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南朝鮮﹐在古代與中國有長期而密切的交往。在朝鮮王朝(1392─1910)時期﹐更與明､清兩朝都建立了藩屬關係﹐使節往來頻繁。出使明､清的朝鮮使臣﹐“在每年的幾乎同一時期﹐經過幾乎相同的路程﹐住在北京同樣的館舍﹐參加同樣的儀式﹐進行幾乎相同的北京觀光”﹐但相同的行程在朝鮮人眼中卻有??完全不同的意義。明朝的中國是華夏之國﹐在壬辰倭亂時﹐不惜人力､物力､財力救朝鮮於危亡﹐對朝鮮有再造之恩﹐因此出使明是榮耀的“男兒事業”﹔而滿人建立的後金(清)則是蠻夷之邦﹐不斷騷擾威脅朝鮮﹐又有兩次軍事進攻﹐二者有不共戴天之仇﹐出使清就成為不得不奉行的君命。
朝鮮使臣認為清朝的禮樂文明都已崩潰﹐朝鮮已超越清朝成為文明的中心﹐因此頗有一種優越感﹐對清人的統治心存鄙薄。這樣的“華夷觀”可謂根深蒂固﹐卻又非一成不變﹐隨時間的推移﹐對明朝的記憶日漸淡薄﹐加上清朝國力的強盛﹐朝鮮使臣對清朝的發展有??越來越多的體會﹐對清的認同感也就越來越強烈。這樣的變化在康熙朝已初現端倪﹐透過朝鮮使臣筆下的康熙形象﹐可以略窺其中轉變的痕跡。
十六歲時的康熙
清聖祖康熙於1661年登基即位﹐時年八歲。1669年﹐康熙十六歲時﹐他挫敗鰲拜勢力﹐開始真正的親政。也就是在此年冬天﹐朝鮮派閔鼎重出使清朝﹐他著有《燕行日記》等﹐記載了當時清廷發生的很多重要事件﹐對我們了解清代的社會狀況大有幫助﹐但他的記載是否客觀同樣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在閔鼎重筆下﹐康熙的外貌是這樣的:“清主身長不過中人﹐兩眼浮胞深睛﹐細小無彩﹐顴骨微露﹐頰瘠頤尖。”十六歲的少年﹐讀來卻如六七十歲的老者﹐毫無生氣。性格更是多疑易怒﹐偏聽偏信﹐獨斷專行﹐用人唯親。為了說明康熙的喜怒無常﹐閔鼎重還舉了兩個例子:一是有人將毛皮甚好的貂獻給皇上﹐說是剛剛買來的。康熙一聽就將賣貂者抓來﹐問:有好的貂﹐為何不進獻而要出售﹖因此殺了賣貂者。一是小時候玩的玩具放在倉庫中﹐一天忽然想起來向掌庫者索取﹐結果發現遺失甚多﹐於是殺了看倉庫的人。
被漫畫了的康熙似乎是典型的暴君﹐但因為閔鼎重沒有明言自己是否曾親眼見到康熙﹐所以他的記載就頗值得懷疑。實際上當朝鮮使臣覲見時﹐因為相隔甚遠﹐是不可能看清楚皇帝究竟長什麼樣子的﹐如其他使臣經常說的:“殿角深邃﹐舉頭詳望﹐終不見皇帝出入之形矣。”連帝王出入都看不清﹐又何談他們的長相﹖所舉的兩個例子﹐聽來更是匪夷所思﹐大概也難免道聽途說､誇張附會之嫌吧。
閔鼎重出使清朝之時﹐朝鮮國內“尊明攘夷”的華夷觀正盛﹐君臣上下都對清人有??強烈的敵視心理﹐因此在使臣的眼中清朝帝王是昏聵的殘暴的﹐清代社會是混亂的腐敗的﹐清朝隨時都會走向滅亡。
三十三歲時的康熙
1686年﹐康熙三十三歲﹐在其即位的二十五年裏﹐他重文興教﹐勤於政事﹐先後撤除了吳三桂等三藩勢力､統一了臺灣﹐鞏固了清朝的統治﹐其歷史功績彪炳史冊。但對這些事件﹐同時代的朝鮮人卻有不同的看法。
是年﹐朝鮮使臣吳道一出使清朝﹐他最關心的就是曾經發生的吳三桂起兵之事。現在史學界一般將吳三桂的行為稱為“叛亂”﹐清朝平息叛亂是一場維護國家統一的正義之戰。但在當時﹐吳三桂以“反清復明”為號召﹐蠱惑了廣大的漢人與原明將吏﹐遠在朝鮮的君臣也對吳三桂寄予厚望﹐將他視為忠臣義士。所以吳道一此行不斷尋訪事件的當事人﹐對吳三桂的失敗､吳世阣的自殺滿懷同情﹐對他們的“氣節”無比尊崇。
吳道一一面為吳三桂的事唏噓不已﹐一面因自己的耳聞目睹﹐又不得不承認清朝社會正在發生的變化:因為康熙重視文化教育﹐所以無論是清人還是漢人﹐即使是下層百姓﹐都知道親近書籍。康熙自己更是通習儒家經典﹐勤於著述﹐文辭暢達。雖然如此﹐吳道一卻不願接受這樣的事實﹐因為這背離了他想像中的蠻夷之邦﹐也使“尊華攘夷”的口號沒有了生存的土壤﹐所以他要從反面來解讀這一現象的出現﹐認為在馬上得天下的清人﹐現在卻誦讀吟諷﹐這是邯鄲學步之舉﹐不但不能致“文明之治”﹐而且會喪失其“鷙悍勇剛之氣”。康熙驕矜自傲﹐臣僚諂佞虛偽﹐康熙所作文字也可能為他人代筆。當他親耳聽到漢人稱讚康熙“酷好文辭﹐性且寬仁﹐賦稅皆蠲減”時﹐更是心存懷疑﹐不斷向其他人求證﹐希望能聽到不同的聲音。
吳道一用他的筆真實地記載了那一時期朝鮮士人複雜而矛盾的心理﹐同樣也真實地反映了康熙朝不斷發生的變化。
五十八歲時的康熙
滿人建立的清朝﹐不但沒有像朝鮮君臣預期地那樣很快走向滅亡﹐而是越來越強大﹐當進入十八世紀時﹐清朝已排除了各種危機﹐成為極為強盛的帝國﹐這使朝鮮使臣不得不睜開眼睛認真面對眼前的情況。
1712年﹐康熙五十八歲﹐在位已五十一年﹐金昌業隨朝鮮使團赴清﹐著有《老稼齋燕行日記》﹐他沿途不斷追問清朝的漢人:“我輩衣冠如何﹖”因為文明的沉淪最顯而易見的部分就是衣冠的變化﹐朝鮮士人對清人的服飾充滿了鄙夷﹐認為衣冠的不同所代表的是文化的優劣﹐他們與清人服飾的差別成為朝鮮保存延續中華文明的象征。金昌業的追問就是要以此來試探漢人的故國之思﹐從而對中華衣冠文物的衰落進行嘲諷。
雖然金昌業表現出一定的優越感﹐但並不影響他對康熙對清人有較高的評價。金昌業此行經歷了“百年所無”的“異事”﹐就是得以面見聖上。當康熙觀看朝鮮人射擊時﹐金昌業與其相距僅七八步:“皇帝……廣顙﹐頤稍殺﹐疏髯犯頰而斑白﹐雌雄眼﹐神氣清明。”寬額頭尖下巴﹐這與閔鼎重筆下的康熙並無不同。但此時五十八歲的康熙﹐卻是“神氣清明”﹐與閔鼎重筆下雖只十六歲卻是暮氣沉沉的康熙有天壤之別。康熙治國“崇文”尚禮﹐帶來了清朝世風的轉變。曾經粗蠻的清人“貌豐偉”､“淳實者多”﹐這樣的變化甚至讓金昌業有些自慚形穢﹐“此處人身材長大﹐姿貌豐偉者居多。而顧視我國人﹐本自矮細﹐又道路風塵之餘﹐三使臣外率皆黧黑。所穿衣帽又多來此而貰者﹐袍則長短不中﹐紗帽寬或至眼﹐望之不似人﹐尤可嘆也。”清人身材高大偉岸﹐更顯得風塵僕僕的朝鮮人矮小黧黑﹐使臣的衣冠又多不合身不得體﹐竟讓金昌業有“不似人”的感慨。
金昌業的表述也許只是一種細微隱約的變化﹐卻透露出朝鮮士人對清認識的進一步轉變﹐成為此後朝鮮使臣公開倡導向清人學習的先導。
“想像的異邦”雖然部分來自材料﹐但更主要的還是來自人的構想﹐與現實的異邦有很大的差距。柯林伍德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朝鮮使臣的文字記載的不僅僅是某一個人的出行日記﹐文字背後透露的是一個國家的華夷觀的前後變化﹐也折射出了清逐漸漢化的過程﹐以及中朝兩國關係的轉變。(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