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時，日本遣大量唐使、留學生（僧）到中國，僅西元630年到西元895年，日本就向中國派遣學習的使節達十餘次之多。且每次少則兩百人，多則四五百人。這些使節除了在唐朝逗留期間，親自學習唐朝文明外，還購買了大量中國古籍回日本，購買古籍，也是他們當時的任務之一，用通俗的話來說，叫“吃不了兜著走”。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達到鼎盛時期。日本人晁衡就是個很好的例子，當時晁衡與李白王維等都相當地要好，且在唐朝朝廷擔任了幾十年官員，爲中日友好作出了貢獻，是中日交往史上的一座不朽豐碑。
中國古籍被論斤賤賣
唐以後，從宋代到明代，中國圖書典籍依然繼續傳入日本。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日本上層人士都以習中文、寫書法、讀中國古籍爲時尚。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古籍是改善日本精神文化的一副良藥。
但到了明治維新時期，中國古籍遭遇了尷尬，地位一落千丈，公私所藏紛紛用西洋典籍替換了中國古籍，一些中國古籍在日本開始輾轉流落民間，不受重視，哪怕是平時難得一見的中國珍貴典籍也是如此。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發佈《五條誓文》，開始追求近代化的維新改革。在改革過程中，日本社會全面學習西方。在多數日本人眼中，西方的文化和技術是日本強大的靈丹妙藥，進而要求“脫亞入歐”。至於那些從中國帶回來的文化古籍，已全然過時，變成了廢物。在明治維新西化最激烈的時候，來自中國的種種古籍幾乎與廢紙無異，甚至到了論斤叫賣的地步。
中國外交官“瘋狂”搜書
面臨這種狀況，不少文化名人等有了到日本搜集古籍的念頭。但在明治初年赴日搜書的人中，收穫最大奉獻最多的可能還是清朝的外交官員，如楊守敬。
光緒六年（1880年）3月，楊守敬應清政府駐日本欽使何如璋的聘請，作爲使館隨員出使日本。那年楊守敬42歲，前往日本時帶了一萬三千多冊漢、魏、六朝金石碑版圖書、錢幣等。爲換回那些流落到日本的中國古籍，楊守敬忍痛割愛，或換或賣掉了不少碑帖拓本。楊守敬換回的這些古籍，有不少是在中國已散失的善本秘笈。比如唐初流落至日本的《古寫古文<尚書>影照本》，在日本歷經唐、宋、元、明、清五個朝代，到清末才由楊守敬發現並帶回中國。還有《唐寫本<世說新語>殘卷》，在日本截而爲四，楊守敬歷經辛苦，與羅振玉一起將此書合而爲一。
用碑帖拓本等換書只是楊守敬搜集換回那些流失在境外的古籍漢書的方法之一。對不願意換書的，楊守敬會想盡辦法湊錢購買，如果買也行不通的話，楊守敬便抄書。
當時，楊守敬雇有一批專門的“抄手“，如唐代抄本極爲珍貴的估計《春秋·左傳集解》就是楊守敬走關係借來，花了十天時間，雇人日夜趕工抄完的。
楊守敬日本搜書之初，是被日本政府疑爲是暗中刺探日本國情的間諜，對楊守敬進行了監視。後來發現楊守敬不過只是搜書而已，才放棄了對楊守敬的監視。
不知是楊守敬等中國人的行爲對他們産生了刺激，還是日本人本身的思想發生了變化。西化風氣過後，日本人重新認識到中國古籍的文化價值，重新利用各種手段從中國搜求古籍。現今，也有不少日本人依然對中國古籍大爲推崇。
光緒十年，楊守敬盡載其在日本搜得的三萬多卷珍貴古籍回國，其中有十分珍貴的六朝至唐代抄本，也有世所罕見的宋元版古籍。光緒十四年，楊守敬在湖北黃州築園藏書，命其園名爲“鄰蘇“，意寓與北宋大學者蘇東坡舊居相鄰而立。又用了十幾年的時間整理和拾遺補缺這些古籍。1949年後，楊守敬搜集的這些藏書被國民黨帶往臺灣，現存臺灣故宮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