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也常常跟我們開玩笑，往往我們深信不疑的“事實”，其實不過是幾百年來被不斷充實的一段美麗傳說，並非真實的歷史——楊家女將的故事就是這樣一段美麗的“假歷史”。

許多傳說非常美麗，比如有關楊門女將的一切，千百年來一直吸引著大家的興趣，以至於我們對這段歷史深信不疑。但歷史也常常跟我們開玩笑，往往我們深信不疑的“事實”，其實不過是幾百年來被不斷充實的一段美麗傳說，並非真實的歷史——楊家女將的故事就是這樣一段美麗的“假歷史”。

統領歐洲盟軍戰勝法西斯德國的蒙哥馬利元帥，上世紀60年代初訪問中國。外事活動之餘，他對中國方面安排他看的一出京劇《楊門女將》大惑不解。
　　

通過翻譯，蒙哥馬利元帥提出質疑，認為女人當元帥不可能。
　　

中國工作人員年輕氣盛，同時也因為他個人對楊門女將的故事深信不疑，遂回敬了一句：“怎麼不可能，你們的女王不就是三軍統帥嗎？”事後這位工作人員受到了嚴厲批評。
　　

很顯然，除了犯有外交禮儀上的錯誤之外，這位元工作人員還和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一樣，相信楊門女將于史有證，從而不知不覺地進入了一個誤區。
　　

在人們的傳統印象中，楊家將的譜系是這樣的：
　　

第一代，金刀令公楊繼業，繼業有八個兒子，其中第六個兒子名楊延昭，又名楊六郎，六郎生子名文廣，文廣之子名宗保，宗保生子名懷玉。這些印象都可靠嗎？

我們的看法是：

二、楊業共有七個兒子，而不是八個。

小說《楊家將》和電視劇《楊家將》中，楊業共有八個兒子。據《宋史》記載，楊業共有七個兒子，他們是：楊延朗、楊延浦、楊延訓、楊延環、楊延貴、楊延彬、楊延玉。其中楊延玉隨乃父征戰，于陳家谷口一戰殉國，其餘六子，延朗為崇儀副使，延浦、延訓並為供奉官，延環、延貴、延彬並為殿直（官名）。這七個兒子除楊延玉戰死外，餘皆善終。並無流落番邦、身死奸臣之手一說。

三、楊六郎應為楊大郎，楊宗保應為楊文廣。
　　

在“楊家將”的傳記中，楊府男性主角，除了老令公楊繼業以外，最有名的就是楊六郎和楊宗保這父子二人了。這兩個人物也非歷史之本貌。
　　

楊六郎者，楊大郎之謂也。他是楊業的兒子楊延朗（後改名為楊延昭），這沒錯，但他卻並非楊業的第六個兒子，而是長子。
　　

他卒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西元l014年），《宋史》上說他：“智勇善戰。所得賞賜悉犒軍，未嘗問家事。出入騎從如小校。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遇敵必身先行陣。克捷推功于下，故人樂為用。在邊防二十餘年，契丹憚之。”
　　

楊宗保，應為楊文廣。
　　

《宋史》記載，文廣系楊延昭之子。字仲容，“以班行討賊張海有功，授殿直”，北宋赫赫有名的范仲淹宣撫陝西時“與語奇之”，曾把他收為部下，後又隨狄青南征，最後官至定州路副都總管，遷步軍都虞侯。
　　

“楊家將”既然半真半假，撲朔迷離，那麼“楊門女將”呢？
　　

十分遺憾的是，在小說和電視劇裏轟轟烈烈的“楊門女將”，正史中卻一點影子都沒有。
　　

《宋史•楊業傳》中只收錄楊業及其子延昭等七人，和其孫文廣一人，並無一字提及女眷。倘若楊門女將確曾有過的話，那麼，專收“義婦節婦”之事蹟的《烈女傳》也會記載。
　　

但我們仔細地查找了《宋史•烈女傳》，該傳共收近四十名“奇女子”，她們沒有一個人出自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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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門女將”純屬子虛烏有這一事實告訴我們，千萬莫把文學當成歷史。

【轉貼】八賢王與楊家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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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楊業傳》和《續資治通鑒》記載，在陳家谷，由於王侁率兵離開谷口，潘美不能制，導致楊被擒不食三日死。

    
潘美在軍中身任元帥，官居一品，理應有決定一切的大權。爲什麽主帥還不能制監軍？

   
這還得從監軍的特殊身份和北宋的特殊環境說起。

  
 監軍是古代的臨時差遣官，一般由皇帝指派的宦臣擔任，相當於欽差大臣，主要代表皇帝對在外將軍進行監督，行使皇帝賦予的權力，負責“積核”在外將士的“功罪賞罰”，將帥指揮打仗，他雖沒有指揮權但有監督權，但能與“統帥分庭抗禮”。

    
趙匡胤陳橋兵變奪取政權後，擔心大將們仿效他搞兵變，“杯酒釋兵權”解除了高級將領的武裝後，在兵制和官制上採取措施，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將軍政大權集于皇帝一身。乾德元年（963年），在州置通判（監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同時在軍沿襲了設置監軍做法。監軍與監州一樣，“既不是副職，也不是屬官”，它代表皇上對在外將帥行動進行監督和挾制。

    
監軍 “擁有朝廷特命”，不僅有權參與軍事決策和處理事務，又能強迫將帥服從自己意志。按照宋朝制度，監軍還有權處死有不軌之舉的將軍。正因爲如此，有的監軍根本不把主帥放在眼裏，遇事專橫，如963年出征湖南，監軍李處耘就是“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而受到“治罪”的。

   
據《宋史王侁》記載，“侁性剛愎”，“太平興國初，預討梅山洞蠻。契丹使來貢，詔侁送於境上。還，使靈州、通遠軍。及旋，言主帥所留牙兵率與邊人交結，頗桀黠難制，歲久當慮，請悉代之。太宗因遣侁調內郡卒往代之。戍者聞代，多不願還。侁察其中旅拒者斬之以徇，衆皆悚息，遂將以還。一歲中數往來西邊，多奏便宜，上多聽用”。我們從“多奏便宜，上多聽用”可以看出，監軍王侁雖官職不高，但太宗很賞識王侁，凡有條陳，多加採納。他代表皇上對在外將帥的監督和挾制，既包括楊業，也包括潘美。面對一個太宗很器重又性格剛愎的監軍，潘美雖是一品官，對他“擅離谷口不能制”是可想而知的。

    
潘美的不能制，不僅是對王侁不能制，還包括了對其他將士的不能制。因爲北宋在兵制上，在極力加強中央直轄的禁軍兵力的同時，實行禁軍的定期輪換制，而將領不動。採取兵將分離辦法，禁軍中還提升了的將領調離原隊伍。這就形成了“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造成“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帶來了將帥無權，指揮失靈”。雍熙三年北伐時，東路軍中，就是“時彬所部諸將聞美及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畫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才導致了全軍潰敗的。

     
潘美不能制王侁，不是潘美的無能，也不是“事後編出來的”推脫責任之說，而是王侁對將帥挾制和當朝兵制以及管理體制帶來的結果。

     
 正因爲如此，北伐失敗後，（端拱二年）989年針對當時弊端，端知制誥田錫等大臣們向宋太宗上奏說：“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與陣圖，依從則未合宜，專斷則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將帥患在無權”，建議儘快改變這種狀況。

    
清代後廢除了監軍，以致清代一些學者往往忽視了監軍對統帥的挾制力，他們根據後來的“官大的管官小的、級別低的服從級別高的”思維形式去斷判主帥與監軍關係，對潘美“不能制護軍王侁擅離陳家谷口”大加指責，顯然這是不符合北宋當時歷史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