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5年袁世凱接掌小站練兵開始﹐至1918年前後直皖分家時為止﹐是北洋陸軍的統一時期。
還是先從北洋六鎮說起吧。
這一時期的北洋陸軍﹐一個最大的特點是齊裝滿員﹐即想定編制與實際編制基本上完全相等﹐不差一兵一卒﹐一槍一砲。下面是1906年時第六鎮的裝備情況﹕
成軍之初﹐全鎮共有曼利夏步槍6863支﹐小口徑毛瑟步槍253支﹐哈其開斯步槍37支﹐共7153支﹐小口徑毛瑟馬槍140支﹐曼利夏馬槍924支。1906年﹐北洋兵備處發日式三十一年式步槍6849支﹐三十年式馬槍1483支﹐替換下原來的雜式步､馬槍。1908年﹐近畿軍械局又配發日式二十九年步槍6支﹐馬槍4支。總計全鎮應共有日式65毫米步､馬槍8342支﹐因二十四混成標東調隨帶走步馬槍1809支﹐則此時第六鎮實有步馬槍6533支。
原有格魯森57毫米陸砲12門﹐格魯森57毫米山砲32門﹐克虜伯87毫米圍城快砲4門﹐馬克沁機關槍8挺。1906年﹐北洋兵備處配發法國克魯蘇75毫米陸砲36門﹐克魯蘇75毫米山砲18門﹐替換下原來的雜式火砲。總計法式克魯蘇75毫米火砲54門。
槍砲以外﹐按全鎮統計（二十四標東調之前）﹐另有標旗6面﹐營旗24面﹐軍官佩刀372把﹐軍佐佩刀126把﹐軍官六響手槍257支﹐軍官七響手槍215支﹐軍佐六響手槍36支﹐軍佐七響手槍49支﹐砲目兵七響手槍355支﹐馬兵刀988把﹐短兵刀1046把﹐洋步號98支﹐洋馬號59支﹐洋步鼓26面﹐銅吹哨342支﹐四倍光千裏鏡284具﹐八倍光千裏鏡180具﹐側視鏡219具﹐孔明燈633具﹐號燈20對﹐救傷床69架﹐子藥箱192個﹐大洋鎬 192把﹐大洋掀576把﹐大洋斧96把﹐疊鋸144把﹐小洋掀3024把﹐小洋斧1200把﹐小洋鎬1824把﹐修槍砲器具20副﹐軍樂隊刺刀50把﹐槍刺劈劍器具308副﹐軍樂器具一套。
這就是第六鎮1906年時的全部家當。
這可以說明一個問題﹐即此時的第六鎮﹐陸砲36門﹐山砲18門﹐正好達到54門的滿編,而絕不是有些網友所認為的北洋陸軍的編制只是停留在紙上的空架子。
至於槍﹐因此時的步兵是清一色的步槍兵﹐步兵每隊有戰鬥兵126人﹐即配步槍126支。這在1905年3月11日長庚､徐世昌考查北洋陸軍第三鎮時所述“步隊每隊一百二十六支無差數”一句中可得驗證。如此算來﹐則全鎮48個步隊應有步槍6048支。此時的騎兵､工兵､輜重兵亦配步（馬）槍﹐也以每一名戰鬥兵配一支步（馬）槍的最高估計數計算﹐則馬標､工兵營和輜重兵營共有戰鬥兵1680名﹐則最多應配槍1680支。至於砲兵﹐不可能每個戰鬥兵配步（馬）槍一支﹐有的可能只配砲目兵手槍﹐有的可能因操砲而不配槍。同是長庚､徐世昌在第三鎮考驗時﹐有“砲隊向有步槍八十支”一句﹐那麼是否可以認定此時的砲兵每隊應配長槍80支呢﹐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則9個砲隊共應配長槍720支。如此算來﹐則全鎮步騎砲工輜全體戰鬥兵再加上官長弁兵共計8961名﹐最多應配長槍8448支。而我們看到的上述第六鎮全鎮（含二十四標）實際配長槍是8342支﹐再加上砲目兵手槍355支﹐則實際共計配長短槍8697支。這樣的配備比例在中國近代軍事史上﹐是任何一支正規的陸軍師也達不到的。
第六鎮如此﹐其他五鎮也莫不如此。
至於槍砲的種類﹐在這一時期是十分的繁雜的。以下是1905年北洋三鎮（第一､二､三鎮﹐後改名﹐即後來之第二､三､四鎮）的裝備情況（僅列槍砲）﹕
第一鎮（後改番號為第二鎮）步槍､馬槍､陸路砲､過山砲﹐均於1903年購自日本。所有步､馬槍口徑均為65毫米﹐所有陸､山砲共計54門﹐口徑均75毫米。
第二鎮（後改番號為第四鎮）的步槍於1903年購自德國﹐口徑79毫米馬槍系於同年購自日本﹐口徑65毫米﹐過山砲系寧､鄂兩廠所造而鄂造居多﹐口徑57毫米﹐陸路砲則購自英國和德國﹐口徑75毫米﹐惟全鎮54門之數無差。
第三鎮的步槍也是1903年購自德國的小口徑毛瑟步槍﹐馬槍則既有德國造毛瑟槍﹐也有漢陽造﹐惟口徑均為79毫米。機關槍系英國造馬克沁式﹐口徑8毫米。陸路輕砲､陸路重砲､過山砲均購自德國﹐口徑75毫米﹐計54門無差數。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鎮編有機關槍﹐即“馬克心機器砲”﹐在長庚考查以上三鎮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三月十三日﹐馬克沁機器砲打靶。馬克沁機器砲每分鐘能發六百出……此砲已購十年﹐螺絲松緊不一﹐放砲之間易於掣動﹐殊為可惜”。這是1905年的日記﹐看來從1895年開始﹐馬克沁機槍已經裝備到了北洋軍﹐但數量未詳。
第一､五､六等三個鎮成軍較二､三､四等三鎮稍晚﹐以下是1906年第一､五､六等三鎮的情況﹕
第一鎮所用陸路､過山各砲﹐分別購自德､日兩國﹐惟口徑一律﹐均為75毫米﹐全鎮54門無差數。步､馬槍則購於日本﹐為三十年式﹐口徑65毫米。
第五鎮所用陸路砲､過山砲均為德國造克虜伯式﹐口徑75毫米﹐全鎮一律﹐共計54門無差數。步槍､馬槍則“系舊式﹐且極凌雜﹐勢難再用﹐實因當時編練該鎮﹐急於成軍﹐故多遷就﹐亟應設法隨時更換新式﹐以備不虞”。
第六鎮此時（1906年）已經換裝﹐即火砲均系法國克魯森廠式75毫米口徑新砲﹐共計54門無差數。步､馬槍均系日式三十年式﹐口徑65毫米。
對於槍砲口徑的雜亂﹐負責考驗北洋各鎮的大臣長庚也感嘆其“編制初定﹐購械為難﹐其槍式､砲式僅能使一標､一營相同﹐將來仍應逐漸備換﹐俾全鎮畫一”。
看來不是不想畫一﹐而是一時間還沒有能力將其畫一。
以上是1906年以前的情況。北洋六鎮的建軍速度是驚人的﹐裝備的更新也是極頻繁的。到了1907年﹐裝備最凌雜的第五鎮的步､馬槍已經全部換成德國造小口徑毛瑟槍﹐口徑79毫米。火砲一項﹐計有德國造克虜伯75毫米口徑山砲､野砲各式各18門﹐法國造費開司山砲18門。
到了1908年﹐原來裝備雜亂的第四鎮（原第二鎮改稱）﹐其裝備的槍砲也已經變成了清一色的日本造﹐陸､山砲的口徑均為75毫米﹐步､馬槍的口徑均為65毫米﹐達到了全鎮一律。
由於軍工生產還無法趕上軍隊數量的擴充﹐外購又是哪裏好買就到哪裏買﹐所以儘管費了很大的勁﹐槍砲在全師的統一仍然一直沒能得到實現。以1916年陸軍統計報告書中第四師的槍砲為例﹐即可看出這種狀況。該師第十三團､第十六團､工兵營所用步槍為日本三一式﹐第十四團､第十五團所用則為日本三八式﹐騎兵團､輜重兵營用日本三一式馬槍。第十三､十六兩團所用機關槍﹐均為英國造馬克沁4挺加法國造哈其開斯2挺﹐第十四團､第十五團所用為哈其開斯6挺﹐騎兵團所用是哈其開斯2挺。砲兵團第一營所用為江南造75毫米山砲18門﹐第二營為日本造75毫米野砲18門﹐第三營為日本造75毫米山砲18門。
其他師旅的情況也大致如此。
有一個單位在這一時期加入了陸軍師的編制序列中來﹐即機關槍單位。
機關槍單位的增加是先有思想﹐繼而有編制﹐最後才逐步落編的。
早在1909年﹐直隸總督端方奏曰﹕
“日俄之戰﹐俄軍之用重砲隊､機關槍隊較日軍為多﹐故南山､旅順各戰﹐日軍雖勝﹐傷亡之數實眾……日人於戰後乃竭力研究重砲隊､機關槍隊之用法﹐並購買德､法兩國槍砲﹐使用權砲兵工廠參仿改造﹐分別訓練。其重砲隊則分為野戰重砲隊､要塞重砲隊兩種。其機關槍則每聯隊中必有一隊﹐更番訓練……”。
第二年﹐直隸總督陳夔龍又奏﹕“臣查重砲隊､機關槍隊均為戰時行軍利器﹐歐洲法德等國最先發明。日俄戰後﹐日本始經營添練﹐並採德法兩國成法而令砲兵工廠參仿改造……”。
可見此時的清廷﹐已經意識到機關槍的重要。機關槍編入陸軍師已經是勢所必須。不過迄今為止﹐一直沒有看到北洋陸軍師是什麼時候以條令條例的法制化渠道在師一級增加了機關槍隊的﹐但至晚在1910年﹐機關槍隊已經列入陸軍師（鎮）的正規編制﹐從朱恩紱於這一年給朝廷的上奏中可以窺出﹐“按鎮計算﹐每年須成六鎮之械。六鎮詳數﹐計步､馬､工､輜各槍共六萬支﹐每支配彈一千顆﹐機關槍一百四十四支﹐每支配彈三千顆﹐山野砲三百二十四尊﹐每尊配彈二百五十顆……”。
這也就是說﹐用324門山野砲除以36﹐正好是每鎮54門之數﹔而用144挺機關槍去除以36﹐則得出每鎮機關槍應是24門。
那麼﹐這24挺機關槍是以營的編制屬於鎮呢﹐還是分成四個隊分屬於標呢﹖我猜想﹐大概先是以營為單位屬於鎮的。早在1910年﹐禁衛軍中便有了直屬的機關槍營﹐重九起義之前﹐雲南第十九鎮也有一個師屬機關槍營的編制﹐但這可能都只是權宜之計﹐是在編制法規還沒有出臺或機關槍數量太少不好分配到標的情況下才將其統一歸屬到師的。而若按照編制法規來說﹐機關槍大概還是列編在標一級的﹐從宣統二年陸軍部編寫頒佈的《新定步兵操法》中﹐可以窺出一二。在該《操法》關於標的戰術中﹐有“機關槍不分開使用﹐即有時必須分開﹐亦必用二槍以上連合射擊”。
這是否已經可以說明﹐標一級是有了機關槍單位的﹐而且肯定不是二挺的單位﹐那是幾挺的單位呢﹖四挺﹖不大可能﹐因當時的習慣﹐都是以六尊（門､挺）為一個編制單位﹐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猜定﹐這時的陸軍師（鎮）中﹐機關槍是以每六挺為一個隊（連）分屬於四個步隊標的。
當然這都是猜想。而且即使這猜想成立﹐也只是編制表上的事情﹐真正的落編﹐則要晚的多。以第三師為例﹐到了民國元年﹐第九､十二兩個團才編成機關槍各一個連﹐到了民國二年﹐十一團機關槍連編成﹐又過了一年﹐民國三年﹐第十團機關槍連才編成。第三師如此﹐其他師怕也不會比它更強了。
機關槍編制數量如此之少﹐一方面是由於生產難度大﹐產量低的原因所致﹐更主要的原因是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暴發之前﹐世界各國對機關槍的作用還存在著懷疑﹐對其消耗子彈的快速還十分的不滿。
二､ 直皖奉分裂內戰時期
自護法戰爭期間直皖分家﹐至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是直皖奉三大派系軍閥的內戰時期。其裝備特點是想定編制與實際編制已經有了差別﹐但差別不是很大。每一個師的具體情況已經不好考證的如上一時期那麼詳實﹐只能通過一些麟角來揣度某一派系的大概而已。
這一時代的直皖軍隊﹐不論從編制上還是裝備上都沒有什麼區別可言。唯一的不同是由於軍隊數量的膨脹遠遠超出國內兵工生產的速度﹐外購的軍械數量比袁世凱時期更多了。
皖系軍閥裝備的最好的是參戰軍。此時因為段祺瑞把持了朝政﹐利用參戰借款大肆購買軍械裝備參戰軍與邊防軍。分別於1917年11月和1918年7月兩次大規模地與日本簽訂軍械訂購合同﹐前者總金額為日金1700餘萬元﹐但購械數目及品種不詳。後者總金額為日金2364萬元﹐所購的軍械為三八式步槍85000支﹐子彈6750萬發﹔三八式機槍198挺﹐子彈950萬發﹐附零件6種﹔山砲162門﹐榴霰彈81000發﹐榴彈16200發﹐附零件15種﹔三八式野砲72門﹔軍車180輛﹐零件6種。以上軍械﹐全部用以裝備參戰軍與邊防軍。
當時參戰軍的編制與原北洋軍的編制略有不同。其區別是每師的砲兵團轄9個4門制砲兵連﹐共編75毫米山野砲36門﹐較北洋舊制略少﹔機關槍四個連是6門制﹐但不是分屬於團﹐而是集中編成機關槍營直屬於師。參戰軍使用的武器﹐除山砲外﹐全是新由日本購來。
三個師以外﹐參戰軍訓練處還直轄有重砲一個營（也有兩營之說）﹐裝備有當時最先進的150毫米榴彈砲和105毫米加農砲﹐也全是日本造﹐就連用來挽砲的馬匹也是從日本進口。
皖系很快戰敗了﹐其新購的嶄新的日式裝備﹐全數為直奉兩系所瓜分。之後﹐直奉兩大集團一個關裏一個關外﹐形同敵國般開始了瘋狂的軍備競爭。
這一時期﹐北洋軍的裝備有幾個發展變化。
一個是迫擊砲的大量列裝。雖然迫擊砲早在日俄戰爭時期便已誕生﹐但軍方對它的認識卻要晚的多﹐直到十年以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暴發時止﹐還只有德軍將迫擊砲正式列編。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無疑是一劑強烈的兵器摧生劑﹐機關槍､迫擊砲都得以在這次大戰中被重視﹐被大大地擴大生產了。
一戰結束後﹐迫擊砲開始進入中國﹐並因直奉兩軍的擴軍競爭達到第一次生產與購買的高峰。
第一個將迫擊砲正式以法規的形式列編入部隊的是奉軍。自第一次直奉戰爭戰敗後﹐改革軍制﹐整軍經武﹐確立了與關內北洋軍完全不同的編制﹐其中便有將迫擊砲正式列編的新法。在新的奉軍編制中﹐每步､騎兵團內﹐均轄有一個6門制迫擊砲連。
至於迫擊砲是以什麼樣的編制列入關內的直軍的﹐又是什麼時候開始列編的﹐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到確切的依據﹐也許就壓根沒有列入編制﹐只有實際上的使用而已﹐類似於今天的無照經營。
迫擊砲的生產﹐奉軍也是全國第一家。1922年﹐奉天迫擊砲廠仿日式製造出中國最早的遼11年式80毫米､150毫米迫擊砲。第二年﹐由直軍控制的漢陽兵工廠亦仿制生產出仿英式75毫米迫擊砲﹐至北洋軍滅亡﹐共生產1055門。之後不久又制成仿英式83毫米迫擊砲﹐至1926年止﹐共生產107門。奉軍生產的迫擊砲具體數目不詳﹐但估計不會比直軍更少。
當然﹐更大量的迫擊砲供應﹐是來自於外購。據外籍華人歷史學家陸安東先生提供的數據﹐僅1921年11月﹐直軍便從意大利購得迫擊砲2萬門﹐砲彈1百萬發。不知這2萬門之數是否確實﹐如果確實﹐則這2萬門迫擊砲﹐實在是一個巨大的數字了。之後的1924年﹐直軍又多次向德國､捷克等國購買迫擊砲﹐第一批有迫擊砲240箱﹐每箱多少門未知﹔第二批是迫擊砲6箱﹔第五批還是迫擊砲300門。但最後一批的300門迫擊砲﹐直軍並沒有得到﹐因北京政變直軍戰敗﹐全落到馮玉祥手中了。
雖然能夠知道的是直軍大量購入迫擊砲﹐但在第二次直奉大戰中﹐似乎奉軍的迫擊砲更多﹐特別是150毫米口徑的重迫擊砲﹐曾給山海關直軍陣地以極大壓制。奉軍第二軍軍長李景林在給後方楊宇霆的信件中還曾提到﹕“唯迫擊砲與手提機槍﹐為山戰利器”﹐希望奉軍後方擴大生產﹐“利器既充﹐克敵自易”。實際上﹐對於山海關這樣的山地戰場﹐直奉雙方都大量使用迫擊砲這種“山戰利器”﹐吳佩孚上陣督戰時﹐其幼年學兵便用小炮轟擊後退的直兵﹐我猜﹐這小砲當就是小口徑的迫擊砲吧。
再一個變化是坦克部隊的加入。在這一時期﹐似乎只有奉軍中才有成建制的坦克部隊﹐因前人已有專文論及﹐不贅述。
一般來說﹐奉軍的裝備勝過直軍﹐筆者也這麼認為。但勝過多少﹖是不是很懸殊呢﹖未必。依我看﹐至少到第二次直奉戰爭開戰時止﹐兩軍在裝備上差別不大或者總體上沒有差別。換句話說﹐是奉軍略強於直軍或相當於直軍﹐而不是許多論著中所認為的奉軍遠強於直軍。
為什麼呢﹖第一﹐從兩軍的兵工生產情況看﹐直到開戰前﹐奉軍並不強於直軍。先說直軍﹐除了大量生產迫擊砲外﹐重機槍的生產也因一戰的經驗教訓而加大了力度。最先仿制重機槍成功的金陵兵工廠到1924年時﹐已達到月產馬克沁重機槍三十餘挺。大沽海軍造船所仿制的馬克沁產量亦大﹐據說曾超過金陵﹐除供應本部外﹐還有外銷的能力。漢陽廠於1921年民國十年十月十日定型並批量生產“三十節式”重機槍﹐此時的月產量已達到五十餘挺。該兩種重機槍﹐成為這一時期直軍部隊的標準裝備。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的山海關戰場﹐直軍第十五師每團的機關槍連並非平時的6挺制﹐而是每連9挺的超配置﹐團屬機關槍連外﹐又有師屬的機關槍營﹐每連也是9 挺。怪不得奉軍的敢死隊在山海關直軍陣地上吃了那麼大的虧呢。
著名的漢陽造步槍﹐這時已經趨於成熟﹐正步入壯年﹐出品甚多﹐為國內當時產量最大也是最著名的步槍。
另外還有毛瑟手槍及仿伯格曼衝鋒槍的大量仿制（因筆者有專文述及﹐這裏不在贅述）。
總之在輕兵器的生產方面﹐直軍控制的關內各廠絕對不會比奉天兵工廠稍差﹐特別是1922年以前﹐漢陽廠更是遠遠優於奉天廠的。
但不可否認﹐重兵器的生產﹐特別是火砲的生產﹐直軍重視的不夠。在直軍控制的兵工廠中﹐主要產品就是漢陽造10年式75毫米山砲。到北洋軍閥滅亡時止﹐僅生產68門。
奉軍在1922年戰敗後﹐退居關外﹐閉關自守﹐其兵工生產開始起步﹐並以驚人的迅猛勢頭發展起來。不過一直到第二次直奉戰爭前﹐除了輕重兩種口徑的迫擊砲和仿伯格曼衝鋒槍有大量生產和裝備外﹐其他兵器出品甚少。但奉軍對重兵器特別是火砲的生產﹐卻十分的重視﹐已經蓄足了勁頭﹐科研試制了多品種的火砲﹐不過到戰前尚未有批量出品。
許多文章說到奉軍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其裝備遠強於直軍時﹐都用其兵工廠在整軍經武後“一年能出砲二百尊﹐砲彈二十萬”的數字作論據。一年200門砲的產量﹐當然是個十分了得的數字了。這個數字﹐最早見於丁文江《民國軍事近記》﹐後來何柱國回憶錄也持此說﹐再後來許多論著便都這麼說了。實際上丁著於1926年出版時﹐在這個數字前邊﹐還有“預定計劃”幾個字﹐可惜到了後來﹐人們將這幾個字給傳丟了﹐反到在砲字前邊又加了個大字﹐變成了“一年能出大砲二百尊”﹐於是這本來的期望值就誤說成了實際值了（後來的確實現了這個期望值﹐但那是1926年以後的事了）﹔於是這本來應該包括迫擊砲在內的200尊砲﹐也誤說成了不包括迫擊砲在內的200尊大砲了。其實﹐稍加分析就可以得知﹐以1922年還僅僅一個200人的小廠﹐要達到這個數字﹐絕對不是兩年的時間就可以實現的。要我看﹐奉軍這時的兵工生產能力﹐往好處估計﹐頂多能與直軍的漢陽廠持平﹐可直軍除了漢陽廠﹐還有金陵､鞏縣､大沽等廠呢。
實際上﹐戰時奉軍軍械比直軍強﹐強就強在大量的外購上了。1922年﹐奉軍從荷蘭鹿特丹､安特衛普購得步槍50000支﹔向日本購得莫辛納乾步槍31000和三八式步槍5000支﹐機槍11挺﹐砲彈1萬發﹔與流亡在東北的白俄殘軍商購軍械計步槍3萬支﹐砲彈626箱﹐炸彈209箱﹐電線等物品200箱﹔從意大利購得軍械價值12萬元﹔從日本購得150毫米重砲15門﹔1923年1月﹐再購意大利軍械價值為5百萬元﹔1924年4月﹐購日三八式步槍33000支﹔上半年﹐再向上海洋商購得日三八式步槍及子彈2600箱﹐手槍及子彈600箱﹔10月﹐又購得日式步槍3000支﹐砲彈10萬發﹔11月﹐購得德國軍械整整一船﹔1924底至1925年初﹐通過德商購得日式三八式步槍46000支﹐俄式莫辛納乾步槍35000支。子彈4千萬發﹔1925年上半年﹐通過挪威購得（以貨物重量計算）步槍129000公斤﹐白郎寧手槍39000公斤﹔1925年10月﹐購得捷克步槍81000支﹐子彈4千萬發﹔1927年11月至1928年3月﹐購得挪威軍械三批﹐分別是14189箱､82箱､2482箱﹔1928年初﹐購得捷克步槍40000支﹐子彈2千萬發。
當然曹吳也不會老老實實光指望著漢陽､金陵等兵工廠的國貨的。由於此時的直軍控制了北京政權﹐雖然其財政已經極其窘困﹐但為了與奉軍競爭﹐購買軍械仍然不遺餘力。1921年11月﹐直軍從意大利購得軍械4011噸﹐其中有迫擊砲2萬門﹐砲彈1百萬發﹐步槍49000支﹐子彈2000萬發﹐山砲6門﹐砲彈24000發﹐機關砲50門﹐砲彈3百萬發﹐野砲21門﹐砲彈2500箱﹐以及其他軍品﹔1922年8月﹐再通過意大利購得軍火價值560萬元﹔同年同月﹐從美國軍火商手中購得停泊在海參崴的整整一船的軍械（主要是步槍和機槍﹐具體數量未詳﹐但整整一船的步槍､機關槍﹐當不是一個小數了）﹔1923年﹐又向意大利購得軍械價值550萬元﹔1924年春﹐還是從意大利軍火商手中﹐購得步槍4萬支﹐子彈5千萬發﹐75毫米口徑火砲36門﹐砲彈5萬發﹐機關槍6挺﹔這一年﹐還先後五次向德國､捷克等國購買軍械﹐從毛瑟手槍到作戰飛機多種﹐但具體數字未詳。
以上所列數據﹐亦主要來自陸先生。不過這也僅僅陸先生盡可能蒐集到的﹐不代表實際的數目﹐估計都只是冰山之一角。因為外購軍械﹐多是以出賣主權和國家利益作代價的﹐軍閥自己也知道這是不得人心的﹐有些原始的資料可能早在當時就已經銷毀了。但從這些只麟片爪中﹐還是多少能夠看出直奉兩大軍閥購械的大致情況﹐並由此聯想到兩軍的裝備情況。
從直奉交戰的戰場情況來看﹐兩軍也差不了太多。此戰兩軍最大的特點是迫擊砲和重機槍使用特別多。直奉兩軍此時都可以生產迫擊砲﹐又都大量購進﹐可以想象戰場上的迫擊砲數量必不會少﹐但奉軍此時已經能夠出品150口徑的重迫擊砲﹐此砲給直軍構成較大的壓制﹐而直軍中迫擊砲雖多﹐但口徑不敵奉軍﹔山海關前線的奉軍陣地﹐重機關槍的配置曾達到每公里正面10挺的密度﹐對於二十年代來說﹐這樣的密度足夠驚人了。而直軍機關槍的配置似乎密度更大﹐奉軍吃虧最多的也主要來自直軍的機槍火力﹐僅10月7日至18日的12天裏﹐光是第十五師陣地前﹐奉軍就傷亡逾萬人。直軍戰敗後﹐郭松齡將彭壽莘､田維勤等部繳械﹐便得機關槍2000餘挺。在當時每師僅僅24挺的標準編制情況下﹐2000挺重機槍已經是一個驚人的數目了。在重砲方面﹐奉軍有一個重砲團﹐直軍有多少重砲未詳﹐但在山海關大戰最危急的關頭﹐吳曾命第一軍重砲司令穆士珍率重砲八個大隊支援。八個大隊到底編了多少門重砲﹐雖不得而知﹐但應該不會比一個團更小（此時奉軍的砲兵團系36門制）。山海關戰敗後﹐郭松齡曾收繳直軍彭､田等師大砲200門以上﹐足可窺得直軍的火砲當不在少數。第二年郭反奉時﹐手裏控制了奉軍砲兵的幾乎全部﹐留守奉天後方的不足一個砲兵團﹐張作霖緊急調運兵工倉庫所有大小口徑的火砲應戰﹐也才湊足了108門之數﹐可見其此時的兵工儲備並不多。奉軍於九門口戰役吃緊時﹐因後方槍彈接濟不上﹐曾急購大量鞭炮以壯軍威﹐又緊急從日本購得三八式步槍3000支及大量槍砲彈運往前線應急﹐才度過了難關。從這些情況看﹐說奉軍此時的裝備遠強於直軍﹐筆者實難苟同。
考慮到關裏經濟遜於關外的情況﹐則奉軍的外購軍械﹐應強於關內的直軍﹐因而在戰爭中﹐奉軍的裝備也應該略強於直軍。
三､ 全面混戰時期
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後﹐北洋陸軍進入進一步分裂與全面混戰時期﹐又分出馮玉祥國民聯軍､張宗昌直魯聯軍､孫傳芳五省聯軍､閻錫山晉綏軍等。在這一時期﹐一支部隊的裝備全取決於能夠盡量蒐集到的槍砲而定﹐想定編制基本成為一紙空文。所謂考證﹐其實也全不成其為考證﹐而只是略作些許羅列而已。
裝備最為精良強大的首推奉軍。自戰勝直軍後﹐到1926年﹐其兵工生產躍上了顛峰﹐在全國各大兵工廠中﹐達到了無與倫比的地位﹐特別是火砲的出品﹐產量甚大。到九一八前後﹐主要出品有﹕1925年仿制成功日41式75毫米山砲﹐命名為遼14年式75毫米山砲﹐到1931年﹐共生產72門﹔1924年仿制成功日38式75毫米野砲﹐命名為遼13年式75毫米野砲﹐到1931年累計生產108門﹔ 1924年仿制成功奧式21倍口徑100毫米輕型榴彈砲﹐到1931年共生產300門﹔1925年仿制成功日式105毫米輕便榴彈砲﹐到1928年共生產16門﹔同年又仿制成功日38式150毫米榴彈砲﹐到1931年共生產21門﹔1924年仿制成功日14式29倍105毫米加農砲﹐至1931年累計生產12門﹔1925年仿制成功日11年式37毫米平射砲﹐稱遼14年式37毫米平射砲﹐是國產最早的平射砲。至1931年﹐累計生產370門。除此之外﹐1925年仿制成功奧18年式30倍77毫米野砲﹐命名為14年式30倍77毫米野砲。沒有看到該型野砲出品數量﹐但知道從奧地利購進320門砲的全部零部件﹐運回東北進行組裝﹐那是否也就是320門呢﹖
輕兵器的生產﹐著名的是遼十三年式（也稱韓麟春式）步槍﹐於1924年試制成功並開始量產﹐出品甚多﹐曾達到月產4000支以上﹐基本能夠保障供應。另有遼十三年式重機槍投產﹐產量亦豐。
在這一期間的南口大戰､直奉河南戰爭及對抗北伐軍等歷次戰爭中﹐奉軍的優勢裝備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加上大量繳獲直軍的武裝﹐奉軍此時的裝備情況已不僅僅是北洋第一﹐也成為全國第一﹐這一點似乎沒有爭議了。
直軍在直奉戰爭中戰敗後﹐已成為昨日黃花﹐但仗恃漢陽兵工廠的生產與外購的底子﹐裝備情況比北伐軍還是要強許多。
馮玉祥國民軍特別的艱苦﹐其裝備可能算是這一時期各路軍閥中最差的。但自東出潼關後﹐鞏縣､開封兩兵工廠被其佔領﹐便竭澤而漁地進行軍工生產﹐從馮的日記中窺出﹐其對迫擊砲和手提機槍的生產是特別重視的。一直到北伐完成後進行編遣時為止﹐多數師都編有一個重迫擊砲團﹐有的師甚至編有輕重兩個迫擊砲團﹐在西北軍的少數營一級﹐也編有輕重兩個迫擊砲連﹐西北軍中的手提機槍也是整營整團的裝備﹐可知其在佔領河南這短短的時間裏該兩種槍砲的出品當不在少數。
至於外購﹐主要來自蘇聯的援助。1925年4月到8月﹐馮購得蘇聯軍械計有﹕步槍7900支﹐子彈1500萬發﹐卡賓槍15000支﹐子彈7200萬發﹐機槍27挺﹐子彈63萬發﹐機關砲189門﹐砲彈650萬發﹐野砲66門﹐左輪手槍1800支﹐子彈500萬發﹐還有大量其他軍品。1927年3月﹐又派團到蘇聯專門要武器﹐主要是輕武器﹐數量未詳﹐重武器僅12門山砲（後途徑蒙古時換成12門野砲）。1927年4月﹐張作霖搜查蘇聯駐北京使館﹐搜出馮玉祥的兩張軍火收據﹐一張是購買步槍27970支﹐子彈2700餘萬發﹐機關砲147門﹐三英吋口徑砲42門﹐及其他軍品﹐總計價值436萬盧布。另一張收據﹐則有步槍3530支﹐子彈2365萬發﹐馬克沁砲80門﹐三英吋野砲18門﹐榴彈砲8門﹐砲彈38箱計17654發﹐化學砲彈9360發﹐手槍500支﹐及大量軍品﹐總計價值450萬盧布。
馮玉祥也少量從其他國家購買軍械。僅知的有1926年2月﹐從英國洋行購買到步槍10000支﹐子彈200萬發﹐機關砲24門﹐砲彈500萬發。
馮軍總的來說裝備窮劣﹐除了河南兩個兵工廠的補充和蘇聯的援助外﹐還有一個途徑也是更主要的途徑則是依靠戰場上的繳獲來充實自己。另外一個特點是馮軍往往把裝備集中編配到精銳部隊﹐因而雖然全軍總的來說裝備窮劣﹐但就某一個單位的裝備情況來說﹐卻可能十分的精良。
張宗昌直魯聯軍源出奉軍﹐至少其嫡系軍隊裝備應不會差。從1925─1928年間﹐張宗昌任督軍的山東省的經費預算中89%用於軍費。山東兵工廠不是有影響的大廠﹐從零星的資料看﹐只知道張宗昌佔領山東期間曾組織過82毫米､84毫米迫擊砲的生產﹐月產量12門﹐其他武器的生產尚未發現。
張軍的武器供應主要靠外購﹐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前﹐張部在東北已呈獨立態勢﹐但軍火仍主要靠張作霖的統一調配﹐部分也依靠與白俄潰兵的交易中獲取。進入山東自立門戶後﹐開始大規模購械。1926年11月﹐張宗昌從德國購得價值300萬元的軍械﹔1927年1月﹐又從德國人手中購得德國造七九步槍4371支﹐八毫米步槍6600支﹐機關槍20000挺﹐迫擊砲12門﹐毛瑟手槍200支﹐及其他軍火﹔1927年7月至1928年8月﹐先後三次從奧斯陸購得軍械﹐第一批2107箱﹐其中有步槍11375支﹐第二批2140箱﹐其中有步槍2071箱﹐第三批3526箱﹐其中有步槍500支､手槍200支﹐第四批有步槍7000支､機關砲10門。每一批均另有大量其他軍品。1927年初﹐張還從捷克人手中購得步槍50000支。
張軍曾收編多股雜軍﹐其裝備情況全無定律可言﹐恐怕每個師都不一樣﹐這個連張本人也無法知道的情況怕是沒有人能比張知道的更多更詳細了。不過從第二次北伐時革命軍對張作戰時的繳獲情況看﹐直魯軍的裝備仍然相當的精良與強大。
孫傳芳五省聯軍系直系分出﹐其編制裝備沒什麼特別之處﹐僅知道孫部佔領上海期間﹐曾大量製造迫擊砲﹐其中50毫米小口徑迫擊砲至其失敗時共出品274門。另1924年10月﹐購得德､捷製造的軍火共計293箱﹐其中自動砲2箱﹐迫擊砲12箱﹔1926─1927年間﹐通過張宗昌購得軍械260箱﹐其中有步槍1000支﹐機關槍150架﹐手槍106支。
孫軍是純粹的聯盟性質的軍隊﹐各軍軍械多是原來就有的﹐與孫關係不是很大。但總的說來﹐五省聯軍佔據江南富庶地方﹐其軍隊的裝備應該不會差。
這一時期﹐還有一支部隊不能不說﹐即一直割據山西的閻錫山晉綏軍。閻的晉軍很難算得上北洋陸軍﹐但既然一直將張作霖奉軍稱作北洋軍了﹐這裏也就將一直投靠歷屆北洋政府的閻錫山部隊也算作北洋軍吧。
要說到編制裝備﹐這可是一支很值得大說特說的部隊。閻軍的軍火生產十分的火熱﹐出品特別多﹐部隊的裝備在當時也絕對是走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前列的。閻軍外購的槍砲不多﹐目前僅知道1918年前後﹐閻曾利用參戰借款向日本購買大正六年式山砲12門､三八式野砲12門和三八式步槍3000支。閻軍軍械來源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是全國所有軍閥中唯一能夠槍砲自給的一支。以至於閻軍將領打仗從不吝惜槍砲彈藥﹐消耗多少回來立馬補充多少。到二十年代中後期﹐山西的軍工產品成龍配套﹐山砲､野砲､重砲﹐盒子槍､步槍､機槍､衝鋒槍應有盡有﹐出品甚多﹐主要產品為﹕仿三八式步槍､仿三八式重機槍､仿湯姆森衝鋒槍､仿毛瑟手槍､一七式手槍､仿日三八式75毫米山砲､改進後的一二式75毫米山砲､一三式山砲､一四式山砲､仿德105毫米重山砲､仿德88毫米野砲､82毫米迫擊砲､150毫米迫擊砲等。到了閻參加北伐時﹐山西兵工的月產量已經達到山野重砲共35門﹐迫擊砲100門﹐步槍3000支﹐機槍15挺（﹖）﹐衝鋒槍900支。其中光是一三式75毫米仿日四一式山砲﹐到北伐完成時止﹐就出品了700門之多。
對於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期的閻軍來說﹐其編制裝備還有幾個值得稱道之處﹕閻軍是全世界範圍內第一個將衝鋒槍大量普及裝備到全軍每一個步兵班的﹐當時全體晉綏軍的每一個步兵班﹐都有衝鋒槍一至二支﹔閻軍至少還是全國範圍內第一個將重機槍､迫擊砲裝備到步兵營的﹐當時的閻軍步兵每營編配八二迫擊砲4門﹐六五重機槍2挺﹐而將150毫米迫擊砲列為團屬迫擊砲。除此之外﹐閻軍還有不少於奉軍的獨立的砲兵團､旅﹐還有獨立的機槍團。特別特殊的是在當時全世界範圍內機槍連的編配都是四至八挺的情況下﹐閻軍獨立的機槍團中每個連編配的重機槍竟然達到27挺之數﹐真真好生了得。北伐結束後﹐閻曾向馬鴻逵､馬步芳､李宗仁等出售火砲﹐在當時各路軍閥都極缺火砲而拚命購進的情況下﹐閻還能夠外銷﹐足見其產量之大了。
在北洋軍閥的後期﹐又一支特殊的重裝備部隊躍上了這一時期的軍事舞臺﹐即有陸地戰列艦之稱的鐵甲列車部隊。
關於鐵甲列車﹐因明輝曾有專文﹐這裏不贅述。但仍想強調一點﹐即鐵甲列車在當時確是張宗昌的白俄兵於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時首創﹐但使用於戰鬥﹐則絕非張軍所獨有﹐張作霖奉軍､吳佩孚直軍､馮玉祥國民軍中﹐都普遍裝備有鐵甲列車﹐並編有專門的鐵甲列車部隊。孫傳芳軍渡江偷襲南京時﹐也曾使用鐵甲列車轟擊北伐軍江寧砲臺。直奉河南戰爭時﹐直軍後起悍將高汝桐﹐就是乘座在鐵甲列車上與奉軍交戰時陣亡的﹐而有趣的是﹐他又是被奉軍的鐵甲列車開砲擊中而死的。這一時期鐵甲列車裝備使用最多的可能是張宗昌與馮玉祥了﹐張軍中能夠查到的有“長城”､“長江”､“山東”､“河南”､“湖北”､“泰安”､“雲貴”等號﹐馮軍中能夠查到的有“中山”､“平等”､“博愛”､“民生”､“民權”､“北京”等號﹐當然這都不是全部﹐更多的有待日後再考。在著名的馮張豫東大戰和魯南戰役中﹐還曾數次出現鐵甲列車與鐵甲列車的戰鬥﹐其中光是第一次蘭封戰役﹐張軍失利﹐馮軍一下子便繳獲張軍鐵甲列車六列（一說五列）。這是鐵甲列車在中國最輝煌的時期﹐但到了中原大戰後﹐就基本上銷聲匿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