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一衣帶水，自古就多有聯繫，既然有交往就少不了摩擦爭鬥乃至戰爭，回望中國歷史長河，漢唐盛世，元明清的輝煌都深深烙印在歷史的天空上，曾經的我們高擎著“敢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大旗，豪邁著精神俯視世界，並且對於一海之隔的扶桑，我們也有過三次滅亡它的良機，但只可惜機會在我們指尖溜走，日本最終未被我們征服•••
話說第一次機會來自大唐之時，當時的中國無愧於世界第一，我們有太宗的英明，我們擊敗周邊強悍的草原民族，我們倉廩豐實，我們兵強馬壯，我們敢於進攻任何覬覦大唐的勢力。而此時的日本也逐步走進封建化，在中大兄皇子和一批得力大臣的努力下，國力也迅速提高，但與大唐比，就像今天拿越南與中國比一樣，差距太大了。但一葉障目，夜郎自大的日本統治高層卻看不清形式，自我感覺很好，便欣欣然做起了“開拓萬里之波濤，布國威于四方”的春夢，於是借著百濟打新羅之機，第一次出兵朝鮮半島，名義上是大哥幫小弟（百濟）擺平人家新羅，可實際上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進兵大唐才是人家的宏圖大略，可大唐豈是好欺負的軟柿子，你敢算計我我就打你，唐高宗立即調動軍隊馳援新羅，展開了援羅打倭的軍事鬥爭，劉仁軌率唐和新羅海軍在白江口大破倭軍，由於唐軍船高艦堅利於攻守，倭軍船小不利於攻堅，雙方戰船一接觸，倭軍立刻處於劣勢倭軍指揮朴市田來津雖“仰天而誓，切齒而釁”，奮勇擊殺，直至戰死，但亦無力挽回戰局。中國史書記載：唐軍與倭軍海戰，”四戰皆克，焚四百船，海水為丹”。倭軍敗退之後，日本本土幾無可用之兵，因為中大兄皇子為“布國威于大唐”不惜將全部身家都壓在了出兵朝鮮，等到倭軍大敗，日本軍事勢力遭到致命性打擊，杯弓蛇影的中大兄不得不將全部剩餘軍力部署在北部防線，而倘若此時大唐軍隊進軍日本本土，而且有新羅支援，經對馬海峽，必定能重創日本，甚至可能直接滅亡日本。
而另外兩次則是元朝獨自包辦，分別是1274年和1281年兩次揚帆遠征日本，此時的元帝國正處於歷史上最輝煌的時刻，疆域廣闊，併吞四方霸氣實足，一向窮兵黷武對外擴張的元朝統治者自然不會放過日本這塊肥肉了，於是按照東條英機的話說“哥哥要教訓不聽話的弟弟”了，大元高層做出了征滅日本的偉大戰略決策，至於藉口嗎就是日本沒能好好聽話，竟然不服當時的世界超級大國大元，於是大元就要用“霸權主義”來好好教訓小弟弟了。
西元1274年10月，元至元十一年，九百多隻艦船組成的蒙古艦隊從朝鮮合浦修帕茨（日語出發的意思），這次遠征軍隊是蒙古、漢、高麗三方混雜，兵力：25000，戰艦：900多艘，登陸地點：日本九州，從國家實力和軍隊作戰能力分析，元軍都佔有絕對優勢，相較元軍的大規模集團化作戰，日本的戰法則更注重個人逞勇鬥狠，協同作戰能力根本不是一個層次上的，因此日軍的作戰方式明顯落後，更何況元軍經過無數大戰歷練，大都是些能征慣戰的老兵了，所以說單從純軍事角度來看，日軍的確落後蠻大的。但天時•地利•人和卻站在了日本一邊，登陸後的元軍出師不利，遇到日軍的的頑強抵抗，日本人前赴後繼視死如歸的抵抗著元軍的進攻，亦如抗戰時的中國軍人抵抗小日本的進攻一樣，由此造成元軍供給不足，副帥劉複亨中箭受傷，給元軍以當頭一棒，導致元軍高層判斷失誤，以為日軍兵力甚多，同時鑒於攻南宋之戰進入了關鍵時期，再加上遇到大風暴，致使元軍幾乎全軍覆沒，於是決定從日本戰場撤兵，這次征日總算使日本逃過一劫••••
未能滅日一直是元高層的心頭之痛，1281年，元軍趁滅宋的銳氣，又以日本盡斬元使的契機，組織龐大的遠征軍由江浙和朝鮮兩地同時出發，兵力：200000，蒙古人四萬五千，高麗人五萬多，漢人約十萬（南宋軍降），戰艦：5000多艘，高麗艦隊先行出海，主力南方艦隊緊隨其後，6月上旬與高麗艦隊在九州外海會合，之後在九龍山登陸作戰，此次作戰戰況也是相當慘烈，元軍損失挺大，但給元軍致命打擊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太平洋上突然刮起的猛烈的颶風，風暴持續四天，元軍南方艦隊的艦船基本被毀，北方艦隊的艦船也損失大半。戰艦的報銷無異於昭示著征日元軍的報銷，元軍不僅士氣遭到致命打擊，補給和增援都成天方夜談了，而事實也的確如此，日軍全殲元軍，而十萬南宋降軍都成賤民，至於蒙古高麗人則統統被處死了，就這樣元軍第二次規模空前的征日戰爭以失敗告終•••••
倘若第一次元軍堅持下去，加大增援和補給，別像希特勒放棄堅持滅掉英國一樣，倘若第二次沒有遇到如此巨大的暴風，那麽日本的歷史也許就會改寫，東亞的格局也許將發生巨大變化，但歷史是沒有倘若的，歷史就是歷史，因此我們只能說中國錯失三次滅亡日本良機•••••••
這個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