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天災更為頻繁。據資科統計，清代各種天災的次數，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歷史學家常常把清代分為兩段：1644年至1840年是清代盛世；1840年至1911年是清代衰世。令人回味的是，清代幾次大災．如大旱災、大洪災、大蝗災、大地震等都發生在1840年以後。它恰恰再次證明：天災同特定的政治、經濟互為因果。
天災與統治者的德行是息息相關，如湯禱桑林天降甘露。康熙皇帝對天災的態度顯示出一代明主的風範。

康熙帝曾說：“膚惟帝王致治，裕民為先，免賦蠲租為要務。”他親政後，幾乎每年都留下了蠲免地丁錢糧的記錄。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一月，戶部張鵬翮奏報說：“臣查戶部冊籍。自康熙元年起，以至於今。所免錢糧共萬萬兩有餘，是誠亙古所無也。”(《聖祖實錄》卷二四)。據見於記載的各省、縣局部減免賦稅的記錄，自康熙元年至五十年，共有四百余次。

遇到天災，必定要祈禱，這是三幹年間中國上到皇帝、下到百姓普遍採用的禳災方式。《清朝文獻通考》記載：“我朝凡遇水旱，或親詣祈禱，或遣官將事。皆本誠意以相感格，不事虛文。初立神祗壇，以禱水旱，雩祀既舉，禮儀修備。間或遣禱山川，悉準古典。”清代已將祈禱作為一種制度。

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八年(1679年)，南北連續兩年大旱。《閱世編》載：康熙十七年“大江南北，河南、山東俱早，赤地千里，京師尤甚，每日渴斃多人。”為祈禱上蒼，普降甘霖，康熙皇帝於六月十八日“步天壇祈雨”。次年，旱災更為嚴重。在山東，“終年不雨，大飢，人相食”(乾隆《青城縣誌》)。在江西，“南昌等五十九州縣旱”(光緒《江西通志》)。這年四月十五日，康熙皇帝再次“步天壇祈雨”。

這種祈禱，是“天人感應”觀念在清代皇帝身上的延續。不僅如此，清代皇帝還常常將天災看成“天象示警”，從而找出“召災之由“。

康熙年間，共發生三次8級以上的大地震。分別是即康熙七年(1668年)的山東大地震 ，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河北大地震，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 的山西大地震。其中，1679年的河北大地震因危及京師，清廷十分重視。乾隆《三河縣誌》詳細記載了地震情形：“七月二十八日已時地震．從西北至東南．如小舟遇風浪，人不能起立。城垣房屋存者無多。四面地裂，黑水湧出，月余方止。所屑境內壓斃人民甚眾。”這次地震，權震區在三河、平谷一帶，嚴重破壞區包括通縣、薊縣、武清、順義、香河、北京、固安、遵化、密雲、灤縣、豐潤、寶坻、懷柔、涿縣、霸縣，波及北至內蒙、南達皖北豫東的廣大地區。地處京畿的平谷，“地震極重，城鄉房屋塔廟蕩然一空，遙望茫茫，了無降隔”(民國《平谷縣誌》)。

1679年的大地震．對於正忙於平定三藩叛亂的康熙帝來說，是一個不小的警策。他趕緊“詔發內幣十萬賑恤”，接著又告預群臣：“聯躬不攜，政治末協，致茲地震示警。”康熙帝的態度是真誠的，他找出了官吏的六項“弊端”，認為這就是“召災之由”，並指令九卿詳議，由吏部立法嚴禁，務期盡除積弊。

這六項“弊政“為：一是民生困苦已極，地方官吏餡媚上官，科派百姓；二是大臣朋比徇私；三是用兵地方，諸王將軍大臣多掠小民子女；四是蠲免錢糧分數及給發銀米賑濟，地方官吏荀且侵漁，以致百姓不沾實惠；五是大小問刑官員枉坐人罪，恐嚇索詐；六是包衣下人及諸王貝勒大臣家人侵佔小民生理。康熙皇帝指出：“有一於此，皆是致災。”八月，九卿議復：領兵諸王將軍借通賤為名，將良民廬捨燒毀，擄掠子女搶奪財物者，領兵將軍等革職，諸王貝勒等交宗人府從重治罪。“其擄掠人口，仍給本家"。以福建地區為例，清軍在征討“三藩”的戰爭中，撤軍時“驅擄男婦兩萬餘人”，福建總督姚啟聖悉令贖還為民。此外，江西、浙江被贖免的俘奴都有數萬人。

康熙皇帝的聖賢隨著他的逝去而逝去。清朝按著歷史的規律由盛到衰，由強到弱，而走完他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