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明誠、李清照有情人終成眷屬，喜結良緣。那麼，他們婚後的生活過得幸福嗎？
李清照作品中有一首《減字木蘭花》表現出她婚後的幸福與愉悅，這首詞寫道：
賣花擔上，買得一枝春欲放。淚染輕勻，猶帶彤霞曉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
春天到了，買來一枝含苞欲放的梅花，花朵上仍浸染點點曉露，花色妍如彤霞，楚楚動人。但在下闋，作者筆鋒突然一轉，開始語帶憂慮，說道：“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如果這嬌豔動人的鮮花被我的夫君趙明誠看見，該不會說我的容顏尚不如這花朵美麗吧！其實作者此時不過十八九歲，正是青春少女、花容月貌的年紀，再加上飽讀詩書、文采飛揚，那種嬌美高雅的氣度豈是一朵小小的鮮花所能比擬？
她之所以故意猜疑趙明誠，之所以莫名地嫉妒這朵鮮花，主要目的是想柔情地暗示趙明誠：我是如此地在乎你！更是要驕傲地暗示其他人：在夫君趙明誠心中，我的地位是獨一無二的！因此她馬上說：“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我要將你斜插在我如雲的鬢髮當中，就讓我的丈夫看一看，到底是人比花嬌，抑或是花嬌勝人？如此自信的追問本身就是一個標準答案，兩相比較之下丈夫的回答只能是：花的確美，人的確更美！其實這首詞就是作者借花襯人，借著與鮮花鬥豔，表露出初婚女子的嬌嗔之態與婚姻生活中洋溢的幸福感。
有人懷疑這首詞並非李清照所作，原因是其“詞意淺顯，亦不似他作”(趙萬里輯《漱玉詞》)。在他們看來，這首詞並無什麼深刻的思想內容，甚或有些淺薄，怎會出自李清照這樣的大文學家之手？然而，這恰恰才是李清照的本色，愛恨分明，毫不猶豫，決不含糊。只有這樣真性情的人，才可能寫出真文章，才會感動後人！
有人也許會問：這難道就是趙明誠、李清照的美滿幸福生活嗎？也無非是卿卿我我，甜甜蜜蜜，並無特別之處。的確，作為新婚夫婦，他們的常規生活一如一般人的想像，但我們要知道，甜蜜美滿不過是幸福的表面現象，關鍵在於為何會感到甜蜜，感到幸福？
對於趙明誠、李清照而言，幸福甜蜜的含義並不是形影不離，如膠似漆，因為趙明誠在太學上學，每個月只有初一、十五方能請假回家，即便太學畢業後為官，也無可能天天留在家中，因此他們並不可能朝夕相處、耳鬢廝磨；對他們而言，快樂的意義也不在於每日飲酒看戲，結交四海朋友，因為這種生活並不符合他們自然淳樸的個性。
對這對才學出眾的夫婦而言，最幸福、最快樂、最甜蜜的，是能夠一起參加彼此都非常熱愛的高雅的文化藝術活動。這就是詩詞文章創作、收集整理金石碑刻、鑒賞品味文物字畫等等，這也是他們之間最重要的感情紐帶，是他們相親相愛相知的最重要的基礎。當然他們亦會邀請朋友前來飲酒品茶，但“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與他們交相往來的朋友也多是有品位有情趣的飽讀詩書之士。
不過，要收集金石碑刻文物字畫，需耗費大量錢財。也許有人認為，他們二人皆出身於官宦之家，父親又都當朝為官，錢財之事何愁之有。其實事實並非如此，
趙明誠的父親趙挺之雖然貴為三品大員，李格非也是六品官，但他們皆出身貧寒，家教甚嚴，並沒有給子女養成好吃懶做、養尊處優的壞毛病。趙明誠當時在太學期間根本沒有經濟來源。太學畢業後也僅是七八品的小官，所以兩個人在經濟上並不寬裕，也無多少私蓄。那他們收集文物所需的資金從哪里來呢？據李清照晚年所寫《〈金石錄〉後序》回憶，當時，每到初一、十五，他們就去當鋪典當衣物，換來五六百錢，然後結伴去東京汴梁有名的大相國寺逛文物市場。大相國寺，就是《水滸傳》中花和尚魯智深倒拔垂楊柳，與林沖英雄相會的地方。其實在宋代，大相國寺不僅是深受皇帝關注的東京最大的寺廟，也是一個經常舉行廟會的繁華集市。在這裏往往彙聚了不少古今名人的金石碑刻字畫，也算是個民間的文物市場。趙明誠夫妻二人拿著典當得來的為數不多的錢，在這裏精心選購。回家後認真把玩、欣賞、考辨，從中得到莫大的快樂。
有一次，有人拿來南唐著名畫家徐熙的一幅《牡丹圖》，向夫妻倆兜售，要價二十萬。二十萬對於王公貴族富商大賈而言或許算不得什麼，但是對於趙明誠這樣每月僅一萬多錢俸祿的七八品小官而言，相當於他兩年的薪俸所得，這絕非他們所能負擔。雖無力購買，卻又心有不舍，夫妻倆將這幅畫留置在家中欣賞了兩個晚上，最終還是無奈地歸還給賣主。為這件事情，兩人在家相對感歎了數日。李清照也將此事記載于《〈金石錄〉後序》：“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
李清照在晚年的回憶中說，那時雖然他們需靠典當衣物等才能有餘錢購置文物，但他們兩人的生活卻好似“葛天氏之民”，單純而快樂。葛天氏是上古部落傳說中的酋長，相傳他們部落的老百姓純真樸實，悠閒自在，李清照用葛天氏之民比喻他們夫妻清寒淡泊卻非常高雅脫俗的生活。當然能夠共用這種高雅脫俗生活的人，彼此間須得有共同的愛好與志趣，正所謂：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夫複何求？這也許才是甜蜜幸福生活的真正內涵吧！
正當他們沉醉于兩人甜蜜而與世無爭、自得其樂的安寧生活的時候，誰也沒料到，他們人生當中的第一個重大變故即將來臨！這個變故與他們兩人的父親間嚴重對立、水火不容的政治立場有直接關係。這種對立的政治立場，就像一顆定時炸彈，時間一到即會爆炸，爆炸之時不僅傷害到自己，也會牽連到家人。
埋藏在平靜生活下的定時炸彈引爆時間已到，所有相關的人都將受到波及。
政治上一直堅持平衡黨派關係的宋徽宗，受到新党領袖蔡京的影響，決定再次全面推行新法，並將蔡京提拔為宰相：“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為右僕射。”（《宋史·蔡京傳》）趙挺之是蔡京堅定的支持者與追隨者，在蔡京的鼎力推薦下，趙挺之青雲直上，被提升為副宰相，後來又很快提升為宰相，位極人臣。新黨勢力一上臺，就開始打擊反對新法的舊黨人物，特別是在宋哲宗元祐年間得勢的舊党人物及其門人弟子。
如此一來，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就受到牽連，他以文章受知于蘇軾，與許多蘇門弟子交往深厚，政治立場雖不似蘇軾等人那樣與新黨人物涇渭分明，有直接的政治鬥爭，但是他屬於舊党、尤其是蘇門一派卻是不爭的事實。宋徽宗崇甯元年（1102），其時蘇軾已去世一年，蘇轍也已完全退居河南許昌，但是蔡京等人對舊黨的打擊卻並沒有絲毫的減退。對此，《宋史·徽宗本紀》中有著相關的記載：
崇甯元年五月“詔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複問，言者亦勿輒言”。
崇甯元年九月“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余官秦觀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十人，禦書刻石端禮門”。
崇寧二年三月“詔党人子弟毋得擅到闕下，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
崇寧二年七月“詔責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
崇寧二年九月“詔宗室不得與元祐奸黨子孫為婚姻”，“令天下監司長吏廳各立《元祐奸黨碑》”。
崇寧三年六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複彈奏”。
就在這幾年的時間裏，朝廷先後下詔書，列出所謂的元祐黨籍，就是舊黨人物的黑名單。在第一張17人黑名單裏，李格非排名第5位。第二張120人的大黑名單，其中48人的中層官員名單裏，李格非排名第26位。這張大黑名單由宋徽宗親自書寫並刻在石碑上，立在宮殿門外。最後名單上人數增加到309人，並由蔡京手書姓名，發至各州縣，仿效京師立碑“揚惡”，李格非排名于中層官員名單中的第122位。
同時朝廷還詔令天下，黑名單中的元祐黨人及其子孫都不得在京城居住、做官；宗室官員不得與黑名單上家族聯姻，如果已經訂親但未交換聘禮、聘帖，必須退掉親事。
這就是封建時代殘酷的政治鬥爭！
面對父親即將面臨的厄運，李清照處境艱難而尷尬。朝廷政治鬥爭日益尖銳，面對得勢的公公與失勢的父親同時給予的壓力，李清照左右為難。身為女兒，不能袖手旁觀看著老父遭到迫害，可是她又無計可施。因為罷自己父親的官，要將父親趕出東京的人中竟然恰恰有自己的公公趙挺之。
李清照心急如焚，並立即採取行動。有史料表明，她曾找公公趙挺之，要求他能出面保護自己的父親李格非，讓李格非度過這場政治浩劫。南宋人張琰在給李格非《洛陽名園記》作的序文中寫道：“女適趙相挺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雲‘何況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為了能將父親救出劫難，李清照給公公寫了一首詩，全詩已經散佚，但就從這殘留的一句詩裏，我們就能夠猜想到這首詩的內容。雖然殘留的只是一句，但肯定代表了全詩的主題與核心意義，就是希望公公趙挺之看在兒媳的情分上，看在兒女親家的關係上，看在天下子女都不忍心看父母受罪的孝心上，能夠對自己的父親李格非伸出援手。
摘自:康震評說李清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