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主
老舍，作家，本名舒舍予，老舍是其筆名，1899年生，任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28人被紅衛兵押到北京文廟「鬥爭」：跪在焚燒京戲服裝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時。8月24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殺。他的屍體火化後，不准留下骨灰。
老舍是個作家。但是他的自殺卻難以和歷史上任何作家的自殺類比。
老舍在遭到中學生紅衛兵「鬥爭」和毒打以後，還面臨將要來到的更多的暴力折磨；他在這種境況下投湖自殺；身為作家，他死前卻未留一字遺書；他死後，當局不准留下骨灰。另外，他所遭到的迫害和死亡不是孤立的個案。同一時期，北京有數千人被「鬥爭」而死──實際是在「鬥爭」過程中被打死，也有一大批的人像老舍一樣在被「鬥爭」後自殺。
要理解老舍之死，也需要了解：這種暴力性「鬥爭」怎麼運作？怎麼會在1966年夏天如此普遍地進行？這種有領導的通過「群眾」之手來進行的暴力迫害和殺戮的方式是怎麼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拖去「鬥爭」的時候，和他一起被毒打被侮辱的還有28個人。那天和他一起被打的人之一是老作家肖軍，在《肖軍紀念集》中，列出了其他被鬥者的名字，他們是：肖軍，駱賓基，荀慧生，白雲生，侯喜瑞，顧森柏，方華，郝成，陳天戈，王誠可，趙鼎新，張孟庚，曾伯融，蘇辛群，季明，張國礎、商白葦、金紫光，王松生，張增年，宋海波，張治，張季純，端木蕻良、田蘭、江風。（《肖軍紀念集》，800頁，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0）其中還缺兩個名字，有待補正。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學藝術家聯合會」的作家、藝術家和幹部。荀慧生是著名京劇演員。肖軍、駱賓基和端木蕻良是老作家。趙鼎新是文化局長。
這29個人被紅衛兵「鬥爭」，首先是因為早在1966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明确寫了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在這樣的理論下，各文藝單位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絕大多數作家和文藝界領導幹部就成為「黑線人物」。對這些人的清除，是對一個群體的清除。軍隊代表被派往各文藝單位，領導那裡的文革運動。
在當時的體制下，「作家協會」有一批領固定薪金的「專業作家」。並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被批判鬥爭的。在北京作家協會，會長老舍「靠邊站」了，新成立的「文革委員會」的負責人，除了軍代表，還有作家浩然。他的關於農村「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金光大道》，在文革中成為「突出階級鬥爭」和「塑造高大完美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樣板之作。儘管老舍也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但是老舍的作品和浩然的作品也確實有相當的不同。文革批判打擊了一大批作家，但是不是每個作家都受一樣的懲罰的。獎誰罰誰的差別，明確顯示了文革在文學領域的取向。
在紅衛兵運動掀起之前，一批文藝工作者，比如上述29人，就在本單位被「揪」出來了，也在本單位裡的會議上被批判「鬥爭」。與8月之後不同的是那時他們只被咒罵和當眾罰站等等，沒有被毒打。
後來發生的對他們的殘酷的暴力性攻擊，和紅衛兵運動的興起直接相關。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紅衛兵。隨著紅衛兵在各校普遍建立，毆打老師以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也迅速蔓延。8月5日，北京發生了第一例教育工作者被紅衛兵打死的事件。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並且對給他獻袖章的紅衛兵說了「要武嘛」。8月18日大會之後，紅衛兵暴力大規模升級。一批教育工作者在學校中被活活打死，而且，紅衛兵進入機關和居民住宅，搗毀書籍文物，並且毆打虐待甚至打死和平居民。紅衛兵的行為得到了最高當局的熱烈支持。這就是為什麼在1966年8月23日，北京大學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學生可以闖到文化局和文聯機關，對那裡的「牛鬼蛇神」動手施暴。幾個女紅衛兵用銅頭皮帶劈面抽打老作家肖軍，給他挂上了「反動文人肖軍」「反革命份子肖軍」等幾塊大黑牌子，還在他的名字上畫了紅色的大叉子，並且把他的頭髮剪掉。
下午三點，在8月的烈日下，這29人被一個一個叫出來，每叫出來一個，就被套上一塊寫著他們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一排站在院子裡。四點鍾，這29人被裝上兩輛大卡車，從他們的機關被運到東城區國子監「文廟」的院子裡。那裡曾是皇帝時代的最高學術和教育機構，後來成為首都圖書館。紅衛兵在院子裡架起了一個大火堆，焚燒戲劇服裝和書籍等等，烈焰熊熊。口號聲震天響：「打倒反革命黑幫！」「打倒反黨份子XXX！」「XXX不投降，就叫他滅亡！」「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 」
這29人被強迫在火堆前跪下來，頭頂地。站在他們身後的有數百名紅衛兵。有的紅衛兵拿來了舞台道具木刀、長槍和金瓜錘，對他們劈頭蓋臉地亂打。有的紅衛兵解下腰間的軍用銅頭皮帶，狠狠地抽打他們。當時正值盛夏，人們身穿單衣。銅頭皮帶打下去，一下一塊血漬，打得衣服的布絲都深深嵌進肉裡。這29人後有紅衛兵，前有大火堆，無處躲閃。
1980年，筆者和肖軍先生有一次談話。肖軍說，當他跪在燒書的火堆前，被身後的紅衛兵用棍棒和銅頭皮帶毒打，以致頭上鼓起了大包，滿背流血的時候，心中真是憤怒至極。他想過要反抗。肖軍年輕的時候上過軍事學校，練過武功。他說，那時候他心裡想，如果他動手反抗，憑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幾個人。但是，他看到來自各學校的紅衛兵圍得裡三層外三層，爭相出手，打人打得發瘋了一般。他說，他想最後自己一定寡不敵眾，會被打死，自己死了也就死了，好漢做事好漢當，可是其他被鬥者會怎麼樣？和他一道被「鬥爭」的還有近三十個人，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邊，臉色煞白，額頭有血流下來。他想，如果他反抗，其他28個「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會跟他一道統統被打死在現場。他也想到他的家人也會被報復打死。他想了又想，最後調動了心中所有的力量，咬緊牙關，壓下去反抗的衝動，無聲地忍受了三個小時的毒打和折磨。
在這三個多小時裡，沒有人出來制止暴行，也沒有打電話報告市裡和中央的領導請他們來制止暴行。因為當時在場的人都知道，類似的事情正在整個北京城裡轟轟烈烈地發生，而這一切都是文革的領導人正在熱烈支持的，不可能有上級來制止這場毆打。
在「文廟」被毒打過之後，這29人被拖上卡車回到文化局機關。肖軍被禁閉在傳達室隔壁的一間小房子裡罰站，不給水喝，不給飯吃。他昏倒在地。他的兒子和女兒不見他回家，到機關來找他，也遭到毆打。肖軍在那裡被關了一個多月，9月底才獲准許回家。
肖軍曾經講到他的一些看法：他說他家中當時上有老，下有小，有11口人需要他負擔。他從1940年代起就多次受到「批判」。他的工資比較低，每月110元錢。難得包一頓餃子，只能買五毛錢豬肉加在白菜餡兒裡。如果他死了，他家人怎麼活下去？他得忍辱負重活下去。他認為老舍和他不太一樣，一直比較「順」，前幾次「政治運動」都沒有遭害，保持了優越的社會地位，所以可能在心理上對承受這樣殘酷的對待較少準備。另外，老舍不但年紀已老，而且腿有殘疾，走路吃力。在當時的情況下，體力強壯與否，也與能否繼續承受紅衛兵的暴力折磨有一定關係。
在「文廟」毒打之後，老舍被帶回到機關，繼續遭打。當時在場的作家楊沫，在三個月後的日記中追記8月23日的情景道：「在文聯樓門前的台階上，有幾個女學生緊圍他，詢問他，不時還用皮帶抽打兩下。我們都被迫圍繞在這個會場邊。當時，我不敢走開，站在旁邊，心如火燎。我們中的一位作家還當場站出來，義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 」（《楊沫文集》下冊，第5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年）
那晚，老舍後來又被送到公安局，半夜才獲准回家，並被命令第二日仍去機關接受「批鬥」。第二天早上他離開家後，卻未去機關。因為他未在機關中出現，有紅衛兵拎著銅頭皮帶到他家中找尋。第三天，8月25日早晨，在西城區太平湖上發現了老舍的屍體。
文革後，1978年6月給老舍舉行骨灰安放儀式的時候，報道文章裡說，他的骨灰盒裡裝著他的鋼筆和眼鏡。文章沒有直接說老舍的骨灰盒子並沒有他的骨灰。那時候的這類文章雖然給文革的受難者平反，但是說及文革中的一些可怕的事情時，盡量模糊委婉。
1994年，筆者曾經有機會和老舍的兒子舒乙見面，向他詢問為什麼老舍的骨灰盒子裡只有他的鋼筆和眼鏡。舒乙說，老舍的骨灰當時沒有留下來，因為火葬場不讓留骨灰。老舍去世的時候，舒乙31歲，他拿著北京市文聯開出的一封「我會舒舍予（老舍本名──筆者注）自絕於人民，特此證明」的公文介紹信，到火葬場操辦了老舍的火葬手續等等。是兩個年輕的婦女辦的手續。其中一個是梳小辮兒的姑娘，她說，上面有規定，這樣的情況不能留骨灰。
筆者曾經詢問是一個什麼樣的「上面的規定」，是哪個權力機關發的文件。舒乙回答不知道，只記得是那個梳小辮兒的姑娘說的。在舒乙發表的關於老舍的多篇文章裡，沒有提及有這樣一個「規定」，也沒有說火葬場工作人員告訴他有如此規定而不准留老舍骨灰。
由於不能獲准查閱文革檔案，筆者不能確定這是一個寫成書面文字的「規定」，還是一個來自文革高層領導的口頭命令。但是確實，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和被打後自殺的人們，都沒有能留下骨灰。當時北京的紅衛兵中流傳著一句話，「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的事兒嗎？」被打死者的家屬被要求付28元火葬費，但是不能要求保留骨灰。比如，從筆者的調查知道，1966年8月27日被北大附中紅衛兵打死的中關村中科院氣體廠工人陳彥榮，1966年9月8日被打死的北京第25中學教師陳沅芷，他們的家屬交了28元錢，但是沒能得到死者的骨灰。這裡面一定是有某個「上面的規定」在起控制作用，才可能作得這麼一致。希望有讀者會提供關於尋找這樣一個「規定」的線索。
有一種解釋說，不准保留骨灰不僅僅是為了進一步打擊死者，也是因為技術上不許可。當時北京大批人被打死以及被打後自殺。在8月18日後，死人數一天比一天上升。根據一份「內部」的統計資料，在老舍被送往火葬場的8月25日，北京有86人被紅衛兵打死。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的人的數字比前一天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高達125人。以後仍然逐日增加。此外，還有一批人像老舍一樣，在被打被侮辱後自殺。這樣，8月下旬每日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已經大大超過了北京的正常死亡人數。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後自殺的人的屍體成批送往火葬場，屍體上既沒有標明姓名也沒有作過血跡清洗。火葬場的停屍房爆滿。焚屍爐超負荷工作。也就是說，大規模的暴力迫害和殺戮造成了分別焚燒屍體和保管骨灰的困難。
老舍是個作家。但是他的自殺卻難以和歷史上任何作家的自殺類比。
老舍在遭到中學生紅衛兵「鬥爭」和毒打以後，還面臨將要來到的更多的暴力折磨；他在這種境況下投湖自殺；身為作家，他死前卻未留一字遺書；他死後，當局不准留下骨灰。另外，他所遭到的迫害和死亡不是孤立的個案。同一時期，北京有數千人被「鬥爭」而死──實際是在「鬥爭」過程中被打死，也有一大批的人像老舍一樣在被「鬥爭」後自殺。
要理解老舍之死，也需要了解：這種暴力性「鬥爭」怎麼運作？怎麼會在1966年夏天如此普遍地進行？這種有領導的通過「群眾」之手來進行的暴力迫害和殺戮的方式是怎麼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拖去「鬥爭」的時候，和他一起被毒打被侮辱的還有28個人。那天和他一起被打的人之一是老作家肖軍，在《肖軍紀念集》中，列出了其他被鬥者的名字，他們是：肖軍，駱賓基，荀慧生，白雲生，侯喜瑞，顧森柏，方華，郝成，陳天戈，王誠可，趙鼎新，張孟庚，曾伯融，蘇辛群，季明，張國礎、商白葦、金紫光，王松生，張增年，宋海波，張治，張季純，端木蕻良、田蘭、江風。（《肖軍紀念集》，800頁，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0）其中還缺兩個名字，有待補正。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學藝術家聯合會」的作家、藝術家和幹部。荀慧生是著名京劇演員。肖軍、駱賓基和端木蕻良是老作家。趙鼎新是文化局長。
這29個人被紅衛兵「鬥爭」，首先是因為早在1966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明确寫了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在這樣的理論下，各文藝單位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絕大多數作家和文藝界領導幹部就成為「黑線人物」。對這些人的清除，是對一個群體的清除。軍隊代表被派往各文藝單位，領導那裡的文革運動。
在當時的體制下，「作家協會」有一批領固定薪金的「專業作家」。並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被批判鬥爭的。在北京作家協會，會長老舍「靠邊站」了，新成立的「文革委員會」的負責人，除了軍代表，還有作家浩然。他的關於農村「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金光大道》，在文革中成為「突出階級鬥爭」和「塑造高大完美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樣板之作。儘管老舍也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但是老舍的作品和浩然的作品也確實有相當的不同。文革批判打擊了一大批作家，但是不是每個作家都受一樣的懲罰的。獎誰罰誰的差別，明確顯示了文革在文學領域的取向。
在紅衛兵運動掀起之前，一批文藝工作者，比如上述29人，就在本單位被「揪」出來了，也在本單位裡的會議上被批判「鬥爭」。與8月之後不同的是那時他們只被咒罵和當眾罰站等等，沒有被毒打。
後來發生的對他們的殘酷的暴力性攻擊，和紅衛兵運動的興起直接相關。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紅衛兵。隨著紅衛兵在各校普遍建立，毆打老師以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也迅速蔓延。8月5日，北京發生了第一例教育工作者被紅衛兵打死的事件。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並且對給他獻袖章的紅衛兵說了「要武嘛」。8月18日大會之後，紅衛兵暴力大規模升級。一批教育工作者在學校中被活活打死，而且，紅衛兵進入機關和居民住宅，搗毀書籍文物，並且毆打虐待甚至打死和平居民。紅衛兵的行為得到了最高當局的熱烈支持。這就是為什麼在1966年8月23日，北京大學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學生可以闖到文化局和文聯機關，對那裡的「牛鬼蛇神」動手施暴。幾個女紅衛兵用銅頭皮帶劈面抽打老作家肖軍，給他挂上了「反動文人肖軍」「反革命份子肖軍」等幾塊大黑牌子，還在他的名字上畫了紅色的大叉子，並且把他的頭髮剪掉。
下午三點，在8月的烈日下，這29人被一個一個叫出來，每叫出來一個，就被套上一塊寫著他們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一排站在院子裡。四點鍾，這29人被裝上兩輛大卡車，從他們的機關被運到東城區國子監「文廟」的院子裡。那裡曾是皇帝時代的最高學術和教育機構，後來成為首都圖書館。紅衛兵在院子裡架起了一個大火堆，焚燒戲劇服裝和書籍等等，烈焰熊熊。口號聲震天響：「打倒反革命黑幫！」「打倒反黨份子XXX！」「XXX不投降，就叫他滅亡！」「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 」
這29人被強迫在火堆前跪下來，頭頂地。站在他們身後的有數百名紅衛兵。有的紅衛兵拿來了舞台道具木刀、長槍和金瓜錘，對他們劈頭蓋臉地亂打。有的紅衛兵解下腰間的軍用銅頭皮帶，狠狠地抽打他們。當時正值盛夏，人們身穿單衣。銅頭皮帶打下去，一下一塊血漬，打得衣服的布絲都深深嵌進肉裡。這29人後有紅衛兵，前有大火堆，無處躲閃。
1980年，筆者和肖軍先生有一次談話。肖軍說，當他跪在燒書的火堆前，被身後的紅衛兵用棍棒和銅頭皮帶毒打，以致頭上鼓起了大包，滿背流血的時候，心中真是憤怒至極。他想過要反抗。肖軍年輕的時候上過軍事學校，練過武功。他說，那時候他心裡想，如果他動手反抗，憑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幾個人。但是，他看到來自各學校的紅衛兵圍得裡三層外三層，爭相出手，打人打得發瘋了一般。他說，他想最後自己一定寡不敵眾，會被打死，自己死了也就死了，好漢做事好漢當，可是其他被鬥者會怎麼樣？和他一道被「鬥爭」的還有近三十個人，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邊，臉色煞白，額頭有血流下來。他想，如果他反抗，其他28個「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會跟他一道統統被打死在現場。他也想到他的家人也會被報復打死。他想了又想，最後調動了心中所有的力量，咬緊牙關，壓下去反抗的衝動，無聲地忍受了三個小時的毒打和折磨。
在這三個多小時裡，沒有人出來制止暴行，也沒有打電話報告市裡和中央的領導請他們來制止暴行。因為當時在場的人都知道，類似的事情正在整個北京城裡轟轟烈烈地發生，而這一切都是文革的領導人正在熱烈支持的，不可能有上級來制止這場毆打。
在「文廟」被毒打過之後，這29人被拖上卡車回到文化局機關。肖軍被禁閉在傳達室隔壁的一間小房子裡罰站，不給水喝，不給飯吃。他昏倒在地。他的兒子和女兒不見他回家，到機關來找他，也遭到毆打。肖軍在那裡被關了一個多月，9月底才獲准許回家。
肖軍曾經講到他的一些看法：他說他家中當時上有老，下有小，有11口人需要他負擔。他從1940年代起就多次受到「批判」。他的工資比較低，每月110元錢。難得包一頓餃子，只能買五毛錢豬肉加在白菜餡兒裡。如果他死了，他家人怎麼活下去？他得忍辱負重活下去。他認為老舍和他不太一樣，一直比較「順」，前幾次「政治運動」都沒有遭害，保持了優越的社會地位，所以可能在心理上對承受這樣殘酷的對待較少準備。另外，老舍不但年紀已老，而且腿有殘疾，走路吃力。在當時的情況下，體力強壯與否，也與能否繼續承受紅衛兵的暴力折磨有一定關係。
在「文廟」毒打之後，老舍被帶回到機關，繼續遭打。當時在場的作家楊沫，在三個月後的日記中追記8月23日的情景道：「在文聯樓門前的台階上，有幾個女學生緊圍他，詢問他，不時還用皮帶抽打兩下。我們都被迫圍繞在這個會場邊。當時，我不敢走開，站在旁邊，心如火燎。我們中的一位作家還當場站出來，義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 」（《楊沫文集》下冊，第5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年）
那晚，老舍後來又被送到公安局，半夜才獲准回家，並被命令第二日仍去機關接受「批鬥」。第二天早上他離開家後，卻未去機關。因為他未在機關中出現，有紅衛兵拎著銅頭皮帶到他家中找尋。第三天，8月25日早晨，在西城區太平湖上發現了老舍的屍體。
文革後，1978年6月給老舍舉行骨灰安放儀式的時候，報道文章裡說，他的骨灰盒裡裝著他的鋼筆和眼鏡。文章沒有直接說老舍的骨灰盒子並沒有他的骨灰。那時候的這類文章雖然給文革的受難者平反，但是說及文革中的一些可怕的事情時，盡量模糊委婉。
1994年，筆者曾經有機會和老舍的兒子舒乙見面，向他詢問為什麼老舍的骨灰盒子裡只有他的鋼筆和眼鏡。舒乙說，老舍的骨灰當時沒有留下來，因為火葬場不讓留骨灰。老舍去世的時候，舒乙31歲，他拿著北京市文聯開出的一封「我會舒舍予（老舍本名──筆者注）自絕於人民，特此證明」的公文介紹信，到火葬場操辦了老舍的火葬手續等等。是兩個年輕的婦女辦的手續。其中一個是梳小辮兒的姑娘，她說，上面有規定，這樣的情況不能留骨灰。
筆者曾經詢問是一個什麼樣的「上面的規定」，是哪個權力機關發的文件。舒乙回答不知道，只記得是那個梳小辮兒的姑娘說的。在舒乙發表的關於老舍的多篇文章裡，沒有提及有這樣一個「規定」，也沒有說火葬場工作人員告訴他有如此規定而不准留老舍骨灰。
由於不能獲准查閱文革檔案，筆者不能確定這是一個寫成書面文字的「規定」，還是一個來自文革高層領導的口頭命令。但是確實，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和被打後自殺的人們，都沒有能留下骨灰。當時北京的紅衛兵中流傳著一句話，「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的事兒嗎？」被打死者的家屬被要求付28元火葬費，但是不能要求保留骨灰。比如，從筆者的調查知道，1966年8月27日被北大附中紅衛兵打死的中關村中科院氣體廠工人陳彥榮，1966年9月8日被打死的北京第25中學教師陳沅芷，他們的家屬交了28元錢，但是沒能得到死者的骨灰。這裡面一定是有某個「上面的規定」在起控制作用，才可能作得這麼一致。希望有讀者會提供關於尋找這樣一個「規定」的線索。
有一種解釋說，不准保留骨灰不僅僅是為了進一步打擊死者，也是因為技術上不許可。當時北京大批人被打死以及被打後自殺。在8月18日後，死人數一天比一天上升。根據一份「內部」的統計資料，在老舍被送往火葬場的8月25日，北京有86人被紅衛兵打死。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的人的數字比前一天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高達125人。以後仍然逐日增加。此外，還有一批人像老舍一樣，在被打被侮辱後自殺。這樣，8月下旬每日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已經大大超過了北京的正常死亡人數。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後自殺的人的屍體成批送往火葬場，屍體上既沒有標明姓名也沒有作過血跡清洗。火葬場的停屍房爆滿。焚屍爐超負荷工作。也就是說，大規模的暴力迫害和殺戮造成了分別焚燒屍體和保管骨灰的困難。
