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的背景是二次大戰結束後戰敗國的義大利。失業的爸爸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貼海報的工作，不過必須自備腳踏車。媽媽當了棉被買了一部，沒想到開始工作不久，腳踏車就被偷了。爸爸帶著兒子到處找，沒找到。最後，爸爸決定也偷別人的。

最後的結尾是：在兒子的注視下，爸爸失手被逮、被責打、被奚落、被侮辱。

整部電影只有一個雰圍——貧窮，以及求生。

之所以有共鳴、有感覺，或許是電影裡的某些細節，根本就是自己生命記憶的重現。比如，進當鋪當棉被，卻發現當鋪裡的棉被堆積如山。比如，爸爸找不到車子，肚子也餓了，竟然帶兒子進餐館，把身上所有錢全部花光。哦，對了，媽媽在生活最絕望的當下，竟然跟人家借錢去相命，所求的只是相命師的一句話：未來會很好！
是這些細節的緣故吧？讓我年輕的時候覺得義大利真像臺灣，現在當然知道——只要是貧窮，都有同一個面貌，不管在哪裡。不同的，或許只是面對貧窮的態度而已。

面對困境、抉擇、生存關鍵的「態度」可美、可醜；可以堅定、可以柔軟；可以剛烈，卻也可以逆來順受。
記得以前看過另一部電影，紀錄片，南美洲的國家，農人窮到活不下去了，組織起來去打游擊。導演的角度放在這些農民身上，一個農民的領導者說：我帶引大家跟上帝祈禱，請祂賜給我們麵包，祂一直不給，所以，我只好帶大家去要！鏡頭一直留在那樣憨厚、純樸卻又堅定的黝黑臉上，留在握著土槍的那雙厚實、龜裂、指甲縫滿是泥土殘留的手掌上。
但，讓我無法忘懷的，卻是那些在農民臨行前一起磨麥子做麵包，好讓他們路上不要挨餓的婦人。她們臉上毫無表情，邊做麵包邊拉開衣服餵小孩吃奶，熱麵包出爐，還要趕走虎視眈眈的小孩，然後把麵包塞進先生的懷裡。
而電影的最後，我們看到去軍營把屍體領回來的，也是這些婦女。電影沒拍，但我們絕對可以想像：未來把那些看著麵包出爐卻被驅趕開的小孩養大的，也還會是這些面無表情的婦人。

其實，這樣例子到處都有。臺灣當然也有。只是當我們閱讀史料，心裡不捨那些在混亂恐怖時期犧牲生命的菁英的同時，我們經常忘記是誰把他們的孩子教養成人？是誰撐起那個殘缺的家庭？當然是一群婦人，只是我們通常不知道她們的名與姓。

遠的不說，說近的的吧。幾年前去南部拍電視節目，田裡女人在施肥，問她們說先生怎麼沒來？她們說：「在忙啊！」忙什麼？我問。她們一本正經地回我說：「忙著在大樹腳譙政府！」
去年母親過世。她是一個記憶力超強，又善於講故事的人。經驗中，有一次才剛在樹下聽男人們說完村子裡一個值得尊敬的人，在二二八事件中如何在火車裡被抓，說他如何有學問待人、如何仗義等等；回到家裡，卻聽見媽媽在跟別人說那個男人的太太，說的卻是她如何用許多碎布縫成漂亮的被子，如何要小孩改吃當時比米便宜的麵粉食品，以及，如何拒絕校長要他們家小孩繼續升學的勸說，理由是：「書念多了，腦袋會跟她們父親一樣，黑白想。」

難怪自己有時會持平地自省：男女在面對同樣的困境時，態度的差異到底在哪裡？我簡單的歸納是：男性想到的似乎是如何打破困境，女性則想著如何帶引大家度過困境。
父親在礦業蕭條時期受傷住在醫院，午後醒來，望著窗外忽然悶叫一聲：「天無天理！」
而同一個時候，在礦場挑石頭打零工的母親卻說：「再艱苦也要笑給天看！」
這是家裡的例子。

最近正在寫一個舞台劇本，寫的是臺灣阿嬤生活的點滴，想以她生命過程中經歷的幾個男人面對時代、文化變遷以及困境當前的態度，來對照她那種看似軟弱但其實堅定，看似無為其實穿透一切，看似無言其實令人感受深刻的動人形象。
在此同時卻讀到先覺出版社寄來的一本書稿《佐賀的超級阿嬤》。
閱讀過程的心情一如第一次看到《單車失竊記》，差異只是前者輕快明亮，後者凝重深沈；前者的主角是阿嬤，後者的主角是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