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讀一本書《蔣介石秘史》﹐突然對西安事變很感興趣﹐找來一篇不錯的文章。 談中國近代史﹐離不開國共兩黨﹔而研究國共兩黨史﹐離不開西安事變﹐因它是兩黨關係的轉折點﹔但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活到101歲﹐就是不肯說出事變內幕﹐直到10月14日去世﹐把他知道的秘密帶進了墳墓。
自1936年西安事變至今65年中﹐海內外出版了很多關於這一事件的書籍﹐截止1991年底﹐僅中國大陸就已出版了23種﹔另外還有張學良接 受各種媒體採訪的談話。但海峽兩岸對張學良的評價卻像黑､白那樣兩極﹕大陸把他譽為“民族英雄”﹐臺灣定他為“歷史罪人”（解除黨禁報禁後﹐臺灣已有不同聲音）。到底怎樣給張學良蓋棺論定﹖要回答它﹐就必須弄清楚七個關鍵性問題﹕
第一﹐日本侵佔東三省﹐張學良為什 麼不抵抗﹖
第二﹐蔣介石為何不同意“抗日”﹖
第三﹐張學良為什麼發動兵諫﹖
第四﹐西安事變造成了什麼後果﹖
第五﹐誰應該對西安事變負責﹖
第六﹐張學良為何近一生被囚禁﹖
第七﹐張學良怎樣看待中國那段歷史﹖
第一﹐張學良為什麼在東北不抵抗﹖
1991年5月﹐在張學良被軟禁50多年後首次獲準來美國那次﹐在東北同鄉會的安排下﹐我和李勇､徐松林､劉賓雁等八個東北人在紐約以老 鄉的名義去看望了他。在長達150多分鐘的聚談中﹐張學良有意無意地解釋了很多問題。
對於日本入侵東三省﹐東北軍不予抵抗﹐世間廣泛流傳是因為蔣介石曾有一手諭給張學良﹐不讓其抵抗。我問張學良“到底有沒有這個手諭呢﹖”張學良明確回答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可能要佔領全中國﹐我想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借口擴大戰事。我們採取 ‘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最後不能‘殺不出血’。殺到全中國來了﹐我們只能拼死一搏。”
1990年12月9日﹐張學良在臺灣軟禁幾十年後首次接受記者採訪（日本NHK電視）時也是這樣解釋﹕“當時的中央不是蔣總統﹐是孫科（蔣 那段時間下野﹐國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長是孫科）﹐當時中央給我的指示是﹐相應處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認那時判斷錯誤 。我下令不抵抗是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所謂“錯估局勢”﹐張學良可能還有不願直說的原因﹐那就是東北軍根本不是日本關東軍的對手﹐如果抵抗就是全軍覆沒。包括張學 良在內的中國軍閥們﹐都是靠部隊多少而存在的﹐沒有了東北軍﹐就沒有了張學良的地位。東北深山老林多﹐盛產土匪。張作霖的東北軍其實 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裏它是“正規軍”﹐但碰上裝備精良受過訓練的日本關東軍﹐東北軍就露出土匪本色。張學良曾為爭奪鐵路 權率東北軍和蘇俄軍隊交過手﹐結果大敗﹐被迫簽訂屈辱條約。那次慘敗﹐等於向日本展示了東北軍不是東北虎﹐而是紙老虎。1933年3 月熱河一戰﹐日軍僅用128名先頭騎兵﹐幾乎兵不血刃就攻佔了熱河省會承德﹐可想而知東北軍的戰力和張學良的指揮能力。
汪精衛雖然後來成為漢奸﹐但在918事變時﹐他是主張抗日的﹐他繼孫科後出任行政院長﹐曾多次給張學良發電報﹐催促他出兵抵抗﹐責備 張學良“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土地﹐陷於敵手……”但張學良總是推諉說糧餉不足﹐拒不行動﹐並還暗指汪精衛 無權指揮東北軍﹐結果氣得汪精衛辭職出洋﹐認為這個行政院長沒法幹了。
在日本關東軍攻打熱河之前﹐中國有識之士都認為張學良這個當時吸毒成性､沉緬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沒有能力指揮整個華北的抗日﹐軍政 老將宋哲元､商震､龐炳勳等都要求蔣介石親自北上﹐指揮抗日。著名知識份子胡適､丁文江､翁文灝三人當時曾聯名致電蔣介石﹐指出華北 抗日﹐不是張學良能夠領導的﹐熱河如果再輕易失守﹐政府責任難逃﹐籲請蔣介石速來華北親自指揮。
蔣介石接到胡適等人電報後覆電說﹐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當天夜裏﹐熱河全境就被日軍佔領。蔣介石後來感嘆說﹕“我估計日本要用六 個師團的人﹐日本國內和臺灣（當時在日本手裏）都得動員兵力。我們每日都有情報﹐知道日本沒有動員﹐故料日本不過虛聲嚇人而已。不料 日本對湯玉麟､張學良的軍隊（能力的了解）比我們知道得多。”
當時進攻東北的日本軍隊只有幾萬人﹐而僅張學良的東北軍就有30萬部隊﹐但熱河就這樣輕易失守﹐對此胡適非常悲憤﹐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全國震驚之後”一文﹐認為熱河失守﹐張學良罪責難逃。胡適毫不客氣地指出﹕“張學良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 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地質學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獨立評論》發表了“給張學良的公開信” ﹐批評張學良既無指揮能力﹐又不親赴前線督師﹐但卻戀權不放﹐陷 東北百姓於水火﹐貽誤國家。
雖然張學良在紐約聚談時澄清﹐當時沒有蔣介石“不予抵抗”的一紙手諭﹐但從整個抗戰背景來看﹐蔣介石對張學良在東北不抵抗基本是 持某種默許態度的﹐主要原因是蔣對當時中國和日本的軍事實力懸殊有比較清醒的認知﹐傾向於忍讓､不擴大事端﹐以爭取時間。從這個意義 上說﹐張學良採取不抵抗﹐在策略上也不完全是錯﹐它可以為國民政府保存一定軍事實力﹐以後從長計議。因此可以說﹐東北不抵抗是張､蔣 兩人的共識。史學家爭論到底是張不抵抗﹐還是蔣下手諭﹐並無實質意義。
第二﹐蔣介石為何不同意“抗日”﹖
東北失守之後﹐蔣介石為什麼不同意張學良要抗日的主張﹐最後激發出西安事變﹖從常識和邏輯來說﹐當時連一般老百姓都無法容忍日本 侵略﹐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中國領導人﹐蔣介石怎麼可能就不準備抗日呢﹖從蔣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儘管他和毛澤東有很多不 同﹐但有一點非常相似﹐他們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份子﹐這點從後來他和毛澤東都無論如何要堅持“一個中國”可以看出。蔣介石寧肯中華民 國忍辱退出國聯﹐也絕不放棄大陸版圖﹐更不走臺獨。 而且八年抗戰的歷史事實已證明﹐蔣介石不僅堅定抗日﹐而且領導了整個抗戰（國民黨部隊承擔了主要戰場﹐共產黨軍隊僅是敵後打打遊 擊）。據香港學者李谷城的研究統計﹐八年抗戰﹐國民黨軍隊傷亡340萬人﹐共產黨軍隊傷亡61萬人。從犧牲的人數大小也可以看出誰在承擔主 要的戰場和責任。
從臺海兩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證實﹐蔣介石並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戰略時機上和張學良有嚴重分歧﹐蔣介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抗日之前﹐先統一內部﹐清剿共產黨紅軍。這種政策主要出於兩個考量﹕
一是當時中國雖結束了軍閥割據﹐但政令難以統一﹐尤其是共產黨不僅仍擁有軍隊﹐並割據陝北一方。蔣介石和張學良的最大不同之處是﹐蔣對共產黨的本性有相當的了解﹐深知如果不剷除紅軍﹐它會利用抗日之機得以發展而後患無窮（後來的歷史正是這樣演變的﹗）。蔣介石苦心經營的五次圍剿紅軍和共產黨﹐雖然前四次失敗﹐但第五次獲得成功﹐紅軍被迫進行所謂“兩萬五千裏長征”的大潰退。潰退 到陝北的紅軍僅剩下幾萬人﹐蔣介石多年的艱苦剿共﹐終於有了眉目﹐他怎麼讓它功虧一簣呢。
二是以當時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匹敵﹐必須盡量爭取時間﹐以儲備力量。史學家黃仁宇在《從大歷史讀“蔣介石日記”》一書中說﹐當 時蔣介石“深知兩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因此蔣的策略是﹐盡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 造兵工企業﹐構築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
1934年﹐蔣介石就把為抗日而建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直屬蔣直接領導的“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四川､湖北等 大後方創建軍工廠和重工業。西安事變時落到張學良手裏的蔣介石日記中對這些國防設計有詳細描述（這也是促成張學良醒悟的原因之一）。
在西安事變前一年﹐蔣介石還堅持“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 ” 但蔣介石為什麼不把他的想法告訴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國民眾呢﹖“918”之後﹐日本內部對是否攻佔整個中國也有分歧﹐當時日本政府 向“國聯”（國際聯盟）提出的對華五項條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護日本臣民在滿洲之一切和平業務﹐尊重日本在滿洲之條約利益 ”﹐日本 “尊重中國土地之保全”。雖然這種條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國仍有可能和日本週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國的時間﹐以積蓄自己的力量﹐從長計議。因此如果作為當時中國領袖的蔣介石公開這種戰略部署﹐等於告訴日本人﹐中國正臥薪嘗膽﹐準備全面抗日﹐會刺激日本鷹派提前 全面侵華。因此國人當時多不知蔣介石的這種國防設計。日本佔領東三省後﹐中國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學生和小知識份子們﹐更 遊行示威。在高喊“ 刀槍不入”的義和團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熱血沸騰﹐難以聽進去理性的聲音。
張學良當時已經看到回東北無望﹐因此聯合紅軍和西北軍建成“西北聯軍”﹐並成立以他為首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就可以得到蘇聯 和斯大林的軍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據和稱王。當時東北軍有近20萬部隊﹐西北軍3萬人﹐再加上經過長征剩下的2萬紅軍﹐這支25萬人的“西北 聯軍”是蔣介石難以對付的。因此紐約州羅徹斯特理工大學中國歷史教授朱永德在提交給西安的“西安事變60周年研討會”論文中就置疑說﹐ “張學良事先真的仍準備一旦蔣答應終止內戰一同抗日就會將蔣釋放﹖從今日的資料來看﹐當時的計劃是在組織西北聯軍﹐發動西北大聯合﹐ 籌劃西北抗日聯合政府。”
但張學良即使有這樣的認知局限和隱秘動機﹐如果沒有另兩個條件﹐西安事變也不會發生﹕一個是他權傾一時。張學良從他的軍閥父親張 作霖的所謂軍事學校“講武堂”一畢業﹐就被任命為旅長﹐那年他才19歲﹔而當年底就被晉升為陸軍少將（全世界哪有這麼個軍事升級法的） 。發動西安事變那年張學良才36歲﹐就已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是除了蔣之外﹐全中國最高軍事領袖﹔另一個是他的東北人性格﹐在紐約見到 張學良聚談那次﹐他描述自己說﹐“東北人有優點﹐但毛病也很多﹐魯莽﹐好衝動﹐捅漏子﹐我正是這種性格﹐而且人家讓我捅一個婁子﹐我 一定捅倆。”這樣的知識水平﹐這麼大的軍權﹐又加上這樣的魯莽性格﹐不出西安事變才怪了。
第四﹐西安事變造成什麼後果﹖
在西安事變爆發前一年﹐紅軍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進行兩萬五千裏長征﹐其間兵員損失慘重。在西安事變前夕﹐另立中央的 張國燾又帶幾萬紅軍出走﹐毛澤東的陝北紅軍僅剩下不足兩萬人﹐這時圍剿紅軍的國民黨中央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加起來有 33萬人﹐紅軍處於空前的險境。但西安事變改變了這一切。共產黨軍隊不但不再被圍剿﹐而且被正式承認為國民政府軍隊﹐建制八路軍和新四 軍。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實行“三分抗日﹐七分發展”的內部政策﹐至抗戰結束時﹐兩萬人的紅軍發展到八路軍90萬﹐新四軍30萬﹐共產黨有了120多萬軍隊。
日本歷史學家松本一男在《張學良和中國》（臺灣新潮社1992年版）中說﹐“在西安事變裏獲益最多者是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失去了身為 國家元首的面子﹐張學良種下了被監禁半個世紀以上的開端﹐楊虎城也導致了被慘殺的命運﹐但是對共產黨來說﹐拜西安事變之賜﹐紅軍得以 重生､發展而取得天下。”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張少帥之福。因為認清這個事實﹐中國共產黨一直把張學良看成‘千古功臣’。
”
對西安事變導致共產黨和紅軍倖存這一事實﹐史學家幾乎沒有異議﹔那麼關鍵是人們怎麼看待共產黨和紅軍的倖存﹐和後來獲得政權。如 果認為最後坐大並至今掌權的共產黨給中國人帶來了民主､自由和幸福﹐那就應該肯定張學良﹔如果認為共產黨給中國人帶來的是專制､災難 和痛苦﹐那就應該否定張學良。
當然﹐沒有西安事變﹐後來抗戰爆發﹐共產黨也可能東山再起。但西安事變給了紅軍一個喘息和倖存機會已是公認的事實。因此胡適說﹕
“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很快就可以消滅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在事變第二天﹐胡適就曾給張學良發去一封電報指出﹕中國形成一個領袖不容易﹐如果蔣介石出現不幸﹐中國將倒退20年﹔並嚴詞警告張 學良“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陪同蔣介石回南京﹐以謝罪國人﹔同時明確定性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是 “國家民族之罪人”。
“中國通”費正清在他的最後一本著作《中國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對此寫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來可以 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事實卻不然﹐抗日戰爭給了毛澤東和共產黨機會﹐他們在鄉間奠定了新的專制勢力﹐卻排除了國民政府剛剛開始發 展的都市文明社會的影響﹐在戰爭環境下﹐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一個準備好打階級戰的新形態的中國。”
西安事變的第二個後果是﹐蔣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於倉促﹐結果只能用中國人的血肉鑄成“新的長城”。黃仁宇在他的書中感嘆說
﹕“世界上沒有一個以農村社會作基乾﹐不具實質上的統一﹐衣食未果的國家﹐打敗一個工商先進國家的先例。”結果是﹐面對日本侵略軍的 飛機､坦克､大砲﹐中國軍隊根本沒有打擊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綁上手榴彈﹐滾到坦克底下﹐和它同歸於盡。
“戰事既開之後﹐中國即發現不僅航空汽油全賴輸入﹐空投炸彈亦不能自制﹐一架飛機缺乏輪胎即不能起飛。……淞滬戰役歷時十周﹐中 國損耗了85個師的兵力（近50萬人﹗）﹐整個防線暴露在日本海軍大砲射程之內……徐州戰役之後﹐中國只能以黃河決堤長沙大火等方法遲滯 日軍……
那份力量懸殊的慘烈﹐那份艱苦卓絕的悲壯﹐回蕩於整個抗戰過程。
第五﹐誰應該對西安事變負責﹖
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歷史中最具戲劇性的事件﹐因為中國兩千年歷史﹐從沒有過這種方式的兵諫。兵諫等同於軍事政變﹐而政變不是取而 代之﹐就是使最高領袖成為傀儡﹐因為無論從常識或邏輯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變政見﹐一旦重獲權力﹐絕不可能接受這種方式。
但張學良就是這樣一個不按邏輯﹐不遵常識﹐不想後果做事的人。在捉蔣前的師軍長會議上﹐他宣布要動手﹐眾人無語﹐只有王以哲軍長 問“捉了之後怎麼辦﹖”張學良回答﹐先捉了再說。這麼大的事怎麼可以先捉了再說﹖而在張決定陪蔣返南京時﹐部下勸阻﹐他又是先送他回 去再說。天底下像張學良這樣糊涂透頂､又獲得這麼高軍政領袖地位的﹐恐怕找不出第二個﹐這也是中國一絕。
著有《張學良側寫》一書的臺灣作家郭冠英是張學良的崇拜者﹐和張“往來甚密”。但他也表示﹐張學良“是公子哥性格﹐沒常性﹐做事 衝動﹐毫無計劃﹐與這種人共事﹐‘做他長官頭痛﹐做他部下倒霉’…… 結果是‘害朋友﹐毀部屬’。”（美國《世界日報》周刊1 996年12 月29日）但說張學良做事全無計劃也不盡客觀﹐大陸發表的史料已證實﹐在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曾秘密和周恩來等共產黨人見面會談﹐提出 “你們在外面逼﹐我在裏面攻﹐內外夾攻﹐把蔣扭過來”的方案。據上述朱永德研究西安事變的論文﹐“張學良曾認真的要求加入共產黨﹐如 今共產國際否決他入黨要求之文件也已刊出﹐足見張與共產黨之間所有之關係已非尋常。”因此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 等待來自莫斯科的 是贊揚和無盡的軍事援助。”這位在論文中一口一個“毛主席､周總理”的中國歷史教授也承認﹐當時張學良認為捉蔣､聯合紅軍﹐蘇聯就會 高興﹐給予軍援。
但完全出乎張學良意料的是﹐蘇聯竟聞訊大怒﹐蘇共《真理報》和《消息報》相繼發表社論抨擊張楊的舉動﹐認為這將導致中國內戰﹐日 本坐收漁翁之利。已證實的史料是﹐事發第四天﹐蘇共給陝北發去電報﹐要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美國記者斯諾的《紅色中國散記》中也說﹐宋慶齡曾告訴斯諾﹐這期間她“曾替斯大林轉過一封很凶的電報給毛澤東﹐內容是要求中共必須（對張學良）施加壓力放蔣。”張國燾的回憶 錄也提到當時曾接到斯大林措辭很嚴厲的一封電報。
大陸公佈的當時代表共產國際的蘇共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記有這樣的記載﹕“張學良的行動﹐不論他的意圖如何﹐客觀上只能損害把中 國人民的力量團結在抗日統一戰線中﹐並會鼓勵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華譜﹕《中共黨史最新資料》）
毛澤東､周恩來等本已準備在延安搭臺子公審蔣介石﹐但迫於蘇共壓力﹐只得派周恩來去勸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張學良最後釋放蔣﹐也是 在眾叛親離﹐除了楊虎城之外沒有任何外援下不得已做的選擇。
在紐約那次聚談時﹐當提到周恩來﹐張學良仍誇周是“大政治家”﹐“說話簡潔﹐反應迅速﹐非常機敏。我們在一起談事情﹐三言兩語就 能談清楚。”但他也抱怨說﹐當初周恩來說捉蔣﹐講得頭頭是道﹐後來說放蔣﹐也是頭頭是道。其實關鍵不是周“頭頭是道”是“大政治家”﹐而是張學良“頭頭無道” 是“小土匪頭”﹐別人怎麼說﹐他就隨著往哪邊走﹐全無自己頭腦。張學良在聚談時也承認﹐他是東北的“白帽子 ”（過去東北趕大車的人都戴白氈帽）﹐這是東北土話﹐相當於北京話“二百五”﹐廣東話“漆線”。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評價張學良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張學良在紐約聚談時則評價蔣介石“有大略無雄才”。當年之所以發生西安事 變﹐張學良當然應負主要責任﹐但這也和蔣介石“沒有雄才”相當有關。
東北不抵抗是蔣､張共識﹐由張一個人擔負“不抵抗將軍”污名﹐蔣不但不予安慰﹐還派悲壯地唱著“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東北軍 去剿共﹐損兵折將又不補充﹐怎能不讓張學良不滿生疑。張學良幾次向蔣提出抗日﹐蔣從不透露他的長遠抗戰計劃（不告訴別人﹐起碼該告訴 一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張學良吧）﹐還像對兒女一樣訓斥他“等我死了你再抗日﹗”“你給我好好讀書﹗”當手下特務告知西安可能有變讓 蔣儘快離開時﹐蔣竟自信滿滿地說“他敢﹗”連宋美齡後來都批評丈夫“不知安撫﹐刺激生變”。 而且蔣介石既然認為張學良“誤了我的大事”﹐但回到南京後竟愚蠢地遵守在槍口下同意改變“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口頭承諾（沒有文 字）﹐承認紅軍為國民政府部隊﹐授予番號﹐頒發軍餉﹐寧可大事被誤。在他明確認定共產黨是“匪”的情況下﹐再按被匪槍口威逼之下的承 諾去做﹐就根本不是值得稱讚的“君子”﹐而是“傻子”。如果說張學良是“二百五”﹐那麼蔣介石這種剛愎自用､同樣“大事糊涂”就是“ 二百六”﹐這樣的正､副司令主導下的國民黨怎麼可能不丟失大陸﹖
第六﹐張學良為何近一生被囚禁﹖
張學良陪同蔣介石抵達南京後﹐受到軍法審判﹐以“劫持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但第二年張學良就獲特赦﹐隨後被長期“管束”﹐實則 幽禁﹐直到蔣家父子去世､李登輝擔任總統時才獲得完全的自由。
西安事變﹐不僅使蔣介石喪失顏面﹐還有政府高官及蔣的幾乎全部衛士被打死。從蔣介石的角度﹐這種行為顯然於國民政府之法律､於中國文化之倫理､於長官下屬關係之情理﹐都完全不容。因而當時軍法審判張學良﹐獲得國人支持。傅斯年等知識份子當時還提出“對張懲處極 刑”。
但蔣介石為人詬病的是﹐他不是使用法律手段﹐而是使用“私刑”﹐特赦後一直不釋放﹐終生軟禁張學良。如果蔣介石認為張學良觸犯法 律構成死罪或終生坐監罪﹐應該當時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而不應以家法代替國法﹐視法律為兒戲。
有人替蔣介石辯護說﹐當時如果釋放張學良﹐他和東北軍就可能成為共產黨的力量﹔而在去了臺灣之後給張學良自由﹐他就可能像李宗仁 那樣尋機投共﹐成為攻擊和統戰臺灣的力量。但這些辯護仍是側重策略層面﹐而是以法律為準繩﹔而且都是以假設的可能來剝奪一個在法律意 義上已無罪的人的自由。
蔣介石處置楊虎城的方式更是用私刑﹐秘密逮捕後﹐不予審判﹐長期關押﹐最後撤離大陸時在獄中把楊虎城和他的幼兒楊拯中處決。而且 楊的秘書宋綺雲全家也是關押多年後被處決﹐即使宋的孩子（大陸《紅岩》一書中“小蘿蔔頭”的原型）也被殺死。如果說楊及秘書是共產黨人該處決（也應通過法律審判）﹐但兩個不到10歲的孩子有什麼罪﹖這完全是封建皇帝那種“滿門抄斬”的做法。
有意思的是﹐張學良到死都不怪罪蔣介石長期軟禁他。在紐約聚談時﹐張學良說﹐“我幾十年失去自由是應該的。如果我是蔣介石﹐我會 槍斃了張學良﹐因為這是背叛啊﹗但蔣先生讓我活下來﹐這是蔣先生的寬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蔣先生殺了楊虎城﹐因為應該殺的是我。”
張學良接著還提到﹐他父親張作霖曾耳提面命﹐訓誡“做軍人要置生死於度外﹐要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對此﹐學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 生死視同平常。軍人叛變是死罪﹐但我卻活了下來。40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 ”
張學良獲得自由來到美國定居後﹐北京政府多次捎話邀請他回大陸看看。在紐約聚談時﹐張學良透露說﹐他在臺灣的一個侄女去大陸﹐曾 見到張學良的東北“講武堂”同學呂正操﹐呂捎話邀請張學良回大陸探親訪友。呂曾擔任中共將領和鐵道部長﹐文革中﹐呂和張學良的弟弟張 學思一起被打成“東北幫” 首領關在一起。呂對張學良的侄女說﹐當時他為保命過關﹐什麼都交待﹐讓承認什麼就承認什麼﹔但張學思拒不認 罪﹐反而高呼冤枉﹐結果遭紅衛兵痛打﹐越打他越喊﹐最後因斥罵紅衛兵被活活打死。
張學良還透露說﹐在北京辦亞運會時﹐當時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特地邀請他在臺灣的那個侄女等家人赴北京﹐參加“亞運會”開幕式﹐坐 在貴賓席。會後楊尚昆親自接見了他的侄女﹐並捎話給張學良﹐只要他願回大陸看看﹐他可派專機到臺北接他。
張學良在透露這些內情後說﹕依我本願﹐很想回大陸去看看﹐主要是想看看東北鄉親﹐給父親掃掃墓﹔但我最怕卷入爭執糾纏之中。我已 遠離政治﹐唯一的願望是大家把我的名字忘卻﹐只當一個普通的小小百姓﹐從此不再有政治糾纏﹐不再有記者踏破門檻﹐不再有任何採訪﹐求 閒雲之清靜﹐達野鶴之超脫。因此他給自己起的新名號是“閒雲野鶴”。
張學良的老同學呂正操後來還專程飛來紐約﹐面勸張學良回大陸﹐但張仍是至死也沒有回去他曾說過“想極了”的家鄉﹐而死在海外。
張學良為什麼選擇不回去﹖從紐約聚談的印象﹐以及張學良的其他談話可以感到﹐張學良對當年那種劫持蔣介石的方式已痛悔﹐他多次說 自己“魯莽衝動”即是委婉表達後悔之意。在紐約時還明確說他發動西安事變是“闖了大禍”﹐自己是“罪人”。他清楚共產黨感激的正是他 發動西安事變﹐使紅軍得以倖存最後掌了天下。如果他回到大陸﹐共產黨當他的面捧他為“大功臣”﹐他會很尷尬﹔但如果他真實道來對發動 西安事變的悔恨﹐也會使中共下不了臺。與其雙方尷尬﹐不如暫時避開﹐這可能就是張學良一再說等政治不再糾纏時再回大陸的真實心 理。但中國人的事情﹐什麼時候會沒有政治糾纏呢﹖
第七﹐張學良怎樣看待中國那段歷史﹖
《張學良側寫》作者郭冠英說﹐“張學良這個人﹐大陸把他捧得太高﹐臺灣又把他貶得太低。”臺灣把張學良貶為“千古罪人”﹐主要是 指西安事變導致共產黨最後坐大。但沒有西安事變﹐是否共產黨一定在中國消失﹖從蔣介石的剛愎自用﹐獨裁本性﹐以及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 能﹐很難下這種絕對判斷。但大陸把張學良捧為“抗日民族英雄”則完全是從政治而不是事實出發。因為連張學良本人看了蔣的日記也明白了﹐蔣介石不僅要抗日﹐而且制定了周密的國防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