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稱帝不成﹐又想回頭做他的大總統。結果不僅西南護國軍方面和獨立各省不同意﹐就是北洋系的骨幹馮國璋等人也堅決反對。時袁世凱已懮懼成病﹐又被一碗“二陳湯”灌下肚去﹐終於不治。他於最後的時間裏﹐似已深自悔恨﹐遂重新啟用了當初拒不合作的老朋友徐世昌和老部下段祺瑞。這兩個人也是他的病榻托孤之臣﹐他執徐世昌之手﹐用最後的力氣嗚咽道﹕“我被群小所誤﹐以至於有今日。幸虧國事有依法承繼之人﹐可以不必擔心了。宋卿（黎元洪）雖沒什麼雄才大略﹐但若兄和芝泉（段祺瑞）象周公､召公夾輔成王那樣﹐收拾時局﹐應非難事。”他預藏於金匱之內的繼承人名單﹐也已由“黎元洪､袁克定､徐世昌”易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而他尚留有遺書一聯﹐置於案上﹐最令後人爭議不已﹕
“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
看來﹐他確實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稱帝的錯誤﹐所以要“看中國再造共和”。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在這一句“看中國再造共和”裏體現無遺﹐讀來令人唏噓不已﹗
可是﹐眾所周知﹐他在帝制自為的同時﹐即與日本簽訂了亡國滅種的《二十一條》。他因此已不僅是一個竊國大盜﹐更是一個最大的賣國賊。那麼﹐他又何以王婆賣瓜﹐說什麼“為日本去一大敵”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日本對德宣戰﹐遂出兵侵佔德國的殖民地青島﹐並佔據膠濟線。德國此時有意將膠州歸還中國﹐但日本越俎代庖地堅決不允﹐且顯然有霸佔山東全省的意思。此時﹐袁世凱政府強烈抗議﹐日本均置若罔聞。袁世凱又訴諸英､美兩國﹐乞求主持正義﹐英､美乃合力勸阻日本﹐但日本不予理睬﹐且一度想刺殺周旋於英､美之間的中國外交家顧維鈞。然日本最令人毛骨悚然之處﹐則是拋出一個旨在將中國變成又一個朝鮮的《二十一條》。
日本作為一個孤懸大洋之中的島國﹐接受的卻又是大一統的中華大陸文明﹐其對大陸的漁獵之心﹐雖逾千年未嘗稍變。中日之間的恩怨是非﹐只須舉出一個簡單的事例便足以辯明﹐不須多費脣舌﹕中日做了幾千年的鄰居﹐在冷兵器時代﹐中國一直強於日本﹐但除了蒙古人的元初之外﹐從未進攻過日本﹐也從未想過要進攻日本﹔日本則截然相反﹐從唐朝到明朝﹐不斷地派軍隊和海島進攻大陸﹐到了明治維新後的第二年﹐它的偵察船只便已出現在上海海面。它的處心積慮實在匪夷所思﹐令人脊背生寒。
而在侵略他國的具體行為方面﹐日本又極盡狡詐和霸道﹐往往非常人所能理解﹐非常理所能解釋。《二十一條》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日本的想法是﹐要搶在歐戰結束之間﹐完成獨霸中國的局面﹐因此無論軍事還是外交﹐一定要講究一個“快”字。因此﹐它迫不及待地進攻山東﹐儼然以主人自居﹐此後更威脅各國不得干預。其蠻橫無理﹐已是無以復加﹐不料更拋出《二十一條》﹐要求中國接受這些條款不說﹐還威脅中國不得走漏消息給別國﹐顯然它也自知理虧。
《二十一條》分列五號﹐每號包括若干條﹐合計二十一條。主要內容是﹕
第一號四條﹐要求享有德國原在山東的一切權益﹐中國不得將山東省的土地和沿海島嶼出讓或租與他國﹐日本得在省內建築鐵路﹐開闢主要城市為商埠。
第二號七條﹐將旅順､大連租界期限和南滿､安奉兩鐵路交還期限﹐均延展至九十九年為期﹐日本人在南滿和東蒙享有土地租界權或所有權､居住權﹐以及開礦等各種權利。
第三號二條﹐要求將漢冶萍公司中日合辦﹐其附近之礦山﹐不準公司以外之人開採。
第四號一條﹐要求中國不得將沿海港口､海灣及島嶼﹐出讓或租與他國。
第五號七條﹐要求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財政､軍事顧問﹐日本人在中國內地所設之醫院､寺院和學校有土地所有權﹐中日合辦警政和軍械廠﹐在武昌與九江､南昌間及南昌與杭州､潮州間建築鐵路﹐福建省內鐵路､礦山建築､開採﹐日本有優先權﹐有在中國傳教權。
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是看準了時機的。首先﹐西方列強忙於歐戰﹐無暇東顧。其次﹐袁世凱已有稱帝之心﹐日本遂欲以此“二十一條” 作為支持他稱帝的條件。因此﹐在提出《二十一條》的同時﹐日本還對袁世凱恩威並禦﹐一方面許諾歸還青島﹐幫助鎮壓革命黨和宗社黨﹐另一方面又派兵強佔山東﹐並大力幫助革命黨､宗社黨人遣返國內﹐將中國搞得一團混亂﹐以逼袁世凱就範。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將這一密約面呈袁世凱﹐並再三告誡要絕對保密。但袁世凱十分明白﹐中國的自救之道﹐便是將這“二十一條”公之於眾﹐讓世界干預此事。於是﹐顧維鈞化裝進入英､美使館﹐翌日﹐“二十一條”即成為西方媒體的頭條新聞。日本的陰謀被揭發﹐從而陷入相當被動的境地。
此外﹐袁世凱對條約本身進行了據理力爭﹐他聲色俱厲地告訴日使﹕“可讓步者自然可以談判﹐但不可讓步者﹐諸如第五號諸條﹐根本就沒有談判的可能性。”然隨著日本的跋扈日甚﹐袁世凱的策略轉為消極拖延﹐以待友邦支援﹐並派有賀長雄赴日本遊說政壇人物。以陸征祥為首的中國外交團仰承袁世凱的指示﹐拖延不決至於四個月之久﹐這時國內外反日呼聲日漸高漲﹐日本遂被迫主動放棄第五號中的七條。然而﹐日本旋即發出“最後通諜”﹐聲稱日本海軍已整裝待發﹐若不簽約﹐後果自負。袁世凱遂於5月25日﹐與日本人簽訂了這個城下之盟《中日新約》。雖然他的條款已不足二十一個﹐但後人仍習慣性地稱之為“ 二十一條”。
饒是如此﹐由於是“空手套白狼”﹐日本仍視之為重大外交勝利。不僅日本舉國狂歡﹐便是在北京的日僑也飲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國萬歲”﹐令人側目。而袁世凱則在國務會議上作聲淚俱下。他說﹕
“……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號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盡日本最後通諜將第五號撤回不議﹐凡侵及主權及自居優越地位各條﹐亦經力爭修改﹐並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交還中國﹐其在南滿內地雖有居住權﹐但須服從我警察､法令及課稅﹐與中國人一律。以上各節﹐比初案挽回已多﹐於我之主權､內政及列國成約雖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滿､安奉之展期﹐南滿方面之利權損失已巨。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諜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無敵國外患國恆亡﹐經此大難以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予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則朱使（指英使朱爾典）所謂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或可尚有希望。若事過境遷﹐因循忘恥﹐則不特今日之屈服､奇恥無報復之時﹐恐十年以後﹐中國之危險更甚於今日﹐亡國之痛﹐即在目前。我負國民托付之重﹐決不為亡國之民。但國之興﹐諸君與有責﹔國之亡﹐諸君亦與有責也。”他還專門向全國百官職司發出一道密諭﹐要求大家日以“亡國滅種”四字懸諸心目﹐激發天良﹐屏除私見﹐各盡職守﹐雲雲。此外﹐他還令丁佛言撰寫了《中日交涉失敗史》一書﹐印五萬冊﹐秘密寄存於山東模範監獄內﹐期冀日後形勢逆轉後﹐可以公開發行。
俗雲“知恥而後勇”﹐然而袁世凱雖知其恥﹐卻沒有一心一意求發展﹐而是一門心思要當皇帝。兩事相加﹐失盡民心也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
縱覽袁世凱的一生﹐確曾是日本的一個大敵﹐但日本更是他的大敵。當年駐戍朝鮮時﹐他兩次把日本人趕出了朝鮮﹐被日本人視為大敵。當時的日本﹐國力和軍力還遠不夠強大。然而﹐甲午戰爭後﹐日本強迫中國簽訂了《馬關條約》﹐得到了相當於其戰爭投入之四十倍､其上年度財政總收入三倍的回報﹐一夜暴富。他便用這些得自中國的不義之財發展軍備﹐再回過頭來侵略中國。日本趁歐戰而侵華﹐這對袁世凱來說﹐實為不幸﹗袁世凱自然明白中國決不是日本的對手﹐因此明知《二十一條》是賣國條約﹐但也不得不簽。而其簽約後﹐信誓旦旦要報仇雪恥的態度﹐也顯然是無可厚非的。只是他耽迷於帝制自為﹐將報仇大事暫拋腦後﹐直到人之將死才天良發現､“其言也善”起來﹐實足唏噓﹗
自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便如一片陰霾一樣籠罩在中國大地上﹐對許多具體而微的人和事均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拿袁世凱為例﹐至死都把日本當做一個大敵﹐耿耿於懷﹐甚至死不瞑目。而袁世凱之後的六屆北洋政府元首中﹐除黎元洪歸隱､馮國璋早逝外﹐其餘四人即徐世昌､曹錕､段祺瑞､張作霖﹐均受到日本人的“重點關照”。徐世昌晚年居住在天津租界內﹐30年代多次拒絕日本人的拉攏﹐1939年生病後﹐因恐被日本人扣留而拒絕外出就醫﹐遂致不治。曹錕也多次拒絕了日本人的拉攏﹐1938年鬱鬱寡歡地死在天津租界內﹐他的愛將吳佩孚則於翌年被日本牙醫害死。至於張作霖﹐則因拒絕繼續與日本人合作﹐而被炸死於皇姑屯。這些人均在最後關頭秉持民族大義﹐拒絕與日本合作﹐故被日本人視為敵人﹐因此﹐他們的死﹐都可以說是 “為日本去一大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