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支近代化的國家海軍﹐其實力曾經一度到達過亞洲第一的高端地位﹐成為中國海軍史上一座頗為奪目的里程碑。甲午戰爭中﹐這支海軍作為當時中國最近代化的武裝力量﹐活躍在戰爭的第一線﹐豐島､黃海､威海三戰不利﹐最終飲恨劉公島畔﹐全軍覆沒。

被國家寄予了太多希望﹐且還一度戴起過亞洲第一桂冠的北洋海軍﹐在戰爭中拼卻一身也未能換得勝利﹐其悲劇性的結局足令後人為之五內俱摧﹐而其失敗的個中原因､教訓如何﹐無論是學術研究﹐亦或是坊間巷議﹐至今仍然還是熱點話題。

海軍是充滿技術內容的軍種﹐研究它的興敗﹐對海軍技術的研究顯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無法想像在對艦船､海戰技術知識沒有深入了解的前提下﹐能夠對一支海軍做出全面的評價。但是中國長久以來對於北洋海軍興敗史的研究﹐還主要集中在事件､人物本身的探討上﹐缺乏嚴謹的技術史研究以相輔相成﹐由此導致對於北洋海軍失敗原因的分析﹐很多時候都過於強調“人”層面的因素﹐而忽視或弱化了同等重要的“器”這一層面。尤甚者﹐一些研究和評論為了誇大北洋海軍“人”層面的問題之嚴重﹐而脫離當時海軍的技術常識﹐人為隨意編排出一些聳人聽聞的言論﹐以訛傳訛﹐對歷史研究和大眾輿論造成了誤導的負面影響。有關1891年﹐北洋艦隊訪日時﹐日本海軍軍官東鄉平八郎發現中國軍人在軍艦的主砲上晾曬衣服﹐由此得出北洋海軍管理混亂､紀律鬆懈的論述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現代著述中﹐涉及“主砲晾衣”說的重要著作﹐首推唐德剛先生的《晚清七十年》﹐其關於“主砲晾衣”的敘述﹐可以視為現代此類說法的代表。

書中稱﹕“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 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請﹐李鴻章特派丁汝昌率定遠､鎮遠等六艦駛往東京灣正式報聘。一時軍容之盛﹐國際側目……那時恭迎恭送﹐敬陪末座的日本海軍司令伊東祐亨和東京灣防衛司令東鄉平八郎﹐就顯得灰溜溜了。東鄉原為劉步蟾的留英同學﹐但是當東鄉應約上中國旗艦‘定遠’號上參觀時﹐他便覺得中國艦隊軍容雖盛﹐卻不堪一擊──他發現中國水兵在兩尊主砲砲管上晾曬衣服。主力艦上的主砲是何等莊嚴神聖的武器﹐而中國水兵竟在砲上晾曬褲子﹐其藐視武裝若此﹔東鄉歸語同僚﹐謂中國海軍終不堪一擊也。”

其概要即北洋海軍1891年訪問日本時﹐日本海軍發現旗艦‘定遠’的砲管上曬滿了衣物﹐由此推論北洋海軍不堪一擊。不過﹐只需稍稍辨識一下北洋海軍“定遠”級軍艦的技術特征﹐就能發現此說法存在著很大的可疑性。

“定遠”級鐵甲艦（包括“定遠”､“鎮遠”2艘同型姊妹艦）﹐是洋務自強運動時代中國購自德國的一等鐵甲艦﹐當時稱為亞洲第一巨艦﹐享譽一時。這級軍艦的重要特點便是它的砲位布置方法。1866年意大利和奧地利爆發的利薩海戰之後﹐艦首對敵作戰的戰術樣式成為世界海軍領域海戰戰術主流﹐為此各主要國家的一等鐵甲艦設計時大都偏重了船頭方向的火力。在這一技術背景下誕生的“定遠”級鐵甲艦﹐主要火力是4門305毫米口徑的克虜伯大砲﹐兩兩安裝在軍艦中部錯列的兩座砲臺內﹐作戰時可以一起轉向艦首方向﹐使得4門巨砲能夠同時對敵﹐這4門巨砲便是現代“主砲晾衣”說指證的晾衣事件發生地。

因為“定遠”級軍艦的乾舷非常低﹐航行時主甲板容易上浪﹐如此既不便於水兵作業﹐也不利與武備保養。於是包括4門305毫米口徑主砲在內的所有武備都並沒有直接安裝在主甲板上﹐設計師改在主甲板之上的甲板室（指軍艦主甲板之上﹐與軍艦兩舷沒有連接的艙房建築）頂部甲板上安排砲位﹐由此導致所有火砲的安裝位置距離主甲板都有相當的高度。

根據“定遠”級鐵甲艦的原始設計圖進行測算﹐其305毫米口徑主砲距離主甲板的高度接近3米﹐而平時主砲砲管露出砲罩外的長度不足2米（“定遠”級軍艦裝備的305毫米口徑主砲屬於舊式架退砲﹐平時為了方便保養﹐砲管大部分縮回砲罩內﹐裝彈時再將火砲向外推出）。可以看出﹐攀爬到一個離地3米､長度僅不到2米﹐而直徑接近0.5米（305毫米為主砲的砲膛內徑﹐砲管外徑則接近0.5米）的短粗柱子上曬衣服是何等艱難﹐甚至稍有不慎便有可能發生從高處摔落﹐而危及生命的可怕事故。縱觀“定遠”級軍艦﹐無論是欄桿､天棚支柱均為可以用來晾曬衣服的方便設施﹐任由北洋艦隊官兵軍紀真的渙散､智慧真的愚笨﹐似乎也尚不可能為了曬幾件衣服﹐而甘願冒生命危險。

論者或謂“定遠”級軍艦上曬衣服的可能是其他火砲﹐然而“定遠”級軍艦剩餘的大型火砲僅有分裝在軍艦首尾的2門150毫米口徑副砲﹐砲位距離艦首艦尾的外緣極近﹐很難走到這2門火砲的砲管之旁。同時這兩門火砲和主砲一樣﹐平時砲管也是大部分收回在砲罩內﹐由於火砲較小﹐露出砲罩部分砲管的長度就更短﹐能晾曬的衣服數量幾乎區區可數。

不僅在艦船技術知識上存在有誤區和疑點﹐上述“主砲晾衣”說從史實考證角度而言﹐也存在極大的問題。

內容豐富的《晚清七十年》版“主砲晾衣”說﹐提及日本海軍軍官東鄉平八郎時﹐接連犯下了兩則常識性的錯誤。首先是重要當事人日本海軍軍官東鄉平八郎的身份﹐文中冠之以“東京灣防衛司令”的頭銜﹐然而遍翻日方檔案﹐當時日本海軍並沒有這種職務設置﹐東鄉平八郎當時的職務實際是日本第二海軍區､吳鎮守府的參謀長。

另一則錯誤是稱“東鄉原為劉步蟾的留英同學”﹐北洋海軍將領劉步蟾赴英留學是作為福建船政第一屆海軍留學生被選派﹐同批共12名留學生﹐於1877年到達英國﹐其中劉步蟾等6人因故未能進入英國海軍學校留學﹐只是在英國皇家海軍的軍艦上磨練實習而已。日本海軍軍官東鄉平八郎的赴英留學﹐則是緣於日本明治政府在1870年與英國簽訂的為期三年的人才培養協議﹐東鄉平八郎是1871年2月派往英國留學的12人之一﹐抵達英國後﹐也因故未能進入英國海軍學校﹐而轉入了商船學校（The Incorporated Thames Nautical Training College）學習[7]。可見二者間無論是留學的時間還是就學的場所﹐皆為風馬牛不相及。將此二人稱作同學﹐已經足見行文的隨意程度。

以《晚清七十年》版為代表的現代“主砲晾衣”說﹐在艦船技術知識和史料考訂上能夠看出錯訛頗多﹐但尚無法就此完全認定“主砲晾衣”說存在問題﹐因為《晚清七十年》並不是“主砲晾衣”說的創始﹐其在敘述史事時沒有列舉來源出處﹐如需辨清“主砲晾衣”說的真相﹐必須要找到這種說法的原始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