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還萬曆一個公道（萬曆二十年，壬辰龍1592長篇連載)[佛網Life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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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還萬曆一個公道（萬曆二十年，壬辰龍1592長篇連載)

還萬曆一個公道（萬曆二十年，壬辰龍1592長篇連載)

序

黃仁宇教授在其萬曆十五年一書所寫的自序中，有這麽一段話：

“結論從材料中來。多年以來摸索於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了人云亦云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於學術界的探討。“

結論必須從材料中來，研究歷史，讀歷史，談歷史，是在研究過去所發生過的事，所談的都必須有根據，要不，就是在重新“創造編造歷史“，結果成爲“歷史發明家。

“開始擺脫了人云亦云的束縛“，研究歷史，讀歷史，談歷史的人，特別是史學者，史學家，如果也還都人云亦云，那算是什麽研究。人云亦云，拾人牙慧，不是了無新意，要不就是以訛傳訛。尤其是面對大清帝國以來，有計劃的花了近百年時間，在鎮壓屠戮漢人的氛圍之中整編出來，然後焚燼原始資料的明史，那些傳到今日的“人云亦云”，其實就是現代術語所說的“植入性宣傳”，明史留下來的也就是大清帝國康雍乾三朝有意的”創造明史”。

舉個例來說，今天人云亦云的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的荒淫無道，雒於仁的酒色財氣疏是基本的重要依據，而且流傳至今，影響重大，創造了酒色財氣這個成語。這份奏疏是在萬曆17年（1589）12月21日，（明神宗實錄卷218頁4085頁），大理寺左評事（正七品）雒於仁上的，一個正七品在大理寺裏最低階的官，而且不是言官的官員，膽敢上這種奏疏，並且能流傳下來，是不容易的。

我們可以猜雒於仁當時是爲了嘩衆取寵而邀名，也可以猜他一片赤膽忠心但言詞不夠講究等等，可是讀歷史研究歷史，應該去分析當時的政治環境與氛圍，掌握雒於仁寫這份奏疏的心理與時空背景。

這樣，首先可以讓我們後人明白當時的言論尺度。明白地說，帝王對言論的容忍尺度，反映的就是該專制帝王的殘暴程度，以及當時是否可以大鳴大放的政治環境。

再者，神宗皇帝當時是否真有酒色財氣四大問題，也應該是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如果萬曆皇帝真是酒色財氣樣樣俱全，那麽我們必須坐實他就是個那樣的人。反之，如果他不怎麽酒色財氣，那我們應該還他一個公道。在本文中，希望以史料來說話，來確定這些“訛“是不是存在。

詳細進行分析比對探討是檢驗真理唯一的最好辦法。

黃仁宇教授是正確的，“我對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而“結論從材料中來“。這點是能夠與讀者共勉的。

本文中將大量引用許多奏疏的原文，而不將其放在附錄當中，爲的是爲讀者提供方便，節省時間，不必再去翻查資料，同時也希望避免斷章取義的失誤。讀者可以在本文中，直接從所錄的原疏裏面，自己得到結論。

引言

關於人云亦云的明神宗萬曆皇帝的酒色財氣問題，我們可以從樊樹志教授的萬曆傳說起。因爲，這本書的書名就叫萬曆傳。

樊樹志教授在其萬曆傳一書中的第269頁，該書第23節“酒色財氣“，起頭的第一段是這麽說的，

“神宗是個酒色之徒，大婚以後沈迷於酒色，年紀輕輕，身體卻虛空的很。“

樊教授以這一段話作爲該書這一節酒色財氣的引言，其實也差不多等於是樊教授先有結論，再找根據的治學方式的展現。當然然結論下得更辣的還有閻崇年教授在明亡清興六十年一書中說的：“（萬曆皇帝）沈湎酒色。萬曆帝嗜酒，經常喝得酩酊大醉。結果上行下效，朝野上下，宴舞酣歌，常常通宵達旦。他還寵倖鄭貴妃，每天過著昏天黑地、腐朽糜爛的生活。“不過閻教授是上電視說的，比較像說書而非學術探討，屬於言責自負，沒有討論的空間與必要。

然而，關鍵是，神宗皇帝是個什麽樣的酒色之徒？根據在哪里？

萬曆傳270頁，第一段：

“萬曆十四年（1586年）九月十六以後，因病連日免朝。到了二十六日又傳旨免朝。三十日，命司禮監傳諭內閣：朕前禦門，已于卯初起矣。一時頭暈眼黑，力乏不興，已諭卿等暫免朝講（視潮，日講）數日，以爲靜攝服藥。近連服藥餌，身體虛弱，頭暈未止。茲當孟冬時享太廟，暫遣公徐文璧恭代。這個頭暈眼黑，力乏不興的毛病，便是沈迷酒色的結果。“

樊教授引了上面這一段資料，並且下了結論：這個頭暈眼黑，力乏不興的毛病，便是沈迷酒色的結果。

這真是個如何治史學的問題。怎麽可以當一個人有頭暈眼黑，力乏不興的毛病，馬上便是直指是因爲沈迷酒色的結果？

該頁第二段：

“這件事引起了官員們的關注。禮部祠祭司主事盧洪春（字思仁，浙江東陽人）因爲主管祠祭事務，聽說皇上因頭暈眼黑，不去享祭太廟，便上疏要皇上“慎起居“，即注意節制酒色之事。盧洪春似乎頗精通醫術，爲皇上分析病理，說得頭頭是道：

“醫家曰氣血虛弱，乃五勞七傷所致，肝虛則頭暈目眩，腎虛則腰痛精泄“；

“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強固，頭暈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下之聽“；

“果如聖諭，則以目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爲患也深”。“

樊教授接著說：“說得再明白不過，外間傳言皇上馳馬試劍跌傷額角云云是假，病根在於”衽席之娛“。所謂“衽席之娛”，就是耽於女色，房事過密。盧洪春說，萬一有裨家野史，掇拾道聽，私托筆記，垂之後世，陛下又何以自解！“

樊教授引了盧洪春奏疏的幾段話，希望作爲“這個頭暈眼黑，力乏不興的毛病，便是沈迷酒色的結果。“這個結論的根據。

神宗萬曆皇帝的諭旨是說了：“一時頭暈眼黑，力乏不興“。盧洪春想當然耳，這可以是屬於“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的症狀。樊教授也是想當然耳，而且是想盧洪春大論的當然耳。我猜，社會上大多數人可能也應該都是如此想當然耳，皇帝嘛，三宮六院的，房事過密，肯定不假，想當然耳。

但是搞歷史，作史，給前人寫傳，是會流傳後世的，能不慎乎？

這頭暈眼黑，力乏不興的毛病，其實只要來個重感冒就有了。要不，貧血也能有。或者血糖過低，也能頭暈眼黑力乏不興。不過，我們不是來討論醫學問題的，但是必須理清的是，這個史能這麽治嗎？這個傳能這麽寫嗎？

有任何證據能說明神宗萬曆皇帝耽于女色，房事過密嗎？盧洪春的奏疏能當證據嗎？一個正六品主事小官能知道宮闈之事嗎？都是猜的！盧洪春猜，樊教授把盧洪春的猜照單全收。

盧洪春猜的最後下場是得到一道聖旨“盧洪春這廝，肆言惑衆，沽名訕上，好生悖逆狂妄。著錦衣衛拿在午門前著實打六十棍，革了職爲民當差，永不敘用。“

樊教授猜的結果是出了一本書叫做萬曆傳，擺在書店，擺在圖書館。

萬曆完全不上朝，20多年完全不與外廷的文官見面，是從萬曆26年（實歲35歲）開始的。所謂上朝實際上是包含幾種活動，禦殿，視朝，朝講，經筵，廟享等。

然而，不與文官見面並不表示萬曆不批公文，不處理公事。

萬曆14年，時年實歲23歲，開始請病假，請病假請了一輩子，卻活到58歲，幹了48年皇帝。這說明了什麽？這說明了萬曆皇帝其實可能還是懂養生那一套的，而且可能沒生過什麽大病。而完全不與外廷的文官見面，應該是有其他的道理。

至於請病假找理由，諸如頭暈眼黑，連日動火，。。。等等理由，與耽於女色，房事過密能有絕對關係嗎？答案是，未必。

接著，樊教授在該書第273頁，提到了雒於仁。樊教授這麽說：而這年年底大理寺左評議雒於仁（字少經，陝西涇陽人）的上疏，以其直言不諱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強烈反響。

以其直言不諱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強烈反響。有這回事嗎？證據在哪？這是典型的習慣性想當然耳。

樊教授接著說：“雒於仁以極大的勇氣寫了一本譴責皇上酒色財氣的奏疏，送了上去。這是萬曆一朝批評皇上品行與私生活的難得好奏疏，講得頭頭是道，句句觸及了神宗的要害。“

雒於仁這份奏疏是不是萬曆一朝批評皇上品行與私生活難得的好奏疏，老實說，見仁見智。但，我也可以大膽的猜，這種難得的好奏疏要是上給康熙雍正或乾隆，可以保證雒於仁人頭落地兼誅九族。並且這種奏疏能否流傳下來到今日來俗雅共賞，大家也可以捫心自問好好想一想。

雒於仁寫這份奏疏，是不是僅僅在關心萬曆皇帝的個人私德問題，還是背後有著深刻地反映時局的目的，或者是雒於仁個人嘩衆取寵沽名釣譽的個人動機，也或許是同儕同年集體加入政爭的一環，這些都是謎團。

但是，最可怕的是我們今天四百年後的史學家，隨便拿著當時一個小官上的一份奏疏，就開始對當時所發生的事情作出粗魯的認定。這是非常缺乏責任感的學術風格，很值得檢討。

我們必須以今天21世紀的社會科學精神，在有限的史料中，盡力來對這件事進行分析討論，希望能夠客觀合理的解讀當時大明帝國到底是在什麽樣的道路上前進。

不過，在正式看萬曆皇帝與雒于仁雙方說法之前，必須先重現從張居正死後的萬曆10年下半年一直到雒於仁上疏的萬曆17年12月21日爲止的七年內所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在這些時空背景下的所産生的政治氛圍，政治情勢，以及人事傾軋升降等情況，特別是還要把萬曆皇帝從19歲成長到26歲的青年皇帝掌控皇權的過程加入考慮。這些，應該是幫助我們瞭解，掌握，或者比較能夠根據時代的發展與政治氛圍的變異。來比較準確的猜測雒於仁寫這份奏疏的時空背景以及他當時的心境與圖謀的基礎。

同時，也可能可以揭開萬曆皇帝何以自此出朝越來越少，以致完全不與外廷官員見面的歷史疑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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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樓

【原創】

（续）一切都該從獨尊儒術說起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是一句深入人心，富含中華文化底蘊的代表性諺語。這個諺語曆千年而不衰，時至21世紀的今天，仍然是深植每一個中國人家庭的座右銘。

如果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審視這個諺語，二千年以來，中國文化生成的根部，可以一覽無餘。二千年來中國社會結構的組成的主根不是所謂的專制帝制，不是很多學者所著墨的農業社會理論，不是馬列主義的經濟思維分析，而是“讀書高”這個文化根部的核心。

這個讀書高的思想，在中國建構出一個人數稀少，但是權力至高的統治階級。整個二千年來的中國文化或者說文明，都是圍繞著這個階級，在生成，在發展，而得以各種文化學可以理解的文化枝葉，在繁衍茂盛，而組成爲抽象，但又可以部分具象的所謂的中國文化的整體。中國農業社會發展的生成，長成或停滯，或者20世紀摩登的馬列的階級鬥爭理論，或是中國的天地人的和諧概念等等，一切的根源就在這個核心。

研究文化的內容，舉凡，語言模式體系，生活方式形態，生活習慣，嗜好品味，飲食，禮儀規矩，教育內容，宗教信仰，禮儀崇拜，圍繞生活品位的文化藝術産品，音樂，住房建築格局與規劃，經濟活動，風俗，法律制度，，，等等是可以比較具象掌握，可以觸摸得到，看得見的文化組成因數。另外還有比較抽象的文化行爲組成因素，如各種人際關係，從家庭內到家庭外，從個人到集體，這也就是社會學研究的主要科目之一的“社會化“，這個社會化中的社會兩個字就是等同文化人類學所闡釋的“中國文化”化。

然而，文化的核心部分卻是非常抽象的“思想與觀念“。這個思想與觀念，雖然看不見摸不到，但卻是文化的動力樞紐，實際上也就是行爲學上的思想決定行爲論。

人類行爲的理論非常複雜，但是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與角度來觀察，在一個社會中是可以發現集體共通的行爲模式。集體共通的行爲模式在時間的曲線上來觀察，有的是短期性，曇花一現的，比如說對著毛主席的相片早請示晚彙報，只在文革期間進行。但是，集體共通的行爲模式，如果能夠長期延續曆久不衰，它的關鍵是出在動力的部分，這個動力的部分就是思想與觀念。如果沒有共同接受的思想與觀念，那麽集體共通的行爲就無法發生或者說建立，甚至延續。

而，如果共通的行爲能夠代代相傳，可以維持非常長的長時間延續，也就是說，非常重要的要件，在文化上，思想與觀念是可以具有傳承性的。如果這種傳承性可以維持非常長久的長時間延續，甚至達到幾千年，那麽就可以被視同爲文化基因。這個文化基因是可以如同生物學對生物基因的理解一般的具有繁衍，變異，並且代代傳播承襲的特性。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就是屬於文化基因的一種。它之所以成爲中國文化的動力根源，是因爲孔子所說的“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而孟子更加大發揮說，“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醜下）

學而優則仕

“學而優則仕”是一種人爲的制度。

當一個制度幾千年維持不變，因爲其在長時間實踐的留傳下，就逐漸演進成爲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不但是文化的一部分，它還成爲中國文化組成中的根本，也是最重要的核心部分之一，因爲這個制度創造，延續，維持了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統治階級。

而如果以基因學的語彙來說明，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就是染色體X。而讀的書，儒家的四書五經，就是染色體Y。學而優則仕就是染色體X + Y，成了中國文化的根部，這個根部核心就是以儒家的片斷思想來作爲中國統治階級理論基礎的一種制度。這個「學而優則仕」或「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的文化基因，從漢武帝獨尊儒術開始，經過兩千年的傳承，已經根深蒂固，成了中國文化的固定基因，無法去除，充其量，在文化遺傳時，最多只能異化做些極少許的變異。

學而優則仕，在大清帝國滅亡之前，一直回推到開科舉士首發者隋煬帝的這一段一千三百年左右的時間長河，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人人有機會當官的制度建立了。通過國家考試，理論上來說，學問好的人就有一條可以當官的道路可走。

一千三百年是漫長的，科舉的辦法也一直在演化發展，但其基本核心，無論如何變化，都是以圍繞著帝國前進的目標爲目的。就以將近六百年的大明帝國與大清帝國爲例，科舉制度發展到這時，它的全稱已經可以叫作「儒學而優則仕」。它的實際內涵就是以四書五經爲考試內容的官員考選制度。

在將近六百年的大明帝國與大清帝國的時空裏，三年一次的科舉考選，考選出來最精通四書五經的人爲進士，成爲官員來統治中國。

科舉考選制度的優與劣，不是這裏探討的題目。這裏要指出的是這個制度所考選出來的人數是非常少，以大明帝國爲例，三年一科舉，平均只取進士三百余人，而大明帝國的文武官員大大小小，總數每年也只在二萬上下。取得進士的人數遠低於此，所以多半以也是四書五經的學習者，但取得考進士資格而沒考上進士的舉人來充數。再加上一些世襲的，或因功而蔭其下一代出任閒職的官員。這樣總和起來形成官僚統治階級。

這個官僚統治階級，以其現任再加上前任，其中的每一個人再放大成爲家族，其總人口數也是非常少，最多最多在五十萬人上下。這與大明帝國估計人口在一億上下來比較，只有不到千分之五的比例。

一般認爲在中國的帝制時代，帝王是專制，一人獨大，唯我獨尊，理論上與表面上是如此沒錯。但是一人統治的事實是，這種統治只是名義上的統治，實際的統治權，是落在這爲數接近二萬人的統治官僚身上。實質主宰帝國發展的不是皇帝而是這二萬人。

中國土地遼闊人口衆多，大明皇帝對他的江山到底有多大，山川到底有多美好，都只是存在於過去科學性較低的地圖上而已。殘酷的現實就是任何一個皇帝都對他的江山與人民缺乏足夠的瞭解，他的統治內容基本都是根據他身邊那幾個進士群中的優秀人物給他的建議，他的自主性非常低，他的所謂專制只是虛妄的溢美之詞。舉個例來說，人事，皇帝能夠有決定權，但是皇帝只能根據建議名單來選取來做決定，原因很簡單，皇帝根本無法完全認識他的臣民，所以皇帝的自主權幾近於零，因爲，他知道與認識的人太少，也許建議名單上的人他不喜歡，但也只能讓下面重提名單，這就是現實。

不但如此，大明皇帝是孤家寡人，一個人如何能與二萬人抗衡？皇帝的個人意識基本上是很難如願貫徹。所以，歷史上，中國這塊土地上此起彼落的各個帝國，名義上是屬於各帝國的皇帝的，但實質上是與其統治官僚共用的。而且權力並非五五分。從權力，從財富來看，一大明帝國爲例，在實質上，皇帝分到的比例遠小於這整個二萬人的統治階級。並且，皇帝雖然名義上是天子，儘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他很多名義上的權利都無法實行。因爲，皇帝的統治是實質的委託統治，由這二萬人逐級層層的深入，統治帝國的每一個角落。

這二萬人的官僚才是帝國中國的主角，他們決定了帝國中國的前進與後退，更決定了帝國中國將走向何方。

而上面說過，這二萬人中的大部分及主要掌權的人，基本上都是所謂的儒家。更精確的說，應該是“通過儒家思想考試的人“。這些通過儒家思想考試的人，是不是可以稱爲儒家，當然是可以有很大的爭論，這裏統稱他們爲儒官，應該比較貼切，就是貼著儒家標簽的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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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樓

【原創】

儒家發展的兩面刃

儒家思想精深浩瀚，比較接近哲學的範疇，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明白。

但是可以宏觀的分析來看看儒家的思想主軸。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

得志，澤加於民。達則兼善天下。加上前面提到的學而優則仕以及舍我其誰，這就是統治學的心態組成基礎。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這是自我修身學。

孟子把儒家思想言簡意賅的說明得很清楚。小可以修身養性，大可以治國平天下。內聖外王。對自己可以修養成爲聖人，對外可以教君王如何統治天下。

事實也是如此。孔子與孟子都曾經花了很長時間周遊列國，不是遊山玩水考察中國壯麗河山，而是遊說幾個國王，推銷儒家的統治術。因爲他們個人內在的方面都已經修養到聖人的境界，必須推己及人，出來治國平天下，嘉惠衆生。因爲獨樂樂，不如衆樂樂。

孔子與孟子大力推廣並且身體力行的儒學是出世的，是要拿來當官治世的。

史上記載漢武帝獨尊儒術。這個儒術說得很到位，對帝王來說，統治天下需要的就是術。所以可以想見當時孔子孟子向君王推銷的也應該是儒術。這個儒術應該可以解釋成爲今日的經理學，就是應該如何統治與治理一個國家的方法。然而，經理學與帝王學不是可以完全相容的，總經理的立場與董事長的立場永遠是有先天的衝突與矛盾，而這些是連聖人如孔子孟子都沒辦法克服的。

孔子孟子爲儒術求職留下了一個經驗，良禽擇木而棲。君子是必須尋找合適的君王來實現平天下的大志。孔子並沒有長期一直留在他的祖國魯國，輔政魯國的國君。也許是魯君並不欣賞孔子的那一套統治術，也許是孔子覺得魯君不是一個可輔導的有道君主。但是這也恰恰反映出孔子對忠的概念，是以個人爲中心的。大志要伸，爲別國服務是絕對容許的。他的忠君思想是局限在所侍奉的那個國君，基本是君子忠人之事的忠，服膺的是道，而不是效忠祖國的忠。

以當時春秋列國的時代來看，周遊列國基本就是“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個人尋夢之旅，找工作，找個作宰相的地方，幹個高管，做個高級職業經理人。顯然，聖人如孔子也會遭遇失敗挫折，宰相的工作並不容易找，最後只能回去教書，作育英才。而孟子，生在戰國時期，戰火頻仍，光有大道理而沒有內容細節，要在亂世治國，客觀上來看是很難的。所以孟子找工作應聘，根本搶不過蘇秦與張儀。

從孔子與孟子找工作應聘都不順利地記錄來看，從客觀角度來說，其實這就是儒學或者說儒術在人才市場考驗中，被檢驗出來的失敗結果。

檢驗結果的評語差不多可以歸納爲：個人修身的方法很好，但治國理論空泛，光有理想，不見內容。

當然孔子接班人孟子對有道之君的應對與闡釋更爲明確與直接。但也都是空泛的理論。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這是說給梁惠王聽的，孟子的意思是要梁惠王修養自己一國之君的態度，施政時應該謙虛地把百姓擺在第一位。要知道孟子這些話是說給國君聽的，而不是給老百姓聽的，老百姓聽了是很容易産生誤會而發展出革命思想。

孟子在《離婁下》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滕文公上》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萬章下》說：“同姓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異姓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去。”

孟子說得很直接，若國君無道無義，臣可視國君爲寇仇，並且可易位。

可是，君王只要有道，就會富國強兵嗎？恐怕未必。

可以猜想假設秦王聘了孟子，而不用法家，秦國能統一天下嗎？

孔子在春秋時期都找不到工作了，孟子在戰國時期，而且說得比孔子還不遮掩，那一個國君能聽得進去呢？可是孟子的說法，對於只要不是國君的人，應該都會覺得很貼心。這是儒家的基本思想之一，你可以不必效忠一個無道的君王。

特別是，孔子講得比較含糊，“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事君，能致其身；“（論語·學而）連接起來看是：以道事君，能致其身。這個道字，給了做臣子的很大的進退空間。因爲，道還是不道，標準在哪里？誰來定？這是典型的道理很好，但是無法客觀確實執行。

這就是關鍵，孔子孟子的學說或者說是理論，是採取高調路線的。基本上是近乎曲高和寡的對個人行爲的高難度要求。以聖人爲楷模是對的，以成爲聖人爲目標就是人人不可能。獨尊儒術的二千多年以來，成爲聖人的有幾人？不能說沒有，但屈指可數，鳳毛麟角，這是對儒學成聖的檢驗。

以這種人人覺得遙不可及的人生目標爲基礎的理論學說，流傳下來深植中國人文化基因的，就只剩下人人都養成大道理與個人行爲要求是可以成爲兩回事的習慣。這就是儒家思想的兩面刃，道理不但大且難，然而作不做，隨個人自己去要求。用今天的口語來形容，就是說一套，做一套。

儒官世界

在漢武帝心底，之所以採用，實際上就是要以之爲統治的工具，所以漢武帝稱之爲儒術。並且獨尊之外，還要罷黜百家，這是漢武帝爲儒學打下了排他性的基礎。漢武帝用的是政治力的介入，讓中國進入了封閉的惟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書經，易經，禮記及春秋左傳的四書五經的官學思想專制時代。這個官學思想專制時代的發展與進化結果就是前面說的：儒學而優則仕。你會百家的學問有用，是你自己有用，可以孤芳自賞。但是你有雄心抱負，想成爲聖人，想齊家治國平天下，你就把四書五經搞明白，通過專業考試，你就有治天下的機會，因爲我皇帝可以讓你當官。

在帝國當官，實際上就是分享帝國，所以不但生活待遇優厚，還可以光宗耀祖，鄰里稱羨。經濟上的優厚報酬，權力欲望的施展，與面子上的精神高度，讓帝國官本位的內涵極爲豐富。當然，另外，附帶的，官員時必須替帝王管理百姓，進行實質的統治。不過這也不是很難的任務，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非常典型，一語道破天機，老百姓是需要教化的。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的三綱，仁義禮智信的五常，這些易懂但又切身的倫理觀念就足夠了，明白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就能夠建立基本的道德觀念。至於教育，就不必了，沒有普及教育那一套。不可使知之，老百姓明白那麽多事，有豐富的知識，知道那麽多，要幹什麽？會幹什麽？

就像政治是所謂最高明的騙術一樣，儒術治國就是採取愚民政策。封鎖一切其他思想學派各種知識，唯四書五經與道德兩個字爲正統，爲法統，爲官統，爲一統。

爲什麽呢？儒術既然被躍升爲統治術，走的就是術的路子，而不是思想學說的道路。術就是方法，以儒家思想來統治國家與以儒術來統治國家是天壤之別。儒家思想對個人是有著嚴格的道德要求，講究五倫，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等等這些道德教誨，你必須每日三省吾身，切實天天作到個人行爲檢討與改進，拿這些用來規範皇帝一個人是很好的，才能夠讓皇帝成爲如聖人一般的堯舜之君。而既爲儒術，則是以對個人行爲進行很多規範，但都只是拿來教化與管理百姓用的，所以事實上出現的是刑不上士大夫那一套官僚制度。

這些以考四書五經而當上官員的人，儒官，對於儒家思想與儒家個人行爲要求的自我實行，從歷史上的事實來檢驗，讓人覺得這些儒官距離聖人是何其遙遠。

儒官，是只用嘴來說儒學，而不是用自身的行爲來行儒學。

這讓人感覺，儒學對人性的寬鬆。官員們盡可穿著儒學的華麗外衣，掩飾一肚子的男盜女娼。因爲，儒學不講究法治，反而一昧講求空泛的人生道理與做人的規矩，不遵守的就是失節，就難以做人。這簡直太寬鬆了，沒有法家的嚴刑峻法，來規範，來給以儒學之名而當官的人一些法制上的警惕。相反的，五倫還異化爲中國文化裏面最根本的人際關係理念，例如大明帝國的時代文學之一的水滸傳，就把五倫中朋友之間的倫理關係發展到另一個專門講究情義而不講法制的境界。

因爲四書五經已經成爲當官之路的工具，再說也沒有人可以成爲聖人，個人自身修養的要求與考四書五經而當官絕對不是相同的一回事。

考試的時候是儒學，統治老百姓的時候是儒術，自我修身的時候是儒家思想。這個東西可以一分爲三，依時空而變化，各取所需。

結果，産生了極度荒謬的虛僞性。

人人都習慣說一套做一套。大道理人人皆知，控制或發揮自我的時候，那是另一回事。

皇帝應該都成爲堯舜之君，但有那個成了堯舜之君呢？這是個遠大的理想，也是個夢幻般的理想。

官員，不敢說每一個，但大多數的，對老百姓也只是盡說一些他自己也做不到，或不想做的事。

老百姓呢，上行下效，有樣學樣，貼著儒學出身標簽的官員的虛僞，腐化，貪鄙，兇殘，歷歷在目。遇事打點，關說，走後門，鑽空子，賄賂，送禮等應該都爲老百姓做出了好榜樣。所以，在出了個海瑞的時候，那時的老百姓也就視爲天人，因爲海瑞是異類，律己嚴謹，是比較接近標準的儒家。

儒家的聖人境界，安和樂利，世界大同的社會，這些美麗的憧憬，在考儒學，行儒術之後，反倒成了夢想。

問題出在那裏？一個就出在把儒學當成術來使用。另一個是排他性，完全阻止了其他各種學說理論的發展，讓文明的進化在儒術的氛圍中原地踏步。會別的學問很好，但別想當官，榮華富貴與你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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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樓

大明帝國儒官

大明帝國，是屬於農民革命起家的一類，但卻推動了更嚴謹的，以宋儒朱熹理學爲標準答案的，只考四書五經的科舉制度。

想象朱元璋取得了天下之後，他的目標是什麽？他要他的子孫後代綿延不斷的繼續統治天下。他要富國強兵，開疆辟土擴張國界。他要老百姓安居樂業，永不像他一樣的造反。他選擇了儒術統治，因爲從漢武帝到他已經一千四百年，他已經承襲了儒家的文化基因，他像當時的每一個平民老百姓一樣，都是從戲曲裏面學到了忠孝節義，長期浸泡在泛泛的五倫與三綱五常裏長大的。可是他發現這是不夠的，抽象的概念是在每個人的心底，但是他發現事實上，與他一起革命的老同志卻不知道應該怎麽尊敬他這個新上臺的天子，具象的禮儀是必需的，而儒家卻是十分的精於此道。如何行住坐臥與穿著及應對，都有一套規矩。當然還有寫華麗的文字來說明事物，更是儒子的專長。這些就是朱元璋以一個農民皇帝的立場來看所需要的統治術。

儒家的教誨，只是告訴一個人，你應該這樣那樣規範自己。但從來沒有告訴一個人，如果你不這樣那樣，你就會怎樣怎樣。所以朱元璋配套了許多對付儒官的嚴刑峻法，但是顯然沒有用。明成祖朱棣還創設了東廠並結合錦衣衛來對付這些儒官。可是大明帝國運行了將近二百年後，還只有海瑞在一直希望恢復朱元璋的嚴刑峻法，當然百官們是絕不會同意的。因爲海瑞太認真了，海瑞沒搞清楚，使用儒術，考儒學與修習孔孟之道是三件不同的事。

黃仁宇教授指出，洪武皇帝所推行的農村政策及一整套措施，對本朝今後的歷史，影響非常深遠。其最顯著的後果是，在全國廣大農村中遏制了法制的成長發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斷是非的標準是善和惡，而不是合法或非法。（萬曆十五年頁135）

黃教授說的含蓄，他沒有明白的指出問題的關鍵，那就是獨尊儒術。儒術推廣到全國每一個角落，深入人心。結果是人人講道德，卻講得人心迷惘。應該主持正義的青天大老爺，在老百姓眼裏，只看到威嚴與貪鄙舞弊營私，卻少有道德的影子，更遑論內聖外王的大志。而相對的，獨尊儒術卻葬送了公平與公正這一點點老百姓最需要與渴望的法治官僚元素。

缺乏制約的道德教化顯然是失敗的，海瑞對老百姓的描述很生動，他說，鄉民似乎只是一群動物，既渾渾噩噩，又狠毒狡詐，易於衝動。很明白的，二百年的獨尊儒術，只考四書五經的大明帝國，老百姓並沒有成爲孔孟理想中的道德子民。

大致上，非學術性的，我們可以歸結這一切爲：行爲上，上行下效。

獨尊儒術，把大明帶進了死胡同。

大明儒官掌控儒術

大明帝國，大概就屬明太祖洪武皇帝與明成祖永樂兩個皇帝沒有接受正統儒學教育。洪武皇帝是開國皇帝，不需要帝師，明成祖不是太子出身，也沒有受過全套東宮教育。這兩個皇帝在儒官眼裏就是洪水猛獸，不受制約，是完整的朕即一切。這種皇帝對官員來說是最難相處的。

而儒家還有精髓，內聖外王。既然獨尊儒術，就得從儒術來發揮，來制約皇帝

當然，在儒官顧慮自己的時候，他的心底只有後半截，外王。

內聖，太難了，不實際，得自我修行一輩子也還不一定能成就。何況已經轉化爲考四書五經，考過了，成爲進士，大概也稍稍有點承認你已經算是內聖了的意思，好似今天考了個什麽專業的執照一樣。

自我修行，早已被儒官們抛諸腦後，因爲，還有個孔子孟子都得不到的機會，沒完成的目標，就是外王。當官，只要抱著孔孟外王的心態，這樣在前面就可以爲自己展開一段外表合乎儒術的美麗人生旅程。

對儒官來說，外王，就是教育國君，輔佐國君，目的是治國。

所以孔孟的有教無類，馬上實施。不是什麽教化衆生，大搞普及教育。而是要先教皇帝，必須先搞爲皇帝一人興學的儒家教育。

根據儒家的理論這是對的，一定要讓皇帝好好學內聖，灌輸並且要求皇帝必須好好自我修養，才有可能成爲堯舜之君一樣的聖人，才不會變成毒蛇猛獸一樣的暴君。

而外王就千萬不必學，皇帝都已經成爲堯舜之君了，那裏還有孔子孟子的活動空間？想外王的儒官不就都要全部失業了？要不，要求每一個官僚都要修養成爲聖人，那麽當官的實惠豈不都要成爲夢幻泡影？

這就是儒官共通最基本的邏輯。教皇帝修內聖，自己只搞外王。

看看帝師，這些最優秀的進士，最高等的儒官，爲皇帝安排了什麽樣的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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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樓

【原創】

萬曆皇帝的儒學課程

萬曆皇帝是在隆慶二年（1568年）3月9日，被冊立爲東宮太子，這時萬曆皇帝是4足歲半。萬曆皇帝在隆慶6年3月，以東宮太子身份出閣就學。這些儒官給他安排的課程就是大學與虞書。這時還是太子的萬曆皇帝才8足歲又7個月大。而萬曆皇帝的父親穆宗皇帝在隆慶六年（1572年）5月26日駕崩，以東宮太子身份開始讀書的萬曆皇帝，才讀了兩個多月的書就要當皇帝了。

隆慶六年（1572年）8月13日，萬曆皇帝已經當皇帝二個多月了，年號仍保留爲隆慶。張居正上疏：上在東宮講讀大學尚書，今宜接續講讀，先大學十遍，次續尚書十遍。。。午初進講通鑒（明神宗實錄卷4頁151-152）隆慶六年（1572年）8月14日，日講官因要增講通鑒節要，由四人增爲六人。東宮原講讀官馬自強，陶大臨，陳經邦，何雒文，沈鯉等五人，再加原侍班官丁士美爲日講官。馬繼文，徐繼中爲侍書官。（明神宗實錄卷4頁153）

從史料的文字記載，我們知道滿9足歲的萬曆皇帝，上午學習大學，虞書，下午學通鑒節要，中間還要練書法。這種課程與今天國小三四年級的小朋友的所學是有多麽巨大的不同。

這個課程是怎麽設計出來的？爲什麽要讓皇帝從大學，虞書，通鑒節要這三本書學起？這些儒官是希望把皇帝教育成個什麽樣的皇帝？

大學，實際上是儒家內聖外王思想的精髓。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聖人目標，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個人思想與修身方法學，其間還包含了定，靜，安，慮，得的個人自身處事方法論。

大學所包含的學問是非常高明，其開篇第一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在20世紀的末年，在臺灣有個政黨還取親民爲其政黨名。可見大學這本小書，其儒家外王的理論基礎是多麽深厚。

可是，一個9足歲的孩子，難道沒有別的，其他的可學的科目嗎？9足歲的孩子能夠讀得懂這本薄薄小小的書嗎？

再看虞書。虞書包括虞書堯典，虞書舜典，虞書大禹謨，虞書臯陶謨，是書經的一部分。書經是記述西元前4000年到西元前2600年，發生在中國中原虞夏商周的部分歷史，其內有典、訓、誥、誓、命等幾個部分。相傳是孔子收集刪定的。以今天21世紀的文明來看書經，其實就像是一本傳說故事集。今天中國考古學，對夏朝也才找到一點點證據，更遑論夏朝之前的文明了，堯舜禹這些我們被告知的中國古代偉人是不是存在，實在是待考。而且這些屬於中國上古史的所謂君王，大概也就是五六千年前，幾個部落的首領。可以認定這些部落的文明程度也相對很低，要不然，何必要一直到了商周時期，周公才要制禮作樂呢？

以現代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說，遠古時期在缺乏文字流傳的時代，承傳是通過口語的代代相傳，來進行各種文化元素的傳襲。堯舜禹的故事被刻上竹簡而流傳，擺脫口傳，在時間上，這些故事的文字化，距離故事的發生至少在三千年以上。文化人類學歸納許多民族的口傳文化時確定了一件事，許多民族的口傳文化裏，對於其祖先及其文明的緣起，基本都是神格化的敍述，多是以神話的規格出現。

這是我們對待堯舜禹的故事的時候，所必須具有的基本瞭解與態度。

當然，傳統儒家可不這麽看，尤其是定於一尊之後，這些神話級的傳說故事絕對不可以挑戰，而只能照單全收。特別是拿來教育皇帝，是再好用不過。

9足歲的兒童皇帝，讀大學這本小小的書太難，但可以想象，讀神話故事應該是很有趣的。

可是，堯舜之君，是什麽概念？堯舜爲什麽被定爲聖人？這些神話流傳下來告訴我們，堯是禪讓政治的發明人，舜是堯的接班人。禪讓政治，多好呀？可是，夏商周以來，中國大地上經歷了二十多個朝代或說各個這個那個帝國，除了傳子的世襲制度外，我們只看到帝王被革命，被篡位，卻沒有見過什麽禪讓的。事實證明，這禪讓政治顯然是夢幻似的理想，在現實的帝國歷史裏從沒有發生過。可是爲什麽儒家要把這種神話般的傳說擺在第一位？甚至一直到今天，還是以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脈相傳作爲所謂中華文化道統的依據？

原因大概不外，孟子《萬章下》所說的：“同姓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異姓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去。”

君王無道，則易位。這是給皇帝的警告。換言之，是讓皇帝知道，我們群臣來幫你治天下，你要是無道，我們可以把你換了。

當然，這又是理論，歷史上，沒有儒官造反換皇帝的例子。

相對的，若君王有道，則還可以禪讓給別的聖人如孔子孟子。

其實，這是儒家人士的私心妄想，有那個國君把王位禪讓給孔子或孟子了？

當然，這種幻想是沒有任何一個通過科舉考試而當官的儒官，會相信的。

那麽，拿這種不切實際的神話故事來教育帝王，到底是什麽目的？

可能是希望那一天真的有這麽一個皇帝，絕對相信了這個故事，而也真的把皇位禪讓給有賢德的聖人。

不是的。因爲那是不可能的。

教育皇帝這個神話的目的是，讓皇帝有個作爲仁君的榜樣，讓皇帝有個奮鬥的目標。可是，儒官們以這種他們自己都不相信可能會發生的，不切實際的虛幻理想來教育皇帝，得到的肯定是反效果。這個反效果就是建立在，一切都讓皇帝從小就認識了他的老師與他的官員們的虛僞本質，讓皇帝從小就體會到他的老師與他的官員是崇尚講大話，空話與美麗辭彙包裝的語言。

當然，儒家在爲皇帝一人興學的虛幻內容裏，卻又加上一門實質的，非常實際的權力與謀略的歷史課程，那就是通鑒。

通鑒是北宋時期的司馬光所編著，全書294卷，約300多萬字，另有《考異》、《目錄》各三十卷。通鑒以編年體記載歷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下迄後周顯德六年（959年），前後跨越1361年。全書按朝代分爲十六紀，即《周紀》五卷、《秦紀》三卷、《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唐紀》八十一卷、《後梁紀》六卷、《後唐紀》八卷、《後晉紀》六卷、《後漢紀》四卷、《後周紀》五卷。

我們不知道司馬光花了十九年編這套歷史，或是在那裏有個藏書那麽豐富的圖書館，到底他的資料是從那來的？通鑒是真實的歷史記載嗎？

我想，司馬光在書名上就交待了，通鑒，鑒古知今，說的是歷史事件的鑒古，而且是以作臣子的角度來看來談過去的歷史事件。這也就是爲何儒官會選用來教育皇帝的原因。它可以是帝王學，也可以是經理學，取的是角度問題。相傳毛澤東曾17次批註通鑒，這也可管窺通鑒一書是可以爲人們帶來的各種啓發。

可是9足歲的萬曆皇帝，要教他讀歷史，爲什麽不從史記開始呢？這種由讀通鑒作爲啓蒙的歷史教育，其目的不外，擴大渲染不道君王的下場。尤其是書中大量的南北朝與五代十國的這些小國或短命朝代的生滅故事，對一個皇帝應該如何治國是有絕對的啓發。當然，相對的，這也得看這個皇帝的慧根，因爲諸多故事裏也不乏許多濫臣子是怎麽幫助君王來禍國亡國的。

總之，儒官爲皇帝設下的教育內容，就是要皇帝學習怎麽當一個儒官心目中的理想皇帝，這樣儒官才有可能完成孔子孟子思想中外王的理想。

而且，儒官確認了一件事，那就是皇帝的教育要越早開始越好，一定要從兒童時期開始，慢慢灌輸，日子長了就會産生現代心理學所理論化的制約作用。反正沒人可以成爲堯舜之君，但是起碼可以成爲一個瞭解儒官所需而且願意配合的儒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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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樓

【原創】

大明儒官的人生目標

通俗的理解。十年寒窗，一朝考取功名，接著而來的就是榮華富貴。

理論上是這樣沒錯。但是依然有些儒官一生兩袖清風，但這些都是儒家內聖修爲比較高的極少數人，屬於特例，並非大明帝國儒官官場的通例。

田産，錢財，華屋，美妾是物質享受，身前的高官權勢及身後誥命封諡，甚至立碑建祠，才是儒官的最高精神追求。

關鍵是這些物質享受與精神追求，與孔子的好學生顔回的一簞食一瓢飲境界有著天與地的差別。

顯然，儒家思想是無法戰勝人性的。

我們以已經傳襲了二百年的大明帝國的萬歷朝爲例，爲什麽一遇水災旱災地震等天災地變，馬上就會引發民不聊生？可能不但是因爲儒官貪官污吏太多，而且是儒官根本就缺乏治國能力？還是出在大明的儒官根本缺乏仁民愛物之心，毫無國家觀念？

有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四書五經講的都是空泛的道理，修身的篇幅著墨很多，而治國平天下，基本只有口號，而無內容。《禮記》中的《禮運》篇描述大同世界的人類社會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有理想，沒方法。說了半天，最後失之爲空。所以出不了什麽財經內閣，出不了科學救國，建立不了法制社會。歷史證明，大明帝國的儒官，多半都是只會空口白話，文章華麗，而對治國是拿不出什麽辦法。

因爲理想與實踐的中間是需要方法的，而孔子孟子卻從沒談這些方法。

而相對於國事的儒官私人前程，事實證明，改朝換代對儒官是沒有什麽影響的。前朝的大元帝國，儒子們也是一樣考四書五經去當蒙古人的官，大明亡了之後，儒子還是一樣的考四書五經去當大清帝國滿族人的官。獨尊儒術加上強化後的科舉制度，儒子儒生已無國界，皇帝是誰，無所謂。國家是什麽，沒關係。儒術已經進入大同境界，不論什麽國家皇朝，都可以風光的去當官。這也是儒家的精髓之一，孔子孟子還要周遊列國找官當，現在改成國家可以不斷更叠，儒官薪火相傳繼續當。

爲誰服務，不重要。關鍵是要取得爲自己服務的機會。而服務的品質提不上來也沒什麽大關係，頂多換朝代罷了。對於誤國不必負責任，這就是儒術誤了中國的的根本原因。

儒家思想從內聖外王的理想，已經進化成圖利個人的既神聖又美麗的外衣。可是在這件美麗神聖的外衣底下，可千萬只能使用儒家的官式語言，不管是讚美還是鬥爭，所有的表面功夫，絕對不可脫離儒家語言。這是儒官的天職，也是國王的新衣式的最佳包裝。但是在個人行爲上，怎麽做，那就隨你在人性的基本需求中盡情揮灑。

儒家思想深入民間嗎？

理論上，學術上，以及一般認知上，大家都認爲中國是儒家社會，中國人都存在儒家基因。

這個論述應該是可以成立，大家捫心，中國人是多多少少都有點儒家影響。

但是，這些儒家影響相對完整的儒家思想來說是很小的。實際上，廣大的中國人民承襲的儒家思想是非常片面與淺薄的。

三綱五常，也就是基本概念，群衆的理解多在字面。

君臣關係，與一般平民百姓沒關係，天高皇帝遠，帝力何有與我哉。

父子關係，以孝道爲準則，這點的確深入民心，特別是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兄弟關係，講長幼有序，要互相友愛，這點也是深植人心。

夫妻關係，發展的成果，與儒家思想比較偏離。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被勸當節婦。

朋友關係，這可是當今中國文化的精髓所在，可是與儒家的教誨有著超級的異化，要把朋友關係進化爲兄弟關係。這點不必多說明，大家心裏都有數。

實際上，一千多年來，平民百姓是沒學可上的。儒家思想裏沒有普及教育這一條，受教育是官宦子弟與富家子弟的專利。黎民百姓是被歸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那一類。今天流傳宋儒，明儒，清儒的學說理論，不論在當時或是在今日，都是在極小極小一部分讀書人之間流傳討論的，與一般老百姓根本毫無關係。

可以這麽說，黎民百姓的儒家思想基本都是從戲曲或民間故事中得來的。忠孝節義，三綱五常，都是寄身於故事裏，讓老百姓自己去體會出來。當然，其中父子關係這一條，其實與儒家思想也沒有什麽大關係，宗族制度與宗法系統，一脈相傳，早在孔孟之前。

所以，在黎民百姓精神境界裏的儒家文化基因，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從觀察官吏及富人的行爲舉止而學來的，或說是效法模仿，這與今天的追星追流行是異曲同工。實際上，這是人往高處爬的階級上升的動力之一，老百姓在往上爬的路上，是自然會學習與模仿儒官的作派與品味。這也是儒味擴散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這種染缸染出來的儒家作派，流傳最廣最深入的就是說一套做一套的爲人處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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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樓

【原創】

第二章：萬曆皇帝前半生的故事

故事，從張居正死去後說起。

張四維的首輔保衛戰

明史列傳107，張四維，字子維，山西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是嘉靖朝，宣大山西三邊總督兵部尚書王崇古（山西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的外甥（張四維的母親是王崇古的姐姐），也可算是高幹子弟。但是不止如此，張四維的父親與王崇古的弟弟是當時的大鹽商。明史：“禦史郜永春視鹽河東，言鹽法之壞由勢要橫行，大商專利，指四維、崇古爲勢要，四維父、崇弟爲大商。“王崇古在嘉靖一朝的功績就是與外患蒙古族的俺答重開貢市，當然，我們也知道貢市交易的一個主要專案就是鹽。所以張四維家境富有，是典型的權貴子弟，屬於先天富裕型儒官。

記載上說，他被高拱超速提拔，從翰林院五品的左諭德在兩個月間直升爲三品的吏部右侍郎。至於是高拱欣賞他的才華，還是饋遺得體，我們後人不得而知。但是他在任吏部左侍郎時與四輔臣殷士儋，各遣各自班底言官互相參劾，鬧到最後，兩人都回家。但是，沒多久後，趕上太子，就是後來的萬曆皇帝出閣上學，馬上就被高拱召回做太子的侍講，成爲帝師。當然這件事馬上就有言官檢舉，留下紀錄：“給事中曹大埜言四維賄拱得召。“

可是沒過多久，穆宗崩，高拱也被張居正聯手馮保鬥垮，張四維只得也引病回家。記載上說，他回家後，對張居正饋遺不絕。並且與萬曆皇帝的外公，慈聖皇太后的父親李偉相結爲援。結果只回家一年多，就被召回掌詹事府。然後在幾個月以後，就在張居正馮保的支援下入閣，時間是萬曆3年8月。

張四維應該是有才華的儒官，這不可因人廢言。但另外一方面，他當官，不但是來來去去的，而且來的時候都是搭直升機的超升，顯然利用禮品攻勢來發展升官道路也應該是他的長項。這也可能展現了他對大學一書所教的“定，靜，安，慮，得“的個人自身處事方法論，有很深的造詣。因爲賄賂這件事必須很講究的。相對的，他對禮義廉恥，一定也有不同的看法與做法。

介紹張四維的專長，是希望對他這樣子發迹的儒官，在當上首輔以後，是會怎麽樣用人或說提拔人，有個基本認識。

當然，可以說張四維當上首輔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但也可以看作是金權政治的典型。原來他只是張居正的跟班，什麽事也幹不了，或者說什麽事也別想幹。因爲當時一切大事，就是由首輔張居正與司禮監掌印太監兼東廠提督馮保壟斷包辦。

張居正是萬曆10年6月20日死的。前一天張居正密揭，由前禮部尚書潘晟及吏部左侍郎余有丁兩個人入閣。

余有丁，浙江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與申時行是同年進士。是爲張居正掌控吏部的人手。資歷完整，從國子監祭酒，侍讀侍講，禮部侍郎，吏部侍郎等一路升上來，最後張居正死前，把他推出來填補自己的缺。

但是另一位，潘晟，馬上被參其過去穢迹昭彰而罷官，還在半路未到北京，就被命以新的官銜退休回家。這是張居正一死之後，專權不再的最好寫照，人走茶涼。（明神宗實錄卷125頁2337）

但是張居正死後，政局詭異，群龍無首，霸主走了，進入誰也不怕誰的境地。閣臣順序爲張四維，申時行，余有丁。理論上應該是張四維主政，但是七年來的張居正跟班生涯，讓張四維壓不住陣腳，因爲他突然發現自己朝中無人，現有占住要津的人都是張居正的嫡系，而張四維雖然跟著張居正做二輔，但他顯然不是張居正核心圈內的人。

王國光，溫純，楊俊民，陳玠，潘季馴，嚴清，申時行，張學顔，舒化，張位，楊兆，陳于陛，陸光祖，許國，馬自強，王錫爵，余有丁等人是歸納張居正在萬曆5年10月奪情事件後半年內升官的名單。這些人基本上大致可以視爲張居正人馬，因爲從歷史上回看，張居正是大權獨攬的人，尤其是張居正在父親去世而不回家守喪的奪情事件的個人危機時刻之後，這些所重用的人，必然是張居正仔細篩選過的。

而奪情事件後一直到張居正死去的五年之間，張居正也一定淘汰與吸納了一些人，可以確信，上面所列張居正死前推薦給萬曆皇帝的九人名單潘晟，梁夢龍，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顔，王篆，則一定是張居正最後的核心親信名單。

而許國，陳思育，陳經邦，王遴，沈鯉，楊巍，胡價，王家屏，羅萬化，朱齎，沈一貫，王篆，張士佩，勞堪，黃鳳翔等人則是張四維出任首輔第一個月以來升官的人。其中王遴，沈鯉，楊巍，王家屏，羅萬化，朱齎，沈一貫則是比較突出的人物，因爲他們都在九人名單之外。但是，這幾個人在往後很長的日子裏都出任高官。

可是第二個月，萬曆10年8月份沒有人升官，到了萬曆10年9月18日，升錦衣衛指揮使羅秀曹詔爲都指揮僉事，正千戶王春爲指揮僉事。（明神宗實錄卷127頁2396）則是九月份唯一的高官升官。

到了十月中旬，也都沒有高官的人事變動，沒有人升官。

這是很不尋常，也是很詭異的發展。

張四維一出任首輔的第一個月，馬上風風火火的升了至少15人。但是接下來的兩個半月，除了只升了幾個錦衣衛高官之外，竟然沒有任何高級文官的異動。這說明了張四維這個新的首輔根本無法掌控大局，新官上任三把火點不起來。

大明帝國的閣臣制度，基本上是首輔專權制，專權講究的就是實力。而實力就産生于皇帝對他的信任。張居正與馮保，一外廷，一內宮，兩人合作，把萬曆皇帝從還是太子的時候就一直壟斷到現在，所有六部九卿的業務與人事佈局都必須經過他們兩人的同意，張居正這個首輔與馮保是平起平坐的。

如今，張居正死了，但大太監馮保還在。張四維當了首輔，也想與馮保平起平坐，可能嗎？張四維起用王遴，沈鯉，楊巍等這幾個圈外人，就是向大家發出他的自主權力的信號。

可是，下個月，八月份張四維就無聲無息了，顯然政局暗濤洶湧，張四維的自主性引起了馮保的不滿。對馮保來說，張四維是他與張居正一手支援出來的人，而現在竟然想要獨掌大權，大家不好好談談是不行的。

而且，除了張四維積極地想趕快掌權之外，另一派過去一直受張居正打壓的人也要借機平反。萬曆10年9月14日，張居正死後不滿三個月，河南道禦史郭維賢上疏推薦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上怒黨救，降二級江山縣丞。“郭維賢推薦的這五人都是當年奪情事件反對張居正而被廷杖並發配邊疆的人。結果郭維賢這一行動害了自己被降二級調外。這件事，張四維選擇了張居正路線，因爲馮保也是這條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還不知道萬曆皇帝的意向。四天以後，就是上面提到的，張四維升了幾個錦衣衛的高官，一方面向錦衣衛靠攏，一方面向馮保表態。

但是，郭維賢的行動，根據明史的記載，是“居正黨大懼。王篆、曾省吾輩，厚結申時行以爲助。“張居正的班底開始向次輔申時行集結。這是很奇怪的發展，因爲張四維與申時行都是張居正提拔出來的閣臣，若說都是張居正的跟班，張四維跟班的年資比申時行要長的多，但是，顯然大家心目中的張居正接班人並不是張四維，而是申時行。

而馮保此時也因爲想封伯爵而爲張四維所反對，開始展開倒張四維的行動。明史記載，“馮保欲因兩宮徽號封己爲伯，惡四維持之。篆、省吾知之，厚賄保，數短四維；而使所善禦史曹一夔劾吏部尚書王國光媚四維，拔其中表弟王謙爲吏部主事。時行遂擬旨罷國光，並謫謙。“

王篆、曾省吾賄賂馮保，取得馮保支援，然後展開行動。

主攻物件是吏部尚書王國光，王國光從萬曆5年10月就被張居正提拔出任吏部尚書，到現在已經將近五年，是張居正班底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掌握人事任命的表面大權。可是在張居正的金權政治下，這個職務腐敗的機會與實迹也比較明顯。但最大問題是，事實表明，王國光已經開始向張四維靠攏，配合張四維在七月份的大升官中，讓幾個張四維自己找來的人過關。這對張居正的嫡系來說，王國光就是個叛將。

戲碼就是設法把王國光扳倒，並且順便也把張四維以連帶關係拉下來。

萬曆10年10月13日，“雲南道禦史楊寅秋糾吏部尚書王國光六罪。擅支工部銀一萬兩修理火房罪一。取抄沒仇鸞家石獅充玩好罪二。宴客宣武門樓罪三。納滄州知州張與行所獻美女二人罪四。勒司務胡語引疾而以內姻江學詩補之罪五。覆用貪副使韓應元不謹知府薛綸受其厚賄罪六。

上覽疏大怒，詔王國光欺君蔑法，念系大臣，姑落職冠帶閑住。複胡語職，江學詩黜爲民。“（明神宗實錄卷129頁2403）

萬曆10年10月15日，禦史曹一夔論王國光並元輔張四維，疏入留中。而遣文書官孫斌詣四維第，諭之曰，王國光欺肆，卿亦未知，朕亦不信，宜安心佐理。不必介意。（明神宗實錄卷129頁2404）

王國光的罪狀是貪污，受賄（包括金錢與女人），誣陷他人，及任用家人。當然，王國光所犯的，從古到今，朝朝有，代代有，屬於官員犯法的典型。而且，王國光早先就曾被言官給事中商尚忠論其銓選私所親，就是任用私人。而給事中張世則參劾其鬻官黷貨。王國光可謂貪聲遠播型的政客，參劾他成功的機會很大。（明史列傳113）

可是張四維也被連帶參劾，也只得上疏請辭，在家待命。

因此，閣務由申時行主理，由申時行擬旨對王國光作出落職冠帶閑住的處分。

辦不辦得到張四維沒關係，先把王國光占了五年的吏部尚書位置空出來。朝局人事的主控權就可以得到重新洗牌的機會。

新的吏部尚書的推舉，張四維根本說不上話，因爲他還在家請辭待命。而依照慣例，尚書的推舉是由六部九卿會推，首輔領銜推薦給皇帝。

現在這時的領銜人就是申時行。

萬曆10年10月20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梁夢龍被任命爲吏部尚書。

滿19足歲的萬曆皇帝果真任用張居正死前推薦的九人核心之一。申時行，王篆，曾省吾等人取得初步的勝利。

而這時候，張四維也連三疏請辭，萬曆皇帝也一再慰留。

但就在發佈梁夢龍爲吏部尚書的同一天，攻擊張四維的奏疏再起，顯然是想把張四維一舉擊倒。

山西道禦史張問達疏論元輔張四維，請罷之。上怒，手批其妄言瀆擾，謫福建運司知事。四維疏救，因力求辭職。上慰留四維，而詔前旨，降問達。（明神宗實錄卷129頁2408）

這次，19足歲的萬曆皇帝表態了，他親自手批，把山西道禦史張問達降調以爲處罰。明史記載，張四維爲了這事，還透過馮保的心腹徐爵與張大受賄賂馮保，試圖與馮保恢復關係，請馮保在萬曆皇帝耳邊美言幾句。最後申時行擬旨，向萬曆皇帝建議將張問達降調爲福建運司知事。當然，申時行擬的旨，送進宮裏，攤在萬曆皇帝面前，旁邊站的跟皇帝說明解釋並且爲皇帝提供諮詢的人就是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

萬曆皇帝保住了張四維。畢竟，張四維是太子時就任帝師，然後任閣臣也有七年，與萬曆皇帝的關係超過十年，經年跟在張居正後邊，也是萬曆皇帝非常熟悉的人之一。而且，萬曆皇帝已經不再是小孩了，張居正沒了，親政的時機已經到來，所以他手批聖旨力保張四維。

經過這次倒王國光事件，朝局鬥爭態勢逐漸明顯，張四維是衆矢之的，首輔的權威盡失。而且，時局的發展讓張四維還得向次輔也是新的張居正核心申時行低頭。萬曆10年11月1日，總督薊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吳兌回部管事，吳兌也是張居正的主要班底成員，現在回來專任兵部尚書。

萬曆10年11月2日，張四維採取一個小行動，把他的得意門生李植補官爲正七品言官的江西道禦史，準備進行反攻。

在四天後，萬曆10年11月6日，把被他重新提上來的王遴，派任以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作爲京營的最高領導，希望把衛戌北京的軍權抓在手上。但同時，大同巡撫右副都禦史賈應元則升爲兵部左侍郎，遼東巡撫兵右侍郎右僉都禦史周詠則升爲兵部左侍郎。

可是五天以後，萬曆10年11月11日，王遴就被明升暗降調爲南京工部尚書。同時，任命李松爲遼東巡撫，胡來貢爲大同巡撫，二人皆右僉都禦史。（明神宗實錄卷130頁2419-2421）

王遴發佈爲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與賈應元，周詠三個人的人事案一起發佈，外表看起來是安排兵部的人事，可是王遴都還沒到任，就被明升到南京去了，遠離權力中樞。從這件事的發展來看，張四維這個首輔，根本就無法掌控朝局，連最基本的安排自己的人事都非常無力。自己一手主導的人事，五天內就被否定，根本就拿不出個首輔的樣子。在這個權力真空的時刻，要跟他奪權的人，無外馮保，及張居正臨終推薦的那九人。當然還有申時行。

張四維自己明白，如果再不採取行動，就算自己願意當個傀儡首輔也是不可能了。

萬曆10年11月15日，山東巡撫右副都禦史楊俊民升爲兵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賈應元協理京營戎政。（明神宗實錄卷130頁2424）楊俊民是楊博的兒子，楊博是張四維山西蒲州的老鄉，也是老前輩，曾任吏部尚書與兵部尚書，與他的舅舅王崇古十分要好。當年，楊博很照顧張四維，現在換他來照顧楊博的兒子楊俊民。但是九天前才跳升爲兵部左侍郎的賈應元，馬上再跳接王遴空出的位子，搶佔要津，協理京營戎政。雖然，對方用賈應元把王遴擠到南京去，但是張四維能把楊俊民升到正三品的兵部右侍郎，總算不是全輸。

但，在這政局詭異變幻莫測的時刻，申時行清楚地看到萬曆皇帝力挺張四維。要扳倒張四維幾乎不可能。

在張四維的遊說下，申時行決定陣前倒戈。

申時行是儒官的特殊典範，那就是他是狀元出身。狀元，就幾乎等於是那一年考四書五經的最精通代表人，那一年儒官執照的001號。

張四維必然要展開反撲，申時行既然已經決定投靠張四維，則必須擺出姿態，化明爲暗。萬曆10年11月26日，次輔申時行開始請病假，在家療養。採取置身事外與我無關的策略，因爲張四維要攻擊的人都是他的盟友。

果真不到十天，張四維的第一波攻擊展開，申時行還在病假中。萬曆10年12月4日，工部尚書曾省吾被戶科給事中王繼先上疏貪污受賄荒淫等十罪，上令致仕，退休回家。（明神宗實錄卷131頁2434）

張四維一擊而中，板倒了曾省吾，空出了工部尚書的位置。這是張居正九人核心倒臺，繼潘晟之後的第二人。

接著，三天後，萬曆10年12月7日，山東道禦史江東之劾錦衣衛指揮同知徐爵及吏部尚書梁夢龍賄徐三萬兩，托馮保取得尚書職缺。上令梁夢龍致仕，退休回家。（明神宗實錄卷131頁2435）

梁夢龍就任吏部尚書才46天，就被迫辭職，這個權力中樞的最重要位置又空出來了。這是張居正九人核心倒臺，繼潘晟，曾省吾之後的第三人。

張居正臨終推薦的九人，顯然萬曆皇帝先是照單全收，然後再來挑毛病。或者說，內宮裏，除了馮保之外，還有二號太監張宏，三號太監張鯨，四號太監張誠，對這謝張居正核心人物還想借張居正的餘熱來控制朝局，各自有各自的打算。但是終歸就是希望重新洗牌換人坐莊。可以想象，他們幾個人給萬曆皇帝的顧問就是可以讓曾省吾與梁夢龍走路。而曾省吾與梁夢龍都是張居正的貼心心腹，在當年張居正鬥走高拱的時候，都爲張居正立下汗馬功勞，從此一路跟著張居正平步青雲。

這不是張四維反擊得法，能夠在四天之內板倒九人名單內的兩個重要人物，實際上靠的就是內宮裏這幾個倒馮人士的內應。

既然萬曆皇帝表現出他並不力挺張居正留下的人，那麽是不是也可以試試直接對馮保發起攻擊，看看萬曆皇帝到底會怎麽處理，因爲攻梁夢龍的時候，順便把馮保手下第一悍將徐爵也一起攻倒了。當然這也是張四維系列攻擊的重點，很明顯的是與內宮合作的交換條件。而且，張四維與馮保有著長期的金錢關係，但卻沒有絲毫友誼，張四維只要一出事就得給馮保交錢。認識相處了不下十年，都做到首輔了，一個半月以前還是一樣的必須賄賂馮保，請他跟萬曆皇帝美言。很顯然，只要馮保在位，他這個首輔就不像首輔。

板倒梁夢龍的第二天，萬曆10年12月8日，由張四維安排上任才36天的江西道禦史李植上疏參馮保十二罪，直接對這位帝國內最有權勢的人發動攻擊。結果，萬曆皇帝的心事都被內宮的這幾個權威太監猜中了，原來，萬曆皇帝雖然才19足歲，但是從小被馮保管著，早就想獨立自我，特別是現在沒了張居正之後，更是一心一意想要親政，所以馮保必須排除，這是必然。

萬曆皇帝賞銀一千兩，發馮保南京新房閑住。同時以張鯨掌東廠。（明神宗實錄卷131頁2436）而由張宏爲司禮監掌印。

張居正馮保的時代正式結束。

張四維連戰皆捷。

可是張四維的系列攻擊還沒結束，張居正馮保之外的另一的權力核心就是王篆。王篆是張居正的兒女親家，必須板倒王篆才能夠更凸顯張四維是新一代掌權人的象徵意義。

馮保說垮就垮，出人意料。兩天之後，萬曆10年12月10日，直隸巡按王國劾馮保收賄，侍郎王篆送玉帶十束，銀二萬兩謀掌都察院。萬曆皇帝原先還不作處理，但是禦史李廷彥再接再厲繼續上疏彈劾王篆，王篆終於被迫冠帶閑住。（明神宗實錄卷131頁2438）

王篆是在7月15日由吏部右侍郎升爲左侍郎，但是老親家張居正死了才將近半年，一切就如昨日黃花，權勢不再。

張居正推薦的九人核心中，王篆是倒下的第四人。

吏部的二號位置也空出來了。

張四維的能力終於完全顯露，鬥爭的基本元素就是比狠，決不手軟。

馬上，接著過兩天，萬曆10年12月12日，吏科給事中陳與郊劾禮左侍郎陳思育太仆少於鯨夤緣徐爵結納馮保朋奸。思育回籍聽調。（明神宗實錄卷131頁2439）陳思育是在7月2日由禮部右侍郎升爲左侍郎，占著禮部二號領導的位置。

至此，張四維與內宮的太監合作，以12天的時間，一舉拔除了馮保，梁夢龍，曾省吾，王篆，陳思育等張居正馮保的高官人馬。

然後，接著在六天後，萬曆10年12月18日，四川道禦史孫繼先爲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等平反。上令各複職。並且，爲王國光稍做平反，王國光著復原職致仕，同時升南京太仆寺少卿張孟男爲南京太仆寺卿。（明神宗實錄卷131頁2442）

張四維這一個平反行動是一個非常高難度的政治運作，才整整三個月以前，河南道禦史郭維賢上疏推薦平反這幾個人，結果是得到一個降二級調外的處分。現在卻能夠事過境遷，真是彼一時，此一時。這幾個五年前反張居正的先鋒們終於獲得平反，官復原職。

張四維的大破大立，馬上獲得掌聲，終於奠定了他的首輔地位。

並且，還加上給王國光平反。這個王國光的平反，其實就是給張四維自己平反。才兩個月之前，張四維才因爲王國光的案子，狼狽不堪，差一點也跟著被轟下臺走人。

張四維勝利了，王國光當然也跟著政治正確。

而，提升張孟男，則是給受張居正貶抑的人的一劑強心針，特別是被張居正馮保聯手栽贓革任的前首輔高拱及其人馬的一個強烈的平反信號。因爲高拱是張孟男的姑父，張孟男被張居正冷藏在這個位置已經好幾年了。（明史列傳109）

可是追殺居正黨核心人物的行動並未停止，萬曆10年12月19日，兵科給事中孫瑋劾協理院事左副都禦史勞堪。勞堪也被令下臺閑住。（明神宗實錄卷131頁2443）勞堪是與王篆，同一天一起升官，在張居正死後25天的7月15日升官爲左副都禦史協理院事，掌握都察院的日常工作。

張居正走了才整整半年，真驗了樹倒猢猻散這句老話。

終於，以半個月的時間，整整15天，迅雷不及掩耳，張四維全力強攻，連著六次出擊，強力板倒政敵，同時複職被張居正迫害的人，徹底掌握了政權。

回想一個多月以前，他還是落水狗，還得賄賂馮保。所以，事實證明，張四維不僅有錢，而且還有才能，能掌握局勢，能夠合縱連橫，並且掌握政治鬥爭的個中三昧，快，狠，准，決不手下留情。對內要求申時行在家養病不出，內宮結合張鯨張宏，外廷聯手被張居正迫害的小官。終於一舉翻盤成功，奠定了自己大明帝國萬曆皇帝以下的第二號人物首輔的地位。

張四維終於可以完全做主了。

馬上，兩天後，萬曆10年12月21日，他立刻把在張居正死後17天，他所調動爲南京戶部尚書的楊巍調回北京爲工部尚書，接替曾省吾空出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同時，把張居正遺命九人名單內的陳經邦由禮部右侍郎升爲吏部左侍郎，接替王篆空出的位置而予以重用。這是很明顯的招降動作。因爲這九人裏面還是有鐵核心的等級。幹掉了四個，剩下五個，如果也全部幹掉，就會犯了趕盡殺絕的兵家大忌。在展示了適度的拳頭之後，以威懾力進行招降是最明智的。不怕你們這些降將不表態示好，何況原來的核心領導人申時行都已經倒戈，不降的就是走人。

再過兩天，萬曆10年12月23日，刑部尚書嚴清調爲吏部尚書。

大勢底定，張居正去後半年，張四維的權力終於逐漸穩固。

張四維的鬥爭手法，讓我們側目，因爲他完全擺脫了儒士那種表面必要的溫良恭儉讓的身段，他扯掉了儒士的虛僞假面具，不空談什麽仁義禮智信。鬥爭是生死大事，可不是請客吃飯，不能夠還搞儒士那一套虛僞，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儒家內聖那一套理論，退休回家再修不遲。當官就是當官，當儒官就不必了。

可是，人到底無法勝天，費了半年的生死鬥爭，才穩固自己的權力地位，只有四個月的好時光。

萬曆11年4月8日，張四維父喪丁憂而去，離開了政壇。走前，他向萬曆皇帝推薦許國入閣。

在張四維完全掌握政局的四個多月裏，他對他的人事安排進行了安排：潘季馴爲刑部尚書，起用了原任侍讀於慎行仍充日講官，把南京工部尚書王遴改爲南京兵部尚書，升沈鯉爲禮部右侍郎，改大理寺卿辛自修爲兵部右侍郎，張家胤升爲右都禦史仍兼兵部左侍郎，右庶子侍讀王家屏掌左春坊，沈一貫掌司經局，侍講於慎行再升爲會典篆修官，張位起用爲尚寶司丞，李植升爲巡按直隸禦史，改戶部尚書張學顔爲兵部尚書。

張四維在萬曆一朝因爲就職首輔時間太短，只有一年多，所以在明史上著墨很少，事迹沒什麽流傳。但是他在他的首輔保衛戰中的快狠准，確實非常精彩，很值得後人裏想當大官的人參考學習。

第 8 樓

【原創】

申時行的崛起

黃仁宇教授在萬曆十五年書中，對申時行的著墨不少，但是黃教授的分析實在過於表面，並且在幾個事件的引用與討論上，也有在時間順序上的混淆與錯誤。我們必須瞭解，申時行上任的第一年，大權是逐漸在他的操作下，快速的往他的身上集中，相對的，一些事件的發生，則是反應著當時申時行在其高速集權過程中，反對勢力的對抗。

黃教授極力要把申時行描寫成爲一個妥協者，溫和的長者，對人性有陰與陽深刻認識的人，是個想要力行大學一書所揭示的誠意正心的誠意的人，時勢要求申時行充當政局的和事老，瞭解明朝是以道德領政的輔臣等等。黃教授指出：“身爲首輔的人只能和文官合作，按照他們的共同意志辦事。申時行沒有忽略文官的雙重性格：即雖稱公僕，實系主人；有陽則有陰。他必須恰如其分地處理此中矛盾。“ （萬曆十五年頁60）

然而，事實的基礎並非如此。因爲我們前面分析過了儒家思想內聖外王的真諦，儒家教導其學生必須在誠意正心修養自己之後，在自己之外，就要齊家治國平天下。這裏面絲毫沒有公僕的概念，整個修齊治平的教導與執行，自己都是主人，沒有什麽公僕那一套說法。而且就是因爲人性本來就是善與惡的總成，人類行爲上先天就會自然呈現出人前人後的所謂陰與陽的行爲方式，所以孔孟才會要求人人自我修養三綱五常等等這些做人的基本規矩，來作個人的行爲規範。換句話說，自己就是主人，而你自己就應該管好自己，壓制自己惡或陰的那一面。這才是孔孟儒家的真理。

申時行是個標準的儒官，但分析起來卻是個很不入流的儒家。他沒有海瑞那種儒家對自身各種行爲的要求，他讓他的兒子也都想方設法考上進士。在官場他也是公開拉幫結派，任用私人，培植心腹。並且，爲了穩住自己的地位，廢除了張居正的考成法。他也與張居正一樣利用言官來發動政治鬥爭，只是他與張居正最大的差別在於，申時行有張居正的前車之鑒。張居正太張揚了，不玩陰的，一切喜怒都寫在臉上，所以得罪太多人。申時行取得教訓，於是一切都搞陰的。人前，他是和事老，是溫和長者，是妥協者，是調劑者。人後，他佈局深遠，扯後腿，拉尾巴，虛僞到了極點，實際上是個最令人恐怖的儒官。

例如，讓萬曆皇帝最痛心，後來轉變成最痛恨的立太子的國本問題，就是申時行在萬曆14年時，第一個提出來的，是個始作俑者。當然最後，萬曆19年，申時行也因爲上密揭給萬曆皇帝，解釋當時群臣所上立國本由他領銜的公疏裏，他的署名是非自願的。而沒想到百密一疏，他的密揭竟被發下傳抄立檔，事情暴露，群情激憤，終於退休回家。申時行的陰險與人前人後的兩面人作風，也終於得以傳世。

其實，在申時行當上首輔之前，申時行的賣友求榮的兩面人作風，就已經展露無餘。在萬曆10年，張四維發動奪權反攻的兩個星期當中，申時行以稱病不出避開風頭，讓向他集中的張居正舊部，一一被張四維殲滅擊倒。而他還是好好地幹著他的次輔。

而且，黃教授試圖描繪出申時行面對大明帝國文官體系的無奈與無力感，殊不知，申時行並非大明帝國文官體系的局外人，相反的，他不但深入體系，是個參與者，而且領導這個體系幾乎達九年之久。萬曆皇帝從20歲一直到29歲，整個大明帝國都是申時行在主持操控，最後把萬曆皇帝引導成了個歷史出名的不上朝皇帝。從這點來看，大明帝國如果說是從萬曆一朝開始衰敗，那麽，申時行對後來的努爾哈赤來說，是功不可沒。但對漢人政權的淪喪來說，申時行就是那位應該負很大的責任的人。

儒官申時行真面目

張四維忙了半天，機關算盡，但終不敵天意。政權忽然就掉到了申時行手上。

申時行本來已經決定臣服甘心屈居張四維的手下，做個聽話的次輔。原本張居正老班底的中心地位，在他以養病閉門的緘默來配合張四維所發動的政治鬥爭行動當中，已經使他的人格幾近破産。

可是，誰知命運之神會是這樣的眷顧，依靠生死博命好不容易才勝出的強勢首輔張四維，就這樣忽然的必需去職，離開政壇。而讓這個舉朝都有深刻印象的雙面人申時行輕鬆的就拿下了首輔的職位。

張四維玩錢，玩權，搞鬥爭，路線明顯。而申時行呢？

前面提過，申時行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時年27歲。是他那一年儒官執照的第一號，理論上他對四書五經的學問最好，發言權是最高的。狀元郎當上首輔，更應該是實至名歸，深慶得人，可以舉國歡騰，蒼生有救。

內聖外王，是申時行作爲儒官代表，最該努力的目標。申時行是儒官執照的第一號，孔子孟子的思想與理想，申時行是最具資格，也是最應該去實踐的人。而且他也取得了孔子孟子都沒得到的位置，內聖外王，在申時行，已經近在咫尺。儒家的理想應該可以實現了。當然，這是說，如果他真的是孔子孟子的信徒的話。

萬曆11年4月9日，申時行出任首輔的第一天，張四維的佈局依然進行中，5個半月前，張四維取得勝利後，第一個調回北京任工部尚書的楊巍被改調爲戶部尚書。這是申時行出任首輔的第一個行動。（明神宗實錄卷133頁2531）

楊巍，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這時已經68歲，是老儒官了，比申時行大了整二十歲，楊巍在33歲取得儒官執照也比申時行早了15年。當過宣府巡撫，陝西巡撫，山西巡撫，萬曆二年的時候張居正把他提拔爲吏部左侍郎，就是張居正親家王篆被罷掉時的那個重要位置。然而，楊巍事母至孝，辭了吏部左侍郎回家終養老母，八年後，老母百歲而歸，張四維才重新把楊巍請出。（明史列傳卷113）

楊巍基本上是個沒有爭議的人，而且孝名在外，是儒官中的模範人物。張四維與他舊識，都是在高拱時代與張居正掌權初期被重用的人。

但是，申時行與楊巍素無淵源。申時行以四十二歲就出頭，被張居正提拔入閣，作爲政權接班梯隊的時候，楊巍正在老家侍奉老母。這時申時行就任首輔的第一天，張四維安排的人事他必須照單全收。

申時行，當上首輔，卻是個空心首輔，也是個大家等著看好戲的首輔。因爲他背棄了王篆，曾省吾，梁夢龍這幾位張居正的心腹班底。申時行審時度勢，決定放棄作爲張居正的接班核心，轉而投靠張四維，並且極力撇情與張居正的關係。

當然，申時行是狀元郎出身，相對智商也是極高的，要不也不會得到傲視一切的張居正的青睞，而提拔爲接班梯隊。“時行以文字受知張居正，蘊藉不立崖異，居正安之。“（明史列傳卷106）當然，他文字優美，而且低調不結黨，估計是很聽張居正的話。並且他深知爲官三昧，既然年紀輕，而且已經排號了，沈穩爲主，大權用等的，只要不犯錯誤，早晚等得到。果真，現在才四十八歲，首輔的位子竟然提早降臨。

皇帝19歲，首輔47多歲，還是個狀元。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簡直不得了，絕對應該是個少壯又有智慧活力的英明政府。

找老人來占位子

當然，我們也可以猜測申時行在內廷裏並沒有知心人。

內廷的太監權力核心，由張宏取代了馮保成爲太監的一號人物，張鯨拿下了東廠，成爲太監的二號人物，張宏與張鯨的合作夥伴都是張四維，而且與張四維都是生死鬥爭的合作關係。

申時行在內閣已經第六年，他的行事作風與爲人，內廷的這些太監應該都很清楚。他是張居正面前的乖乖牌，是表演謹言慎行的專家，但是在張四維的危機階段，他又棄張居正的舊部班底而去，牆頭草的風格太鮮明。

申時行這時內廷無援，外廷無人，怎麽辦？

只有重新建立自己的班底一條路。

但是張四維臨走前也作了人事安排。許國入閣。新閣依序是申時行，余有丁，許國。

余有丁，許國兩人都是張居正遺命九人名單的人物，張四維取得勝利之後，全面招降，清洗了張居正的鐵核心，而成爲張居正舊部的新領導人。這兩人都在張四維時代站穩了腳跟。

余有丁，浙江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與申時行是同年進士，是張居正死前一天推薦入閣的接班人。是標準的張居正核心，但與申時行一樣都是很會審時度勢，絕對明哲保身型的人物。當然排序最後的閣臣，一般也都是默默耕耘，從作無聲的人開始。張四維與張居正舊部的鬥爭時，余有丁完全沒有態度。他與申時行一樣身上都有明顯的張居正標記，張四維取得勝利，他與申時行只能臣服。

許國，安徽人，舉鄉試第一，考上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的時候已經38歲。改庶吉士，授檢討。神宗爲太子出閣，兼校書。及即位，進右贊善，充日講官。張居正讓他出任帝師，然後一路他安排搭上閣臣必經的位子，曆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掌詹事府。（明史列傳107）許國資歷完整，張居正器重，而張四維繼續重用，推薦入閣接自己留下的空位。

申時行初接班，因爲首輔這個位子來得太匆促，他基本是毫無聲望，並且人事大權都由意氣風發的張四維與嚴清掌控，申時行根本沒有自己的隊伍。

張四維是靠鬥爭站起來，那麽申時行該怎麽讓自己也站起來呢？

申時行的決定是搬出老革命幹部，這也是他自己盤算出來的唯一的出路。半退休狀態的高齡老幹部重新回聘起用，他們的體力與企圖心都不會對他這個空心首輔造成威脅。而且把重要職務的位置都霸佔住，這可以讓任何有對他有威脅性的青年才俊得不到發展露頭的機會。

結果是一個19歲的皇帝，48歲的宰相總理首相領導著一批將近70歲的老人來治國。

申時行缺乏張居正的霸氣與魄力。張居正敢於提拔他這一個四十二歲的人出任閣臣，申時行爲了自己，完全喪失，並且放棄了應該提拔培養後進小生的宰相智慧勇氣與風範。他的人事佈局完全以安定自己的權力爲優先考慮。

申時行的八年多的首輔生涯，他的總體施政路線是否真是爲了大明帝國的發展前途？可以大大的存疑。

跟在張居正後面五年，還不知道怎麽治國？申時行與張居正一樣都是在48歲當上首輔的，會不知道大明帝國該怎麽前進？會不知道應該培養青年才俊來接班？我們今天回顧歷史張居正執政的十年裏，大明帝國算是國富民強，財政充裕，邊境相對安定。申時行在張居正身邊，學張居正學了將近五年。一個狀元出身的青年才俊，到底心底在想什麽？難道他熟讀四書五經，當他知道要擔任首輔的時候，沒有産生那種學了一輩子儒家，而今內聖外王的夢想即將成真的喜悅？

結果是，他爲了自己權位的安穩，竟然選擇掏出發黃的舊車票，放棄了張居正建好的高鐵不用，而改搭舊時光的慢車。

不到20歲的萬曆皇帝跟著申時行下了高鐵改搭慢車，原本一心想要勵精圖治，結果申時行帶著一批老爺爺來陪他，最後只好也慢慢走，這個慢慢走，慢慢的就走上不上朝之路。（待续）

[此帖子已經被ppo於2009/12/16 上午 10:49:33編輯過]

第 9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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