二日，信長親子等已於京都為在下所誅，長年積憤得以昭雪，將軍得知也會非常高興，日後之事，還請閣下及毛利家多多關照」但可惜，書信使者被秀吉所截而事洩，得知消息的秀吉心急如焚，並立即召安國寺惠瓊重新議和，為了盡早返回京畿，秀吉以清水宗治自刃及割三國(備中、美作、伯耆)為條件議和，經過交涉之後，宗治自刃，高松城脫圍。

六月十一日，毛利家得知本能寺之變後，家中立即對是否追擊秀吉而意見分歧，主戰派的元春指秀吉：「欺騙毛利，必使發兵」，但隆景表示：「吾等追擊秀吉，有違信義，且秀吉將成天下之御者，今吾家施恩於秀吉，必使吾家得益，為他日之機，吾等何必追擊？」元春等主戰派聽到之後無話可說，更據說一眾人對隆景之智睿無不拜服。事後隆景於與輝元之書信中說明另一追擊無益的原因「吾家雖誇擁水軍萬餘眾，然村上、來島兩眾已為秀吉所離反，且下臣之重臣乃美也為秀吉所控，加上多日之戰，吾家將無力追趕…」。

事後與隆景之預計一樣，秀吉於十五日滅亡明智光秀，踏上成為天下人的第一步，二十七日的清洲會議後，柴田勝家與秀吉決裂，毛利又因此分成兩派，元春主張援助勝家，但隆景認為「吾家無益於捲入此鬥爭中，反而中立能有利於日後」最後輝元終於決定中立，同時秀吉打敗勝家，正式篡奪織田力量。

同年末，隆景移居新築成的三原城，以加強對瀨戶內海的控制。同時隆景也開始開發三原城下町，其間的秀吉正展開征服天下的戰爭，天正十三年(1585)，秀吉轉攻四國霸主長宗我部元親，隆景率兵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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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七月，元親投降，秀吉論功封伊予三十五萬石予隆景，也想把隆景從毛利中分離，但隆景回覆道：「若拜領御國(伊予)，隆景將與御家同輩，實對不起主家，也違背父親元就臨終之誓」秀吉得知後讚歎道「果真辨事如神！」，對隆景的賞識更有加無減，而隆景之所求卻無法如願，天正十四年(1586)，元春死後，隆景成為毛利之最大倚靠，同時也是秀吉積極攏絡之要人；天正十五年(1587)，秀吉開始九州攻略，隆景再次同行，戰後，秀吉決意封隆景越前、筑後兩國，另加筑後、肥前兩郡合共三十萬七千三百石，坐擁博多港，據守對馬海峽的要衝，可見秀吉對隆景的重視。但隆景卻再一次堅拒「若毛利主家未能得此重任，得兩筑又如何？」，再者，隆景也擔心新封地將使自己無法控制伊予水軍，故無論秀吉如何邀請，隆景仍然堅拒。有見及此的秀吉再次遊說隆景「吾把兩國作為豐臣家之直管地，請汝代為管理」但隆景又說「御家(輝元)未能完全熟諳九州事務，下臣需輔之」但在秀吉一再要求下，隆景也鑑於要保護毛利，最後終於接受。

天正十八年(1590)的小田原之陣，隆景率兵助戰，但由於初時戰爭交著，秀吉未有對策，隆景獻策道「戰事日長，士氣日竭，將無利於戰，殿下何不於城下召伎通商，以壯士氣，同時亦可打擊敵兵」，不久後，北條軍見狀潰散，無心戀戰，最終戰敗。戰後，秀吉對隆景之智深感佩服。

文祿元年(1592)，秀吉開始出兵朝鮮之計劃，作為九州大名的隆景也奉命出戰，臨行前，隆景於名護屋謁見秀吉，秀吉遣信至隆景：「年輕之將必會說出自己的意見，閣下也定要說出自己之意見，因吾只會聽汝之而矣」，足見秀吉對隆景信任之心。翌年一月，日軍對如何對戰於漢城的明韓聯軍意見分歧，但當隆景主戰之後，眾人再無反對意見。同年，在碧蹄館之戰中，隆景作爲先鋒奮戰，大破明軍李如松部。後來大谷吉繼評論碧蹄館之戰時稱讚隆景功勞最大，隆景卻謙虛的說：「這都是托太閣殿下的福，老天保佑而已，我哪裡有什麽功勞。」不獨佔功勞，而且致力於調節內部矛盾，是戰得到秀吉的極力讚賞，並命隆景回國，成為五大老之一參與中央政治規劃。

回國後，文祿四年(1595)十一月，秀吉要求隆景收其甥秀秋為養子，秀秋在當時是出名的傻子，但由於隆景怕牽連毛利家，故只好接受，而另一養子秀包，隆景則讓其分出，成為日後久留米十三萬石大名。眼見垂老的秀吉喜怒無常，在與輝元書信中，隆景指出為免招致日後禍害，雖遭到群臣全面反對，但為了毛利家之安逸，隆景唯有讓位予秀秋。

讓位後的隆景，隱居於三原城，並著力於發展經濟。慶長二年(1597)六月十二日，一生智睿有遠見之智將於三原城病逝，享年六十五歲，葬於小早川氏寺米山寺。秀吉得知後，歎息道：「嗚呼！吾失一鎮護矣！」

臨終前，隆景留下三條遺言：

一、我死後如果天下大亂，一定不要參與，認真守好毛利家的家業即可，因爲輝元沒有作爲一個天下人的器量和能力。

二、安國寺惠瓊表面忠實，其實內心奸詐，一定要小心提防他而不要輕信他的話。

三、築紫國（黑田長政）的船廠建造的方式很奇怪，要小心他們對中國的野心。

而日後發生的事情驗證了隆景的預見。關原之戰時，在受到安國寺惠瓊的讒言後，毛利輝元冒失的擔當了西軍的主將，成爲日後毛利家削藩的直接原因，而戰後，黑田長政更是露骨的提出了「爲了我們上京時休息方便，請租給我們一些土地吧」的無禮要求。事後家中之人無不讚歎隆景的睿智與先見之明。

隆景死後，秀秋參加關原之戰，並在戰中倒向東軍，戰後受封五十萬石，但卻在兩年後(1602)急死無嗣，小早川宗家遂亡，明治十二年(1879)，毛利宗家奉命再興小早川家，二百年後得以再起。隆景另一養子秀包則於日後復毛利姓。

以智著名的隆景一生都為了毛利家而戰，也為了毛利的利益而犧牲，平心而論，作為毛利元就庶子之一，隆景如史家所說，是最能幹之一人，隆元仁孝但無霸氣，元春有勇但有欠遠見，輝元才幹平庸，都不是繼承元就大業的最好人選，但隆景在下克上時代，仍然能堅守元就之教訓，除元就教子有方外，隆景之忠孝也是重大因素，正如後世所評，隆景之一身才幹，已是近於完美，或許隆景對毛利的忠心無求，是隆景應有的「美中不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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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臣秀吉入侵朝鮮時，秀吉身在肥前名護屋城，招集了各大名武將的妻子當人質，「西國無雙」立花宗茂的老婆立花誾千代也在其中。

傳聞她知道秀吉是好色出了名，便和侍女拿著大薙刀，且腰間繫了可以切腹或切ＬＰ的脇差去參見，當色瞇瞇的秀吉看到了美豔的立花誾千代和侍女拿著武器參見時，便頭冒三條線褒獎她：「///.....立花家的妻子就算平時也如此有警戒心，真是位女丈夫啊~(XD....)」　

桃型兜
立花宗茂的碧蹄館英雄連
「金甲」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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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桃型兜」此種頭盔是受南蛮文化影響模仿西洋鎧的頭盔，因西洋頭盔於中央突起，被日本人看做桃子形狀，故此這類兜統稱為「桃型兜」。

頭盔中央的立棱和平滑的表面，可減輕刀劍、長槍和弓箭鐵炮的攻擊，另外，「桃型兜」重量很輕，活動方便被許多的士兵接受。

對於「桃型兜」的起源，近代日本甲冑研究學者山上八郎和小竹間良彥，研究戰國時期的在日本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等帶來的歐洲的盔（「南蠻盔」），應該是模仿了稀少的進口貨南蠻盔，作為下級武士的頭兜。

日本武具研究專家竹村雅夫調査報告中指出，「桃形兜」在室町時代（1336年－1573年）末期在九州地方出現。

之後雖然被很多的武士愛用，但是流行的地域限定在日本關西地方附近，在關東方面則不太普及。日本文獻史料最早出現「桃型兜」的記載是在西元1575年（天正3年）5月28日的「戸次伯耆守入道道雪書状」（『立花文書』所載）中

「同甲三十　内十一オハリ甲　内十一桃なり　八小泉　立物圓月」，意思是頭盔30個中，11個是「桃形兜」。

金箔押桃型兜

「桃型兜」最出名的就是立花宗茂所屬的「金甲」部隊。

立花氏日後在朝鮮文祿戰役中，立花宗茂常帶個1千精兵就出擊，並常規配有鐵砲隊與軍馬，立花宗茂於出戰前打造約200個金箔押桃型兜，目的是展現立花家的紀律和軍威，

金箔押桃型兜為立花軍精銳旗本將士所佩帶，並且還配合金兜在將士的鎧甲前後漆上金色的日輪圖案來做相映，刀和脇差皆以銀色鞘袋收納以做映襯，在參陣的諸大名中可說是風光一時(一說都配備於鐵砲隊200人)，立花家稱之為「金甲（きんこ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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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上插的「下黑之旗」(又稱源氏白旗)，共做了72面。

在文祿之役中，「金甲」部隊異常兇猛，尤其安東常久被任命成為先鋒隊長，與小野成幸共同率領立花家的金甲精銳隊，於碧蹄館之戰當中正午時分的戰事，隨立花軍突入敵軍本陣，縱橫馳突斬敵甚多，並和明軍總大將李如松單挑。

李如松之弟李如梅這時在旁瞧見，連忙彎弓搭箭射向安東常久，陣亡。

明史中有載：「一金甲倭搏如松急」中的金甲倭將便是這位立花家武士安東常久。

另一位金甲武將小野成幸率領金甲先鋒隊由左邊突擊明軍右翼，小野成幸驍勇異常且奮勇突擊，左一槍右一刀的擊落許多明兵而深入明軍本陣，最後於追擊之際陷入重圍戰死。

明軍在碧蹄館大敗，豐臣秀吉給予感狀，褒稱立花宗茂為「天生的勇士」（生一本の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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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年（享保5年）立花家的軍器庫帳目中，仍然有320個金箔押桃型兜。

那些立花家的金箔押桃型兜現今呈兩排掛在現今立花家「御花」館的走廊上端，頗為壯觀!

「桃形兜」後來也流行於上位武将之中，安土桃山時代後期到江戸時代前期配合南蠻胴一起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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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形兜」變形頭盔

當時，「桃形兜」常加上皮革、動物的毛，神祇像等装飾，頭盔變的非常多樣化，稱之為「変わり兜」(變形頭盔)。

第一個使用「桃形兜」變形頭盔的大名是黒田長政，他的「黒漆塗桃形大水牛脇立兜」加裝的2支牛角，其他武將如鍋島勝茂、立花忠茂也有使用。

関東以東地域武將確実很少見「桃形兜」，此頭盔以關西地域流行。

直到豊臣秀吉天下統一以後，甲冑武具的世界才在東西2地域交流。

※立花家十七代が語る立花宗茂と柳川

再把明軍撤退時損失的人數考慮進去，碧蹄館之役明軍傷亡當在一千余人左右，再怎麼多也不可能超過吳惟珊所說的一千五。不過，這些傷亡將士，大多是李如松以下諸將的親信家丁，遼東軍的精華。

    李如松說的陣亡家丁兩人，明軍二百六十四人，很可能匯報的是在編部隊的傷亡情況，他和李如柏、張世爵、李寧、孫守廉、祖承訓等人不在編的家丁損失未計在內。

    在這一戰中，遼東將領們帶了大批家丁。遼東諸將的家丁，在十二月初九宋應昌催兵時曾有過統計，其雲當時未到各將家丁人數為︰副將楊元並原任游擊戚金下家丁共六百八十二名；見任副總兵李如柏下家丁二百四十五名；原任副總兵祖承訓下家丁一百二十三名。另外于正月的統計里，說李寧所部有遼東正兵及家丁一千一百八十九人，其他人的家丁數不明。

    以此計算，則光是楊元、李如柏、祖承訓三人的家丁就有一千零五十人，其他還有李如松帶的數十到一百余人，李寧、李如梅、張世爵、查大受、孫守廉等人家丁也沒有具體數字，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每人的家丁都不會少于百人，因此我認為此戰的家丁總計在一千五百到兩千人左右。換句話說，即使刨去楊元的家丁，最開始的三千明軍里也大約有一半是家丁。

    這些家丁里，像李有升這種屬于軍中編制的是少數，大部分是沒有編制的。這些不在編的家丁，如宋應昌所說，“患平即散，不作正數”，本就不算在編制內，自然也談不上呈報傷亡數字。這里還有另一事要注意，即這些不在編的家丁的傷亡撫恤，是要由將領自己掏腰包的。如宋應昌安撫楊元時曾說，你在平壤一戰陣亡的六名家丁，可以報上名來，我想辦法給你破格存恤。這“破格”二字，說明這些家丁傷亡，按例朝廷是不管的。李如松心疼家丁傷亡，除個人感情外，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不過這麼一來，陣亡人數就顯然不是報給朝廷的兩百六十四人了，那里面的家丁只有兩個，是李有升這種有編制的。其他沒編制的都沒計算在內，這也確實沒必要計算。一是按例不計，二是寫上去了也領不到撫恤，白寫。

    這一戰的大多記載中多少都強調了明軍家丁，原因我想無外兩個︰要麼家丁驍勇過于常人，要麼家丁數量眾多。但無論那個原因，都可得到家丁傷亡極可能比在編士兵大的結論。如果按在編人員死亡兩百六十四人計算，而三千人中有一半家丁，那麼此戰明軍戰死人數當倍于戰報，大約為五百三十人到六百人左右。如果加上受傷的，明軍總傷亡應該在一千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