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歷史事實的科學方法
【文／黃延齡】
還原歷史事實的真相，一直是歷史學家的理想，更是歷史學研究的基礎。
修昔底德首先強調史學「求真」的職責，自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蒐集的證據，不會有太大的錯誤；
不僅比詩人的證據更好，因為詩人常誇大他們主題的重要性；
也比散文編年史家的證據更好，因為他們關心的不在於說出事實的真相，而在於引起聽眾的興趣。
他提醒史家，不要偶然聽到一個故事就寫下來，也不要只憑自己的印象作根據。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主要依據修昔底德的親身見聞，就算從目擊者那裡聽來的，也全經作者仔細地考核過。
即使如此，修昔底德仍然提醒我們：「真理還是不容易發現的。不同的目擊者對同一個事件，由於偏袒這一邊，或者偏袒那一邊，或者記憶不完全，還是會有不同的說法。」

對消息來源採取懷疑的態度，是修昔底德確定「客觀史實」的基礎。

從現代史學的觀點來看，修昔底德這樣寫下的歷史，自然稱不上「客觀的事實」。
他透過自己的視野看戰爭，很難真正地「用最明顯的證據，得到合乎情理的正確結論」。
不過，他至少察覺到「證據」必須受檢驗，才能還原事實的真相；
雖然只是採取「自由心證」的方法，總比道聽途說就相信來得強。
直到公元二世紀，史書裡仍不乏粗糙的迷信與浮誇的色彩，琉善（Lucian, 125∼180）以〈如何撰寫歷史〉一文，譴責充滿阿諛奉承的史書，也嘲笑當時流行的輕信和欺詐。

他說：「歷史家唯一的任務，就是說出事實的真相。」
「蒐集事實不應雜亂無章，而應當細心、勤勉、反覆地調查研究。」
從修昔底德和琉善兩人身上，已經展現尊重事實、探究事實的史學理想。只是，他們並沒有進一步確定檢驗事實的「科學方法」。

近代考古學與校勘學的興起
進入中世紀以後，基督教的知識等級中，歷史幾乎被擺在最低的位置。
加上神意史觀的介入，歷史成為神學的僕人，迷信、傳說、虛構的內容充斥，讓中世紀史書遠遠地脫離了事實。

古奇（G. P. Gooch）在《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中即說：
中世紀虔誠的編年史家們，置身修道院的圖書寶藏內怡然自得。
他們從不停下來對文獻的價值加以考慮，而把過去史料中的錯誤，一起抄到他們的著作中去。
當時，偽造典章之風很盛，但揭穿膺品的方法還沒有發明。
凡是用文字記錄的事件，都被深信不疑地接受下來。
而由於承認傳統，就更加相信事件的真實性了。

直到十四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歷史學家首先發現銘文、貨幣和勳章，具有史料的價值；
十五世紀對古跡鑑賞的精神，更促進收集古物的活動，考古學即在此基礎上興起。
義大利的比昂多（Flavio Biondo, 1392∼1463）最早將考古成果引進歷史研究，
他在《羅馬帝國衰落以後的歷史》中所採取的遼闊觀點和對史料的批判，可說是近代史學的一個里程碑。

布克哈特（Burckhardt）說：「這本書讓我們有資格這麼說，研究中世紀就必須先研究古遺跡。養成客觀的歷史批判習慣，首先得進行這種腦力（考古學）的訓練。」

除了考古學的研究之外，想擺脫中世紀以訛傳訛的史學弊端，還必須對現存的歷史文件，進行文獻校勘的大膽批判。羅倫佐•瓦拉（Lorenzo Valla, 1407∼1457）即是這門學問的創始人。瓦拉在1440年發表《君士坦丁贈禮的偽證》，從拉丁文語法分析「君士坦丁贈禮」的著名文件，指出這不是公元四世紀前半葉的作品，而是採用八世紀時期的拉丁文。
文件中的一些說法，與其所謂文件起源的時代，不僅無法自圓其說，甚至彼此互相矛盾。
毫無疑問地，《君士坦丁贈禮的偽證》，在學術界引起令人震撼的效果，同時亦揭發教會虛偽的一面；
不僅開創了下個世紀的文獻校勘運動，更成為宗教改革期間鬥爭的利器。
馬格德堡世紀派（Magdeburg Centuriators），顯然就利用瓦拉的考證方法，使文獻批判變成一枚飛彈。
《君士坦丁贈禮的偽證》於1517年由馬丁路德的支持者烏爾利奇•洪胡騰（Ulrich von Hutten）出版，亦絕對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

在宗教改革的鬥爭中，馬丁路德利用人文學家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君士坦丁贈禮的偽證》，作為反對天主教的利器。
他在1541年撰寫《編年史》，充分地認識到歷史研究對宗教改革鬥爭的重要作用。
天主教進行的反宗教改革運動，同樣把歷史事實的考證作為戰鬥武器，引起各派史家對文獻資料的高度重視，進而刺激了新型的史料考證方法。
各種考證史料的輔助學科，例如年代學、世系學、古文字學、古文書學、銘文學、古錢幣學、考古學和語文學，亦隨之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這種稱之為「博學派史學」的學術活動，在1600至1750年之間，活躍於歐洲某些修道院的僧侶當中。
十八世紀，德國的哥廷根學派，更將這種系統的考證方法發揚光大，形成歷史學家考證史料公認的準則，此乃宗教改革運動以來對西方史學的一大貢獻。
雷尼爾在《歷史的目的與方法》中說：「這個被視為歷史方法的系統，並非由歷史學家所發明。
他們從那些文藝復興時期致力於古典及宗教文獻批判的語言學家，學到這一套歷史方法。
十七世紀的法國聖本篤僧侶，最早把這套歷史方法系統化，並且在十九世紀取得重大的進步。
歷史研究到目前為止，雖還稱不上是門科學，卻已經類似於科學。
就像芬蘭哲學家葛洛騰菲爾特（Grotenfelt）所說：不是一門純粹的科學。」

雷尼爾說考證學在十九世紀取得重大的進步，其首屈一指的功勞則非蘭克莫屬。

湯普森（J. W. Thompson）在《歷史著作史》裡，稱讚蘭克是繼吉朋之後（包括麥考萊在內）最著名的一位歷史家，也可能是德國最傑出的歷史家。
蘭克在1825年來到柏林大學任教，開創了歷史寫作的一個新時代；
蘭克和蘭克的史學方法，更在半個多世紀以來，不斷地有人討論、讚揚和加以批判。
《拉丁與條頓民族史》第一版的第二部分，附錄整整一冊的《近代史家批判》，可說是近代批判史學的開端。

蘭克在這本附錄的引言裡說：

我想要寫這本書有三個目的：
首先，證明我在《拉丁與條頓民族史》裡企圖使用史料的態度和方法；
其次，給想要深入了解近代史開端的人們，指出那些書可以或不可以信賴；
第三，對於現存文獻的性質和價值，進行全面性的評價，從中篩選未曾造假的史料，以此構成近代史的根基，這是最重要的純學術目的。

文中對十六世紀早期的歷史學，作了相當詳盡且尖銳的批判，其中最著名的批判文章，直接對準了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的《義大利史》。
這本《義大利史》曾被視為文藝復興時期最好的歷史著作，也是那時期複雜的政治狀態最可靠的資料來源。
蘭克卻無情地指出，在圭恰迪尼的著作當中，很多是從別的著作抄來的，很多地方虛假不可靠；
他甚至杜撰了演說詞、篡改了條約內容，錯誤地解說一些重大事實。
蘭克在批判圭恰迪尼的著作時，指出檢視原始材料的原則，首先必須確定撰寫者是當事人還是目擊者，或者僅僅只是同時代的人。
圭恰迪尼在著作開端的1492年才10歲，不難設想接下來的20年，忙著研究和完成法學訓練的他，必然無法徹底地觀察當時的歷史。
即使派遣到西班牙當大使後，對義大利的政治事務也沒有充分的理解。
直到他當了羅馬格納（Romagna）主席，雷吉歐（Reggio）和帕爾馬（Parma）的指揮官，以及教皇聯軍屬下的副官時，才親身參與政治事務並且親眼目睹重大事件。
結果，他寫的歷史分成了兩部分：親身經歷過的和未曾參與過的。
接下來更明顯的是，他著作裡的大量材料，必須假借文件和研究。
這麼一來，在我們引用他的書本時，就必須先考慮，他的材料是不是原始的；
如果是抄來的，是懷著怎樣的態度抄來的，還有，是用怎樣的研究法收集到這些材料的。
蘭克由這裡開創了一整套的史料批判法，亦即採取「外證」和「內證」結合的方法，以此來檢驗史料形式及其內容的真偽，至今仍是史家用來確認歷史事實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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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證與內證的文獻考證法
「外證」（external criticism）的作用在於檢驗文件的真實性（authenticity），「內證」（internal criticism）的功能則在確認其內容的可信度（credibility）。
外證是考證的第一個步驟，目的是檢驗文獻的作者、寫作地點和時間，是否如同它們所聲稱的那樣。
一旦發現文件聲稱的作者並非真正的作者，不論作者站在個人還是某個階級的立場，接下來都必須判斷有那些偽造的因素，以從動機中還原可能的歷史事實。
譬如，一份十六世紀西班牙的偽造文件，假冒英國海軍上將寫的一封信，我們至少可以從中了解，西班牙人認為在那個時候，值得告訴英國人什麼樣的謊言。
考證文件「創作的日期」是否正確，表明指涉的作者是否本人，並且引導著內證的方向。
即使缺乏作者的背景資料，外證仍可透過各種事實的檢驗，找到最貼近作品的日期。
例如，從拉丁人日常生活的備忘錄、紙張的樣式、墨水的成份，以及不同時期的拉丁文語法結構等等。
瓦拉的《君士坦丁贈禮的偽證》，即是透過拉丁文語法分析，從而判斷作品真偽的外證成就。
1959年，耶魯大學的一位匿名捐贈者，花大錢買了一份維恩蘭地圖（Vinland Map），這份號稱來自十五世紀的地圖，明確地繪製了北美的東北海岸，暗示維京人比哥倫布更早發現新大陸。
有幾位專家完全相信這份地圖的可靠性，直到1974年透過墨水的化學分析，顯示該地圖採用的人工顏料，在1920年以前鮮為人知，才揭穿這份地圖是件膺品。
另外，中世紀的手抄本在流傳過程中，經過不斷抄寫而產生的訛誤，造成現有版本間驚人的差異；
從這些文本的筆跡和措詞進行細緻的比較，亦可重構出最接近原文的版本，同樣是確認中世紀史料真假的外證手段。

除了應用外證的方法，確定文件的真實性外；
在很大的程度上，
歷史家還必須發問：我能相信這些證據裡的信息嗎？
這真的是事件的最終結果嗎？
真相是它第一眼呈現的面貌，還是背後另有隱晦的一面呢？
畢竟，即使是真實的文件，也可能有意無意地說謊或者誤導讀者。
要回答這一些問題，歷史家就必須進行內證的工作。
內證工作僅能針對書寫部分，不論是檔案或者紀念碑上的銘文，還是硬幣、徽章和圖章上的文字，都可以檢驗其信息的可信度。
舉例來說，我手邊有一封來自某朋友的信，告訴我他因為作生意而必須遠行。
透過筆跡、簽名、郵戳、紙張和墨水，可以考證這封信的真實性。
但是，我朋友很可能只是不想見我，並無遠行的意圖。
這一封真實的信件，就可能帶著虛假的信息。
若要追蹤他有無旅行的意圖，透過比較其他信件的內容，以及這位朋友行蹤的紀錄，就能確認整個事件的前因後果。
科爾特斯（Cortes）寫給西班牙國王的信，對於征服墨西哥的描述，由於他意圖榮耀自己的作為，加上對美洲印第安文化缺乏理解，兩者都產生了誤導的作用。
希特勒「真實的」流露，更是充滿著誤解、誇張、錯誤的觀念和謊言。
歷史家對謊言和真話一樣有興趣，但是必須有能力來區別他們。
這就是內證的工作：決定證據的可信度。

內證最起始的工作，在於理解文字書面上的意義及其背後真正的意涵。
歷史學家不僅要熟練語言，還要把握住整個歷史背景，才能揭示文字實際的內涵。
語言本身是歷史的產物，某些舊時的文字不再流行，
或者在現代取得新的含義，我們必須謹防現代的意義，曲解了過去的文字。
譬如《論語》裡提到的「君子」和「小人」，許多地方和今天的意思都不一樣，
如果拿自己以為的現代意涵，來理解君子和小人字面上的意義，
這不僅犯了時空倒置的錯誤，亦無法正確領略孔子對政治、人生的見解。
這是個基本的文字學問題，但若歷史學家忽略了其中細節，歷史解釋就可能鬧出笑話來。
除了「正確的」文字釋義外，歷史文獻中的內容可靠嗎？
有怎樣的史料價值和地位？
這些都是「內證」必須從事的工作。

一般而言，內證方法有其標準可循，譬如，文獻作者當時是否在現場？
是處在怎樣的心理狀態下？
如果消息是道聽途說的，真實成分又有多大？
作者是立即記下所見所聞，還是記憶模糊以後才寫的？
這些都影響到文本內容的可信度，也都考驗著歷史家的判斷力。
杜維運先生在《史學方法論》裡，歸納史料的內部考證，可以從「記載人信用的確定」、「記載人能力的確定」和「記載真實程度的確定」來考察，就是比較具體的三種內證方法。
至於，其他針對文件內容真假的判斷，則取決於「史家」對歷史背景及人性認識的深淺。
能夠具備卓越的「史識」，
像偵探般抽絲剝繭找出文字裡的「弦外之音」，拼湊出「正確的」歷史圖像，才有資格當一位稟筆直書的「良史」。

夏佛特（Robert Jones Shafter）主編的《歷史方法導論》指出，剛從事歷史研究的初學者，較少著手於史料的外部考證，因為：
(1)其他問題就夠他們忙的了；
(2)他們通常缺乏需要外證的材料，或者不明瞭這些材料需要外證；
(3)他們通常缺乏從事這項工作的技術；
4)上百萬頁的文件皆已被證實而且出版，實物遺跡也被類似地鑑定、編成目錄和索引，然後加以保存起來，通常也已經公開陳列。
許多檔案室裡未出版的手稿，至少都局部或試驗性地鑑定過了。
基於這些因素，一般史家已很難親自著手於外部考證。
至於檢驗文本可信度的內部考證，除了「資料互證」的比較功夫外，
對史料可能扭曲和訛誤的因素，亦必須從各種層面全面考量，才能區分及確認文件內容的真偽。
這考驗著史家的經驗及智慧，同時亦決定了歷史著作本身的優劣。

重建歷史事實的其他輔助方法
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可見在孔子的時代，已經感嘆文獻之不足，無法印證夏朝和商朝的歷史；
更何況幾千年後的現在，想透過現存的文獻來了解上古的歷史，鐵定是難上加難了。
然而，今日對遠古歷史的重建，卻超越了孔子的那個年代，首先，這必須歸功於考古學及人類學。

商朝歷史的考古證據，主要源於殷墟的挖掘。
1908年，羅振玉第一個正確地指出，甲骨的真正出土地，是安陽市郊的小屯村。
羅振玉在殷墟的考察，不僅注意收集甲骨，而且注意其他的出土文物，在他從小屯回來後不久，就將收集的殷代遺物編成《殷墟古器物圖錄》出版。
在研究甲骨文的過程中，他「於刻辭中得殷帝王名謚十餘，乃恍然悟此卜辭者，實為殷室王朝之遺物」。
接著出版《殷商貞卜文字考》、《殷墟書契前編》、《殷墟書契後編》和《殷墟書契考釋》，一步步揭開古代商朝神秘的面紗。
王國維則從1915年開始研究甲骨文，在1917年出版《殷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則是甲骨文研究的兩篇重要著作。
商朝帝王及其遠祖的帝號，以及他們繼承的順序，在王國維的努力下重建了起來。
1928年秋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開始進行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
殷墟的發掘，象徵近代中國考古學的誕生，幾乎完全改變了傳統史學中夏、商、周三代的歷史面貌，確立了殷商社會信史的科學地位。
王國維更在《古史新證》中指出：「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
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
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
這種考古與文獻相印證的「二重證據法」，亦成了確認古史真假的一個重要標準。

考古挖掘出土的文物，本身並不會自己說話，必須經過科學的檢驗和鑑定，才能展現他們的史料價值。
史料價值的基本條件，首先在於確定年代。
一般而言，遠古時期的遺物與遺跡，主要透過碳14的檢測方式，來推定它們存在的年代。
另外，透過星體運轉的規律，來推測上古歷史的年代，亦是極有效的方法。
西拉姆在《神祇•墳墓•學者：歐洲考古人的故事》裡，就有著如下的敘述：

在探索埃及神秘的古文明時，挖掘到浩繁的古物及銘文，即使可以確認曼尼斯統一埃及，標誌著埃及真正歷史的開端；
這個事件到底發生在那一年，由於越古老的年代越難確定，各家說法竟然相差幾千年。
考古學家們只好求助於數學家和天文學家，把有關天象的古代文獻、銘文的抄本和象形文字的譯本供他們參考。
現在的7月19日，天狼星出現的第一天是古埃及的新年，
天文學家對此加以分析，結果相當準確地推算出，
第十八王朝是從公元前1580年開始的，
而第十二王朝是公元前2000年開始的，誤差只有3到4年。
這樣就找出了確切的年份，可以作為編年史的依據，已知的古埃及王在位的年代也可以算出來。
從這3000年的歷史輪廓出發，人們就逐漸弄清了埃及歷史的本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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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透過化學的檢測，還是天文學的推溯，這些科學的輔助方法，都超乎一般史家的能力範圍，非借重自然科學的專業不可。
藉由這些方法來確定「歷史事實」，自然具備極高的科學成分，在證據和理論尚未被推翻之前，就是非常堅實的「事實」基礎。
援引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論點，這些確定年代的考古文物，若能與文字記載相印證，就能更精確詳盡地重建上古的歷史。
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以及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即在他們的意義被破解之後，揭開了古西亞和古埃及的神秘面紗，這兩個古文明的起源和發展，也才能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然而，考古遺址出土的上古文化，倘若發現的文字尚未破解，譬如使用「線形文字」的米諾斯文化；
或者根本沒有文字遺跡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就很難正確地、完整地重建其「歷史」。
加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中說：「如果我們對於某種文化，根本不占有其語言流傳物，而只占有無言的文物，那麼，我們對這種文化的理解，就是非常不可靠和殘缺不全的。」

在這種殘缺不全的信息下，若要重建他們「實際的」歷史狀況，除了從現存的遺址來推論其社會文明外，還可以透過殘留的神話和傳說，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推論他們「可能的」歷史狀況。
這是文獻不足的條件下，企圖透過現有的考古遺跡，佐以人類文化學的理論，重建上古史及史前史的主要嘗試。
通常也是史學界對上古史及史前史的「正統理解」。
這些「歷史重建」的實際狀況或許已渺不可知，在還沒有新證據和新觀點推翻這些建構以前，他們仍然具備很高的參考價值。

1873年，謝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為了圓孩提時的夢，尋找荷馬史詩裡的特洛伊，在小亞細亞西海岸挖掘到九座古城遺址，讓原先被視為子虛烏有的神話傳說，證實了其中堅實可靠的歷史成分。
謝里曼依靠荷馬史詩找到了特洛伊，激勵他更進一步的野心，去找荷馬總是用「黃金」來形容，比特洛伊更加富有的邁錫尼。
他在1876年挖出了五座墳墓，墓中屍體滿覆著黃金和珠寶。
他打電報給希臘國王說：「我非常高興地向陛下報告，我已經發現了一批古墓。
按照傳說，墓中的死者應為阿加門農、卡桑德拉、尤利梅頓和他們的戰友。他們都是在宴席上，被克莉登奈斯特拉和她的情夫伊吉斯吐斯所殺。」

謝里曼從未懷疑過自己的想法，然而，今天我們已經知道他是錯的。
邁錫尼地下發掘到的古墓，埋葬的不是阿加門農和他的部下，而可能是比他們還早四百年的一批帝王。
只是這個錯誤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謝里曼在探索不為人知的古代歷史上，又向前邁出了一大步。也再一次地證明，荷馬具有歷史家的價值。
1882年，亞瑟•伊文斯（Arthur Evans）拜訪謝里曼，從謝里曼發現的邁錫尼器物中，推測愛琴海一帶肯定有更古老的文明，是邁錫尼和特洛伊文化的根源。
1900年3月，伊文斯率領的考古隊，終於在克里特島的克諾索斯，挖掘出一座規模宏偉的地下宮殿。
這座宮殿以其錯綜複雜的通道、樓梯、臺階而聞名，很快地令人想到希臘神話裡牛頭人身怪物米諾陶（Minotaur）所住的「迷宮」。
在希臘神話中，克里特國王米諾斯（Minos）因為得罪了海神波塞冬，結果妻子和公牛生下了米諾陶，就把牠關在精心設計的迷宮裡。
米諾斯掌控愛琴海的霸權，要求雅典人每年貢獻七個童男、七個童女，用來餵食迷宮裡的米諾陶。雅典王子忒修斯（Theseus）自告奮勇帶隊前往，在克里特公主阿里阿德涅（Ariadne）贈予一把利刃和一個線團的幫忙下，順利地殺死牛頭人身怪物並且逃離迷宮。
神話中的克里特國王米諾斯，讓伊文斯以「米諾斯的」（Minoan）一詞替克里特島的克諾索斯遺址命名。
於是古典希臘文化的根源，透過考古的發現及神話的解讀，讓「歷史事實」有了清晰的輪廓。

伊文斯建議把克里特的上古史分為三期，
分別是米諾斯早期（B.C.3000∼2200）、
米諾斯中期（B.C.2200∼1600）、
米諾斯晚期（B.C.1600∼1200）。
這種分期法至今仍被普遍地採用，不過在年代上略有修正罷了。
早期的米諾斯文明，是愛琴海文化的青銅時期。
根據伊文斯的推測，古埃及第一王朝的移民，在此時期逃離曼尼斯（Menes）來到這裡。
這些外來文化的攜帶者，大約在公元前2500年出現於法斯托（Phaistos），很快地適應了島上的生活；
他們帶來了冶金、製陶和其他工藝的基礎技術，融合本土文化進一步的發展，創造了愛琴海青銅時期的繁榮。
中期的米諾斯文明，克里特島上的奴隸制國家形成，並且隨著海上貿易的興起，米諾斯王國日益強盛富裕，控制了愛琴海諸島的海上交通。
晚期的米諾斯文明，擁有許多海外的屬地，帝國霸權達到了鼎盛，完全有資格和埃及與亞述帝國平起平坐。
然而，令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迷惑的是，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蓬勃發展的克里特文明，卻在鼎盛時期消失得無影無蹤。

布羅代爾在《地中海考古》一書中，提出了兩個最主流的看法：
一是自然災難。
公元前1470年或1450年左右，島上遭遇了真正的火山爆發，連續噴發的熔岩和灰燼遮天蔽日；巽他海峽高達20米的海浪，摧毀了300餘座城市和鄉村，讓米諾斯文明一厥不振。

二是人為力量，亦即邁錫尼人的入侵。
公元前15世紀，受米諾斯啟發而依附在近東的一種統一文化，覆蓋了整個愛琴海的南部地區，邁錫尼是此文化交流中最出色的實例。
邁錫尼人遵循克里特人的足跡，在經濟和文明上進步發展；隨著海上的擴張和征服的氣勢，終於占領了克里特的克諾索斯。

基托（H. D. F. Kitto）在《希臘人》一書中說：「從公元前1600年起，希臘本土的一些地方，便與克里特競爭文明的中心地位；
而在克諾索斯毀滅之後，則成了克里特的繼承者。
邁錫尼是其中的首領，此後古老的米諾斯文明，就以邁錫尼文明為人所知，成為愛琴海文化的一支。
這一文明的後一階段，被不完全地紀錄下來，就構成了《伊利亞特》的背景。」
整個古希臘前期的歷史圖像，因而條理分明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中國古代三皇五帝的神話傳說，配合「可能的」考古遺址狀況，加上文化人類學理論的詮釋，亦都有了「新的」歷史意義。
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這三皇的更替，象徵人類從漁獵、畜牧到農耕的文明演進過程。
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從村落的生活結構到墓地的埋葬方式，則顯示了「母系氏族制度」的繁榮期。
母系氏族社會的現象，在中國古代的文獻中，保存了不少相關的傳說材料。
譬如《易經•繫詞下》：「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商君書•畫策》：「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
另外，中國古代的姓氏制度，在某種程度上亦反映了母系社會的痕跡。
許多比較早期的姓，例如姬、姜、嬴等都從女部，即說明了當時的血緣關係，確實是由母系來決定的。
所謂「同姓不婚」的制度，也大體反映了母系社會裡，「氏族外婚制」在歷史上留下的影響。
於是，伏羲氏和神農氏的傳說（顯示新石器早期的生活方式），配合仰韶文化的新石器遺址，加上母系氏族社會的人類學詮釋，讓這段上古史有了新的歷史意義。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
透過文化人類學的觀點還原，一般認為，這是指黃帝領導熊、羆、貔、貅、貙、虎為圖騰的部落聯軍，擊敗了炎帝的一個「歷史事件」。
象徵黃帝部落的龍圖騰，其形象為蛇身、魚鰭、鳥爪、鹿角、獸牙，則被視為各個部落圖騰的綜合，反映了原始社會部落聯盟的軍事民主制。
堯、舜、禹的「禪讓政治」，過去曾被儒家視為美談，經由文化人類學解構之後，認為這是部落聯盟推舉首領的一種制度。
從黃帝到大禹的部落聯盟組織，由於財產累積的逐漸增長，社會貧富不均日益分化，商品交換的需求擴大，加上被擒獲的戰俘淪為奴隸，於是原始公社的制度逐漸瓦解。
隨著私有財產的傳代繼承，必然形成部落酋長的世襲制。
大禹的兒子啟破壞了禪讓制，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襲王朝，不僅標誌著「五帝」時代的結束，亦反映了原始公社制度的結束。這些都賦予上古傳說新的歷史意義。
這樣重建起來的中國上古史，雖然未必完全與實際狀況吻合，但亦有相當程度的說服力。
在還沒有能力進一步印證渺茫不可知的歷史時，透過考古學發現佐以文化人類學觀點所重建的「史實」，至少提供我們一種比神話更「真實」的歷史解釋。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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