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日本鷹島海底遺迹出土的噴漆木製品上，有朱筆書寫“……元年殿司修，檢視訖官”銘文。此前鷹島海底遺迹出土了許多文物，但文字資料極爲罕見，此朱書銘文作爲探討元軍戰船來源的重要文字資料，尤其引人注目。
銘文中的“殿司”並非元朝官職，而可能是南宋時期掌握禁軍的“殿前都指揮司”略稱，統帥元軍南路軍的范文虎，可能就是其長官“殿前都指揮使”，並推測：此朱書銘文資料表明，隸屬於南宋殿前都指揮司的水軍，在元軍征服南宋過程中，被元軍收管，後被投入到遠征日本之軍事行動中。根據《宋史》、《元史》等文獻資料，推測在征服南宋的過程中，元軍接收許多南宋水軍戰船，在第二次征日的元軍南路軍戰船中，包括相當多的原南宋水軍戰船，朱書文字資料可能與此相關。
一、南宋殿前司
1．南宋殿前司
元代並無略稱 “殿司”的官衙，與此相近的“殿中司”隸屬御史台，爲監察機構，主掌糾罰百官班序中失儀失列之事等，並不參與營造戰船。有同樣職掌的劄撒兀魯，最早出現在《元朝秘史》中，但在中國官僚體系中設置殿中司則在至元五年（1268）。由於元軍在鷹島全軍覆沒之事，發生在至元十八年（1281），從“……元年，殿司修”的紀年來推斷，“殿司”也不可能是指“殿中司”。
殿司可能爲南宋殿前司的略稱。北宋主力軍隊爲直屬于皇帝、防衛宮城和首都的禁軍，地方的屯駐軍也由禁軍更戍派遣，或採取常駐的方式。禁軍由殿前司（略稱殿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構成，總稱“三衙”、“三司”，其中以殿前司最重要，長官爲殿前都指揮使，副官爲殿前副都指揮使。
南宋初期，爲了對付金軍，岳飛等地方武將擁有自己的軍隊，後來這些武將的兵權被收回朝廷，重組“御前軍”。南宋中期，在長江流域佈置十支御前軍,稱“屯駐大軍”，各屯駐大軍由都統制統率。
在南宋初期的戰亂中，三衙體制曾一度崩潰，但隨著混亂局面的結束，在削減前線武將兵權的同時，首都臨安的三衙得以重整，特別是殿前司兵力得到擴充。北宋時期駐留各地的軍隊，有時也從三衙即禁軍派遣，但南宋時期的三衙，實質上僅是駐留首都的屯駐大軍之一。紹興十八年（1148）殿前司由十二軍編成，擁有七萬多人。以殿前司爲首的三衙軍，在防備宮城和首都同時，必要時也投入前線作戰。朝廷中設置樞密院（文官）統領全國兵權，在各地的軍事要衝，也任命文官爲制置使、安撫使，統攝軍政、用兵等權力。
從南宋中期開始，爲了適應各種新情況，又在屯駐大軍外設置了各類“新軍”。作爲殿前司系統的新軍，有福建泉州殿前司左翼軍、江西殿前司右翼軍、廣東殿前司摧鋒軍。南宋後期，新軍代替已弱化的屯駐大軍，成爲主力部隊。南宋末期，前線的實力武將兼任制置使、安撫使，獨自組建新軍而對抗元軍。其中，充當重要作用的是，位於長江中游和漢水流域的京湖制置使、長江下游和淮水流域的兩淮制置使、長江河防的沿江制置使等。
2．南宋水軍與殿前司
因長江——淮水——漢水一帶爲南宋與金、元對峙前線，南宋在沿江佈置有充足的水軍，沿海海軍也得到強化。南宋初期主要由沿江制置使、沿海制置使擔負江上、海上防務，之後，隨著各地配置屯駐大軍，水軍也隨之分散配置各地。南宋中後期，沿江、沿海要地共設置20余處水軍。各地水軍的指揮系統歸屬沿江、沿海制置司，有時也隸屬於各屯駐大軍的都統司或殿前司，沒有定制。在沿江、沿海各地有官設造船所，建造戰船，在特殊時期也強征民船爲軍用。
在各地水軍中，以接近首都臨安的許浦（蘇州近郊）、澉浦（杭州灣北岸）、定海（寧波近郊）最重要。許浦水軍原屬於定海沿海制置司，不久歸殿前司，後改編爲御前水軍，嘉熙年間兵員達到11500人，爲南宋規模最大的水軍。澉浦水軍隸屬殿前司，開禧元年有1500人。定海水軍隸屬沿海制置司，嘉熙年間有6000人。寶祐二年（1254），在首都臨安府又設置殿前司浙江水軍，有兵員2800人，鹹淳四年（1268）擴至一萬人，成爲最大的水軍之一。除此之外，福建泉州殿前司左翼軍有水軍3000人、廣東殿前司摧鋒軍有水軍2000人。
面對元軍南侵，南宋末期殿前司系統的水軍，擁有一萬數千人的兵力，除了負責臨安附近的海防、江防外，也參與前線的抗元戰鬥。南宋末期，在漢水、長江流域，有京湖制置使呂文德指揮下的水軍部隊。在襄陽之戰進入膠著狀態後，和呂氏集團關係密切的范文虎，被委任負責統率精銳水軍，不久被派遣增援襄陽。
二、南宋末的殿前司水軍與范文虎
1．襄陽之戰中的范文虎與殿前司水軍
南宋開慶元年（1259），元軍侵宋戰爭全面爆發後不久，蒙哥病死于四川前線。忽必烈率軍包圍長江中游的鄂州（鄂州戰役），與呂文德、夏貴率領的南宋軍隊對峙。翌年，忽必烈解圍北歸，即皇帝位。
賈似道因“退敵有功”，而以宰相之位獨攬大權，其親信呂文德被任命爲京湖制置使，統轄長江中游至漢水流域的軍事。至元五年（1268），忽必烈再次大規模南侵，以阿術爲主將，攻打漢水中游軍事要衝襄陽、樊城，呂文德之弟呂文煥以京湖制置副使保衛襄陽。
范文虎乃京湖制置使呂文德的女婿，與呂文煥、夏貴等人同爲呂氏集團的武將。至元六年七月，范文虎、夏貴企圖增援被元軍完全包圍的襄陽，結果大敗于阿術，元軍截獲100餘艘戰船。之後，元軍打敗夏貴水軍，又獲戰船51艘。十二月，呂文德病死，范文虎爲殿前副都指揮使，統率救援襄陽的殿前司水軍。
至元七年一月，李庭芝任京湖安撫制置使，繼承呂文德的指揮權。范文虎仰仗賈似道的庇護，不服從李庭芝的指揮，陣中遊玩，不肯出擊。三月，襄陽元軍訓練70000人的水軍，建造5000艘戰船，加強封鎖襄陽。六月，范文虎親率殿前司精銳8000人、戰船2000艘出戰，結果大敗，被奪走戰船30艘。然而，范文虎得到賈似道庇護，不僅獨掌殿前司軍權，兩淮諸軍亦歸其統領，繼續負責救援襄陽之事。
至元八年六月，范文虎又率戰船1000艘、水軍十萬人來救援襄陽，結果再次敗退，被奪走100餘艘戰船，救援襄陽完全失敗。至元九年九月，賈似道不得不解除范文虎指揮權，十一月任命陳奕爲殿前都指揮使，同時兼管侍衛馬軍司、步軍司。但翌年一月，樊城陷落，二月，呂文煥投降，襄陽陷落。
2．元軍侵攻長江與范文虎投降
至元十年（1273）三月，元軍命興元路、汴梁等地建造2000艘戰船，其中汴梁完成800艘。六月，又命襄陽建造1000艘戰船，爲向長江方面的進攻作準備。南宋方面，陳宜中以襄陽失守爲由，彈劾范文虎，但因賈似道的袒護，范文虎反而轉任安慶知府，負責長江防務。閏六月，殿前指揮使陳奕，統率水軍佈置鄂州、黃州江防。十一月，以李庭芝爲淮東安撫制置使，夏貴爲淮西安撫制置使，陳奕任沿江制置副使，與安慶的范文虎一起，共同加固長江防御體系。
然而，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以伯顔爲總指揮的元軍從襄陽進發。十二月，率10000艘戰船進入長江，追擊夏貴的南宋水軍，獲得1000餘艘戰船，並進攻鄂州。此年，元軍第一次遠征日本（文永之役），三月，令戰船900艘、士兵27000人從高麗出發，十月，侵攻博多灣，但不久撤退。第一次遠征日本的戰船，是奉元廷之命於高麗建造的。
鄂州陷落後不久，至元十二年（1275）一月，黃州的陳奕、安慶的范文虎先後投降元軍，二月，伯顔接管安慶。伯顔任命范文虎爲兩浙大都督，與呂文煥、陳奕同爲進攻南宋的先鋒。
《元史》的《世祖本紀》和《伯顔傳》有同樣記載，即陳奕投降時官職爲沿江制置副使、范文虎爲殿前都指揮使，但《宋史》不見類似的記載。若《元史》記載可信的話，鹹淳九年（1273）十一月，原爲殿前都指揮使的陳奕轉任沿江制置副使後，范文虎接任殿前都指揮使。
3．南宋滅亡前的殿前司與水軍
至元十二年二月，南宋宰相賈似道率軍13萬人、包括夏貴的2500艘在內的戰船總計5000餘艘，在丁家洲迎擊元軍，結果大敗，又被奪走2000餘艘戰船。接任殿前都指揮使的韓震主張遷都，但被繼賈似道之後掌握實權的陳宜中所殺。六月，元軍在蕪湖附近殲滅夏貴水軍，捕獲200餘艘戰船。七月，阿術元軍進入鎮江，又大破宋朝水軍于焦山，捕拿戰船700餘艘， 此時南宋的長江水軍被殲滅殆盡。韓震卒後，張彥繼任殿前司指揮，九月，被元軍俘虜， 百餘艘戰船亦歸元軍。
至元十三年正月，元軍逼近臨安，“宋丞相陳宜中、殿帥張世傑皆已逃去” ，此時，張世傑代替張彥指揮殿前司，不久，南宋朝廷降元，二月，伯顔率元軍進入臨安。
從海路逃離臨安的陳宜中、張世傑等人，又擁立皇太子爲帝，改年號爲景炎元年，在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繼續抗元活動，流亡政權殿前都指揮使爲蘇劉義。九月，元軍于福建獲得南宋戰船1000餘艘。至元十四年（1277）末，張世傑仍擁有800艘戰船，但不久元軍又在廣東沿海打敗張世傑，獲得200艘戰船。至元十五年，流亡政權被追至廣東崖山，張世傑、蘇劉義聯合1000艘戰船，來抵御元軍攻擊。至元十六年二月，在元軍猛攻下，南宋完全滅亡。此時，元軍又獲得800余艘宋船。
三、原南宋戰船投入遠征日本之戰
1．遠征日本所用戰船的建造
至元十三年，接受南宋朝廷降伏的伯顔，委任兩浙大都督范文虎接管政權，本人則北還。此前，忽必烈曾就遠征日本一事，向范文虎、夏貴、呂文煥、陳奕等人諮詢，他們均贊同。至元十三年范文虎任參知政事，至元十五年升至中書左丞，負責在南宋故地籌備遠征日本。
遠征日本所用戰船的建造，始於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元廷令南宋故地揚州、湖南、贛州、泉州等地建造600艘戰船，六月，又命高麗建造東路軍所用的900艘戰船。但在七月，潭州取消了遠征日本、交趾所用戰船的營造計劃。至元十八年（1281）二月，福建省左丞蒲壽庚上言“詔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民實艱苦” ，造船之事遂中止。此外，湖廣行省的潭州、江浙行省的泉州、江西行省等戰船營造也困難重重。
據《元史》可知，第二次遠征日本所用戰船中，東路軍900艘戰船全部由高麗建造，而可以得到確認的江南所造戰船，僅有至元十六年的600艘，其中泉州所造戰船，僅有50艘。且不論《元史》中沒有記載的造船數，單從當時最大的海港泉州的造船數僅有50艘這一點來看，新建造戰船也不過數百艘。而第二次遠征日本時，江南戰船總數竟有3500艘，其中絕大部分極有可能是元軍截獲、接管原南宋水軍的戰船。
2．范文虎對遠征日本所用戰船的籌措
范文虎負責籌措江南軍隊所用戰船。至元十六年八月，范文虎向忽必烈上言：“臣奉詔征討日本，比遣周福、欒忠，與日本僧齎詔往諭其國，期以來年四月還報，待其從否，始宜進兵。又請簡閱舊戰船以充用。皆從之” 。接受遠征日本任務的范文虎，首先主張派遣使者，試探日本的動向，同時調查原有戰船，以籌建船隊。
僅史料所見，從襄陽之戰到崖山之戰，元軍捕獲南宋戰船達6000艘以上，另外從投降的南宋水軍處，元軍接管了許多戰船。即使其中有許多戰船破損、沈沒，但截至第二次遠征日本時，從南宋捕獲、接管的戰船數量仍很大。范文虎所言“舊戰船”中，雖包括元軍新造的戰船，但從南宋捕獲、接管的戰船應居多數。因此，在第二次遠征日本的南路軍中，包括許多投降的南宋水軍將士，以及他們攜帶的武器、戰船等。
3．江南軍的進發與船隊的覆沒
至元十七年（1280）六月，忽必烈和范文虎商議征日之事，七月，命原屬張世傑水軍的南宋水軍將士們，投入到遠征日本的戰事中。同時，命范文虎招募原歸屬南宋的蒙古人、穆斯林等，編入江南軍隊，八月，又命招募遠征士兵，范文虎任征東行省右丞，十月，獲增士兵10萬人。
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在大都詔諭范文虎：應范之請求，把漢人士兵（華北漢人、契丹人、女真人）一萬人增派給江南軍隊。范文虎又請求二千匹馬，撥給禿失忽思軍及回回炮匠，但忽必烈以“戰船安用此”爲由而駁回請求。二月，正式下令范文虎遠征日本。五月，由蒙古人、漢人、高麗人組成的東路軍將士4萬人、戰船900艘，從高麗出發。六月十八日，阿塔海、范文虎率江南軍將士10萬人、戰船3500艘，從寧波近海出發。
江南軍于六月末到達平戶島，七月初與東路軍會合，七月底移至鷹島。由於遇到閏七月一日的颱風，停泊於鷹島的江南軍船隊絕大部分沈沒。但張禧率領的船隊，因停泊于平戶島而倖免于難，張禧部隊以及從鷹島逃回的范文虎部等人，乘船逃回國內。但殘留於鷹島的江南士兵，大部分被日本軍隊殺死或俘虜，客死異國。誠如韓儒林先生所指出的那樣， “（忽必烈）將南宋新附軍（即江南軍）派去打日本，充當炮灰” 。
四、鷹島遺迹文字資料與原南宋戰船、武器
1．銘記木片的形狀與弩
如前所述，有“……元年殿司修，檢視訖官……”朱書銘文的木製品，原推測爲船材殘片。但後來經過研討，認爲更有可能是木制武器，或爲弩的殘片。弩爲中國古代主要武器之一，在被稱爲“弩臂”的軸部，安裝上呈十字形的“翼“（弓），在弩臂上面刻成“箭槽”，槽上置箭，弩臂手邊安裝“機”，搭上弓弦，然後發射。“弩臂”爲硬質木材，而“翼”則用具有彈性的木材或竹子作成，用動物膠加固，有時爲了防潮，再塗上漆。
目前尚未調查該木製品的樹種、是否有膠加工，但其表面塗有黑漆，用朱漆書寫銘記。此外，據發掘負責人小川光彥陳述，在發掘時還出土了同樣形狀但沒有銘文的木片。他認爲，該木片有可能是刻上箭槽的弩臂（軸部）。
2．南宋時期的水軍與弩
關於宋代弩的製造、使用狀況，李天鳴已有詳述。弩大於普通的弓，有更大的威力，因射程遠、且有瞄準設備，北宋時期對付遼、西夏騎兵時，常用弩密集射擊。南宋初期在宋、金的野戰中，仍有應用，但在中後期的野戰中，弩的使用已開始減少，主要應用在守城戰和水戰中。弩一般用木材或牛角作成，多塗黑漆。
孝宗朝時，隸屬鄂州、荊南府的屯駐大軍弩箭手共有15000人（約占士兵總數三分之一以上）。鎮江30262人士兵中，弩箭手爲10607人。寶慶年間，定海水軍將士4000人中，弩箭手有860人。寶祐六年（1258），爲了長江防衛，慶元府派遣500名禁軍，其中配備弩200張。鹹淳八年（1272），張順率南宋水軍救援被元軍圍困的襄陽時，戰船中亦配備有弩。
可見，南宋後期水軍多配備有弩，元軍與南宋的殿前司主要在漢江、長江流域展開水戰，范文虎所率殿前司戰船，在被元軍捕獲、接管時，應當包括不少弩等武器。該木片極有可能是元軍在征服南宋的過程中，從殿前司水軍接收並用於遠征日本的弩的殘片。
《蒙古襲來繪詞》有多處描述蒙古式、中國式弓箭，但無法確認就是弩等武器。但原南宋軍人張成，在第二次遠征日本時，加入東路軍，在志賀島與日軍作戰時，“纏弓弩，先登岸迎敵” 。不適於騎射的弩，在蒙古軍中並沒有廣泛應用，但東路軍中的原南宋故地、漢地、高麗等軍人，則有可能裝備有弩。此外，日本方面的史料《八幡愚童訓》也記載到，志賀島之戰中遭受日本軍隊突襲的東路軍，“其後以鎖系船，防備搖動。若日軍來攻，從大船使用石弓發射。因日本船小，均被打破”。“石弓”即“弩”的日本語詞。從具備打破戰船的穿透力來看，或許東路軍在船上裝備有數人共同操作的大型武器，即弩。以原南宋水軍爲主的南路軍，更有可能配備許多弩，但南路軍幾乎尚未參戰，便沈沒於鷹島。因此日本人接觸弩的機會甚少，《繪詞》中僅留下在鷹島附近清剿殘敵的場面，並沒有詳細描述交戰狀況，當時這種弩可能沒有用於戰鬥。
3．“元年殿司修，檢視訖官”試釋
若木片爲弩的軸部（弩臂）殘片的話，銘文反映什麽狀況，有何含義呢？“殿司修”可以理解爲殿前司所造之弩，但北宋中期視察河北武器配備狀況的歐陽修有如下記載：
見今諸州軍弓弩造作之時，既皆草草造成，不久尋複損壞，又須從頭修換，一番修換未了，一番已卻損壞，即目諸州並不暇打造新弓弩，只是終年修換舊者，積壓無由了絕，有打造成後不曾經使，已修三五次者，修換既頻，轉不堪用，虛費人功物料。
弩造完後，要定期修理、更換，製造用“造作”、“打造”，修理、交換則用“修換”等詞語。在南宋史料中，製造戰船、武器類用“打造”，修理用“修”，因此該銘記中的“殿司修”，並非指殿前司的製造記錄，而應該是修理記錄。
北宋中期設置軍器監，主掌製造武器，但又另設弓弩院，專門製造弓弩，地方上亦設置作院，製造各種武器。南宋工部設置軍器所，負責制造武器，各地駐屯軍也製造武器。紹興三十二年（1162），樞密院機速房上言：
靖康初，御前降到軍器經百餘年，全無損動，仰見祖宗時製造軍器，例皆精絕，蓋緣監官得人。近來軍器所給到弓弩盔甲，往往經時未久，已皆損壞，不堪使用，緣監官多是貴戚勢要子弟爲之……遇軍器元額未敷，卻將損壞弓弩量行修整，將舊甲逐急穿弗，遂致臨時有誤使用。欲望自今後，乞更不差貴戚勢要子弟充監官，止乞行下三衙，選差自來暗曉製造軍器之人。
這是關於製造武器時選任監督官員的規定。在修理弩等武器時，同樣有可能派遣負責官員，檢查修理狀況，關於戰船的修理，同樣可能有類似規定。據嘉定十年（1217）知泉州的真德秀記載，泉州殿前司左翼軍對戰船每三年小修，五年大修。修理時，左翼軍首先上報安撫司、安撫司又上報朝廷，朝廷派官計算經費。乾道八年（1172），各地戰船久未檢修，有可能影響防衛力量，孝宗擔心作爲對金防御之核心的水軍的現狀，派官檢查長江沿岸戰船，並根據檢查報告進行修理。
南宋時期對戰船、武器的製造和修理，派出官員進行監督、調查已經制度化。因此，“……元年殿司修，檢視訖官……”朱書銘文，可能是修理殿前司配置的弩時，負責官員根據檢查的結果，用朱漆書寫的檢查完畢記錄。
南宋海軍爲了徵用民船，首先要求民船在海船帳簿中登錄（籍定）。籍定不僅適用於新登錄船，以前所收之船也要一起接受檢查，同時對新舊船的船數、尺寸、備用品、軍器等進行檢查、籌備，並根據需要，對軍器進行修理或配給。以上雖爲民船徵用的情況，正規戰船在船體檢查時，軍器的檢查也是其內容之一。“元年殿司修”銘文，反映了南宋時期對戰船進行定期檢查、修理的狀況。
五、江南軍的組成與原南宋戰船
1．第二次遠征日本戰船的組成
在探討江南軍戰船的來源時，既要考慮到從南宋水軍接收過來的舊船和新造船，也要考慮到從東南沿海海上勢力所接受過來的舊船、民用船等問題。元軍進入臨安城後，繼續追討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地區的南宋政權殘存勢力。在這一過程中，捕獲、接管南宋水軍戰船的同時，亦接受沿海海上勢力的歸順，或進行征討，使之所率船隊歸順元朝。海上勢力展開海外貿易、海盜行爲等多種活動，象蒲壽庚既以武官身份負責南宋海軍一部分，同時又任提舉市舶司。歸順元朝的海上勢力，象擔任泉州海外貿易的蒲壽庚，負責從江南到大都海運的朱清、張瑄等人，在元朝海上交往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
在征服東南沿海過程中形成的元朝海軍，由從原南宋水軍捕獲、接管的戰船、被招撫海盜的戰船、民用商船、運送船等組成。這樣原屬東南海上勢力的部分船舶，在第二次遠征日本時，被編入江南軍。但僅據《元史》，尚無法確認第二次遠征時徵用了海上勢力的船舶。與此相對，第二次遠征失敗後的翌年，即至元十九年（1282），爲了遠征日本，渤海沿岸、江南、福建、高麗等地奉命建造4000艘以上戰船。至元二十年，朱清、張瑄奉總指揮阿塔海之命，準備遠征日本，潮州海上勢力陳義貢獻海船30艘。可以確認動員海上勢力船隊這一事實的，該年七月，忽必烈詔諭阿塔海，“所造征日本船，宜少緩之：所拘商船，其悉給還。” 戰船的建造和商船的徵發有所緩和。儘管如此，爲了第三次遠征日本，元廷又下令建造戰船，但在數量上未必趕上第二次遠征時所造戰船，此外，更積極地實施對海上勢力的船舶以及民用商船的徵用。
在第二次遠征日本的江南軍船隊中，不僅有新造船、海上勢力船舶，可能大部分是原范文虎管轄下的舊南宋水軍戰船。
但銘文中的“元年”具體指代哪個年號，目前尚無法判明。若此弩類武器木片是在至元五年九月襄陽之戰開始，到至元十一年二月鄂州之戰所收繳武器的話，“元年”可能是指咸淳元年（1265）以前的年號。若是至元十三年（1276）二月進入臨安城之前收繳的話，則可能是德祐元年（1275）。概率最低的可能性，則是崖山之戰前後從南宋軍隊所得，這樣“元年”則可能是景炎元年（1276）、祥興元年（1278）。
2．沿江戰船向海船的挪用
最後探討一下江南軍船隊多由原南宋水軍戰船組成的問題。元軍征服南宋的過程中，從南宋水軍收穫的可以確認的戰船的大部分，是從襄陽之戰到臨安入城，在漢水、長江流域江上作戰、投降所得戰船。沿海、海上所獲南宋戰船，則是在崖山之戰前後得自南宋殘存政權。但內河航行的原南宋戰船，在歸屬元軍後，可以馬上渡海遠征日本嗎？
據乾道五年（1169）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逵的上言可知，南宋時期已開發出可以在沿海、內河航行的戰船。殿前司水軍指揮官建造了新式大型戰船，船底爲湖船，上部爲戰船，船頭、船尾爲海船形狀，全長22.5米，寬6.1米，備有42支船槳，可載200名士兵，在海上、長江、淮水等均可航行。其船體比遠征日本時最大的千料船小一圈，開慶元年（1259）鄂州之戰中，福建、浙江沿海的大型戰船，曾集結于長江中游。
遠征日本的船隊，由長達30米的大型運輸船即千料船、拔都魯中型戰船、給水用的汲水小船等組成。《蒙古襲來繪詞》中的登陸用舟艇，爲了在海邊登陸，吃水較淺，與明代在長江流域使用的“九江式哨船”形狀大體相同。在遠征日本的船隊中，特別用於登陸舟艇、汲水小船，可能多從原南宋水軍沿江船舶挪用而成。遠征日本之際，內地的湖南、贛州等地奉命建造戰船亦可作爲旁證。此外，從“江淮戰艦”用於遠征日本的記載，可看出長江、淮水的內河船挪用的可能性。至元二十二年（1285），爲第三次遠征日本徵用戰船時，除了“膠萊諸處漕船”，還有“江淮民船” 。膠萊漕船是指橫斷山東半島的膠萊運河的漕運船。
在大型運輸船、中型戰船中，或許作爲遠洋船新建的戰船、從海上勢力收繳的船舶、從民間收繳的商船、從原南宋海軍接管的海船等，大多屬於爲海上所用而建造的船舶。但小型戰船、登陸用舟艇則從南宋水軍接管，其中多爲內河用戰船。集結於鷹島的江南軍大型船隊，一夜之間竟全軍覆沒，使用吃水淺、抗風能力較弱的內河船，可能是其原因之一。
小結
有“……元年殿司修，檢視訖官……”銘文的木片，原爲南宋殿前司配備，在元軍征服南宋的過程中，被元軍接收，後用於遠征日本的弩類木制武器。可能是至元四年襄陽之戰開始後，元軍得自范文虎等所率殿前司的戰船、武器，也有可能是南宋降伏後，從殿前司接收而來。征服南宋後，忽必烈準備遠征日本，命范文虎組成江南軍船隊，同時招募士兵、徵調戰船。但截至遠征前，新建戰船不過幾百艘，於是向海上勢力以及民間徵用船舶，但江南軍3500艘戰船中，多數應爲從南宋水軍接管而來的戰船。
“……元年殿司修，檢視訖官……”銘文，是殿前司在修理弩等武器時，主管官員作爲檢查完畢的記錄。在第二次遠征日本中， 江南軍船隊多由原南宋水軍戰船組成，內河船占大多數，士兵多爲南宋水軍，配備的武器也多從南宋接管而來。這樣的戰船吃水較淺，抗暴風雨能力較弱，即使沒有“神風”，普通的颱風便可使之遭受致命打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