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末大饑荒驚人記實：殺人 割肉 煮食
饑餓，永遠也望不到盡頭的饑餓，把所有正常的腦瓜都攪得天昏地暗，一塌糊塗。大難臨頭的氣氛籠罩著這個小村也籠罩著這一戶農家。
敢於想的辦法均已想盡想絕。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東西也已全部啃了，嚼了，吞下去了。榆樹皮、楊樹皮剝光了。柳樹皮苦比黃連，也剝下來烤乾磨成粉咽了下去。還有什麼？蕎麥皮點把火燒成灰，和在水裡喝下去也管用，連棉絮也扒出來吃了。最後吃了蕎衣，人腫得不成人樣……
死亡的感覺在饑餓的軀體裡膨脹。這一戶農家只剩下父親和兩個娃。父親一動不動地偎在炕上，苟延殘喘。娃娃們的忍耐力並不一定比大人強，但最後一點可以吃的東西是盡娃娃們吃。現在，只有他們還能動彈。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點氣力。
終於，整天整天死閉雙眼再不說話的父親這一天從炕上歪歪斜斜地撐起了身。他給鍋裡添上水，又在灶膛點了把火。女娃被趕了出去。臨走她看見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來，弟弟不見了。鍋裡是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她嚇壞了，整日呆在院子裡不敢進屋。她看見了，灶邊扔著一具白白的骨頭。她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她只是怕極了。
隔了幾日，父親又從炕上歪歪斜斜地撐起了身。這一回他幾乎是爬著給鍋裡添上水，又在灶膛點了把火。然後，他招招手，用女娃從沒聽見過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喚：“來，來。”
女娃嚇得渾身發抖，躲在門外大聲哭。父親還在喚她。女娃哭著說：“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
這只是我聽到的許多駭人聽聞的真實片斷中的一個。而這，則是1958年到1962年在通渭這塊中國大地上的一種真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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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什麼吃人？幾乎所有人在初聞此情時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這個疑問。為什麼呢？
有人說，人餓到一定程度就迷糊了，神志不清。有人說，沒有別的原因，就是為了活下去。為此，我詢問了我接觸到的所有人。也許，我們永遠也不可能從一個曾經吃過人的人嘴裡得知他之所以吃人的全部原因。但是，當我在通渭的最後一天讀到剛剛編纂完稿的《通渭縣志》時，我以為我找到了一條起碼可以明白人為什麼吃人的捷徑。
《通渭縣志》：1958年
5月5日至23日，縣委書記席道隆以“先進縣代表”的身分在北京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屆二次代表會議。
6月，全縣抽調農村勞動力2．3萬人(占總勞力17．8％)，由副縣長白尚文帶隊，赴會川參加引洮工程(從岷縣古城溝攔截瀋河水上山，蜿蜒向東，經牛營大山、華家嶺、至慶陽縣董志塬，1961年停止，計劃未能實現)。
8月，按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關於“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僅10天時間，全縣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9月上旬，為迎接中共水土保持檢查團，全縣調集5萬農村勞動力(占總勞力38.7％)從華家嶺、馬營、城關、碧玉、雞川160華里的公路沿線上大搞形式主義的水土保持工程，嚴重影響了秋收、秋種、秋犁。
同月，在“越大越公”的指導思想下，全縣20個人民公社擴建為14個人民公社，還提出“千斤(糧食單產)元帥升帳，萬斤(洋芋單產)衛星上天”的口號，致使脫離實際的瞎指揮、盲目蠻幹、浮誇風開始盛行。
10月，再抽調2．5萬多農村勞力，大戰華家嶺、史家山，繼續搞形式主義的水土保持工程。又抽調1．3萬多農村勞動力，赴皋蘭、靖遠大煉鋼鐵。這時，全縣“三秋”生產主要靠老弱婦幼，致使許多地方洋芋沒人挖，凍死在地裡；秋田沒運上場，霉爛在田間；冬麥沒種夠，秋犁地沒犁完。
同月，全縣又組織6萬多人，用“野戰兵團作戰法”大搞深翻地“放衛星”，多為虛報浮誇。
8月至12月，全縣實現了人民公社食堂化，共辦2，759個，隊均2個。
是年，在“大躍進”思想指導下，全縣農業生產大計劃。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上面逼，下面吹，弄虛作假十分驚人，糧食實產l．15億斤，上報2．6億斤，徵購4，154萬斤(占總產36％)，人均口糧不足30斤，致使人民群眾以草根、禾衣、樹皮充饑，開始出現人體浮腫現象。
我正在《通渭縣志》的字裡行間苦苦煎熬，突然，重重的捶門聲讓我好不心驚。我忙去開門，卻見門外站著一位身材粗壯、面目黛黑、神色和順的農村婦女。
請她進屋，她也默默無語。待她坐定，又隨便問了些話我才弄明白，她是寺子村的婦聯主任，竟是我約見的幾位當地人士之一。見她坦坦然然，我便也放心地問問她災難年月的經歷。
也怪了，1958年她卻像是專為來趕通渭的這場災難似的從鄰縣嫁了過來。那年她17歲。可進了婆家門不足一個月，她又跑了出來。她堅決要當村上的團支部書記，婆婆死也不肯，小她3歲還未成年的丈夫又不拿事，這主便由她自己做了。那時候，她就是這麼要強這麼倔。
大概就像1958年各種各樣的人辦出了各種各樣荒誕不經的事卻不知道自己到底幹出了什麼事一樣，婦聯主任的那一股倔勁倒保全了她的一條命。1959年5月間省上培訓拖拉機手，儘管寺子村這裡山高溝深見都沒見過拖拉機，但她硬是報了名進了縣城。再沒料到，她只走了一兩個月，村上的食堂大灶就斷了糧，待她半年後興衝衝地返回村子，她家子，村子死了一樣，沒有人哭，沒有人叫，村上人十個裡面已經餓死了三個。學得的技術頂不得飯吃，沒多少日子她也和村上的所有人一樣餓，瘦了，瘦乾了，骨瘦如柴；然後就腫了，浮腫，腫得就要死了。她去拾草葉子一次次餓昏在路邊，險些死去。又再沒料到，她離開婆婆的那種要強那種倔又救了她。縣黨校叫她去學習，她便“學”回來一條命——學習有飯吃。
這就是一個僥倖活下來的普普通通的農村婦女的經歷。這不古怪？不離奇？我到底猜不透，這個今天如此坦然、如此平靜的農村婦女心中到底裝下了又還能裝下多少生命的苦水、歷史的雲雨。不過，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她以及像她一樣的居然活下來的人們，坦然地平靜地面對著過去。就是提及那最慘痛的時刻最不堪回首的情景，她也同樣地坦然而平靜。
“1959年11月到臘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淚。餓死老人家的，餓死婆娘的，日子過得糊裡糊塗。把人煮了吃，肉割來煮了吃……人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殺了吃的，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腫，中毒，不像人樣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娃心裡慘的，吃過就後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裡住不下去，沒人理他，嫌他髒。”
她依然那麼坦然那麼平靜，“沒了糧食吃，吃草葉子、樹皮，半個月就不行了。一點東西不吃，男的三四天就死，女的還能多活三四天……那時候餓死也不知道往外跑。人都怕事，當時也是相信政策，只想共產黨把人從水深火熱中救出來，不會把人往死裡餓。”
我只是望著她，不知下一句該接什麼。
《通渭縣志》：1959年3月，根據中共中央鄭州會議精神，縣政府草擬了輓救通渭嚴重局面的三張布告，很受群眾歡迎。但在後半年八屆八中全會以後，被視為“右”傾思想的產物，未能貫徹執行。
4月，人口開始外流、死亡。
是年底，全縣糧食實產8，300多萬斤，虛報1．8億斤，徵購3，800多萬斤(占實產45．6％)；人均口糧20來斤，致使人口大量死亡。但當時的省、地、縣委不承認通渭的實際問題，反而一律認為是“富裕中農和五類分子”在糧食問題上搗鬼。組織“千人整社團”，在農村普遍召開“千人鬥爭大會”。“萬人鬥爭大會”，錯整了一批幹部和群眾，並翻箱倒櫃，遍搜糧食，拷打群眾，致使人們持續浮腫、外流、死亡，許多地方出現人相食。
歷史容易失落，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歡回憶歷史。
“人相食”，當我在縣志的這一歷史段落終於找到這種字樣時，我的頭腦中突然涌出紛紛揚揚的思緒。也許後人會由衷地感謝編纂這部縣志、記錄這極端特殊的歷史事件的人們。因為，我們已經失落了許多歷史，而容易失落的歷史在這裡終於沒有失落。
我已見過這部縣志的主要編纂者張尚質。他說他對娃娃談起餓死人、人吃人的這一慘狀。娃娃聽了只笑笑：“人吃人？狼才吃人，人怎麼吃人？”
娃娃一笑置之的態度在張尚質心中卻有如斧劈刀斫一般。當年，他是《甘肅日報》的記者。災後他才隨省委工作組到通渭放糧，搶救災民，他寫了通渭饑荒死人的內幕，而這篇內幕又險些給他扣上右傾分子的帽子。
他不能不說實話，這是他的家鄉，他的家鄉啊。他看到了什麼？路邊、田裡，到處都是死人、死人，遍地白骨無人收。他跑回自己的村子，村子慘不忍睹。他跑進家門，家中已氣絕三人。
二十年過去了。但這一切他怎麼忘記，怎麼能忘記！！！
在縣志的編纂中，他用的只是簡略了又簡略的筆法。那“千人整社團”、“萬人鬥爭大會”是怎樣的喪心病狂、胡作妄為啊！他們到老百姓家何止翻箱倒櫃、掘地挖墻地搜刮糧食，他們完全變成了一群野獸，把拿不出糧食的婦女，剝光衣服，用繩子扎起陰毛拉出去遊街示眾！
要麼整死，要麼餓死，只能在這兩者之間選擇。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糧不敢吃，有野菜不敢挖，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實實地餓死。
“這是今古奇觀！今古奇觀啊！就是那滅絕人性的惡行，當時的工作組記下了128種！”張尚質說著說著，抑制不住地悲憤地要喊，站起來喊。
《通渭縣志》：1960年1月8日，縣委成立外流人口遣返小組，抽調110名幹部分赴陝西、青海、寧夏、新疆等地進行收容遣返及安置工作。
3月1日，中共甘肅省委決定，逮捕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書記張峰、陳景虞及有關負責人17名，其他縣委縣政府負責人都停職檢討。
12月，中共西北局在蘭州召開會議，研究了“通渭問題”，認為通渭縣發生如此嚴重的饑荒問題，省、地、縣委都有責任。接著中共中央、省委、地委派工作組250人，醫療隊128人，調醫藥136噸，放回銷糧3，300多萬斤，救濟款330萬元，棉布110萬市尺，棉花6萬多斤，迅速安排了群眾生活，醫治因饑餓所致的8萬多病人。
12月25日，縣委決定，在全縣14個人民公社分別成立兒童福利院，收養無依無靠孤兒1，200名。
冬季，農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幼兒園、托兒所、敬老院陸續解散。
年底，全縣造林面積比1957年底減少82％，林木保存面積僅占原有的4％。
是年，旱、風、凍、病、蟲等自然災害頻繁，人民群眾災難深重，吃國家回銷糧4，000多萬斤。
我在《通渭縣志》中看到了白老漢。我忘不了他，自然也忘不了他的指點：“要了解通渭問題，去找王振。”王振老漢在哪兒？這是我到通渭打聽的第一個人。
在離通渭縣城70里路的一個山谷裡，我放輕了腳步走進一個靜得像睡熟了的小山村。王振老漢閒居在家，隨隨便便的，但他的衣著和舉止，卻多多少少保留著做幹部時的樣子，他老了，說是六十有四。望望他那冰雪蓋頂般的一頭白髮，再看看他那張像被雨水割出千萬道溝窪的坡地一樣的臉，我想任誰也不敢說他的一輩子過得平平順順、簡簡單單。
我們雖聊得輕鬆自然，但我卻還是驚詫不已。王振老漢談起通渭問題時的那一番自剖，竟和白老漢一般無二：“我是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時撤了我副縣長的職，打下去當一般幹部。1960年二三月，省委決定逮捕席道隆和其他16個縣裡的幹部，我就是那第17個。因為我在水庫下放勞動，把我放過了。不然也得抓起來。”
白老漢和王振老漢這共同的僥倖背後該藏著那不言自明的必然嗎？我和王振老漢聊了很久也聊了很多。也許遠遠地離開了那些升降沉浮的散淡生活，反倒使王振老漢更直截了當地去審視過去。
“那像一場夢，糊裡糊塗地乾了那些事。其實，從1959年春季就餓死了人，1959年前半年已經餓死了6，000多人。一直到1960年冬季，人還繼續在死。1962年秋收洋芋下來，人的肚子才飽了。就是席道隆，對死人也是悔恨的。”他說：“我席道隆把群眾捆住了，你上面領導對群眾下了刀子。”1960年宣布抓17人以後，公社一級的幹部又抓了39個，以後又提審了300多人。93％的基層幹部都撤了職。群眾心傷了，幹部的心也傷了。後來人們就說，“共產黨幹部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共產黨的幹部，我們這一代把罪受完了。吃了苦也辦了壞事，在錯誤政策之下，越積極辦的壞事越多。唉——”王振老漢長吁一口氣，像是胸中積郁著再也吐不淨的惡氣。良久，他說道：“有的幹部一輩子做不成什麼事情，白老漢是幹成了一件事的人。”
《通清縣志》：1961年至1963年春季，市場糧價高漲，每市斤小麥由1957年的一角七分漲到五六元；洋芋由三四分漲到五角；清油由七八角提高到十五元；一個油餅由一角漲到兩元。
10月11日至16日，召開通渭縣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白尚文為縣長。
1962年5月13日，根據中共中央2月北京二千人會議精神，中共定西地委釋放席道隆等17人出獄，並恢復名譽陸續安排了原級別工作。
1月至5月，全縣狼害成災，傷108人，死33人，傷亡牲畜44頭，羊2，966隻。
1963年風調雨順，夏秋作物全面大豐收，基本解決了通渭人民的吃飯問題。
讀下去，再讀下去，似乎我便歸回到了一個我似曾相識的地方。1964年“四清”運動，1965年社教運動，1966年“文化革命”開練……通渭吃著回銷糧、救濟款卻一字不差。
我罷手了，儘管我還不忍心裡手。但說實話，我的神經繃得過緊，已不時地像要出點毛病。
在通渭幾日，只要跨出房門，走到街上去，我那過敏的神經便會哆哆嗦地從頭到腳直立起來，似乎全身都睜開了眼睛。我再聽不得笑聲，一有笑聲傳來我即脊背發涼，仿佛從那笑聲中望見一副猙獰的面目。若遇有滿面赤紅或垂頭行走的人，我又非要辨認一下他的或她的臉，仿佛那上面留下過殘忍的痕跡。當然，我自知這毫無道理，但我還是情不自禁！我的皮肉乃至我的五臟六腑都燥熱難忍。
是碰巧也是不可避免，我去查閱了甘肅中部五百年來的災難史。我這才知曉人曾經忍受了多少苦難而人又能忍受住怎樣的苦難。我似乎這才更懂了湯大，更懂了白老漢，更懂了通渭縣志辦公室主任的悲憤，也更懂了那位婦聯主任的平靜、坦然。
也許只消在這部災難史中挑些定西、通渭的段落出來，便再也無須多言了。
明萬歷十一年(1582年)定西、通渭大旱，民大饑，轉鄉流離。
明萬歷四十年(1618年)通渭荒疫並作，死者枕藉。
明崇禎十三、十四年(1641—1642年)通渭大旱，民大饑，鬥粟價有二百錢，民捕鼠羅雀，食草者甚多。人相食，舍子換食，後流亡者不計其數。
清道光十二至十六年(1832—1836年)通渭連旱五年，民大饑。
清同治七年(1868年)定西、通渭大旱，戰爭加瘟病，民大饑，人相食，狀極慘憫，鬥粟價十千有餘。民國十七年(1928年)定西大旱，秋夏無收。全省大旱。
民國十九年(1930年)定西旱。災民三萬。哦，還有密密麻麻的一片又一片的可怕文字：夏秋無收，隕霜殺麥，山崩地裂，黑泥涌出，春大旱，秋大水，收穫甚微，瘟病流行，餓殍盈途，死者無算，等等等等。
這就是我們苦難的農民，這就是我們民族的苦難。幾百年幾千年的進化，在那民大饑、人相食的災難中不轉眼就回到太古中去了？進化如此艱苦卓絕，路途漫漫，而退化又如此輕易短促！
文明竟如此易碎嗎？而破碎的文明又會帶來什麼？
通渭百姓餓怕了，死怕了，便不顧一切地生孩子。1964年到1974年，全縣每年都要生出來兩萬人。儘管在那場災難中全縣1/3的人餓死的餓死，逃亡的逃亡，但到1982年人口普查時，全縣人口竟從1949年的23．8萬人增長到35．l萬人。
人多了，糧少了。1949年，通渭人均產糧708斤，口糧500斤以上。1979年到1983年的五年，每年的人均產糧降到339斤，口糧227斤。一年227斤糧食夠誰吃的？如此，每年通渭便要吃國家回銷糧2，414萬斤，每人可攤73斤。
也許，《通渭縣志》還將編纂下去，但又怎麼才能寫得下去？“吃飯舔碗，通渭人的出產。”這餓出來的習慣，看上去怎不令人鼻酸。然而，日子能這樣舔著碗過下去嗎？
通渭遠了，很遠了，我心中密布的愁雲卻久久不散。
作者沙青系《北京晚報》記者，中國報告文學協會理事，是近幾年來北京文壇上比較活躍的青年報告文學作家。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18/6/21 下午 02:04:00編輯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