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的“國際學校”
作為日本留學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呂、下道真備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國子監學習。
在中國的學習，給井真成帶來了新的面貌。銘文中稱讚這位年輕人在“踏禮樂，襲衣冠”之後，“束帶立朝，難與儔矣”---如果穿上官服站立於朝廷，氣度無人能比。
作為日本留學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呂、下道真備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國子監學習。唐玄宗命國子監的四門助教趙玄默教授這些留學生們的功課。唐朝國子監有六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和算學，各學招生物件不同。
井真成究竟在哪一個學部學習，這還是個謎團。只知道他的同行者阿倍仲麻呂是在“太學”中學習。
依據《唐六典》，進入哪一個學部要看家庭出身背景。國子學和太學的學生，父母的官銜一般要在三品、五品以上。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王勇推斷，阿倍仲麻呂得以進入太學，大概是因為他父親在日本為朝中高官。而井真成和下道真備的出身相對較為低微，最多只能進入四門學。
1200多年前，這些高等學府就像一個個國際學校，東、西方的留學生都混雜在一起學習。阿倍仲麻呂苦學五、六年後，竟在與中國學生一起參加的考試中得中進士。唐玄宗賜名晁衡，並讓他擔任皇帝侍從官的左補闕。
阿倍仲麻呂終身在中國為官，他和李白、王維來往密切，彼此經常寫詩唱和，73歲在長安逝世。
下道真備則在中國住了17年，就學于四門助教趙玄默，深通五經三史、曆算、刑律、軍制等諸藝。他回國時攜帶中國典籍1700多部。在日本，他受到聖武天皇的器重，官至右大臣。
由於歷史記載太少，井真成的經歷就顯得模糊而無法辨認了。通過墓誌上的記載，只知他“強學不倦”，10多年來一直在追求學問。
影響日本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國文化的影響痕跡處處可見。從漢字、圍棋到飲茶，自傳入日本，長期發展已成常人習慣。
學業有成的井真成並未來得及衣錦還鄉，就長眠在中國的土地上。墓誌銘稱，井真成“問道未終……以開元廿二年正月廿日，乃終於官弟”。
此時，他的大多同伴陸續返回日本。遣唐使船隊回日本時，唐朝政府也經常任命中國使節陪同前往，進行回訪。遣唐使團不僅帶回大量的中國文物、書籍和五金百貨，也使中國的文學、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發芽”。
井真成也想回國，從墓誌銘文“形既埋於異土，魂庶歸於故鄉”可看出，他心中一直想念著故國。
對這位天資聰慧卻英年早逝的日本遣唐使，中國皇帝有著異常深厚的情感。銘文記載，在聽聞井真成忽然得病去逝的消息後，“皇上(哀)傷”，並追奉他官職，以官禮下葬。
而且，追奉他的官職也耐人尋味，“尚衣奉禦”，即專職為皇帝管理衣物。這個官職雖無實權，但也官至五品。而且歷史上，擔任尚衣奉禦一職，多為皇親國戚，或深得皇上寵愛、信賴的人。井真成得此厚封，足見他深得玄宗皇帝的賞識和信任，也證明中國對日本遣唐使的真摯與友好。
出身法律世家的大和長岡，入唐後潛心學習唐律，回國後曾與下道真備共同刪定律令二十四條。膳大丘在唐長安國子監學經史，歸國後被任命為日本大學寮助教，他向天皇奏請尊孔獲准，推動了日本儒學的發展。營原娓成入唐學醫，回國後被任命為針博士，對日本的醫學發展極有貢獻。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國文化的影響痕跡處處可見。從漢字、圍棋到飲茶，自傳入日本，長期發展已成常人習慣。日本平安朝時書界有名的“三筆”，即空海、桔逸勢、嵯峨天皇三人，其中兩名都曾到中國留學。
美術史家伊勢專一郎說：“日本一切文化皆從中國舶來，其繪畫也由中國分支而成長，有如支流小川對本流江河。”日本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說：“日本民族未與中國文化接觸以前是一鍋豆漿，中國文化就像鹵水一樣，日本民族和中國文化一接觸就成了豆腐。”
更多謎底等待揭曉
“幾十個待解之謎堆積在心頭，幾個月內我翻閱了大量的資料，依然沒有足夠的證據給出一個惟一的答案。”
雖然在學者的反復追尋中，這位遣唐使的面貌漸漸清晰，但圍繞墓誌仍有許多不解之謎：
井真成這個名字是他來大唐後的取的漢名還是本來日本名的簡稱？
墓誌上的文字是誰書寫的？是井真成的日本同學還是大唐專門負責料理留學生喪葬的官方機構？為什麼這方墓誌的底座和蓋子不是同樣顏色的石料？
既然“尚衣奉禦”的官銜是井真成去世後追贈的，那井真成生前有無做官？做的是什麼官？
井真成去世前，已在大唐度過17個春秋，是否已經結婚？倘若結婚，能否找到他的後裔？
“幾十個待解之謎堆積在我的心頭，幾個月內我翻閱了大量的資料，依然沒有足夠的證據給出一個惟一的答案，”賈麥明說，這是因為墓誌銘的發現不是考古所得，無法從墓地實物挖掘中獲得更多線索。
這塊石頭的面世，純粹源於偶然。
2004年3月底的一個星期天，賈麥明在西安八仙庵古玩市場聽到一個擺攤人說，他在東郊撿了兩方合在一起的石頭，蓋是青石，底是白石，上有開元和日本的字跡。
賈麥明當時的感覺是心頭一驚，他馬上說，我要了。三天後，他用不到一千元的價格買下了這塊墓誌銘。
賈麥明事後曾專門找到擺攤人撿到墓誌銘的地方，但這裏已經是一個樓房林立的住宅小區，要做進一步的考古發掘，已是不可能了。
儘管如此，這方惟一的遣唐使墓誌還是在日本學術界和民間掀起了熱潮。
2004年10月11日，朝日新聞頭版頭條刊發了《逝于中國長安的遣唐使井真成是井上氏還是葛井氏》的報導，一時引起很大轟動。其記者渡邊延志在接受西安電視臺採訪時表示，這個發現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當時日本作為一個偏僻的島國，能夠得到大唐的承認，這有著很重要的意義。
2005年1月28日至29日，由朝日新聞社、日本專修大學和中國西北大學共同舉辦的井真成研討會在東京朝日新聞社召開。參加該會的王維坤教授回憶，那一天，中國學者從早上10：30講到下午7：30，台下一直座無虛席。而下場後很多日本民眾圍著他簽名，使他“突然覺得自己不是學者倒像是明星”。
“遣唐留學生的墓誌是一把開啟歷史之門的鑰匙，它為中日關係史新添了一段深情的佳話。”一位日本參觀者在西北大學歷史博物館留言冊上留下這麼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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