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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明朝期間，鄭和下西洋，開拓了中西交流間的海上絲綢之路。隨著海上交流的頻繁與開闊，原有的陸上絲綢之路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但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依然有著猶存的魅力。明與帖木兒帝國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交流是15世紀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一頁。  

     

一直以來，學術界對明朝與亞洲諸國交往史的研究，一般側重于明朝與東亞的朝鮮、日本及東南亞、南亞、西亞等國，而對明朝與中亞諸國交往關係的研究，則很少有人涉及；同時，由於鄭和下西洋的原因，學者們在大多數情況下，重點研究明朝和西亞從海路方面的交往關係，而研究雙方陸路交往的也比較少。事實是，明王朝通過陸路與中亞、西亞的交往是古代中西關係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這一時期，我國的中原地區、西北地方與中亞、西亞的陸路交往在中國史與世界史上都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因此，這方面的內容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筆者不揣淺陋，對明朝與十四世紀的帖木兒帝國的交往，談點自己的粗淺看法。  
      
作者：邢利海   

一、十四世紀的帖木兒帝國  
      
     

帖木兒帝國是十四世紀中亞地區乃至世界的強國。在談明朝與其交往前，筆者先對其作簡單介紹。  
     

十三世紀初，忽必烈在爭奪汗位的戰爭中取得勝利，把遼闊無垠的窩闊台汗國的土地賜給了立下汗馬功勞的察合台汗的後裔。察合台後王的封地被許多擁有大片領地的封建主擁兵割據。1321年隨著乜先不花的死去，察合台汗國分裂為兩大部分:東察合台佔領今中國新疆一帶，西察合台則佔有阿姆河和錫爾河間的河中地帶。二者互相爭戰不息，居住在西察合台境內的多為突厥人。此時，有相當數量的蒙古人也被同化於突厥族。  
     

帖木兒的祖先是察合台汗國內的世臣世仆，得到渴石（今烏茲別克斯坦南部沙赫裏）作為采邑。1336年，帖木兒便在此出生。帖木兒屬於西察合台境內突厥化的蒙古貴族巴魯剌思家部落，巴魯剌思蒙古是成吉思汗家族的近親。  
     

在十四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東察合台汗國禿忽魯·帖木兒父子二代企圖統一察合台汗國的戰爭中，巴魯剌思起先投靠東察合台汗國，保存了實力，繼而發展壯大了自己的勢力。  
     

1370年雄才大略的帖木兒推翻了撒馬爾罕的統治者，宣佈自己是成吉思汗的繼承人，並即位為西察合台的蘇丹。他利用中亞突厥遊牧部落組成強大的軍隊，並以河中地區作為他的廣袤的帝國的中心和戰爭的根據地，開始四處擴張，侵略鄰國，同時趁呼羅珊統治者內訌之機，于1380年完全控制了河中地帶和花剌子模。  
     

帖木兒佔據肥沃富庶的河中地區後，想入非非地要追蹤成吉思汗的偉業，建立大帖木兒帝國。他在位三十餘年間（1370—1405年），進行了多次對外大規模的擴張。正巧當時的中亞鄰近之國如伊兒汗國、印度、欽察汗國，都處在四分五裂的局面，這就給不可一世的帖木兒的對外擴張侵略造成了有利機會。他想把首都撒馬爾罕城建成世界上最美、最壯觀的城市。因此，每次戰爭之後，他都要把戰利品以及工匠、藝術家和占星家等送回都城。帖木兒野蠻的侵略戰爭使得各國遭受到空前的浩劫。1404年，大軍齊集在從沙赫魯黑亞到薩烏蘭的錫爾河一線上，準備遠征中國。但就在出發在即的時候，1405年回曆8月18日，帖木兒死于訛答剌，這位戰爭狂魔終於停下了他的腳步。此時的帖木兒帝國的疆域西起幼發拉底河，東至錫爾河和印度德里，北抵高加索，南臨波斯灣，已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二、明朝與帖木兒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  
      
     

明朝雖然取得了軍事上、政治上的統一，但在全國範圍內仍然有不少元朝的反動力量，這些殘餘勢力或多或少對明朝的統治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同時，盤踞在大漠的北元政權對於明朝而言，更是心腹大患。明朝急需恢復和發展與中亞、西亞的交往，以此來牽制北元政權的殘餘勢力。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便欲通西域，“屢遣使招諭，而遐方君長未有至者”（《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卷《西域傳》）。  

在西域諸國紛紛歸附的情況下，帖木兒也向明朝稱臣納貢。這種稱臣納貢儘管是迫于明朝的國威，但更多的是帖木兒的戰略考慮。對帖木兒而言，明朝的武力並不是他的直接威脅，他所擔心的可能是其東邊的東察合台汗國。1387年，“帖木兒首遣回回滿剌、哈非思等來朝，貢馬十五，駝二，詔宴其使。賜白金十又八錠”。這是一次試探性接觸。1391年，東察合台汗國遣使哈馬力丁來朝，這對帖木兒王朝造成無形的壓力。1394年，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必失等向明朝奉表貢馬300匹，其貢表言辭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求得明皇開心，以維持與明朝的往來，是典型的藩屬國向宗主國的貢表。然而，以成吉思汗繼承者自居的帖木兒在取得對小亞細亞、金帳汗國、德里蘇丹國的勝利後，自覺羽毛豐滿，力量強大，不甘心臣服于明朝並向其納貢，遂扣留明朝使臣傅安，並派人帶領傅安到處周遊，藉以誇耀其統治疆域的遼闊。同時，決定遠征明朝以解除這個藩屬關係，並聲稱:他要“親來見大汗（明皇帝），使之稱臣納貢于帖木兒”（［德］細爾脫白格《遊記》）。但不久帖木兒病逝于訛答剌，東侵遂寢。  
     

至沙哈魯統治時期，帖木兒帝國逐漸改善與明朝的關係，恢復了對明的朝貢。1410年，明派指揮白阿兒析台等往祭故王，而賜新王及部落銀幣。明朝又多次派遣傅安、白阿兒析台、李達、陳誠、魯安、郭敬、李貴等使團頻頻出訪撒馬兒罕等地，維持了雙方之間的封貢關係。通過明成祖與沙合魯的共同努力，兩國關係達到前所未有的友好狀態。僅在永樂二十二年間（1403—1424年），大約有二十多個外交商貿使團來自帖木兒汗國，另外，還有數十個西域使團來華訪問。  
     

明朝以“天朝上國”自居，在經濟上用互市貿易、厚利番商、優待貢使等做法來招撫西域諸國，以此來提高自身的國際地位。豐厚的回報是西域地方政權包括帖木兒朝樂於進貢的重要原因。但畢竟互市貿易是雙向的，在西域番商、貿易使臣紛紛東來之時，亦有商隊從中國販運商品至帖木兒朝。從中外文資料表明，帖木兒企圖遠征中國前夕，明與帖木兒朝的貿易往來一直未斷；以及帖木兒朝亡後，繼立的昔班王朝，遣使臣貢馬、駝等物，明廷照例回賜彩緞等物。這說明明朝與撒馬兒罕的往來並未因政權的更迭而結束，也反映了雙方的往來實際上以經貿往來為主。  
     

儘管明朝需要帖木兒朝進貢的馬、駝等物，但相對于帖木兒朝需要明朝的彩緞、絹布等物而言，要少得多。這既可從帖木兒朝使臣來華的次數大大超過明朝使臣到達帖木兒朝的次數得到反映，也可從雙方貢賜貿易的品種與數量得到反映。出現這一狀況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基本的一條恐怕是當時亞洲的經濟中心並不是在帖木兒朝，而是在明朝。絲綢之路繁榮的物質基礎主要依靠中國，而不是西方。  
     

明與帖木兒朝之間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與文化內涵，隨著政治與經濟的交流，彼此間的文化自然而然開始了交流。首先，通過兩國使臣的覲見禮儀，使雙方對彼此的制度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瞭解，進而在交往過程中能夠尊重對方的習俗，並將彼此瞭解的情況記載下來，傳之後世，從而在一定意義上實現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其次，雙方之間存在宗教往來。帖木兒在其建國過程中，伊斯蘭教被立為國教。沙哈魯即位時便把自己看成是一位穆斯林君主。最後，雙方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對彼此社會生活有一定影響。帖木兒朝使臣來華後，對中國嚴明的法紀、豐富的物產和多樣的文化生活印象較深。同樣，帖木兒朝進貢物產也影響了明朝的社會生活。  
     

由於兩國分屬不同語系，語言學習的難度較大，明朝雖有四夷館這種培養外語翻譯人才的學校，但由於培養的人數少，且漢人學外語多另求出身，不能滿足對外交往的需要。因此，語言問題不僅影響雙方的直接溝通，也制約雙方深層的文化交流。但總體而言，明與帖木兒朝之間在文化交流領域，還是取得很好的成果，對後世產生積極意義。

15世紀，世界已面向海洋。鄭和的船隊七下西洋，開闢了海上絲綢之路，使得以往中西方的交流的重點由陸地轉為海洋。海上交流的興起，會使人感到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已經失去了作用。人們的眼光也逐漸由陸上轉到海上。但作為傳統的中西交流的途徑，陸上絲綢之路依然有著它獨特的韻味，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都有著非凡的意義。而中亞，作為中西交流的樞紐，在早期中西交流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海上絲綢之路開闢之前，幾乎所有的中西交流都彙集於此，因此對其進行研究有著很大意義。而在海上絲綢之路開闢後，雖然貿易的重點不在於此，但對於這個事情的研究就更具有意義。明朝與帖木兒帝國之間的交往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兩國在陸上的這種交流是15世紀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一頁。  
      
      參考文獻：  
      ［1］加文·漢布裏主編.中亞史綱要.商務印書館，1994.  
      ［2］沈立新.綿延千載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3］［俄］維·維·巴爾托裏德等.中亞簡史.中華書局，2005.  
      ［4］許海山主編.亞洲歷史.線裝書局，2006.  
      ［5］楊軍，張乃和主編.東亞史.長春出版社，2006

資料來源：http://tieba.baidu.com/f?kz=837348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